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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革派的朋友,这里有你们的父母吗? -- 我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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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查了一下

我查了一下,你是对的,他和葡萄有些看法重合,我记错了,非常抱歉

家园 不同意见

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体力了,是否符合专业,以及时间的长短了,工程类专业来说,我国大学重理论,因此前几年下工地锻炼不小,

我家里老人是重建学给排水的、哥哥的岳父母是清华学水电的,他们毕业后前几年全在工地、电厂内参与施工,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必须得,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成长帮助很大,后来我家老人在设计院负责的时候,和建筑公司的人协调说起来一些具体内容头头是道,其中有一次听见我父亲对施工方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你原来经常在工作上骗我”,对方说“我骗得到你吗?你比我还懂”

家园 生不逢时,多好的借口

1.他生于1946年,他是城市劳动者的儿子。1966年他高三,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正在憧憬上一所名牌大学,可是伟大、革命、正确的文革来了。当他真正坐进大学课堂时,时间过去了13年,他的儿都上学了。

他要感谢文革给他如此长的准备时间以适应大学的生活。

。。。。

3.他生于1944年,1968年在伟大、革命、正确的文革中,他从那个原来叫P大后来叫B大的,最近还上了电影的学校数学系毕业了,但是却莫名其妙的被分到了工厂,因此他只能在运输队当一名装卸工人。很快,高强度劳动中的一次事故让他的胳膊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十年之后,已经彻底消沉的他只能当一所技校的老师了,并且干了一辈子。

他要感谢文革,给了他消沉的机会。(不要认为他是那种陈景润似的人物,他的一对儿女1990年前都混211了)。

王旭东 信息产业部部长。1946年1月生,

李盛霖 交通部部长。1946年11月生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 生于1944年7月

徐光春(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生于1944年11月。)

张维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44年生。北京大学毕业。)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储波 1944年10月生

家园 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可不管你是否专业对口

你说的是在专业对口的情况下,到基层实践。上山下乡可不管你专业是否对口。不是只干几天,一干就是几年。

家园 借这里人气贴个投票贴。主要是统计不同年龄段对文革的看法

链接出处

家园 不是光为干点体力活

是体会劳动人民的辛劳。

也就是进劳动大学里学习。

并借此使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产生阶级感情。

我母亲就是个例子,她每次都抱怨那时候日子苦,但同时也真诚的怀念那些曾经给予过她帮助的农民。

借由同食同住同劳动产生的这一丝羁绊,期盼这些人在回城之后,或许其中某些人能够身居高位,并制定出某些倾斜性的政策以示回馈。

仅此而已。

让知识分子干体力是浪费?

让农村土著们干体力活就是按劳分配?

呵呵,这逻辑,大家都懂的。

家园 老毛、文革分开过吗?

倒是其他人文革时变成打酱油的了,文革是毛一个人的文革吗?找事例(也有造事例)否定文革简单,找事例肯定文革也同样简单,立刻会有人跳出来批判否定,但不是用了同样的方法吗?有伤痕文学就有金光大道,有受伤害的人就有农民当总理、掏粪工当人大代表,有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有军事、重工业的成就,就许你选择不让我选择吗?所以请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人或事,就不会一叶障目了。倒是我认为不论文革评论对错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运动(包括在改革开放言路通畅的今天):让最基层的民众有了更大一点的发言权。至于有人要秩序你就怪不到问个头上了,文革文革,革的就是官僚秩序的命。

家园 你的问题嘛

我接触的大多都干到了本专业,即使不是的也在乡镇学校教书,

至于时间嘛我很清楚,我父母在离家乡几百公里的山上干了十几年,包括我自己都在山上出生的,我妈说起我小时候过得很造孽,他们忙着在工地没法照顾我,请我奶奶、外婆来又受不了3000米的高原气候,待不了两个月就回去,

和他们一起去的有很多就永远留在了那山上,我们是因为我母亲是独女拿到了内调指标

再给你回帖的时候想了一想,突然发现我认识的大多数这种他们实际上本来也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自然对这些无所谓了

家园 问过我父母,回答很简单

文革时候乱也就一开始乱,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记不清了。就算再乱的时候,夏天晚上睡觉照样睡在门外纳凉,房门也不用关。搁现在,好像没人晚上敢不关门吧

家园 那请问参天大树只能当柴火烧咯
家园 对,因为兄弟我不是厦大的
家园 参天也不等于成材

大树只能当柴火的也不在少数。

家园 “只能当柴火”和被当柴火对当事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另外,不知道您仔细研究过您举的例子没有。至少我知道的和您所举的例子 历史经历类似的一个人在文革中是绝对不能得到提拔的,因为他是地主出身

家园 再补几个文革时提的最高位的地主家庭出身者一个康生一个江青
家园 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聂元梓

北大法律系65级学生牛兵最早抨击聂元梓的大字报,几天后,又以“我们不再受骗了”为题,写大字报对陆平反戈一击;数日后再以“我们不能再受骗了”为题,写大字报反工作组,因此而著称于当时的北京大学。他回忆说:“我是个干部子弟,我们法律系学生百分之百的红五类,百分之九十的干部子弟,当时,我自以为对党有天然的近亲性,一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本能地觉得他们是在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聂元梓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对共产党有本能的阶级仇恨。我觉得聂元梓一伙是1957年右派分子的阴魂附体,当然,我想不到,恐怕谁也想不到,事态的发展变化是那么惊心动魄,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花缭乱。后来,我父亲成了叛徒、反革命,我的天然近亲性也没有了,天天夹着尾巴做人,在一旁看着运动的浪潮大起大落”。20年后,牛兵当上了一名专门受理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的律师。由于他沉稳、冷静、细心,善于从不利中找出有利因素,于蓬勃发展时见到潜在危机,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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