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 （3） -- 柞里子

经学导论

1.2 (1)

所谓“经典”，在如今为“权威性著作”之意。在古代，其本意不过是书籍之通称而已，既无权威性可言，亦不得为儒家所专有。先秦非儒家而称“经”的子部著作屡见不鲜。比如，《管子》有“经言”九篇；《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章；《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列子》又称《冲虚经》，皆非儒家经典。但凡论及国家制度、地理沿革之作，亦例称经。例如，李悝的《法经》，作者不明的《山海经》及《水经》等皆是。后代杂著而称经者，例如假托师旷之名的《禽经》、假托伯乐之名的《相马经》，以及论茶的《茶经》、说棋的《棋经》、品酒的《甘露经》、谈贝的《相贝经》等等，不仅与儒家无关，与非儒诸子百家皆无瓜葛。

古代书籍之所以通称为经，因书籍的制作过程使然。古时既无纸张，亦无印刷技术，文献记录皆通过手抄，书写于竹木。《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如果视“百名” 为泛指，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长文书写于策，短文书写于方”。如果视“百名”为确指，则可见当时“策”与“方”的尺寸与字体的大小都已确立固定的标准。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一般来说，叙述大事，文字偏长；记录小事，文字偏短。故杜预所云，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复述《仪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之意。

所谓“方”，指单片的木牍或者竹简。“策”、“册”二字，古时通用。所谓“策”，就是“册”。而所谓“册”，指编成系列的竹简或木牍。册既为简的系列，势必编次连缀，否则，次序混乱，无从阅读。用什么材料编次连缀？或者用韦绳，或者用丝线。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传统的解释指皮革。据此，则所谓韦编，就是编次简册的革绳。革绳坚韧耐用，孔子读易何至于韦编三绝？除非是文学的夸张。按“苇”字本作“韦”，所谓韦编，未尝不可释之为用于编次简册的苇草绳。苇草易折，如此，则所谓韦编三绝方才可以为实指。荀勗《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盗发公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李善《文选注》引刘歆《七略》：“《尚书》有青丝编目录。

”刘向《别录》：“《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则皆用丝线编次简册之例。无论韦编为革绳抑或为苇草绳，丝线既出，想必取代韦编而为主要的编次材料。“编”字从“纟”而不从“革”，正丝虽晚出而更为普及之证。

《说文解字》：“经，织也。” 引申之，但凡编次而成之册，无论用韦抑或用丝，皆可名之曰“经”。“典”字从“册”、从“几”，象形置于几案上之“册”。《尔雅》：“典，经也。” 正“经”引申为“册”之证。

自秦以降，儒家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于是，标榜“经”为儒家圣人之言、永恒不易之理者，遂如汗牛充栋。比如，据《汉书·翼奉传》，翼奉称：“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王充《论衡·书解》：“圣人作其经。” 班固《白虎通》：“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也。” 刘熙《释名·典艺篇》：“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郑玄《孝经注》：“经者，不易之称。” 张华《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圣人制作谓之为经，传师所说则谓之为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论》称：“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章氏之论，不仅指明如此标榜实为后儒之陋见，更援引梵文“修多罗”一语之来历，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推论中文“经”字之本意，其论断，可谓独具慧眼、入木三分。

后世儒家对“经”字的引申与曲解，无疑是令“经典”二字成为“权威性著作”的根源，最早用“经”字通称先秦儒家著作的文献，却是非儒家的《庄子》。《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孔子是否的确对老子说过这番？无从考核。与其信其有，不若视为庄子对孔子学术的总结。换言之，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极可能始于非儒家之庄子。不过，无论“六经”之说出自孔子还是出自庄子，孔子致力于“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应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学最早的内容，也应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然而，所谓“应当”者，往往与实际不相吻合。事实上，后世儒家两大流派今文家派与古文家派对这两点都有争议。争议从何而出？首先出在“治”字之上。所谓“治”，究竟是撰写？还是编辑？近代今文家派如康有为等认为六经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无孔子即无六经，从而神化孔子，尊之为“素王”。古文家派认为《易》、《书》、《诗》、《礼》、《乐》等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孔子只不过有所整理、删节、修订而已。考之以史册的记载，今文家派的论点显然是无稽之谈。《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之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者诗三千馀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义。……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倘若先孔子之时无《书》，经孔子编次者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时无《诗》，经孔子删订者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时无《易》，“韦编三绝”者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时文献全无，经孔子所述者为何物？为孔子所好者又为何物？如此等等，皆《诗》、《书》、《易》等存在于孔子之前，并非孔子撰写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