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些事实以及其他 -- 史文恭

我想说的是，万晓西的“专业研究”根本不值一提。而您把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作为“用主流经济学（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对消费者价格做专业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推销到这里来，正是在散布不堪一击的信息。

这个问题，与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无关。退一万步说，即便实际的通货膨胀程度与万的结论一致（真要那样，万应该去做算命先生，因为他太能蒙了），也不能改变那篇文章不值一提、您散步的信息不堪一击这样的事实。

只要是人，管他是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有几个不知道“贿赂”这事？这不是中国独有的，更不是这几十年来的新生事物。而要把贿赂的“价格”放到通货膨胀的计算因素当中去，未免太幽默了吧？

您和万的这种思路,与“专业研究”不沾边。首先，为什么要拿这两类人相比较？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生活负担完全不同。比方说，您觉得其中哪一类人存下的钱多呢？

官方数据有问题，不等于您就可以信口开河。

最喜欢你最后一句 花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和毛时代相比，普通民众在医疗和教育上要支付更多的隐形费用。你把它叫成“贿赂”也行。我觉得毛时代固然也有贿赂，但是毕竟是比较罕有的，程度要轻多了。并不是说毛时代有贿赂，现在有贿赂，两者就是相同的。这种风气的显著差异，足以让人感觉到这就是两个时代。量变产生了质变。

诚然，毛时代没有农民工这个阶层，两类人不是同时存在，但是两类人这一点是相同的：完成城市的相对低级的、大规模的劳动任务。比如，清洁马路，通下水管，工厂里的力气活和流水线活，等等。干这类活的人，在毛时代基本上是基层的城市职工，而改革开放后就是农民工。在毛时代，基层城市职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确实要强于后来的农民工，这也是事实。

“免费”医疗既没有阻止苏联变色，也没有阻止你从加拿大去美国。

我给你提供一些例子，

一个香港人全家移民加拿大，他叔父在加拿大得了癌症，因为不够严重，被排队长期拖延，后来病情加重等不及，卖了房子去美国开刀，还是没有救活。这个朋友对加拿大极端失望，回流香港。

在上海的，一个同学的妈妈肺癌早期，付7万人民币（含升级到双人病房），一个星期就住院手术，恢复来良好。他妈并不是什么特权阶层，就是一般的市民。

两个例子就是这样。要我说，人命至少还是值他7万人民币（一万美元的）。

还有，一个同学，现在在芝加哥，他的父母在江西农村的农民，现在他们农村是有社保的，他妈开过白内障，不要钱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是他家对于胡温的新政还是感激的。

关于人均预期寿命，美国不如古巴，但是都在75岁以上。我觉得在这个区间里面，差一两岁是很正常的，考虑到工作压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因素。

城市职工已经是城市户，属于非农户口了，当年农转非的难度，和现在出国留学差不多。

8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才是前30年的底层。

我父亲单位有一个八级木工，他拿58的工资，父子俩天天吃肉。79年左右吧，他买了个14寸的黑白电视，只要天气可以就放在院子里让大家看，我这么多年还感激他。

在这个单位有200多职工，单位有台彩电，他算单位第二富。现在设想下：天天吃肉，200人中你最有钱，很多人记着你的好处。

较特殊的例子：白菜——78年左右是1.5分/斤，现在基本是1元/斤。

八十年代以前，南京的猪肉是统货七毛八一斤，去骨腿肉九毛五。

现在，统货基本不算了，去骨腿肉是十五块到十六块多一斤，就算十七块吧。

　　58块买61斤肉。

　　3000买176斤肉。

　　如果算2005年，那时是十二块多一斤。

　　14寸的黑白电视比较早了，还是电子管的，印象中当年要八百多，他这58块要买是够困难的，俺爹一百多还没敢动这个心思。

　　白菜（不知你说的是大白菜还是小白菜）1.5分/斤那是特殊情况，是到冬前大批上市储菜时的价，不过南京好象也没这么便宜过。南京夏天国营菜场卖的小白菜（青菜）是四分到五分，但有时无货（菜场货少时也不涨价）。如果到黑市要一毛五到两毛。

　　极端的例子是鲥鱼，一块多一到一两千。鲥鱼比较特殊，不太特殊的例子是螃蟹，同样质量的从四毛三到一百多。

也不值得怎么夸耀吧

我不是说两者相同。我只是说，这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也不是中国独有的东西。关键是，把它放到通货膨胀的计算因素当中去，完全不是什么“专业研究”。

人类社会有很多毒瘤，贿赂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还有更多光辉灿烂的东西。要是把所有这些都与通货膨胀的计算混在一起，最后就会成为一笔糊涂帐。

您说的都对。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计算通货膨胀时将这两个人群的工资收入放在一起作粗浅的主观比较是“专业研究”。

liminqi河友的那两句话，说的都不错，可是那完全不能支持他自己的表述：

轻便自行车（26我28的，见不到其他规格）一百多，加重的要两百左右。

一学期的书本费10元左右，看病免费，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一个月的伙食费15元，加上零用每个月的花费在25到30元。香烟勇士8分，飞马0.29元，大前门0.34，中华0.51.茅台酒8元一瓶。回家汽车票3.45元，现在是52元。

在医疗资源一定而总的医疗需求大于医疗供给的情况下，怎么来配置医疗资源呢？

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其所能拥有的医疗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医生护士数目、医疗设备）。而医疗需求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无限长寿，或者哪怕耗费很多医疗资源多活一年、一个月？

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分配医疗资源呢？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价格，也就是钱，谁出的钱多，谁有优先权。这姑且可以算做“不厚道”的方式吧。你说的几个例子，都属于可以出得钱多因而在按钱分配体制下可以享有优先权的。但是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一是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比如富人可能花很多钱，多活一点，但因此就剥夺了本来可以用于穷人的医疗资源，而同样的医疗资源用来治穷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可能可以延长很多人的生命很多年；再有就是可能降低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除了上一条已经讲的原因以外，还有就是因为很多穷人经常除于不健康的状态，因而就可能被传染性疾病侵袭，进而危害整个人口的健康。

第二种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式就是根据社会公平或接近社会公平的方式进行配给，按人头分。就像每人都有投票权一样，每人都有同等或近似同等的获得医疗资源的权利和机会。这可以算做“厚道”的医疗资源分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因为总的医疗资源还是有限的，必然会出现有些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其按照现有的优先规则（排队）被排在比较后面因而得不到救治的情况。从个体看，似乎是这种优先规则造成其死亡。但是从整个社会看，必须看到，虽然这个个体死亡了（而且人本来就是要死的），但是排在该个体前面的很多其他个体却因此得到了救治。而如果改变优先规则，改为钱优先，这个个体固然可能得救（还要看他或她钱多钱少），但因此可能造成更多的个体得不到救治，因而社会成本更加高昂。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说明户口问题。有些人大叫大嚷，似乎只要取消了户口制度，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或可以解决农民工被歧视问题。完全是一叶障目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户口问题的后面，无非是相关城市资源的分配问题。而在整个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些资源必定是相对不足的。解决这样的问题，无非是两种方法，有计划配给或者市场竞争。

毛主席时期，就是有计划配给。具体到某些个体，未必都合理，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它保证了城市化有序合理发展，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和能力逐步地扩大城市人口。

拉美和印度的办法，就是自由流动。而城市资源则靠市场竞争分配。简单的说，就是医疗教育资源，谁出得价高给谁；而就业资源，对不起，谁出得价低给谁，“向底线竞赛”，廉价劳动力，谁不怕丢胳膊丢腿丢命、不怕污染中毒，就给谁。

而中国改开后，就变成了“混合经济体制”。医疗教育资源仍然要凭户口，但是已经丧失了毛主席时代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性质，而完全是对历史遗留权利的一种被动继承；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按金钱分配（医生收红包；择校费；户口可以买）。而就业资源，则完全放开，市场竞争，于是农民工就互相比赛，看谁给的价低。这才是中国一切城乡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户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