主题：【原创】东北抗战中第一次击毙的敌将领是“日籍将官”（上） -- 春秋的老胡

1932年1月9日辽宁锦州抗日民众武装击毙的日军骑兵第27联队长古贺传太郎，长期被认为是东北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领。很多文章都称其是以大佐军衔被追晋了少将。

但是根据日军档案史料的记载，1932年1月11日下午，日军十九师团师团长给日本陆军省发电报（档案《錦西附近に於て古賀中佐以下戦死の件》），称：“（九日夜，锦西附近）骑二七联队长古贺中佐以下将校四名、下士官兵一五名战死，二〇名负伤”。据此，古贺传太郎的军衔其实为中佐，被追晋的军衔则是大佐。

于是一个叫森秀树的日军军官，又被认为是东北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将领。

1991年1月24日，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当时名称为“旅顺帝国主义侵华遗迹保管所”，2003年更改为现名，并组建大连近代史研究所与其合署办公）从庄河县文化馆征集到一块高九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十五厘米的伪满“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记载了五个伪满“靖安游击队“官兵与“红枪匪”（是指庄河县民众抗日武装大刀会）激战，于大同元年十二月十六日（1932年12月16日）战死的情况。碑文左侧为：“故陆军少将森秀树，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故陆军骑兵上等兵张恩，故陆军骑兵上等兵李德全，故陆军骑兵一等兵张民”。

碑文明确记录了这个1932年12月16日被击毙的“森秀树”是个“故陆军少将”，击毙日期也早于1934年3月10日在吉林土龙山暴动里被击毙的日军步兵第63联队长饭冢朝吉（大佐追晋少将）。那森秀树应该是东北抗战史上最早击毙的日军将领了。

但是，在日军将官名录和追晋将官的名单里面，却都查不到“森秀树”这样一个姓名。那么，“靖安游击队”的“故陆军少将”森秀树，究竟是不是一名真正的将官呢？

这就得首先得了解“靖安游击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伪满军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一书收录的文章《伪满军政部始末》，关于“靖安游击队”有如下一段记录：

“奉天还设一个极特殊的部队，受伪军政部直接领导，这个部队名叫靖安游击队，后改靖安军。这个特殊组织起来的队伍，它不是由旧有的武装力量改编起来的，而是由日本人充任指挥官，由‘满鲜’两族浪人编组。它的服装特点，是在军衣袖头上接一红色袖头，群众叫‘红袖头’，这个队伍打抗日义勇军最狠毒，对老百姓的残害也最毒辣。伪满建国初期，辽东、辽西地区人民恨之入骨。伪军政部为了纪念它们的‘功绩’，一直保持‘靖安’称号”。

历史亲历者的回忆之中，则可以找到关于靖安游击队的更具体的多方面描述。——

金日成回忆录之中，如此记叙了多次与抗日武装展开激战的“靖安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参谋小松少佐指导下，以协助关东军的特别独立军的名义，组织了靖安游击队，这就是靖安军的前身，日满一体的混合部队。随着伪满军的成立，1932年11月靖安军被编入了伪满军……靖安军的武器和军服全由关东军供应。他们袖子上缠了一条红布，因此又名‘红袖队’。它用‘常在战场’的精神教育士兵．鼓吹臭名昭著的‘大和魂’和‘靖安魂’。这支部队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子弟，日语说得都很好。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组成的靖安军，宗旨是以游击战对付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

1933年8月时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多田骏（其后曾任参谋次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给关东军的报告中介绍“靖安军”的部分提到：

“该军是事变初期，为补充皇军兵力不足，在日本人司令官及日本人指挥官之下编成的特种部队，当时称为靖安游击队。建国后暂时归关东军直辖……参加各地剿匪，有功绩”。

被称为“满军之父”的佐佐木到一（1934年12月继板垣征四郎之后就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回忆其整编靖安游击队的经历时提到：

“这个队是事变后在关东军指导下建立的…他们以关东军直辖单位而自豪……他们拥有特务机关，配备人员达200名左右，每月要求提供五万元经费”。

曾任伪满奉天省省长的臧式毅，在作为伪满战犯的笔供里面，提到了靖安游击队的关东军司令部直接组建和设立政治宣传各部门的情况：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奉天伪军不敷分配为词，命成立伪军。遂招集一千二百余人，定名为靖安游击队”；“（靖安游击队）本部内有政治宣传各部门之组织。每月经费较他队多至数倍……”

靖安军作为伪满的支柱之一，1937年后还进入了八路军的关注视野。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科长刘型撰写的《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关于伪满军的情况，即有这一段记载:

同时还成立所谓“靖安军”（民众称“红袖头”），以日人作军官，招收家产在一百石田以上的子弟及中学生，经奴训几月后，遴选入伍，作为傀儡政权的主要支柱。

而伪满洲国早期的电文中，也是不难寻到关于“靖安游击队”的记录，例如1932年5月10日两个伪满汉奸头目之间的公函《于芷山致臧式毅函》里，即有这样一句：

“适据报告，柳河县刀匪猖獗，当令靖安游击队与王殿忠两部．并本部卫队刘营约两千人，分三路进剿，定于今(十日)夹攻柳河之贼”。

又如1932年7月4日《祁清黎、山崎健太郎、刘峻泽给臧式毅的报告》也曾提到了“靖安队”：

“友军二十九及三十二两联队及靖安队，由东西两路入柳河境，会师五道沟子……”

日方的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收录的关于1932年12月的“讨伐”辽东三角地带（正是1932年12月森秀树被击毙于庄河县）的电文，亦有多处明确提到了“靖安游击队”：

“12月1日，军司令官决定在12月中旬开始讨伐三角地带，并命令把满洲国军李支队（以三个步兵营为基干）及靖安游击队（以三个步兵营、三个骑兵连、机枪、迫击炮及山炮各一个连组成）自12月5日以后，配属给在大孤山或奉天的第二师团，把王支队（步兵约两个营为基干）自12月10日以后配属给在大石桥的独立守备队。接着予12月6日决定了讨伐开始日为12月13日。

12月7日，下达了大要如下的师团命令：庄河方面讨伐队（是由）小岛大佐指挥的步兵第四联队等、靖安游击队的一部（组成）。

12月20日，第二师团把靖安游击队及李支队全部转交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指挥……”

（注：上述电报中提及的伪满军李支队和王支队，分别指伪满奉天警备军李寿山、王殿忠部）

了解到靖安游击队的情况之后，需进一步查询的，即是森秀树在此部队里面究竟是何种职务了。

曾任伪满靖安游击队第二营四连三排少尉排长的金福山，其回忆文章《我在伪靖安军的经历》里面，就靖安游击队时期的日籍和伪满军官组成都做了一个详尽的记叙。

他记录了靖安游击队于1932年“编成3个营、1个骑兵团、1个炮兵队”。其中，“骑兵团长森上校（日军中佐），下有4个连，连、排长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

根据这一份关键的史料可以得知，森秀树有日军的中佐军衔（这样其是只被追晋为日军大佐的），当时在靖安游击队担任骑兵团的团长，同时也有伪满军队的上校军衔。

上校军衔在此时的伪满军队里已经是不低了。当时，伪满洲国军政部参谋司下设的军事课、军法课等，军需司下设的兵器课、经理课等部门（伪满上述部门的名称是“课”，是明显的日式名称），其课长虽是手握重权，也只是授予了上校军衔而已。

有文章说森秀树已于1930年8月已晋升为大佐，这应是个错误的记叙。当时，日军军官到伪满军队任职，军衔都会升上一级乃至更多，比如：根据金福山的回忆，靖安游击队炮兵队的队长吉村是日军的少佐，同时有伪满军队的中校军衔，军衔也是较之日军里升了一级；靖安游击队的日籍参谋长德留友宾在日军里面仅仅是个大尉，在伪满军队中的军衔升了两个级别，成为了伪满军中校。

森秀树若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是大佐，不至于在伪满军队中只获得上校的军衔。考虑到到伪满军队任职的日军军官，很多之前已成为了预备役，也有可能是森秀树曾于1930年获得预备役大佐的军衔。但是预备役军官战死，也是得不到军衔晋升的。据此，森秀树没有出现在日军将官的名单中，是可以理解的了。

金福山的回忆文章里面，还详细记录了森秀树等被击毙的过程：

“1932年11月去凤城一带讨伐……森上校率骑兵团外配刘牧禅的三营，由海城下车到龙王庙会合。海城下车后的第一天宿营庄河县土城子，夜间被义勇军、红枪会约百余名围攻森上校的宿营地。森上校住在一个围有土墙的大院里，听说红枪会袭击来了，他不服地用战刀堵住门口，结果被刺死了。他的副官日本人中尉也被扎死在墙外粪堆上，他的骑兵第一连长是和森上校住一个院，跳墙逃跑时被扎了一枪头。两个连被打散了，刘牧禅营坚守未敢出击，以后红枪会就撤走了”。（注：此次战斗中脱逃的伪满靖安游击队三营营长刘牧禅，日后成为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将武官）

从以上史料可以了解，森秀树被击毙时仍是上校军衔，而他那个被击毙在“粪堆上”的、有伪满军队中尉军衔的“日本人副官”，则明显即是“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上面记录的“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收藏的“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本身其实是伪满的组织树立的，碑文的右侧写着：“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 警察协会、协和会建立”。

落款为伪满“警察协会、协和会”的这种纪念碑，也都是为展示伪满军警的“事迹”而树立的（森秀树和木下谦一郎也已入伪满军队，碑文中也另有三名伪满士兵）。

例如桓仁县有一块伪满的“故警士杨兴亚君殉职地”纪念碑，落款也同样是“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 协和会 警察协会建立”（和“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一样，同为1939年“九一八”事变八周年时建立）。背面碑文也是纪念伪满的警察与抗日武装作战的“事迹”：“杨兴亚君系桓仁县人士，化尖子警察署警佐。康德三年四月三十日，因匪首张伪大队长等率羽党三百余名，在化尖子部落，该君勇抗敌，以致壮烈殉职”。

根据“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碑文的记录，森秀树和木下谦一郎都给追晋了一级军衔，森秀树成为了陆军少将，木下谦一郎则给追晋成上尉。

而他们追晋的军衔，和另三名伪满士兵的军衔一样（此三名士兵的军衔应也是追晋，分别从一等兵追晋上等兵、二等兵追晋一等兵），都是伪满军队里面的军衔。虽是这样的情况，然而，击毙森秀树，毕竟也是东北抗战史上第一次击毙了敌人的将官，而且是个日本籍的伪满“将官”。

更值得一提的是，“靖安游击队”作为“辽东、辽西地区人民恨之入骨”的日满混编军队，民众抗日武装大刀会一举消灭了其的骑兵指挥官，也是沉重打击了其嚣张气焰。

大刀会击毙森秀树的事迹，从此也长久留在了庄河县人民的心中。庄河县一中离休教师张鹏云过了很多年仍有回忆：

1932年12月的一天傍晚，“大营屯许仁章等四人，到家看望父亲。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长一尺半的长刀，刀把上拴着尺长的两条红布。……第二天下午，在小营学校读书的堂兄堂弟们，跑到我家来对母亲讲，“‘小鼻子’(指日本人)大头头叫大刀会夜里给砍了，并赞佩说：‘大刀会的都是好样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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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续文关于庄河县大刀会和首领鞠抗捷

1932年12月16日击毙森秀树的庄河县土城子战斗，是当时庄河县大刀会首领鞠仁卿组织的。

“九·一八”事变前，鞠仁卿在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原奉天省警官学校）上学。建国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当时曾一度担任该警校的教育长。

1928年前，高崇民是哈尔滨特区的教育会长，因为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抵制日货，而被押解回辽宁原籍。到沈阳后被当时奉天省警务处长任用，担任奉天省警官学校教育长。在1928年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高崇民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表示“他是因抗日救国而被押回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行为没有错，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主张”。鞠仁卿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高崇民攒着拳头、敲着桌子高喊道：“把我的脑头轧碎了，也不改变！”

教育长高崇民的教导，给了时年18岁的鞠仁卿以深刻的印象。无疑，这样的教育也在年青的鞠仁卿心底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鞠仁卿由沈阳回到庄河，参加了刘震清的义勇军。于1932年3月代表他去北平。鞠仁卿到北平刑部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庄河县义勇军的战斗情况时，又见到了高崇民。此时，曾受到老师高崇民鼓舞的鞠仁卿，已经成长为抗日武装的一员了。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庄河县义勇军的首领刘震清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八路司令，鞠抗捷为参谋长。

不料鞠仁卿8月份回到庄河时，刘震清已叛变投敌。甚为愤恨的鞠仁卿“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参加了大刀会”（见他的回忆录）。

庄河县档案馆馆藏的《大刀会的情况》和《大刀会的历史资料》（见于地方文史里《庄河大刀会的抗日活动》一文的引用），介绍了大刀会的组建历程和土城子战斗的情况。其中即提到：一九三二年夏，庄河县一批知识分子“从大连邀请十多名原在山东省招远县因办‘红枪会’而失败的一些避难人员，以他们为教师，来到庄河共同组筹大刀会”。“由于红枪会会员的武艺一般较好，且有严明的纪律…所以组织发展很快”。

鞠仁卿的父亲鞠连第是庄河县的开明士绅，他出资从大连聘请了部分教练武功的山东籍前红枪会会员，且为给大刀会筹集经费而卖掉了百余亩土地（见《大连市志—人物志》的记载）。

1932年10月，庄河县各个大刀会团体实现了联合，正式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按照前述庄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的记载，鞠仁卿此时是大刀会的实际负责人（见《庄河大刀会的抗日活动》）。

鞠仁卿后来回忆“大刀会从成立到发展，成员都是自愿参加的。不脱产，各人自备红樱枪一支，枪头有一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光亮，栓上很长的红樱，装配上硬木枪杆，扛起来十分威风”。

从鞠仁卿的回忆来看，大刀会只是借用了东北普遍的大刀会组织之名，其武器配备和练习的武功都沿袭了山东红枪会的套路。这也是为什么那块纪念碑会污蔑之为“红枪匪”。

1932年12月15日，大刀会的首领鞠仁卿等得知了伪满靖安游击队进入庄河县境内，“立即组织力量，布置作战方案，从大郑一带开始堵截，得知敌第一、二两营已驻庄河城内，第三营、骑兵队夜宿土城子”。

伪满靖安游击队第三营、骑兵队夜宿土城子的记载，和前面引用的靖安游击队少尉排长金福山的回忆一致。两份史料得以彼此印证。

大刀会是不脱产的武装，“平时各归各家，有事，凭鸡毛信传令集合”（见鞠仁卿的回忆）。12月15日下午，大刀会会众已从汇合到一起。了解到日军的情况，大刀会随之夜间主动出击，组织了大刀会会众夜袭靖安游击队一部宿营的土城子村。

夜袭靖安游击队的战斗中，“大刀会出动了三千余人分兵两路。一路由娄子敬率五百余人，从土城子的西北方向直插而入，另一路由鞠抗捷等人率领二千五百人，将整个土城子围困起来……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晚深夜开始，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直到翌日十一点左右方结束战斗”。

此次土城子战斗，“击毙、击伤敌人计十余名，缴获步枪、机枪共二十余支（挺），战马三十匹，大刀会也伤亡十多人”。

根据《大连市志—人物志》关于鞠仁卿的父亲鞠连第的具体记载，土城子战斗大刀会牺牲了七人，是鞠连第出资安葬的。

此次战斗最后的阶段，敌人在屋顶架上了机枪扫射，一部分敌人在机枪掩护下趁机逃散，一部躲在院落内坚守不出。大刀会未能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但仍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激战中敌人靖安游击队骑兵部队的主官森秀树上校，被大刀会使用红缨枪成功捅杀。

他部下的大刀会会众一举击毙靖安游击队“联队长”（即骑兵团团长）森秀树的具体过程，鞠仁卿也曾有一段回忆：

“经当天晚上（注：即1932年12月15日晚上）侦察得知：日伪军骑兵160名，大部分住在土城子村的各个住户内，联队部住在村东头的寇福昌大院内。大刀会把土城子层层包围，半夜里发动进攻，一时间杀声四起，敌人乱成一团。冲到寇福昌大院的前边，与大院里跑出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吓得关上了大门。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被关到门外，陷入了大刀会的包围之中，他挥动着手中战刀乱砍乱杀一阵后，转到西墙的一个偏房往上爬时，被大刀会员用红缨枪把他戳死于墙下，并缴获了他的战刀”。

这个过程和靖安游击队少尉排长金福山回忆的细节也是几乎一致的，史料再一次彼此印证。

坑品是不错的

从大东门出来一直向东，出外城，即到军工厂地带，路北为造兵厂，路南东侧为东塔机场，路南西侧为管理和附属机构及一些小厂，司令部就在这些小厂的南面，现址应为沈空西院全部及东院的一部，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院内仍能在挖防空洞的时候挖出日本军刀、钢盔、刺刀、人骨。

老胡啊，给你发东西总被打回来，我估计是图片太大，等我找个硬盘空间再给你。

另：

兄台的那些图片，是等得有些急了呀

有1931年左右的沈阳地图吗？期望看看当时的沈阳第六区

手上只有几张电子版小地图，看不明白的

《谦庐随笔》是在长期在北平活动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记录的在中国和社会各界尤其是上层人物交流的情况。

书中提到他曾在一次宴会见过一个有众多徒子徒孙的武术家孙承烈和他的弟子，其中弟子马某和徐某在伪满禁卫军，还有一人在商震的32军，另一人在29军，都是武术教练。

宴会中有人说到：29军的刀为长柄，称“双手刀”。日本人忌殚29军大刀队，就从伪满的禁卫军和靖安军中挑出善用刀的，在马某和徐某等指导下，练习单手刀（又称“青龙刀”）。因为单手刀使用灵活，在长城抗战的战斗中压住了29军的大刀队。

该医生评论：“29军之大刀队，华人也。关外之单刀队，亦华人也。杀人人杀，尽皆华人。”

长城战役尾声中，日军颇以大刀队为虑，特自关外之禁卫军与靖安军中，抽调精谙刀法者，编为一梯队，转战长城各口……

渠辈所用者，日人称之为“青龙刀”，实则不过单刀耳。而二十九军所用者，刀柄特长，人号之为“双手带”，用时须双手握之，始可运用自如，砍抹挥舞，自不及单刀灵活，相形之下，颇呈劣势，数度搏战之后，二十九军之“双手带”健儿，已时有“技不如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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