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说是周恩来一生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最为苦涩、无奈和内疚的。而在贺龙事件中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和他所需要得到的必要的提示比较历次运动都让周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深刻。

周恩来虽说不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可是，通过他在贺龙入党仪式的主持以及他对贺龙的欣赏，可以说两个人尽管相识较晚，仍旧比较融洽，尽管两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仍旧能够相知相通。邓颖超晚年回忆周恩来在众多国务院副总理中与贺龙、陈毅的感情比较深一些。（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邓颖超口述）这点从薛明、陈昊苏等人的回忆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周恩来亲自出面希望张茜放松对陈毅的“管制”，以及周恩来与贺龙夫妇多次轻松的开玩笑般的交谈，可知他们的关系除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战友的历史关系以外，还有一种普通人概念中的好友的关系。薛明本人就说过贺龙始终是拿周恩来作为兄长看待的。然而，这种人性化的关系在文革风暴来临时却显得实在弱不禁风了，实在不堪一击了。

毛泽东在没有明确表态打倒贺龙之前，周恩来对于贺龙是保护的比较好的，1966年12 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这时对于贺龙还不是十分危险，因为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生平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到了毛泽东在贺龙的生平中的最后一次的召唤，让贺龙做到前面来听取会议的报告，可见，贺龙此刻还没有完全“失宠”。

目前，有些人在研究周恩来时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是并非周恩来主动要贺龙去他的住处躲避的，而是贺龙本人主动跑到那里去的，关于这一点，《贺龙传》编写组的工作人员在采访薛明时，薛明说到：“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经过核对以后，确认薛明的回忆符合史实，所以，在编著《贺龙传》时采取了薛明的这一段回忆。这段回忆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对于贺龙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还是保护为主。而试图用这个事情来说明周恩来没有主动迎接贺龙来西花厅避难就是什么软弱、虚伪也是不顾历史客观事实的。

薛明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还回忆到：“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们需要记住一下1967年1月9日这一天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前一天也就是1月8日，贺龙的“死党”之一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被捕。1月9日这一天，林彪公开发出指示说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林彪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引自《贺龙传》）就在这一天里，周恩来还作出了让贺龙留住西花厅的决定，这说明了什么呢？

薛明同时还回忆说：“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这也就是发生在林彪讲话之后的两天以内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着贺龙，虽说这种保护在周恩来来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坚持不了多久，不过，仍旧能够折射出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境。对于贺龙的问题，杨德中后来回忆时说“总理是能拖则拖。”周恩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只能做到这点了。

（未完待续）

• 【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贺龙在周恩来处住了十天左右，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代表中央和贺龙谈话，时间是1967年1月19日下午四点。

在江青缺席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贺龙讲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同时，周恩来还告诉贺龙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两段文字本别引自《贺龙传》和《不尽的思念》）

薛明回忆中还说周恩来告诉贺龙秋天的时候，他会去接贺龙。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忽然问起贺龙是不是和有的同志说起林彪的历史问题，贺龙承认在延安时问过林彪的历史问题这件事，周恩来没有表态，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就够了”（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第三卷，下册，498页）

周恩来当时向贺龙做了三点许诺，一个是缺少什么东西可以向他要；一个是“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会在秋天里接贺龙回来。

以上三点，周恩来第一点做到了一半，贺龙被专案组接管以后，周恩来就不再和贺龙联系了。第二点，周恩来基本做到了，贺黎明、贺晓明对此都做过回忆，正是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们才得以和父母一度联系上。第三点则没有做到，到了秋天的时候，贺龙问题升级，周恩来已经无法可想。

贺龙走后不久，也就是1967年2月间，造反派对贺龙仍旧纠缠不休，薛明回忆周恩来做了两件事，她说：“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这里面所说的中央应该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候还不想抛弃贺龙，所以，把这时候对贺龙的保护全部算在周恩来身上也是不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大树参天护英华”。

一直以来，海外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人认为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是国内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历史荣誉所作的托词，而且，他们试图证明一点，那就是凡是毛泽东准备打倒的都是周恩来从来就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行为，也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历史的行为。因为历史也者必须放在必要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脱离历史背景考虑问题只能让问题变得无端复杂起来，于事无补。毛泽东决定打倒的对象周恩来当然没有办法保护，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刘少奇、陶铸夫妇等人周恩来还是尽量的减少他们肉体、精神上获得的折磨，这点已经有过回忆，这里不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的保护是基于什么标准进行的，这是了解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必要之处。

周恩来保护干部的标准首先是毛泽东、林彪不准备打倒的，而只是要烧一烧的，其次是业务干部为主，再有就是一些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周恩来在文革最初的三年之中保护了大批的业务干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当时中央其他显赫的当权派比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谁又做了比周恩来更多更细的工作呢？周恩来所保存下来的业务干部在以后的恢复国民经济或者说不至于让国民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的境地起了不可替代与不可抹杀的作用。姚依林、余秋里、张加东、陈慕华、袁宝华、谷牧、吕正操等人都做过回忆，袁宝华在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大型文献记录片《百年恩来》中还专门提到了周恩来对他的保护的过程。

文革起来以后，主要就是打倒当权派，要改天换地，所以，当时占半数以上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虽说毛泽东没有全部打倒他们的意思，可是，毛泽东要换马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凡是不能够积极配合文革的，毛泽东都要换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党内不同看法的很多，这点毛泽东自己也不讳言，他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们说过：“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看法带进八届十一中全会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很多人仍然不通，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引自《风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毛泽东主张对那些不懂政治行情的干部是要动手术，而这种动手术又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下不了手术台的，比如陶铸等人；一种是截肢以后再使用的，比如谭震林等人；一种是简单缝合的，比如谷牧等部长一级的中央所属的中层干部。

现在看来，似乎保护后两种干部都是轻飘飘的事，其实不然，靠边站的干部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传递消息，毛泽东是不会知道你在什么角落里面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柴夫，他在延安时期做过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写的文章被毛泽东称赞为“清晰明理”，以后做过马列学院秘书长，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有一次，毛泽东和陈伯达说起起草报告的事情时，突然想到柴夫，说柴夫可以完成这种文章。他还问柴夫现在在哪里？陈伯达只好把柴夫死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作罢。由此可见，像柴夫这个级别的干部（副部、副省到司局，有时候也包括部分部长），他们的生活并不全在毛泽东的视线之内，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样一个人出面给毛泽东提醒，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应该说是很难预料的，至少不会被解放出来的那么早就是了。1972年1月，萧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毛泽东同意恢复萧克的党籍，周恩来借此提议让苏振华。张执一等人尽快出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很多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虽说并不能扭转文革整体，可是在一些具体方面上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的，为以后拨乱反正保存了一定的干部力量。

而周恩来所作的这些工作又都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要面临着被指责被“老保”的风险，如果周恩来像林彪那样“主席画圈我画圈”的话，岂不是很省力、很省心？周恩来主动选择了这种工作，自愿挑起这样的担子本身就说明了周恩来的大局观，你可以说周是一个弥和的“泥瓦匠”，然而，周恩来的文革抢救运动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研究晚年周恩来必须讲的一堂课。那些盲目给林彪翻案的人说什么林彪说过的话，周恩来也说过云云，那么请问周恩来保护干部的事情，林彪做过几次？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而观其行，从行动和结果的角度看，周恩来是无愧于大树参天护英华这个称呼的。

上面说了这些题外话的目的正是为了交待清楚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为什么会扮演一个那么尴尬以致于让某些人诟病的角色。贺龙就是属于毛泽东准备截肢以后继续使用的，然而，由于环境的变化，他被很快归为第一类，下不了手术台了，周恩来对于这件事自然也是无能为力的。一个第二号人物要打倒，第一号人物批准不要保的贺龙，周恩来一个第三号人物夹在中间能够发表不同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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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时间通常不被外界关注，那就是1967年国庆节以后贺龙的一次住院治疗。贺龙因为高烧被周恩来指定送到267医院，而后又派杨德中前去看望。薛明回忆说：“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引自薛明回忆文章《不尽的思念》）

原来周恩来是安排贺龙去住的解放军301医院，但是，受到阻挠，因为此时的贺龙已经被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于1967年9月13日正式成立。贺龙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所以，这次住院其实是周恩来对贺龙的最后一次照顾，周恩来试图通过这种烧暖气的小事来表达自己对贺龙的最后的一点帮助。薛明回忆说正是在这次住院出院之后，他们和周恩来的联系中断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以后，贺龙已经被正式转交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的贺龙专案组接管了。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对贺龙做任何分外的表示了，这时候主要焦点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审查组组长，这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贺龙专案组一事我将在本系列中的第14节《贺龙专案组部分内幕》中给予介绍，这里只说一点简单情况，贺龙专案组是隶属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二办主任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以后又是黄永胜。而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分别是余立金和张秀川。（参见中共辽宁省委主编《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始终被控制在林彪的亲信空军系统与海军系统中。而贺龙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是身为第一副组长的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他在贺龙专案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调查贺龙枪毙熊贡卿一事就是朱铁铮受命于林彪、叶群去完成的，集中“一切兵力揪出许光达”的五人小组组长也是朱铁铮。朱铁铮在结束贺龙专案以后因为立“功”和“能力”超群，还被调去罗瑞卿专案组审查罗瑞卿，而贺龙、罗瑞卿都是林彪曾经要百般拿下的重要人物，朱铁铮以后被林立果通过吴法宪提拔为空司二处处长，再以后因为成为小舰队成员被捕，从朱铁铮以后的境遇来看，贺龙专案组把持在谁的手中已经很清楚了。周恩来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但是，不等同于周恩来就是贺龙专案审查小组组长，这两点是不能混淆的。

根据芦凤歧（贺龙专案组副组长）在以后的被审查时交待，周恩来在贺龙的专项审查材料中没有做过具体的批示，多数都是圈阅，林彪做过一次指示，但是，该指示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他只是凭借记忆说起来的。杨成武、余立金倒是对贺龙专案审查做过两次具体指示。（后面将详细提及）而贺龙自己带的药物被上缴的指示正是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接手二办以后亲自找到贺龙组三位组长交待的。吴法宪、邱会作对贺龙专案都做过具体的指示。

而1967年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审查人员要打破一切现有的框架，要勇于“用造反精神对待专案”，要“背对背，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等。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说：“贺龙我不保了，不保了，他的秘书、司机都交待了，保不了，总理你还保不保呢？”周恩来说：“我也不保了。”八个月以后，贺龙含冤病故。

纵观整个贺龙事件，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他既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批准，也不可能开罪于林彪集团，他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毛泽东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打倒贺龙之前，给贺龙暂时提供一些宽松的环境，而同志之情、战友之情、朋友之情此时此刻都将在政治的严峻考验下颤抖。诚然，周恩来在贺龙一事上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起因在于林彪、终结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责任是服从和违心，也因此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对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是发自周恩来内心的，这是周恩来自感对不住老战友的肺腑之言，虽说这种难过来的实在太晚。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即席发言，都不在预先设定的讲稿中，而且连续鞠躬七次，这反映了周恩来的一个高度自责的心态。

周恩来早年追求真理与革命，而晚年则不得不屈从于极左政策的推行，这里面有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我党的历史局限性，这不仅是周恩来的巨大悲剧所在，也是我党在那个黑暗年代中的巨大悲剧所在。一个人、一个党派的悲剧进而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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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之间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政治蜜月期，在此期间，林彪拥护毛泽东达到他一生的顶峰，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虽说中间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然而，总体上毛泽东对林彪是相当看重的，毛泽东、林彪同盟在为了达到文革的最初目标是不遗余力的。

毛泽东自己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

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

风去，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12页）这个建议尽管是刘少奇提出来的，然而，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可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其他几位的副主席则不再被提及，只有林彪一人成为副主席，而在中央全会上直接被明确为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林彪是党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稍后九大以党章的形式把林彪固定为接班人，更是中共建党以来破天荒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就难怪林彪要在十一中全会上说出那么一番诚惶诚恐的“谦虚”的表态讲话来，同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等人相比，林彪的资历是最低的。一跃而为毛泽东以下的第二号人物，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其时的借重与看重。

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吴法宪、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时，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要林彪直接抓在手里，军委办事组就是军委，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赋予林彪在军队中的优越地位。（参见《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317页）所以，林彪就在这张王牌之下，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大力提拔不仅直接控制了总参、总后和海军、空军，还终于在九大进入决策层，形成林彪集团的基本框架。

因而，林彪整贺龙从一开始毛泽东的倾向性就是很明显的。贺龙同林彪之于文革之初的毛泽东孰重孰轻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说贺龙是“要夺取政权”，“贺龙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全文引自装甲兵党委1978年7月6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注引379页）

林彪的上述指责就在贺龙即将去林彪处解释之前的两天，所以，林彪对贺龙所说的“今后支持谁反对谁”其目的显然很清楚。而贺龙的“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回答与林彪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这种空泛的回答当然等于堵死了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后的“沟通”。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调解失败以后，还没有准备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处置。1967年1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江青找贺龙正式谈话，等于把贺龙的问题点了出来，而后贺龙搬走，这时候贺龙的待遇还在维持阶段，还允许自己带着药物，管理上由中央办公厅杨德中负责，没有吃什么苦头。比起当时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呜呼哀哉相比还是相对不错的。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对杨成武还提及贺龙，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整倒贺龙。而此前朱铁铮奉林彪、叶群之命在6月13日调查贺龙通敌的情况。这份报告出来以后没有马上交给毛泽东，交给毛泽东的时间是七二零事件以后。

武汉七二零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文革的估计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还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大谈如何结束文革如何恢复正常的话，可是，出现的两次突发事件让毛泽东扭转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怀仁堂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自谓信得过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中硕果仅存的三副四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是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竟然对中央文革发难，而陈毅旧事重提居然敢于对延安整风提出质疑，谭震林大胆的提出对江青、张春桥的批评也是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斗争的顺利程度开始有了慎重的估计。这次二月逆流也是动摇了毛泽东对以往他的一些老战友的信任。

此后，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林彪在第一时间里面把七二零事件确定为反革命暴乱，并且大有深意的指出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这次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毛泽东素来对历史上的纠缠比较敏感，每一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都大谈特谈某人在历史上的山头与主义，像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等，林彪的这一指点马上就把毛泽东在6月时对某些事态的看法给打了折扣，毛泽东曾经愤愤的说“我算是掉进了贼窝里”（参见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

七二零事件之于毛泽东最大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还不十分稳定，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唯一支柱力量，如果军队不稳，毛泽东当然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毛泽东尽管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批示了大大大毒草的字眼，可是，这件事在毛泽东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那些敢于对文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或者不积极配合的老同志们改变了他以往迁就的态度，决定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清洗。

七二零事件之后两个月，贺龙就被专案审查就是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前这件事尽管多次报请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8月底，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项立案审查。9月13日，贺龙专案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麾下的第二办公室归口管理下成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初期政治斗争更加扑朔迷离，3月打倒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对贺龙不再保了，第一次点了贺龙的名字。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交来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央、国务院和军委以及文革小组转来的，毛泽东亲笔批示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写道：“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毛泽东批示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3页）很具讽刺的是，贺龙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彭德怀审查委员会主任，而现在他居然紧跟彭德怀之后成为第五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年6月，毛泽东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中继续批示贺龙为走资派，此时贺龙的位置更加“上升”，成为刘邓陶之后的第四号“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该批示四天以后，毛泽东圈阅同意下发中发(68)71 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正式指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贺龙这时的代名词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度当着常委以及林彪、周恩来的面说他不再保贺龙了。彻底抛弃了贺龙。而随之而来对贺龙的政治迫害进一步升级。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建议处理贺龙的女婿47军负责人李振军报告报到毛泽东这里时被毛泽东压下了，李振军以后还参加了湖南省的具体领导工作。而贺龙的亲家之一的廖承志在被批斗时，周恩来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加以保护，使得廖承志没有受到灭顶之灾。曾志在她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区别对待她和丈夫陶铸，然而，知道毛泽东和曾志关系的都应该知道，毛泽东与曾志有比较长的历史渊源，他们很早就是战友，彼此也比较谈得来，所以，毛泽东顾念当年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李振军同毛泽东又有什么渊源呢？即便不予打倒，也无需以后的重用，叶剑英下放湖南时也正是李振军给予照料，而叶剑英在批斗贺龙“团伙”最严重的时候居然还能让王尚荣到自己家里吃饭，也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到廖汉生的“四大罪状”中一条就是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毛泽东压下这份报告的另一层考虑，当然，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已经很难作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了。

可以说，在打倒贺龙这件事上，林彪是始作俑者，然而，假如毛泽东不同意的话，林彪也终于不能奈贺龙何，可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并且最终批准打倒了贺龙，也就是说在贺龙冤案中毛泽东需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仅仅是林彪等人的鼓噪，贺龙是不会屈死的，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但是，正是由于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在先，所以，此后对贺龙的种种折磨也都是据此而来。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林彪在贺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罪恶的，他为了谋求和巩固自己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对于贺龙不惜采取诬陷、栽赃等一系列卑鄙的手段，而贺龙在被专案组接管后，也正是在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指使下一再对贺龙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贺龙含冤而死。（后面在贺龙专案组中将详细谈及）

以往，我们一些党史作者喜欢为尊者讳，把本来应该属于毛泽东的责任的一律推到其他人身上，似乎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中，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现在网上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盲目为林彪等人翻案，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重重罪恶一笔抹杀，描绘成为一个“一清二白”的干净的“无辜者”，相信这也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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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专案组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组织，虽说它是临时性的，然而，它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7年夏季成立的，其成员来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而碰头会也是中共自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组织形式，特别是这样一个碰头会居然是原来的政治局、书记处的联合体，更是极为罕见。这个形式最早是周恩来在1967年2月2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提到的，周恩来一共提了三点，随后这种形式被毛泽东批准使用，成为研究党政军业务的主流或者说唯一具备最高权威的会议。

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和列席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黄永胜、戚本禹、温玉成等。中央专案审查领导小组成员也从碰头会成员中产生，康生担任顾问，他和江青、叶群等人实际是专案审查小组中的灵魂人物。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一办（第一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的主任是汪东兴。

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的主任最初是杨成武，以后是黄永胜。

中央专案审查三办（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主任是谢富治。

以上三个办公室都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负责（请注意，不是对政治局负责）。

（以上引自中共辽宁省委主办《共产党员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组长是余立金，第一副组长是朱铁铮，朱铁铮也是来自空军，系空军司令部秘书。副组长芦凤歧，他来自北京军区。成员中多数来自空军系统，所以，尽管吴法宪不是贺龙专案组主要领导，但是，他却可以指挥这个专案组。余立金本人尽管以后被林彪等人整垮，然而，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余立金却是运动中的红人之一，并且对于林彪的指示也是一体凛尊。

专案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对专案审查作出指示，也是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

根据《文革专案大揭密》中介绍，杨成武一共管理九个所属的专案组，包括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主要是针对叶剑英）、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专案组（马明方系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无线电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的总据点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里面。

贺龙专案组下面还设立了若干其他专案组，在于处理与贺龙一案有关的其他高级将领，它们包括：

1.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

2.王尚荣、雷英夫专案组（总参）

3.金如柏、李贞专案组（总政）

4.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

5.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

6.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

7.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

8.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

9.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

10.成钧、向黑缨专案组（空军）

11.荣高棠专案组（国家体委）

（引自《文革专案大揭密》，所以，此段用纪事字眼，不用原创字眼，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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