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还有一个时间通常不被外界关注，那就是1967年国庆节以后贺龙的一次住院治疗。贺龙因为高烧被周恩来指定送到267医院，而后又派杨德中前去看望。薛明回忆说：“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引自薛明回忆文章《不尽的思念》）

原来周恩来是安排贺龙去住的解放军301医院，但是，受到阻挠，因为此时的贺龙已经被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于1967年9月13日正式成立。贺龙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所以，这次住院其实是周恩来对贺龙的最后一次照顾，周恩来试图通过这种烧暖气的小事来表达自己对贺龙的最后的一点帮助。薛明回忆说正是在这次住院出院之后，他们和周恩来的联系中断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以后，贺龙已经被正式转交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的贺龙专案组接管了。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对贺龙做任何分外的表示了，这时候主要焦点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审查组组长，这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贺龙专案组一事我将在本系列中的第14节《贺龙专案组部分内幕》中给予介绍，这里只说一点简单情况，贺龙专案组是隶属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二办主任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以后又是黄永胜。而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分别是余立金和张秀川。（参见中共辽宁省委主编《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始终被控制在林彪的亲信空军系统与海军系统中。而贺龙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是身为第一副组长的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他在贺龙专案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调查贺龙枪毙熊贡卿一事就是朱铁铮受命于林彪、叶群去完成的，集中“一切兵力揪出许光达”的五人小组组长也是朱铁铮。朱铁铮在结束贺龙专案以后因为立“功”和“能力”超群，还被调去罗瑞卿专案组审查罗瑞卿，而贺龙、罗瑞卿都是林彪曾经要百般拿下的重要人物，朱铁铮以后被林立果通过吴法宪提拔为空司二处处长，再以后因为成为小舰队成员被捕，从朱铁铮以后的境遇来看，贺龙专案组把持在谁的手中已经很清楚了。周恩来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但是，不等同于周恩来就是贺龙专案审查小组组长，这两点是不能混淆的。

根据芦凤歧（贺龙专案组副组长）在以后的被审查时交待，周恩来在贺龙的专项审查材料中没有做过具体的批示，多数都是圈阅，林彪做过一次指示，但是，该指示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他只是凭借记忆说起来的。杨成武、余立金倒是对贺龙专案审查做过两次具体指示。（后面将详细提及）而贺龙自己带的药物被上缴的指示正是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接手二办以后亲自找到贺龙组三位组长交待的。吴法宪、邱会作对贺龙专案都做过具体的指示。

而1967年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审查人员要打破一切现有的框架，要勇于“用造反精神对待专案”，要“背对背，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等。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说：“贺龙我不保了，不保了，他的秘书、司机都交待了，保不了，总理你还保不保呢？”周恩来说：“我也不保了。”八个月以后，贺龙含冤病故。

纵观整个贺龙事件，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他既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批准，也不可能开罪于林彪集团，他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毛泽东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打倒贺龙之前，给贺龙暂时提供一些宽松的环境，而同志之情、战友之情、朋友之情此时此刻都将在政治的严峻考验下颤抖。诚然，周恩来在贺龙一事上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起因在于林彪、终结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责任是服从和违心，也因此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对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是发自周恩来内心的，这是周恩来自感对不住老战友的肺腑之言，虽说这种难过来的实在太晚。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即席发言，都不在预先设定的讲稿中，而且连续鞠躬七次，这反映了周恩来的一个高度自责的心态。

周恩来早年追求真理与革命，而晚年则不得不屈从于极左政策的推行，这里面有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我党的历史局限性，这不仅是周恩来的巨大悲剧所在，也是我党在那个黑暗年代中的巨大悲剧所在。一个人、一个党派的悲剧进而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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