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下钱庄 引子 -- 卢国俊

最大的观感就是鬼气甚重，比如一个什么释放犯片了一个杀自己孩子的凶手什么的，还有一只通灵的金刚鹦鹉什么的。

没想到那个系列还讲到了金融

蚂蚁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提高创汇，政府除了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创汇途径。

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放出来，人们就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被这股春风吹的足够春暖花开、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当时在东莞，有个叫张细的人，首先就架着东风飞上了天。他拥有一家企业叫张氏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自己任董事会主席。开放的春风首先大力鼓励外商进入中国投资，专门研究投资并运作投资的张细对此很敏感，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拿出来尝试了。

首先，他提出，潮汕、东莞地区地少人多，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当时叫无业游民），这部分人不用起来，第一是资源浪费，第二也对治安不利。如何用，则需要从企业贸易形式和投资形式上有所创新。

创新的基础在于找到实际的现实需求，否则，创新也没什么意义。而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劳动力显然有着巨大需求，中国则对外资也有着巨大需求，这是中外合作的契合点，也是张细搞模式创新的基础。他当时想，我们完全可以组建这样一种企业模式：

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建厂房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一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一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

这个设想的意思是，港商或外商可以在特区设立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实施补偿贸易。这种投资模式的好处是，双方互不作价，只提供生产条件，政府不需对外商的贷款负责，原料、产品都是你的，进出口实施免税或者优税政策，你只需向我们的劳动力支付外币工资即可。

外什么要外币工资？

这里面就有个很高明的设计了：外币在中国不能流通，因此工人拿到外币工资后，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这样，外币就可以留在中国！

一时间，政府对这个投资模式宠幸有加，马上大力推广，鼓励特区以“三来一补”企业吸引外资。因为国家也看到，这样的方式既方便对外商以及外币工资进行监管，又不需要我们管理工厂的运营和负债，只要管控从国外来的原料价值，然后再根据出境的商品完成核销后的贸易补偿即可。

国家顺应各方需求正确倡导，民间自然买账。一时间，“三来一补”企业在经济特区搞的风生水起，效果显著。无业游民们有了工作，还挣的是外币，特有面子，层次马上提升了不少，从此不再吆五喝六、纠集滋事。

但是，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三来一补们生产之余，开始打自己各自的小九九。

当时国内工业原材料，如高档衣料、染料、皮革、添加剂、合金原料等非常紧缺，国内企业想进口，除了有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国家外贸部门或者是物资局调配。三来一补们就发现，他们每次进口原料时，如果报价低一些，数量比生产需求多一些，那么多余的原料就可以在国内市场被一抢而空。这个赚钱门道老外其实很明白，就是典型的走私！但是市场巨大，利润可观，大家对此还是很热心。

对于三来一补来说，走私有利益上的好处，也有难处——在中国境内贩卖原料、半成品，利润虽然巨大，但由于是不法所得，出境就成了问题。

这时，前面说的那些工于经营之道、在初期积累了一定外汇资本的黄牛们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需求，开始闪亮登场。由于这些走私原材料套利的额度太大，黄牛们自己的资本太小，就相互之间形成聚合，大家合伙注册公司，在境外（通常多在香港）和境内开很多账户，把各自的钱放进去，对外形成名义上的商贸公司，暗地里则构筑成了标准的拆账机构。

这样，真正的地下钱庄便华丽亮相了。

他们一上来，就把目光瞄准三来一补，这些企业对他们来说比爹娘都要亲。而三来一补们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因为最初这些套利抽逃者都去找一些坐拥大资本的企业去寻求套外汇，但大资本们都是顶级企业，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毕竟是违法的事，一旦让政府发觉，势必落个身败名裂。对他们这样的身家来说，为了赚点小钱铤而走险，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无奈，三来一补只好悻悻而归，把目光转向这些钱庄。

1985年，美元兑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9，但从这些钱庄为逃跑者提供的境外付汇汇率却已经达到1:4。问题是，三来一补是外汇抽逃，黑市价也不得不接受，总比跑不出来强。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钱庄在其香港账户支付三来一补企业要出逃的外币，而在其众多的国内账户上按照黑市汇率收取人民币，或者直接收现。

这个过程叫境外付汇。顾名思义，就是本来该境内银行系统付的汇，却在境外不经过银行系统支付了。

有时，这些刚刚运作没多久的钱庄也有抓瞎的时候——境外账户经常捉襟见肘。

骑着母猪过大河，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外汇紧缺的方法。

这些人还在平时经营一种地下汇款业务：利用亲属和老乡关系广泛拓展要从境外往国内亲属账户上汇款的客户。

前面说到的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当然，也是高建明的亲戚）的战友就有境外亲属，就一度成为地下钱庄追逐的客户之一，这个地下钱庄的经营者，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灿文，而中间人恰恰是高建明亲戚的一个同事，叫林文东。

当时的林文东刚30出头，是物资局的一个主管会计。虽然都是搞财务的，但如果拿林文东和高建明做对比，财务潜质绝对差很大一截。林文东是学会计专业的，而高建明则是半路出家搞财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林文东不像高建明那么活跃，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问题是人家“闷”的彻底，能闷到认准一件事就低头专研的程度。他入行也是纯熟偶然，在物资局处理一批物资款项时交友“不慎”，结识了一个内地香港两头跑的货币兑换店老板陈灿文。其实兑换点是假，钱庄在香港的账户窝点才是真。这个人带他入上了“溜光大道”，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于是林文东便以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感谢他八辈祖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态度开始潜心研究，为他拉拢客户。

同在一个单位，林文东打听到高建明亲戚有个战友，有境外关系，过去常常能收到侨汇，侨汇券多到处乱发的程度。于是就在一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坐到高建明亲戚的旁边。

物资局的作用就是调配紧俏物资的，经常搞点紧俏伙食也自不稀奇。俩人在那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扯。林文东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高建明亲戚，是不是有个战友有海外关系。八十年代已经远不像五六十年代，和海外沾边都不敢和人打招呼，生怕被牵扯成走资派割尾巴，反而是以有海外关系为荣。尽管是战友的海外亲属，但高建明的亲戚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也没多想，就一个字——有。

有就好办了。

林文东当时也没多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开始对亲戚进行无比腻味的疯狂公关。后来搞的亲戚觉得像被狗皮膏贴上了一般。尽管多多少少有些反感，但对林文东这个人却也逐渐有了了解，觉得他除了闷头和腻人之外，各方面都还过得去，值得交往。

于是，俩人渐渐就放开了戒备，终于有一天，林文东张开了口，说出了替香港兑换点联系海外客户的事情。亲戚就答应他，和自己的战友说说这事儿，尽量试试帮他。结果战友是个豪爽性情无以复加的人，马上答应，以后的海外汇款可通过那个货币兑换点操作。

就这样，当战友的海外亲属再次要给他汇钱时，那个货币兑换店在行动：

由林文东在国内按照买汇黑市价1:3.2将6.4万元人民币打给战友，而陈灿文在香港收取战友亲属打过来的2万美元。

这个操作叫做外汇截留。顾名思义，就是把本属于流入境内的外汇截留在境外。

黑市有黑市的规矩。值得一说的是，黑市规矩往往比那些黑字白纸上的明令来的有效。这一点事实上很值得政令制定者反思：如何提高执行力。信义是地下钱庄的基础，而国家机器有强制力，但也不能完全没有“信义”，这个信义翻译成官话，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叫做“公信力”。也就是说，公信力是政令的基础。否则，法律可能都不如口头承诺！

当然，在执行力上，除了信义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利益驱动大于责任驱动！

比如，林文东这人就很守规矩，第二天拿着2000元给了高建明的亲戚。亲戚有点懵，急忙问这是干什么的钱。林文东如实告知，每操作一笔汇款，他能得2毛钱的差价。这次幸得他的帮忙做成这笔生意，所以按照规矩，他也是中间人，理应分享利润。

仅仅帮忙搭了句话，就赚了2000元，亲戚心里想，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

然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钱庄做笔生意才2万美元，太少了吧？这和本书开头写的巨额交易量不相称呀。

实际上，第一，当时的陈灿文还是个小钱庄，基本上就是货币兑换店的规模；第二，真正的钱庄生意不是几天一笔或者每天一笔，而是每天几笔、十几笔、数十笔或者上百笔！

而全国遍布的大大小小的地下钱庄、黄牛党，是根本无法统计的，这也是本书最初提到的热钱无法统计的主要原因。

这里只有一个概念，钱庄的数量，很多！

圈内的人提及地下钱庄的发展壮大，常用蚂蚁搬家这个词来做形象的比喻。

尽管地下钱庄是非法经营，但是有一点这里必须指出：这种蚂蚁搬家式的商业模式，简单而传统，一，靠量，二，还是靠量。

全世界都行得通的传统的薄利多销原则，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

当然，钱庄除了用这种外汇截留的方式在境外储备自己的外汇小金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比如，截留那些要到国内的投资款项，这个操作基础是：当时国家吸引外资的管理理念为——只要你有钱建厂房就算是投资，而不管你的钱从哪里来！

地下钱庄就是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模式发展着，长大，悄悄进行！也就是这样一小撮人，以后大都成为呼风唤雨、调动民间资本的大资本家，成为今天热钱暗流涌动的翻江手，成为中国经济亦敌亦友的灰色地带。

地下钱庄到底操控着多少钱，地下钱庄自己都说不清！

然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钱庄做笔生意才2万美元，太少了吧？这和本书开头写的巨额交易量不相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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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书吗？书名叫什么？写完了吗

钱庄有大有小，一个人搞个兑换店也是钱庄，大钱庄也有小生意，小钱庄也有大生意。一个钱庄有几百上千个账户，每天都在流动。这本身很多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准备写不少字，既然写，开头立意就基本上准备成书了。

钱多人傻，速来

地下钱庄也有发展机遇期。

1986-198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的外汇增长开始加速，国家外管局为了进一步维持并鼓励这种势头，专门提高了创汇单位的留成比例，自主创汇的外贸企业或生产厂家，外汇留成提高到20%，企业可以自主处理这部分外汇额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自己就能乱来，外管局还是有规定：所有留成外汇的调剂和兑换都必须在外管局的监管之下进行，必须经过外管局外汇调剂中心的调剂才能交易。

为此，当时的深圳会计管理还专门为了适应这样的形势而设置了一个新的会计科目——“货币兑换”，以反映企业创汇留成的转换情况。事实上，这一科目的设定，已经基本上表明国家默认了外汇市场存在着浮动汇率。比如，早在1986年10月，国家就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允许在经济特区和主要沿海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汇管理部门买卖外汇，并提高了外汇调剂价，规定1美元外汇留成额度为1元人民币，现汇调剂最高限价为4.20元人民币。

这样的外汇政策，一度让外汇调剂市场异常活跃，效果立竿见影。到1987年底，我国外汇收支总额己达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由1981年的66.1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75.5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外汇流量也自然不断增加，这为外汇调剂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于是，国家继续趁热打铁。1988年初，国务院又推出一个决定——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也给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要求，外汇调剂工作是外贸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配合。

政令如山，外汇调剂市场自然不敢怠慢，开始披星戴月地迅速狂奔：

首先，国家外汇管理局一马当先，在北京设立了全国外汇调剂中心，并责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或外汇交易所。其次，进一步放开外汇调剂价格，可根据外汇供求状况实行浮动。另外，外汇调剂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均可通过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而外商投资企业与国营、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之间，也可以相互调剂外汇；甚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个人外汇调剂业务。

很快，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外汇调剂市场体系就逐步明朗并日渐成熟发展起来。

场内有调剂，场外就有空间。

寻找商机本就是生意人的天职。黄牛们对市场非常敏锐，很快发现，外汇的私下调集虽然是在官方价格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并且明面上具备1元人民币的调剂额度。但是，实际的货币兑换价格，却是协商出来的！

协商，就是大家有的谈，利润空间本就不小，双方或多方利益均沾的话，买卖没有做不成的。因此，原先勤勤恳恳倒腾侨汇券和外汇券的黄牛们的老黄牛精神被再次激发出来，他们隐约觉察出，所谓“券”这种中间凭证的存在意义已经不大了，被赶出市场是迟早的事儿，这么“有利”的政策条件，直接在调剂缝隙中做文章更有前途。

于是，黄牛们华丽转身，地下外汇买卖生意全盘“钱庄化”，一个灰色的金融产业链条开始布局天下。

第一次交易

阴差阳错的当了会计，尽管高建明知道，这个工作不是自己的归宿，但总得给帮助自己的人一个交代，于是，他表面上干的很是踏踏实实，可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郁闷。于是决定静以待变，等待机会。

高建明是个很善于总结的人，早在上中学时就形成了“君子而日三省于己”的好习惯。每每下班回到自己小小的宿舍，他就会回顾自己毕业后的种种经历。往事历历，教训却只有十六个字：年轻气盛、不谙世事、锋芒太露、自以为是。

他深深体会到，社会根本不是哪个人的一己之力就能改变，相反，人主动去适应社会才是正途，整日怨天尤人，抱怨命运不公，那是祥林嫂，绝不是他高建明。路是自己走的，交通规则（社会风气）早成定式，打左灯向右转，别人看着必然不顺眼。所有的错误和挫折都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造成的，一切，都需要适应和学习。

因此，有时候高建明回到学校，或者遇到后来的小师弟们，都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只要有根棍子，都能撬动地球。就业时千万不要太挑剔，不要自以为是人物，毛泽东逝世前全国人民心里都想，没有他老人家大家可怎么过？国家会怎么发展？到头来，时间照样延续，历史车轮一样继续前行。

但是不管怎样，高建明的个人能力绝对没话说，加上自己讲义气，乐于助人，人脉网络日渐缜密，周围的人群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不到三个月，机会就来了。

蛇口集团正在筹备一家专门的贸易子公司，缺一个财务经理，就将眼光瞄准到总部的结算中心来。结算中心乃至整个集团的同事都非常认可高建明，再加上主任“豪哥”是集团财务领域的大拿，他鼎力推荐的人，自然就上了推荐名单第一位，于是，高建明竟然顺利成为了集团子公司——荣昌贸易公司的财务经理！

这对于刚参加工作三个月的高建明来说是一次职业道路上的飞跃。

但是，升任财务经理初始，外人对他的升职无比艳羡，可他自己却一个劲儿打鼓。

为什么？

搞财务，他一点儿都不专业！

刚刚走马上任，外表的光鲜并不能掩盖他真实的困境。对他来说，自己要管理好下面的财务人员，自己起码得懂差不多吧？可是，别说什么财务了，就连个会计凭证，高建明都不会做。好在有“豪哥”罩着，他经常虚心求教，甚至荣昌公司第一个月的报表都是豪哥帮忙完成的。我们前面也讲过，高建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天资聪慧，学习速度一流，什么事情只要看一次，就学个八九不离十。在豪哥的点拨下，财务业务自然不在话下，很快，他就从菜鸟蜕变成了财务高手。

在政策的推动下，荣昌公司很快就展开外贸业务，处理外汇调剂和货币兑换这样业务自然就落在财务经理头上。高建明一点儿没含糊，第一笔外汇兑换业务就办的极其漂亮。

当时，荣昌公司有20万美元的贸易款项，需要迅速变现人民币，等待他用。

这给高建明出了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尽管当时的政策已经相当开放，又是外贸公司自由兑换，又是汇率浮动的，貌似大家怎么干都行，但实际上有一点，必须经手外汇调剂中心完成。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时国内的金融结算不是一般的缓慢，境外账款最少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入账！

一边很急，一边很悠然，高建明夹在中间就有点手足无措。

郁闷的高建明再次求助豪哥。豪哥自然义不容辞，这天下班之前，就给高建明打电话，说晚上约了个能帮忙的人吃饭，让他提前预定饭店包间。

下班之后，高建明特意提前早到，在包间里等着救星们光临。

外面一阵脚步声和嘈杂声传来，有个声音高建明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耳熟。门开了，豪哥和一个重量级小个子走了进来，高建明顿时有点偏瘫——

小个子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和父亲遭遇美色尴尬的那个亲戚布置的饭局上的大哥大老板邱国建！

高建明心里瞬间涌现出无数个问号：豪哥说的能帮忙的人就是他？他貌似不是什么正道中人！公司的事情怎能由他来插手？

邱国建看见高建明也是一愣，脑海中短暂地快速搜索，也把几个月前的搞笑场面提取了出来。他随即面露微笑，上前握手，还拍着高建明的肩膀，问：“小老弟，还认识哥不？”

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应酬场面高建明也经历过多次，尴尬往事早已不再，现在的高建明俨然一个酒局老手，轻松自然地回答道：“哎呀，原来是邱哥！不不，按照我父亲和您的辈分，该叫邱叔才对呀！”

“别，别，我有那么老吗？哈哈，现在没别人在场不是，还是叫邱哥好了！”

一边的豪哥很是惊诧：“你们认识呀？”

“是呀，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和高老弟就相见恨晚了！这几个月不见，高老弟果然是华丽变身呀，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唉，后浪推前浪啊……”

大家落座，酒局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彼此。酒是打开心灵的钥匙，说来也很奇怪，高建明对邱国建的好感随着推杯换盏逐渐加强，我们前面讲过的第六感发挥了作用，高建明决定不再兜圈子，开始讲到这次合作的事。他把他遇到的困难向邱国建详细介绍了一番，豪哥也在一旁帮腔，说什么做兄弟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何况邱老大就是“及时雨”，此事非得需要邱老大伸出援助之手不可。

总之一句话，高帽子除了绿色的之外，其他五颜六色的都统统向邱国建抛来。

一个人奉承，那叫溜须；两个人奉承，就叫认可。

邱国建做生意多年，在大事面前，虽然早已对这种嘴上抹蜜的话有了免疫力，但也架不住酒精和两个人相互叠加的奉承。最重要的一点，邱国建是普宁人，潮汕地区的人自古就有一种天生的能力——看面相。尤其是潮汕生意人，对面相是否相合非常讲究，而且都能通过第一次接触迅速通过面相、外形、肢体、气质等判断对方是否与自己合缘。如果在对方身上真的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那无论多赚钱的生意，都会避而远之。

我们前面也说过第六感，这种感觉在潮汕人身上来的相当强烈，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是一种自古以来的文化积累，总之，短短的时间内，邱国建也给高建明做了个系统的相面，答案是——此人可信！

于是当场打了保票，这事儿包在他身上。

常言道：酒越喝越厚，钱越赌越薄。当酒局上升到文化的时候，酒不再是酒，而是一种武器，一种力量。酒中自有颜如玉，酒中自有黄金屋，男女喝酒能乱性，兄弟喝酒则能情浓！

喝到酣处，邱国建豪情万丈，却突然抢着结账走人。高建明不明所以，还和他推来搡去，结果豪哥出面阻止，说邱哥性情中人，谁请客自不必计较。问题是高建明没弄明白，喝的好好的，为何邱哥突然要走。

邱国建一派大哥风范，拿起大哥大打了个电话：“……我不管咯，你是妈咪，我们又是老交情了，你不给我准备上好的货色，我可绕不过你啊……”

他回头又对高建明说：“兄弟，上次初会，知道你放不开，这次，我好好招待你一下，年轻人，会玩才会做生意！”

高建明突然明白了邱国建的用意，有酒地，自有花天。

于是三个人加上邱老大带的两个伙计，又转战“花场”。这是高建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彻底的放纵，他不想在豪哥和邱老大面前表现什么清高、表现什么众人皆浊我自清，因为他隐约觉得，冥冥之中，和邱国建的缘分似乎是上天注定，他们在将来，可能会打不少的交道，那么现在，就应该表现的像个同道中人才行。

具体细节自不必表，无非是轻拢慢捻抹复挑。但有一点值得一提，入行的代价着实有点大——高建明的第一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送给了风月场，不论日后如何飞黄腾达，这却成了他一辈子的痛处！

第一次，毕竟欠缺经验，高建明草草就收场了。趁着那两位还沉浸在巫山云雨之中，高建明偷偷出去把帐结了，这几乎花掉了他几个月上班以来的所有积蓄。好在这地方相当“正规”，还能提供发票，科目随便开！

接下来，事情就出奇的完美了。

当时，荣昌公司的20万美元出口货款已经在其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到账，如果通过国内的银行系统，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3.7元人民币，在加上调剂价的1元，公司汇兑后将会是94万人民币的账款。但是，荣昌公司在国内需要马上用这笔钱支付另一项业务，否则就算违约。从银行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走正常的境外贸易结算途径显然是没指望了。

邱国建出面搞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了。当时的地下黑市的结汇汇率达到1:5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20万美元要卖，通过黑市周转的话，则可以有100万人民币的进账。但是第一次，邱国建并没有向高建明透露太多的细节，只是私下里告诉高建明，他可以给荣昌公司4.8的汇率，而给高建明则是4.85的汇率，也就是说，高建明中间会吃到5分钱的差价。

这自然让高建明大为开心，他兴冲冲直奔荣昌董事长的办公室，说那笔20万美元的贸易结算他基本可以解决，而且还比官方调剂价高1毛钱。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其实没什么正经事儿，一般也就是算计算计自己那点钱。闻听此言，顿时觉得高建明简直有如天外飞仙，这个人办事不仅快，而且还能坐地赢利，比官价多2万元（20万美元×4.8=96万人民币），当然心花怒放。在恨不得把高建明夸死之余，也反复声明，一定要确保资金的安全。

事情于是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起初，高邱二人商定的是见到汇票后，邱就将人民币打进荣昌公司的国内账户。在临操作之前，本来高建明怀里已经揣了张20万美元的即时汇票，但他还是多留了个心眼，把董事长的安全意识旁敲侧击地传达给邱国建。出于对这个潮汕小老乡的好感和信任，邱国建做了一件当时很少在地下换汇领域出现的事——拉着高建明到了银行，启动自己国内账户，毫不犹豫地先把96万人民币打到了荣昌的账上。要知道，当时即使凭汇票完成同城结算，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账。而邱国建还没有见到对方的汇票，荣昌公司的帐就到了！

兔子没看到，就先把鹰撒出来了，这生意做的真是万丈豪情！

这一举动让高建明对这个真正认识才两天的大哥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和信任，高建明随即掏出20万美元的即期汇票交给了邱国建。而且邱国建一看，汇票早已做好背书，收款人名称竟是他的私人名字！

两人就在银行完成了这笔交易。

接着，两人又在银行门外完成另一笔交易：邱国建掏出1.2万元，交给高建明。

高建明一看，数目不对啊！

按照俩人约定，邱给高的汇率承诺是4.85，即97万人民币（20万美元×4.85），现在入荣昌公司账户的是96万人民币，也就是说，1万块的差价是给高建明的。但是，现在怎么会多出2千呢？

高建明在没有弄清这2千的来历之前，死活推辞。

邱国建干脆拉着高建明进了旁边一个咖啡馆，俩人坐下来，邱国建才告诉他原因。

第一，之所以那么相信他，没见汇票就先给他放款，理由有三：

一是对方是国营公司，基本上不会存在赖账的问题，要知道，那时的国营公司诚信指数确实不可与现在的国企同日而语。即使是真的有什么意外，也容易追讨，毕竟背着国营的壳子，而且他自己混迹这行当这么多年，早就有了一整套追讨欠款和防止赖账的体系和关系，这个他并不担心。二是，其实他早在豪哥给他介绍高建明的时候，就已经发动关系调查高建明了。正好有一个道上的朋友以前认识高建明，知道高中时的高建明也有过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勇事迹，断定高建明是个信义大于天的人，完全值得信任。三是，高建明的工作单位是外贸企业，而高建明本身又是财务经理，这会对他以后发展更多的客户有很大的帮助，冒险就是投资！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高建明，像这次这种业务，别说是他邱国建，就是整个地下买卖汇行业，也是很少这么做的，更常见的安全的做法是票换票，或大家到银行同时打款。

第二，至于为什么多给他2千元，是因为高建明给他的汇票是私人名头的即期汇票。这种票在汇兑领域深受人的喜爱，价值最高，这种票在香港就可以直接收款，而且因为进的是私人帐而不是公司账，也就无形中回避了税款。就为这个，他表示非常感激高建明。

事情弄明白了之后，两个人彼此更加生出肝胆相照的情愫。

但是，高建明仍旧有个疑问在心头压着，那就是：邱国建用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买回美元，如果慢慢通过国内银行以及外汇调剂中心来消化的话，明摆着亏钱呀！他是怎么赚钱的呢？

门道一定不是单纯为企业加速融汇这样一个时间差，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呢？

再宝退，净亏一宝，呵呵。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感谢：。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说明：之所以反复强调信义，是因为做这一行，信义是必须的，否则真的做不下去。很多案发的钱庄，包括大案要案，都和背信弃义、内讧外降有关。

我想，地下尚且如此，结果我们地上。。。。

信义的价值

高建明一单子就收获一万多，这可是他一年的薪水！还有更关键的，荣昌公司以及整个蛇口集团，每年涉及外汇兑换的业务不计其数，隐隐之中，聪敏的高建明感觉到机会就在他身边萦绕，仿佛春风，轻柔而享受，只需用心体会、用眼发现，都是他的。

同时，从这件事上，他也深深体会到了“信义”的真谛——信任是认同的种子，只有在信义之中生活，才会抵达获得认同的终点。

认同是什么？

认同可以换来你一切想要的东西！

如果把这句话翻译得更有现代生命力的话，应该是：你付出了，不一定能得到；但是你不付出，就一定得不到！

现在，自己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毕业分配大起大落时同学的帮助，都和他一直以来 “助人为乐、信义为先”的为人处世原则有关。

突然之间，他彻底顿悟了父亲曾经在那个夏日夜晚的教诲：人是用心来处的，不是用嘴！

那是1982的一个夏天，高建明父亲正在车间里挥汗如雨，忽然主任慌慌张张跑过来喊他，说派出所的电话找他。这一吓着实不轻，一直老实本分的高父半辈子都没和警察说过话，更别说打什么交道了。自己工作兢兢业业，连起码的人之常情——消极怠工——都未曾有过，警察来访，无疑像天塌一般。他一边往传达室走，一边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可能的犯罪史。搜索结果当然很干净，白纸一张，没有污点！他再次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身边的人，儿子高建明突然出现在脑海里。这两年里，总觉得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具体怎么个不一样法，他也说不清。难道，是儿子出事儿了？

知子莫如父，这一猜测果然正中下怀。派出所通知他过去一趟，说高建明聚众斗殴，现在正在所里做笔录呢。

到了所里，所长开始语重心长，说警方怀疑高建明和黑社会有染，问他是否知道。

“什么？黑社会？”高父眼珠子差点没崩到所长脸上。

不可能啊，这孩子一直很聪明，虽然上学吊儿郎当，最近一两年也明显有点不听话，他一直觉得可能是进入了叛逆青春期，再过一两年就应该过去了。未曾想这叛逆青春摇身一变，竟发展成残酷青春，怎么就和黑社会有染了呢？

不可能！

高父死活不信。

所长说，他们也只是怀疑，问询时，高建明什么也不说。今天发生了一个百人群殴事件，社会影响甚大。参与的人都跑了，但是据现场目击者报案，说认识其中的高建明。于是民警把高建明从学校直接提了过来，可这孩子就是不张嘴，只说自己和别人发生过冲突，没有什么另外的人参与。

看到高建明父亲一头雾水，所长说，群众举报说事件恶劣，没办法，我们也只能暂时留他48小时，继续做询问。

高父有生以来第一次派出所之行就这样匆匆结束，他甚至连儿子的影儿都没看到，就被警方请出了派出所。高父没有回家，更没有和妻子说这件事，而是直接找车间主任，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看能否把孩子先弄出来。

主任还是有点能量的，关系一发动，当晚高建明就被放了回来。

不过，看到回家的高建明，父母是又气又疼。孩子身上很多淤青，不是打架是什么？

从来没有大发雷霆的父亲这次真火了，抄起椅子就要教子。母亲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唯一的行动就是连拉带拽，好说歹说，总算劝住了。高父冷静下来，就耐心询问，高建明这才道出原委。

都说书是灵魂良药，没想到，书也是灵魂毒药。因为两本书，高建明变坏了。

这两本书全部位列四大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真不知其为何会成为名著，毁人不倦吗？

原来高建明打小的时候就非常爱看三国和水浒，什么桃园结义、生死相许，什么打家劫舍、替天行道，什么异姓兄弟、江湖情怀，无不让他心驰神往。特别是水浒中描述的兄弟情义，还有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快意恩仇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渐渐渗透并沉淀着。我们前面也说过，加上当时港台黑道片的大行其道，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高建明。

于是，他有了一个梦想——将来成为江湖中人，快意实践书中的情节。

世事总是弄人。当你向往爱的时候，却总不能与爱人相濡以沫；可当你向往江湖的时候，却很容易与梦想相望于江湖。高建明的梦想很快就达成了！

书中的江湖写满了各路英雄好汉，而高建明踏足的江湖，则到处充斥着流氓混混。潮汕地区自古就山高皇帝远，民风彪悍，从来不服管束，钻法纪的空子早成传统。八十年代，受港澳地区的影响，汕头也涌现出一大批呼风唤雨的江湖大佬。高建明经常上学时中途逃课，放下书包，从小混混做起，亦步亦趋，慢慢结实江湖人物，聚会、喝酒、寻衅滋事，渐渐的，由于他的义气和胆略，竟然和几乎所有的当地大佬建立了联系。慢慢的，每每遇到需要有人站出来逞能的场合，高建明必然奋勇当先。高二的时候，他就有了轻松发动上百人聚众打架、快意恩仇的实力。

在外面的所有这些，他做的不动声色，一回家却判若两人，俨然一个乖乖小朋友，其父母一直蒙在鼓里。

这次的事，原本可大可小。

高建明的一个社会朋友被欺负了，原因不明。高建明获悉此事，随即召集了几个弟兄出去摆平此事，结果对方人多，没讨得便宜。年轻气盛、已在江湖小有头脸的高建明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再次召集人马上百，浩浩荡荡开赴对方地盘，双方对峙，一番讨敌骂阵之后，两厢开打。此役可谓战果辉煌，对方鼻青脸肿、纷纷挂彩。

本来战后大家纷纷撤离，此事就可烟消云散。可完美总是相对的，背后总有瑕疵。就当大家正要撤离的时候，对方一个小混混的妈妈居然出现了，也是原因不明。也许是喊他回家吃饭吧，正好撞见战场清理场面。一看儿子被揍的五体投地，妈妈不干了，大喊着就要上来玩命。高建明一伙儿撤离速度相当迅速，眨眼之间就了无踪影。可是，遗憾的是，这个女人认识高建明！

混混妈一气之下就报了警，高建明就这样被带到了派出所。

父母听了之后，震惊之情无以言表。但高建明的坦言，让父亲觉得这孩子很有担当，还是有救的。于是，浓浓夜色下，一家人坐在小院里，父亲开始苦口婆心：

你嘴上总说什么人不能不讲义气，可是，人是用心来处的，不是用嘴！你有社会活动能力，这是个好事，但社会活动不只是江湖才有。返回头再说这义气二字，这东西也不是说完全就不好，但义气是双刃剑，玩不好就会伤到自己，更不能模仿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电视。人一生下来就有了终点，那就是死亡。但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生命路线是环境注定的，环境是什么？一个硬币而已。当你看到的是正面时，你就在正面里生活；当你看到的是反面时，你就在反面中生活。每个人办事都有自己的道理，但这个道理还要受到天理的限定。草莽江湖虽然意气风发，快意人生，但很多事却离天理越走越远。去往目标的路不是一条，选择打打杀杀的江湖，难免会伤及无辜，迟早会受拖累，招来冤冤相报，甚至是上天的报应，这就是天理！这样的江湖没有规则，没有标准，混乱则必然出问题，必然会遭到惩罚。古往今来，多少人为舍生取正义，成就名业；又有多少人杀身舍义，到最后，义气幻化成的竟是为利伤人。义气该讲，但要记住怎么讲，前提是“不能害人”。打架伤人就是害人，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力量是以德服人，让人在精明层面信服你，才是真正的信服。

父亲的这番教诲，对高建明此后的一生影响巨大。高建明并不是固执的孩子，他理解父母的含辛茹苦，理解人生的前路漫漫，走什么样的路，不光是靠别人的培育，最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选择。

没过多久，另外一件事，彻底让高建明脱离了江湖。

1983年初，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黑运动拉开大幕，黑社会犯罪团伙遭到强有力的打击，江湖成了“那些江湖”，一切都成了过去。高建明以前所认识的大部分大佬也都基本顺利入网，近一半收获了死刑。风声鹤唳的时节，对高建明来说震动巨大。好在高建明自从父亲的一番“不害人”的教诲之后，再没有重出江湖，加上以前在圈内的盛誉和信义都不错，很多进去的人也没有把他牵扯出来，才起得以安然度过危局。

年纪轻轻的高建明这下彻底活明白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根本不在于自己一时的威风，而在于社会贡献和地位。于是，他开始谋求生活转型，轨迹重新朝向学习。

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小养成的讲求信义，却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成了他做人的准则。

天资聪颖、一点即透的高建明迅速把学习补了上来，几个月之后，居然在高考中顺利升级，进入大学。而那些曾经跟他一起在社会上吃喝玩乐打架斗殴的学生同道却都名落孙山。

寒来暑往，转眼大学毕业。

经历“分配门”事件之后，高建明初到深圳，每个月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每天花两个多小时进市区上班，甚至偶然一次打的（士）都成了奢侈的消费，更不用说国贸里贵的惊人的商品了。每次看到几十块钱一斤的进口水果，几百块钱一件衣服，他都会问自己：何时才能像那些进进出出、买东西如同不要钱一样的人，在国贸肆无忌惮地购物？

没想到，今天，一笔就赚了一万多。尽管离自己的梦想虽远，但毕竟他看到了一条发财之路。高建明深知，这条路是信义铺就的，信义能改变命运！

继续围观等待中。。。。。。lz加油~~~

就如宋江，就如麦道夫，仔细研究这些人就知道所谓的信义是什么

大到所谓信用货币，仰望星空的“信心比黄金重要”，其实都是这么回事

但是无商不奸是句久经考验的老话

必须承认,世界上不乏利用信义的骗子。但是现今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信用社会，没有信义做润滑剂真的很难想象。当然国内社会很乱 很多人不讲信义 也不明白信义的价值，所以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绕。比如软件行业。更可气的是，有人还把加入WTO当成是卖国真是。。。。。大哥您能不用信用货币吗？难道您每天怀揣金币 还是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