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系统论—bug 路径依赖——兼谈国家坐庄 -- 中阳
准确的说，只是停留在“我认为”上面，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过嘴瘾
据了解，化工产业是新希望集团着力发展的四大产业之一，集团的化工业务集中在氯碱、钾和磷化工等领域，氯碱化工（600618）在公司产业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后，*ST宝硕将形成一个横跨全国的氯碱生产销售网络，成为新希望集团所属大型氯碱化工产业平台。同时，也解决了新希望化工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伴随着对*ST宝硕重组的初步告捷，加上去年成功整合新希望农牧资产，以及民生银行（600016）、联华国际信托投资等金融资产，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打造的“新希望系”蓝图已经逐渐成形。
多年以来，进出政商通道的证监会系统官员数十人，他们分布于基金、券商、上市公司等多个行业，多身居高位，担任要职。15名出任券商高层的前证监会官员中，2001年出任西南证券(600369.SH)总裁的王珠林和总裁助理的徐鸣镝，分别来自证监会的发行部和上市部。
编者按 近日判决的肖时庆案，再次将多年来的证监系统的政商通道展现聚光灯下。肖时庆辗转任职于证监会包括发行部、上市公司部、股改办等多个实权部门；下海之后长袖善舞，游刃于多个寻租通道，敛聚家财数目巨大。 多年以来，进出政商通道的证监会系统官员数十人，他们分布于基金、券商、上市公司等多个行业，多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所幸的是，这些前官员大多能够找准定位，履行职责，为各自服务机构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肖时庆案，只是个案而已，犯案者自己领罪，并没有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和危害。 一般而言，证监系统官员降尊纡贵，投身商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他们曾经作为市场监管者的经历，从而在对制度的把握、政策的理解、规则的运用方面，显然高于大多数的市场参与者，运用得当，必会成为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动力。 但资本市场是个巨大的利益角逐场，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上述“动力”或将滑向反面，成为寻租的资本，肖时庆案即是鲜活的案例。 市场注意到，面对政商通道可能引发的寻租现象，监管层已开始加以规范，未来有效的防火墙可望建立。2009年11月4日，证监会发布实施《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准则》)，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对社会公开发布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准则》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须经过相应的规避期后，方能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监管对象任职。《准则》也对证监会工作人员的其他职务行为进行了规范。 资本市场证监谱系 在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层。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彭芜实习记者秦萍 4月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内幕交易罪，终审判处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死缓。法院认为，肖时庆收受贿赂约1546万元，内幕交易获得1亿元。
肖时庆
肖案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大案之一，肖时庆案发前为银河证券总裁。在其职业履历中，肖时庆还数度进出中国证监会，在上市公司部、发行部、股改办公室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一年之前，与资本市场有关联的王益案，也正式了结。2010年4月15日，北京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死缓。 王、肖案从案发至审结，都被资本市场高度关注。究其原因，是两人都带有深刻证监会系统的背景。 在十数年间的证监会系统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人员流动中，已有十几位正局级官员落户券商、基金，几十位证监会官员散布于数十家券商、基金公司的高管职位。他们的“下海”，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但也有个别如肖时庆者，沦为阶下囚。
“两栖”隧道 相关资料显示，1996年肖时庆受到王益提携，以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教师身份，进入中国证监会，同事三年，后相继下海。 司法资料显示，恰是在下海之后，肖时庆与王益将原有资源发挥至极致，二人均沾了诸多重大利益，青岛金王(002094.SZ)上市即为一例。 青岛金王的前身为青岛金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初期注册资本为20万美元，2001年4月，公司增资扩股，以整体变更方式改制为青岛应用化学股份公司，注册资本3102万元。公司改制之后，随后谋求公开上市。 2006年6月，青岛金王的母公司青岛金王集团与天津顺盈科技投资咨询公司签定协议。青岛金王集团公司委托天津顺盈运作青岛金王上市事宜。 天津顺盈成立于2001年6月，股东为王磊、王薇等5名自然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王磊和王薇分别持有45%和5%的股份。两人的另一身份则为王益的胞弟和胞妹。为青岛金王事，王磊随即找到了当时已经离开证监会的肖时庆。 2006年10月28日，青岛金王上市事宜将上发审委会议审核，公告显示，参与审核青岛金王上市的发审委委员为王立华、吴晓东、邱家赐、沈国权、鲍恩斯、马季华和谢卫。7位委员分别来自于中国证监会、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国家发改委、中国证券业协会等。 司法材料显示，在发审委召开会议的前一天，金王集团董事长陈索斌获悉来自于国家发改委的发审委委员马季华反对青岛金王上市，于是请天津顺盈的王磊予以斡旋。 司法材料称，肖时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了马季华，给予搞定，肖立即告诉了王磊，后者通知了陈索斌。青岛金王在当次的发审会议上，顺利过会，并于当年12月在中小板挂牌上市。 证词记载，马季华回忆，在青岛金王上市前一两天，曾有工作联系的肖时庆可能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支持青岛金王上市。
相类似的，还有国金证券(600109.SH)上市一案。 国金证券原为成都证券，成立于1990年，2005年之前仅有15家证券营业部，在业内名气不大。而在2005年之后，由于资本大鄂“涌金系”的介入，开始了质的飞跃。 2005年4月，“涌金系”增资进入成都证券并获得证监会对于增资和股东变更予以通过，并改名为国金证券。次年7月，国金证券与原上市公司成都建投商谈借壳上市事宜。2006年10月，成都建投公布国金证券借壳上市的方案，11月向证监会上报“股改+重大资产重组”的借壳方案，20个工作日后，获得证监会重大重组委审批通过。2007年3月，国金证券实现借壳上市。2008年1月，国金证券再次上报证监会吸收合并方案，又通过吸收合并实现整体上市。 国金证券整个重组过程，前后不到3年，其间要至少经过3次证监会的审批，几乎都是以证监会规定的最短时间获得审批。而据国金证券业绩报告，此前三年，2005年、2004年和2003年，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78万元、288万元、亏损108万元。 2005年，“涌金系”进入成都证券不久，其实际控制人魏东(已于2009年跳楼身亡)高薪“挖”来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秘书雷波担任国金证券总经理，雷波在担任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秘书后，在证监会上市部工作，加入国金证券之前，曾任华鑫证券总经理。 除雷波之外，国金证券副董事长王晋勇曾任证监会发行部副处长、处长；另一位副董事长、合规总监冯立新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管理部副经理、市场监察部副总监、上市部总监、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党委委员。 在证监系人马下海的通道中，还有一种现象也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即部分官员在券商或基金公司担任高管之后，还能重新回到证监会，且职务可能进一步升迁。 这其中，最为业界关注的即为前述银河证券前总裁肖时庆。 肖时庆从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调入证监会后，曾先后在上市部、发行部、会计部任职。2001年3月，身为局级干部的肖时庆空降东方证券。2004年肖时庆重回证监会任职，依然是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同时他还获得了另一个职位：股改办副主任。之后，肖又转战银河证券。 据媒体报道，在肖时庆担任股改办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魏东通过云南国际信托公司发行“云信创富”信托计划倒卖浦发银行股份获得7倍以上的利润，而肖时庆本人通过购买信托计划，获利亿元以上。
“供需”双方 4月27日，广发证券(000776.SZ)高层换届结束，王志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文件，孙树明在任广发证券党委委员、书记一年后，正式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职务。 孙树明曾任职财政部、中央金融工委，后进入中国证监会任职，任职广发证券之前为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主任。 接近广发证券的人士透露，孙树明之所以没有立即接掌广发证券，是因为要度过证监会内部规定的一年回避期。 广发证券一位高层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孙树明空降广发，应该是公司股东层面沟通和考量的结果。 广发证券在业界一直素有最大“草根”券商之称。虽然位列上市券商之一，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其发展的艰难，内部人有深切体会。 广发证券的前身是1991年9月8日成立的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成立之初仅有6名员工，资本金仅为人民币1000万元。时任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经理的陈云贤，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创业历程。 其后不久，广发证券收入和利润一直稳居全国十强。2001年，广发证券随之改制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与中信证券(600040.SH)签订互为保荐协议。当时业界的排名是，广发证券排名第六，中信证券排名第七。而结果是中信证券在2003年率先上市，2004年计划并购广发证券。 广发证券的上市之路经历漫长。原计划借壳延边公路上市，因原总经理董正青一案，直至10年后的2010年2月才登陆A股。 在此期间，国内排名前十的证圈公司，上市之路一拖10年之久的，仅广发证券一家。 目前，广发证券的定向增发正在进行之中，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不超过180亿元，以改善公司的净资本。当下广发证券的净资本为100亿元左右，位列上市券商第七位。而盈利能力逊于广发证券的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国元证券的净资本，均超过100亿元。 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券商一系列新业务的审批如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都将净资本作为重要参照指标。 2010年半年报显示，上市券商市值前三名的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中，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的净资本分别为326.02亿元、329.73亿元， 其原因在于，中型券商长江证券、国元证券、西南证券等纷纷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方式募集资金以壮大资本实力；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通过IPO上市后，资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资本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相信孙树明的到来为广发证券和证监监管部门的沟通带来方便，会有益于广发证券的进一步发展。 据曾在证监会某部门任职的一位人士介绍，对于需求方，券商最青睐证监会官员，最受欢迎的是发行部、上市部和机构部人士，前者可以方便其审批相关资质以及预防违规处罚。而基金公司最欢迎的是证监会基金部或法规处人士，前者方便其申请发行规模，后者方便预防违规处罚。
政商谱系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统计，在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层。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 15名出任券商高层的前证监会官员中，2001年出任西南证券(600369.SH)总裁的王珠林和总裁助理的徐鸣镝，分别来自证监会的发行部和上市部。在二人来到西南证券8年后，西南证券在2009年借壳长运股份上市。西南证券当前的业绩和实力，已非当年可比。 同样是在2001年，原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肖时庆出任东方证券总裁；发行部另一位30岁的工作人员吴敏文出任世纪证券总裁，成为当时最轻的证券公司总裁；原证监会上市总二处处长王斌出任北京证券副总经理。 在上述三券商中，北京证券2009年重组后最终成为合资券商——瑞银证券；东方证券的肖时庆在转任银河证券总裁后最终入狱；世纪证券的吴敏文2005年去职。 除去上述人士，还有一批的证监会其他部门以及各地证监局副处级以上干部甚至普通职员，分别担任券商中层以上干部。这一现象，在证监会会管的三家券商银河证券、安信证券以及民族证券，较为普遍。 据上述曾在证监会某部门任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证监会内部曾有不成文的规定：在一岗位任职超过5年的或年龄在55岁以上的副处级以上干部，都可申请到券商、基金或交易所工作。 上述人士表示，证监会官员最理想的去处是基金公司，原因是不仅薪酬丰厚，而且工作相对简单；其次是交易所，虽不及券商待遇高，但同样比原来在证监会高出数倍，工作简单，不用太“求”人；最后的选择才是券商。 据记者了解，按证监会的薪酬标准，一般正厅级官员，如作为会计部主任的孙树明，年薪10万元左右，而按广发证券的标准，前任总裁、现任副董事长的李建勇，年薪为799万元。 上市券商年报资料显示，2009年券商董事的平均报酬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招商证券为1102万元，最低的长江证券为230万元。2009年券商高管年薪超过250万元的不足20人，2010年年薪超过250万元的高管有40人。其中，券商高管年薪酬最低的，也超过了100万元。 相比较券商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大，基金公司薪酬整体稳定且相距不大。据《机构投资》报道，2010年，一个中等公司的基金经理年薪在300万元~500万元，作为公司高管应不低于这一水平。 不过，近两年，证监会官员“下海”的数量骤减。这种情况与相关政策的推出及制度的转变不无关联。 肖时庆案发被“双规”7个月后的2009年11月4日，证监会发布实施《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下称《准则》)，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对社会公开发布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 《准则》明确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机构人员)离职后，必须经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冷冻期后，才能去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任职。其中，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
国际性监管难题 政商“两栖”并非中国市场特例。在法规相对健全很多的美国，同样是普遍现象。 如高盛集团出产美国政府高官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当时，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之一西德尼·温伯格被罗斯福任命为二战期间权力非常大的战争物资供应局局长。之后数十年之中，有数十名高盛高管进入华盛顿出任高官。 2006年6月28日，美国参议院一致同意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担任美国财长。在这两周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宣布辞职，同时宣布加入高盛，担任副董事长兼高级国际顾问团主席，负责制定公司全球战略。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相对美林等其他投行，高盛能够独善其身。美国便有媒体和议员指出，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居功最大。 针对政商通道，美国政府也不乏对其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 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 但这种自律行为规范性不强。1978年10月，美国制定《政府道德法》对政商通道做出新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规定对GS-17级以上高级公务员离任后实行为期一年的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雇主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并禁止前高级联邦官员在其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 此后，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都出台了相应法规。其中，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以行政命令方式颁布《道德操守承诺》，规定政府高级官员在离任5年内不得向曾任职机关的任何雇员进行游说，亦不得向他们本人在任职高级人员期间，曾承担重要统辖职责的任何机关的雇员进行游说。 虽然美国的立法很详细，但仍存在很多弱点和漏洞。 首先，这些法律缺乏专门的监督实施机构，没有人因为违反该项法律规定而受到起诉。 其次，有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如按规定前政府官员加入私营部门后，不得就原政府部门监管之事和前同事接触，这里的接触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情况，法律没有作明确说明何种接触不符合规定。 第三，存在很多空子可钻，如法律虽然规定离职官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游说政府中的前同事，但委派他人代为游说并不受到限制。 而上述弱点和漏洞，同样存在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准则》之中。
链接： “神仙”胡关金 一些券商将证监系统官员下海称为“神仙下凡”。在券商业界看来，受益最大，也是业界最推崇的证监系统“下凡”官员，当属国信证券前董事长兼总裁胡关金。 1996年，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胡关金出任国信证券董事长兼总裁。至此，国信证券从1亿注册资本和7家营业部起步，开始了突飞猛进。 当时胡关金有两条重要信律，“不用亲信”、“不炒股票”的“胡二条”在圈子里甚是有名。1999年10月，国信证券第二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达到20亿元，在全国券商中排名第四。2003年，国信证券更取得了主承销家数全国排名第一、利润总额和人均利润额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的好成绩，一时圈内外为之侧目。当年，胡关金还当选了担任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兼投资银行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关金在国信经营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国信模式”，被业界津津乐道。如在经纪业务方面，注重营销渠道的建设，开创与银行的合作模式，并最先打造经纪业团队。其一手打造的国信证券红岭中路、泰然九路营业部托管客户的资产存量达300亿元以上，规模可抵得一家中小券商公司的总量；在研究方面，2003至2005年间，在券商整个行业低迷阶段，国信证券高薪“挖”来行业顶尖研究员，在形成研究品牌的同时，率先在业界推出和佣金梆定的“金太阳“服务产品；在投行方面，国信证券的投行部门拥有券商中数量最多的保荐人团队，特色明显。后来广东的一些券商，如平安、招商、广发等都是沿用这一模式，从中受益菲浅。 业界对于胡关金在国信的成功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其深切了解券商加之个人能力的出众；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其证监系统的工作背景，为其带来广泛的人脉资源。 时任深圳一家券商的总经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胡关金在业界看来最为成功的举措——发展经纪人到银行驻点营销，当时很多券商也想尝试，但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正式下文允许，都被叫停，而只有国信证券顺利推行。现在看来这一举措是创新，而在当时是“擦边球”。 2004年5月，在国信证券的鼎盛时期，胡关金毅然辞别掌控8年之久的国信证券，奔赴四川出任华西证券总裁。当时，华西证券的幕后老板——朝华系控制人张良宾，对胡许以20%期权和相当自由的权限。 2005年，胡关金入主华西证券，当年该公司盈利8000万元，净利润列全国综合类证券公司第2位，当年华西证券保荐代表人和准保荐代表人升至16名，投行规模40余人。而仅仅一年前，华西证券总亏损为2亿多元。 然而，好景不长，2005年张良宾突然锒铛入狱，华西证券的大股东换成泸州老窖(000568.SZ)，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利益博弈开始凸显出来。此后的胡关金也再难有作为，华西证券也就此沉沦，2008年胡关金不得不离开。 2009年4月，胡关金又转战银河证券，经过失败的“百日维新”之后，最终同样黯然离开。 对比胡关金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早期的成功，都有共同之处——股东及当地政府特别是证监系统的大力支持。而其在华西证券后期以及银河证券的失败原因也较清楚：胡关金把华西证券的总部移至深圳的做法让当地政府不满，加之张良宾失势，华西证券失去当地政府和证监系统的强大后盾，四川证监局两次下发监管意见，停止了华西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资格。而在银河证券，本来就是证监会会管券商，和证监会关系密切，以胡的人脉关系，并不能超越其前任，其能力并不足以抵销银河证券多年的积弱以及错综复发杂的关系制约。 胡关金之所以当初会选择离开国信证券，据一位接近胡关金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是因为胡的许多设想和激励机制无法获得当地政府的首肯，而在国信证券内部已经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苗头，当地政府开始约束其权限。失去当地政府支持的胡关金，许多业务再难有作为。
资料： 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摘录) 第五章公正廉洁 第十四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廉政规定和证监会廉政纪律，保持清正廉洁。 第十五条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亲属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六条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不得违反规定收受礼品。无法退回的，应当及时上缴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 第十七条工作人员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不得接受或者无偿借用监管对象提供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和其他设备物品。 第十八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关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买卖股票和从事期货交易的规定。 第六章保守秘密 第十九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证监会保密纪律，不得探询与履行职责无关的保密信息，不得泄露保密信息。 第二十条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不得泄漏工作中所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不得编造或者传播虚假信息，不得进行信息误导。 第七章回避 第二十三条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有关规定，不得从事与监管职责有利益冲突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时，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不得对应回避事项施加影响。 第二十五条工作人员不得在监管对象以及其他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未经批准，不得在社团等非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经批准兼任职务的，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二十六条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规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回避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在监管对象中任职。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福建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方，然而提起民营医院，东庄人的江湖地位无人可撼。
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名称相同的男性专科医院、女子医院、整形美容医院等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之间是何关系？投资方是谁？除了极少数知情人外，无人可以讲述清楚。2008年底，时代周报记者历时一月余，辗转广州、福建、北京等地，终于大部分摸清了这些医院之间的内在联系，揭开了莆田系民营医疗“陈、詹、林、黄”四大家族的神秘面纱。
这些由东庄人投资做起来的医院，其发家大多都是沿循相似的路径：从性病游医开始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而开始利用资本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为了摆脱“原罪”，从东庄出来的医疗资本大佬在扩张圈地过程中，往往采取复杂的方式来隐蔽自己的投资路径。
如今，面对医疗市场不断放开，国际资本汹涌而入，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东庄人无疑面临着艰难而激进的转型选择。
据东庄人称，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
一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国民生产总值。
陈氏：庞大的西红柿王国
广州华美整形美容医院，号称“中国美容整形十佳机构”和“亚洲医学整形美容研究院科研单位”，坐落于繁华的广州市黄埔大道上。
阿克苏白水医院，一家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小镇，紧邻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综合性医院。阿克苏在维吾尔语中就是“白水”，意思是圣洁的水，这家遥远的小镇医院属于香港华悦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医院，是位于上海市虹梅路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是上海美迪亚医院集团旗下的医院。
烟台新东方女子医院，现改名为新东方中西医结合医院，是一家占地一万多平米的专科医院，提供酒店式星级服务，也收取同样昂贵的费用，是加拿大麦迪克医院管理公司旗下“新东方系”连锁医院之一。
苏州东吴中西医结合医院，坐落在美丽的姑苏沧浪古城区内，由上海润佳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管理。
这些医院有着完全不同名字的医院，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从事着不同的医疗领域，属于不同的医疗公司，有着不同的法人。这些看似天南海北，风牛马不相及的医院，背后却闪现着同一个身影—西红柿集团。
西红柿集团和农业扯不上任何关系，而是一个庞大的医疗王国。陈金秀，这个医疗王国的掌控者，令至今为止也没有几个媒体记者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金秀掌控下的上海西红柿投资有限公司是以医疗产业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公司，已投资上海浦西医院、苏州美莱美容医院、苏州东吴医院等10余家医院,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长江三角洲为重点区域的发展格局。
圈内人士知道的陈氏产业，还有华美整形系医院，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整形连锁医院。华美系旗下的整形美容医院，覆盖广州、四川、南宁、长沙、福州、云南、重庆、济南等地。一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圈子内的人都知道陈氏家大业大，但究竟有哪些产业，谁也说不清楚。”
业内人士提到的一个故事，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陈氏医疗产业的隐蔽性。
林荣光（化名）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一家民营医院工作。该医院是独立注册的法人实体，和多数民营医院一样设有总经理一职，且是福建人担任该职务并负责医院的整体经营运作事宜。院长是从三甲医院退休的外科主任，具体负责医疗业务上的事情。医院法人是当地人，平时很少在医院露面。
差不多过了一年，林荣光由于职务变动，才发现这家看似完全独立的公司（根据相关法规民营医院要在工商局注册，必须命名为**医院公司）属于上海一家大型医疗集团所有。
又过了大半年时间，林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上海的这家大型医疗集团原来隶属于传说中的西红柿集团。林荣光感叹自己为陈氏集团工作了快2年，才隐约窥见其庐山面目。
詹氏：借外商新衣除原罪
如果一定要找出比陈氏家业更大，名头更响，恐怕只有陈的地道老乡詹国团和他的詹氏家族了。在莆田医疗界素有“一团二秀”的说法。
虽然詹氏比陈氏显得更为低调和神秘，但却是非不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詹氏家族几乎就是“江湖游医”和“性病诊所”的代名词。10年前王海轰轰烈烈的打假行动，主要针对的就是詹国团和詹氏家族旗下的医院。当时媒体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仅有初中文化的詹国团，18岁时与叔父詹金炉学习杂耍，开始在街头兜售狗皮膏药、鼠药等，后来转为游医，发迹故事相当传奇。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詹国团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
此后，詹氏家族的几人都把上海作为重要根据地来经营。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三兄弟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
詹国团的堂叔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title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
经历了王海打假和卫生部整顿后，詹氏家族似乎一度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几年之后，当詹国团再次出现时，与之前相比已然判若两人，他的新身份是上海中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福建省人大代表，去年还获得了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上海中峻集团于2003年9月托管了福州鼓楼医院，2004年中峻集团和美迪亚集团、澳信集团一起入股上海博爱医院，博爱也成为上海首家民营医院。而詹氏家族以上海为基地，以新加坡外商身份投资，旗下的医院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2005年至今，詹氏在嘉兴累计投资6亿元兴建的浙江新安国际医院，是莆田系投资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之一。据业内人士称，詹氏集团正在努力通过大投资、大项目、大医院的集团策略，努力摆脱性病游医的“原罪”，艰难地走上转型之路。
林氏：做连锁率先转型
在莆田民间医疗资本体系中，林氏林志忠家族也是一支不可忽略的隐形冠军。
据可查的资料显示，林志忠是莆田游医中较早觉悟到旧有模式的弊端并成功转型的代表人物。1995年林志忠组建了深圳博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号称是世界百强医疗集团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医疗集团。旗下有深圳博爱医院、深圳景田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广州利德医院 、南昌博爱医院、长沙康复医院、南京曙光医院、杭州博爱医院 、宁波同和医院、贵阳长江医院等。
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林志忠的产业，旗下有上海仁爱医院、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上海银河医院、长沙仁爱医院。
林志忠的兄弟林志诚创建的天枝集团则以广州为大本营，据接近林志诚的知情人士表示，天枝旗下拥有十余家医院，数量不多，但规模较大，基本都在广东省内，尤以广州长安医院、广州益寿医院、广州现代医院比较出名。他说，每家医院的投资都在数千万元，目前生意都是稳赚。
创建博生集团的林玉明是林氏家族另一实力派人物，他和很多前辈相比，入行较晚，他的第一桶金是在山西挖到。山西现代女子医院的成功，让林玉明成为业内的一匹“黑马”，并在五年时间内，将规模扩大到各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业内人士介绍，博生集团是莆田系医疗中首个尝试品牌连锁经营之路的企业。
博生集团旗下现代女子医院覆盖了北京（即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山西、重庆、河北、贵阳等16个大中城市，另外重庆都市俪人女子医院、长沙俪人女子医院、广州女子医院、武汉女子妇科医院、西宁生殖保健院、青海青医门诊部（西宁）、甘肃省红十字会黄河医院、山西协和医院、山西太和堂医药有限公司等也是旗下产业。
林氏家族另一个实力派人物林金宗，是“曙光系”老板。旗下的北京英才医院投资管理集团，共有北京曙光男科医院、天津曙光、上海曙光、昆明曙光、太原曙光、四川曙光等二十余家“曙光男科”医院；在上海的曙光医院集团，旗下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上海曙康口腔医院（中外合资）、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上海市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浙江省玉环县中医院、众仁曙光医疗保健中心、安徽省淮北市中医医院、江苏省宜兴市十里牌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传染病医院。
黄氏：稳守京津塘
黄氏虽然位列四大家族之一，但其医疗产业从规模和数量上看，远不如陈氏、詹氏和林氏家族。黄氏行事低调，很少出现在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中。黄氏家族中比较知名的人物，是北京五洲女子医院的董事长黄德锋。
北京五洲女子医院隶属北京五洲投资集团，集团旗下还有呼和浩特五洲女子医院、重庆五洲女子医院、北京圣保罗男子医院。
此前黄德锋曾表示，五洲女子医院希望在3年内实现上市。除此之外，北京东方伟业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也是黄德锋的产业，旗下有河北东方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淮安中山医院、天津怡泰医院、天津乐园医院、北京慧中医院、北京恒安中医院、北京建国医院、北京国际医疗中心等十几家医院。
黄氏在业界另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是黄开飞，掌管上海邦泰医院投资管理公司，旗下有上海九龙男子医院、上海城市女子医院、上海西郊骨科医院、上海真美妇科医院、上海南浦妇科医院等。
另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黄氏家族的医院主要集中在京津塘地区，同时还投资了不少酒店。
除了四大家族外，莆田系中的吴家和苏家，也是很大一支力量。
吴氏家族比较有名的是吴国营，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叫北京福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医院有：广东福康医院、柳州福康医院、湖北黄石福康医院、襄樊市第五人民医院、武汉华仁医院、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江门福康医院、肇庆福康医院医院、湖南郴州福康医院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吴氏主要在华中华北一带发展。香港亿鑫集团和吴氏关系也很密切，下属医院有:晋城妇科医院、晋城男科医院、焦作妇科医院、忻州男科医院、承德男科医院、宝鸡男科医院、银川男科医院等。
苏氏家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等等）一带发展，医院的规模都不大，但数量极多，旗下有深圳创新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三苏医疗投资集团，广东三奇医疗投资集团。
“莆田系”切半壁江山
卫生部统计，2008年中国健康医疗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按此预计，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
面对这些对比鲜明的数据所折射出的庞大市场前景，怎能不让嗅觉灵敏的资本，尤其是掌控着中国80%以上民间医疗资本的莆田东庄人趋之若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在4000家以上，约占到全国医院总数1/5，床位17万张，投入的资金估计在800亿元以上。其中莆田系分了多大的蛋糕呢？中国民营医院战略发展联盟执行秘书长解栩楠并不认可通常所说的“80%”这个数据，“这是很早的事情了，现在可能一半比例都占不上了。”
即便如此， 莆田系掌控的医疗资本也在400亿元上下。
解栩楠表示，随着医疗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包括上市公司开始大举进入医疗领域，江苏在册的民营医疗机构就有5000多家，北京的有2000多家。不过，谢栩楠也表示，由于莆田人从事医疗行业比较早，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很多都形成了大的医疗集团，成为行业的先行者和领军者。
记者采访的几位莆田系医疗人士都表示，“莆田系”也会和其他财团合作，或者和当地的资本结合，有的是控股，有的只是参股，因此也很难分得清。从数量上看，大部分民营医院还是莆田系的，但存在地区差异，发达城市城市多一些。
发家“三部曲”
坑蒙拐骗起步
一位在医疗行业沉浸多年的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详细讲述了莆田系的发展轨迹。
“第一个阶段是租赁阶段，医院房子和设备是租，医生是临时聘用，开办成本很低。然后就是大打广告，造一些假信息，比如把主治医师说成是北京什么大医院的教授、专家等。下一步操作，就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医院品牌做响了，就扩大经营，如果办砸了，换个地方再搞。”
“当时承包科室很容易的”，该人士告诉记者：“只要价格合适，我们就可以租到科室。”据介绍，当时莆田系承包的科室大多都是公立医院视为“鸡肋”的皮肤科、妇科之类，后来扩展到骨科、体检中心等。
当时，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逐年减少，通过将一些“又脏又不赚钱”的科室外包，公立医院甩掉了包袱，游医们则找到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从此登堂入室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
被承包的科室一般独立收费、独立营销、独立运作，每月向医院缴纳一定管理费，一般是事前约定好的固定金额再加上一定比例的提成。其中最重要一个环节是：送一定比例的股份给医院领导或主管部门，使其成为股东之一，这样就和医院领导结成利益共同体。
“科室承包为不法分子利用虚假医疗行为骗取钱财提供了温床，导致老百姓对民营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对时代周报记者提及这段历史时，北京北亚骨科医院院长肖正权仍然耿耿于怀。
第二个阶段是托管阶段。被托管的医院，大多是经营状况很差，长期投入不足的一级医院或企业医院，员工只有几十人，病床也不多，但它承担着当地居民或企业职工最基础的医疗保障任务。按照要求，托管方必须保持医院基础科室的完整，但出于经营效益考虑，以及对“大专科小综合”模式的了解，托管方会投入资金购买先进设备，重点发展利润比较高的科室，这必然导致对眼科、外科等技术要求高、医疗风险大、利润空间小的科室投入不足，长此以往，就无法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的医疗需求。
“这些医院一般走的是低价策略的路子，收费比公立医院要低一点，甚至减免部分价差费用，还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营销上主要靠广告，服务的也是低收入人群。”
第三个阶段是自建医院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莆田系老板开始自己建医院，一部分是专科医院，一部分是综合性医院。
综合性医院以“大专科小综合”类型为主，以临床科室中的妇科为例，大专科就是包括治疗、临床、手术和护理在内的大妇科，为了配合妇科治疗，医院至少还会开设内科、外科、耳科、麻醉科和中医科等科室，这些临床科室再加上由放射科、检验科和影像科组成的医技科室，称为小综合。
很多人还在低端市场厮杀时，一些转变也在悄悄改变，现代女子系（林氏）的成功让更多老板看到品牌的力量，一时间，五洲女子系（黄氏）、新东方女子系（陈氏）、玛利亚女子系（詹氏）一一亮相。这些医院的服务对象不再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提供酒店式的服务，收取同样高额的费用。
另一些实力雄厚的老板，则花费重金买断大型综合医院，或是砸重金自己新建综合性医院。中屿集团投资6亿元兴建的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就是“莆田系”追求大综合医院转型的一个案例。
这种“大综合”医院的路径正在成为莆田系未来的一个方向。
渗透产业链两端
除了传统的赢利模式外，莆田人把投资向上游延伸，扩展到药品制造和医疗器械制造等医疗相关产业。产业链的延伸，为莆田人获取更大的产业链利润提供了更大空间。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医疗厂商和医药代表都利用莆田医疗人集中回家过年的机会，云集东庄镇寻求洽谈业务，缝年末即自发形成了一个医疗器械药品交易市场，交易额达到10多亿元。这让莆田人看到了更大的利润拓展空间。
以詹氏为例，除医院外，詹氏家族的医疗版图早已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中屿集团是一个集医院投资管理、生物药品开发、医疗设备销售、基础工程建设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下辖上海奥琪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兴渝药业有限公司、上海拓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莆田中屿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厦门中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中屿旗下一家名为北京民众集团的公司，不仅有北京民众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还包括北京民众伟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福建民众医疗器械厂、民众医疗救助基金会等多家产业。
此外，广告行业是莆田系资本最早进入、与医疗投资一直相生相伴的产业。在广告业基础上，部分莆田系资本，如天枝集团，甚至进入了影视行业。同时，莆田系也开始染指酒店行业，如黄氏在北京地区投资不少酒店。
知情者透露，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后，莆田系民营医院还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得更多利益。“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然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与药厂相熟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这个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选择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体系，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
据了解，有些莆田人在医疗器械领域，也是采用同样思路推广。
独特的防火墙
没有人不喜欢展示自己的强大。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在自我介绍时，通常都回把自己所有的控股、参股公司和分公司一一罗列，惟恐遗漏，但这对于“莆田系”医疗企业，却绝对是个例外。
据曾经在陈氏集团工作过的一位高层人士介绍，除了西红柿集团直属的医院，陈氏旗下的医疗集团至少有14家，每家医疗集团都有独立法人，每个医疗集团下面又有不少医院，每家医院也都是独立注册，有独立的法人代表，独立经营运作。即使是同一医疗集团下不同医院的员工，也不知道自己为同一个老板打工，更别说不同医疗集团之间了。
“即使我告诉你这家医院就是陈氏集团的，你去查吧，但从法律角度，你根本查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关系。”一位知情人士说。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要做得这么隐蔽时，该人士表示：“这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一旦某一家医院发生了事故，最多也就是这一家医院关门了事，而不会牵涉到其他医院。”
不过，该人士再三强调，“这是以前江湖游医的‘短、频、快’模式，由于政策管制和市场需求，现在新开的医院，都比较看重长期效益和规模经营。华美整形、新东方系列，都是走的高端的专科品牌连锁经营路线。”
外资兵临城下 莆田郎中浴火重生
据最新消息显示，国际金融公司(简称IFC)目前已与中国一些私营医院展开合作。
IFC虽为金融公司，但其业务涉猎范围极其广泛，如今投资医院这一举动又将引领一些国际资本的新动向。
面对海外医疗资本大鳄的蠢蠢欲动，这让带着原罪的莆田民间医疗资本的转型既急迫、又艰难。
百倍市场增长空间
无论对于境内资本还是境外资本而言，近几年火爆起来的中国民营医疗市场拥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2003年以来，财政对卫生投入的增幅平均每年都在20%以上，2007年中央财政卫生投入在2006年增长65.4%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6.8%。
更吸引资本眼球的是，目前中国医疗产业约占GDP的5.5%，而美国这一比例达15.5%，其他欧美国家在8%—10%之间。
就规模而言，中国医疗市场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5%，如若达到美国市场的水平，那么中国与医院相关的医疗服务业将有100倍的提升空间。
今年是中国承诺允许外资综合性医院进入内地医疗服务市场的第一年，早就觊觎中国市场的海外医疗机构很可能蜂拥杀入，曾经依靠坑蒙拐骗起家的莆田系医疗资本的转型已然刻不容缓。
民营医院内忧外患
民营医院转型能否成功，在于医院掌控者的能否先期转型，能否把握时机，敢于打破思维定势，敢于承担转型的风险和成本。
一家民营医院的总经理、大学商科专业出身、Q名“桂圆”的莆田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按经营模式划分，我算是第二代，第一代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承包科室，第二代主要是走品牌路线。我们这一代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本身就是学医的，然后再做医院管理，还有一些人在国外念了博士，回来在家族的医院工作。”
“桂圆”说，以前的经营模式注重“短、频、快”，企业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品牌观念，只要能生存下去，能赚钱，就万事大吉。在桂圆看来，“以前的模式确实积累了巨额财富，但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转型很艰难，首先社会上固有的对民营医院的看法很不好，要消除这些偏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老老实实把病看好。自建医院、独立品牌、长期效益。”
北京一家民营医院的总经理告诉记者：“客观环境不利于民营医院升级转型，税收、医保、人才等政策都不平等，让我们根本没办法和公立医院公平竞争。
还有，民营社区医院的医疗诊断在公立医院得不到认可，患者即使转诊到了大医院，还要重新检查。所以很多老板宁愿开些赚钱的妇科医院，不愿意做综合的社区医院。”
“此外，我们的一些做法，能否得到家族或老板的支持，也是关键。两代人之间经营理念不同，我们认为正确的，他们并不认同，医院是老爷子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很难实现。”桂圆认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符合国家政策的指导，符合老百姓的需要，作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走社区、农村医疗路线；另一方面可以走保障体系外的高端医疗服务和研发性医疗。
“很多人推崇美国模式，但这一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内地。现在的情况，和十几年前的台湾很像，台湾的社区连锁医疗已经有十多年历史，非常成功，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
求解转型瓶颈
面对外资的虎视眈眈和公立医院的政策优势，在夹缝之中生存的中国民营医疗资本，将如何转型？
广州仁爱医院一策划人士表示，国外绝大多数私立医疗机构，都走高端市场，或者做特色的专科医疗。普通人到公立医院就诊，个别有钱人则到私立医院享受更好的服务。
而在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则恰恰相反，要么是捡公立医院的剩饭，要么靠虚假广告招揽顾客。
民营医院理应有两类，要么是资金雄厚且做好长期投入准备的高端医院，要么是技术力量雄厚、特色鲜明的专科类医院。
该人士称，在服务定位上，由基本医疗转向特需医疗，展开差异化竞争，转向提供高端专科医疗服务，向大专科小综合方向发展，不要走入“小而全”的误区。
在资本结构上，由原始积累转向投资多元化。具有一定规模和商业信用之后，有些民营医院开始获得银行的贷款，靠直接融资把医院做大，但还贷压力和风险都很大。
目前一些经营比较成功的民营医院，已开始扩大间接融资，使资本多元化。
曾有人称，今后国家的医疗机构将出现5个层次：平价医院、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医院、高收入的白领医院、针对境外人士的豪华医院和顶级的奢侈型医院。
现在看来，面对实力雄厚的公立医院，以及不是医保定点医院的劣势，民营医院将向后三者靠拢，而将自身定位于高端人群，无疑需要雄厚的资金做支撑，因此，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谋求更快发展，在即将到来的竞争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莆田系各位领军者的“心病”。
由于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困难，莆田的资本大佬大多青睐上市。记者了解到，林氏的博爱集团正计划在海外IPO，而天枝集团则打算借壳上市。
据接近天枝集团高层的人士称，林志诚一直在考虑上市，但不是为了上市而上市，而是出于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集团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
旧有的模式对莆田系继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正在逐渐释放，但新的思路新的变革往往受到家族势力的阻挠而不能顺利实施。
可以说，“莆田系因家族因素而成功，也因为家族因素而陷入发展瓶颈”，因此，通过上市重组，让一部分家族成员持股退出管理层，以利于引进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成员，促进企业更大发展。
民营医疗海外上市集体停步
起自大洋彼岸的金融风暴，让中国的民营医疗界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很多计划在2008年实现海外上市的中国民营医疗企业，至今没有一家敲响开市的锣声。
时代周报记者最新调查发现，不仅有意上市的民营医疗企业都暂停上市计划，而整个民营医疗界的经营状况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倒闭潮来袭
记者了解到，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门诊和医院有不少已经黯然关门，幸存下来的机构营业额也大幅度下降。据记者了解，目前很多民营门诊部和医院的月营业额下降了20%以上。
而东莞则是民营医院受创的重灾区。由于整个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外贸企业和代加工类企业要么裁员或是降薪，要么关门大吉，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迫提前返乡，许多曾经繁华的镇街迅速萎缩。
需求量的直线下降，使得以外来工群体为客户目标的民营医院和诊所生意锐减，营业额狂跌，很大一部分诊所不得不关门。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东莞莞城区一家门诊部的营业额两个月已经下降了十几万。
此外，民营医院和诊所开展的医疗项目大多是不必急在一时的慢性病和可看可不看的疾病，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这类消费需求或者下降，或者推迟，使得大批民营医院一时间门可罗雀。
推迟上市后遗症
日前，连锁体检机构爱康国宾宣布已经完成境外上市的基本手续，鉴于美国的经济形势不明朗，上市时间推迟到2010年。
同时，爱康国宾的战略投资者之一—美林证券已经被收购，对爱康国宾上市进程无疑将产生不利影响。
爱康国宾CEO张黎刚表示，去纳斯达克上市，并争取成为第一个海外上市的医疗健康类公司的计划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首家获得海外风险投资的民营医疗机构——佳美口腔同样推迟了上市计划。佳美口腔原本计划200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由于过度扩张，以及在扩张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亦摊薄了佳美的利润，这从另一个层面也影响到了上市计划的推进。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佳美在南方一些城市经营比较好的店，月收入也只有几万元，“我敢肯定，佳美现在应该不盈利”。按原计划，佳美口腔的第二轮私募应该在2008年底完成，募资额为4000万美元，目前这个计划也被推迟。
此外，博生集团、慈铭体检、五洲女子医院等原计划近期上市的医疗集团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大环境不好，我们不会选择这个时候上市”，广东一家民营医疗集团的总经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证券市场大幅下挫，即使上市了，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该集团一度想成为中国医院集团海外上市第一人，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该集团已经悄悄放弃了上市，转而选择稳健的发展道路。
一位长期跟踪研究民营医院的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大多数民营医院的起点低，规模小，实现海外上市，不仅能解决融资问题，在中国医改的大背景下抢得先机，更可以获得“好名声”，从而摆脱长期以来民营医院的负面影响，树立与国际接轨的高端形象。然而，全球股市暴跌，经济形势低迷，打碎了它们通过上市募集资金寻求长期发展的梦想。
而这些医疗集团大多是在风险投资资本支持下做IPO，有些还签订了对赌协议，无法及时上市，也为这些企业未来的发展增添了几分变故。
前司长于宗河：
医疗市场不能过度开放
就民营医院的转型与发展之困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现任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会长的于宗河：
准入门槛亟须提高
时代周报：民营医院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医疗领域一支重要力量，可是社会上对民营医院一直有不太好的看法。
于宗河：医疗领域对社会资本开放，方向是对的，但开放尺度需慎重把握，部分政府部门将医疗领域的开放等同于解放思想、招商引资，好像它让很多人来办医院，把医院都卖了，就是改革了，这样的理解和做法都是欠妥的。最终导致市场缺乏门槛限制，结果良莠不齐，业态混乱。
特别是某些集团纯粹是要借医疗来搞资本运作，用杠杆去撬动资本。比如手头有两三个亿，搞个医院，评估后就是五六个亿，然后去银行抵押，撬动20亿的投资，然后再去滚（建新医院），一个医院（集团），它滚到五千张床 ，这时医院就可以评估到20多亿，他就可以从银行再撬100亿出来，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风险太大。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社会资本的准入问题上，应该怎么把关呢？
于宗河：在硬规则缺失的现实情况下，可以设置些软规则。比如投资者为什么要办医院，投资理念是什么，还要看看他的资信证明，信誉程度。个人最好能有医学背景，这对办好医院有好处。
如果没有医学背景，那就得放手让有医学背景的人来做。现在有很多医院的董事长凌驾于院长之上，很多福建人办的医院就是这样。院长没有办法施展专业抱负，唯一的目标就是效益。有些医院的院长换得勤，几个月就一换，没给医院创造收入，就不行。此外，应该加强规划，不管是公家办还是私人办，关键是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这个医院，比如这一片居民区，是需要建三级，还是二级，还是小医院，都需要有规划。
市场不能过度开放
时代周报：有很多学者提出，应该放开市场大力发展民营医院，通过和公立医院的充分竞争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于宗河：最近就有一个教授提出，要开医疗城，这样什么人都能进来看病。他以为竞争就能花钱少，那纯粹是胡说八道，等到多了的时候，就是弱肉强食，一条街上都是诊所，到处抢病人，那你看看会是怎么个竞争法，那背后的事就不好说了。总体来讲，医疗市场不能过度开放。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民营医院也在抱怨，在人才引进、医保、医院评级方面都受到限制，不能和公立医院公平竞争，还有就是税收过高。
于宗河：我这几年一直呼吁减税，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现在的税收是营业税5.5%，企业所得税是33%，再加上其他的税，平均占医院收入的11%左右，我们拿出两个百分点来，全国的民营医院统一建一个民营医院社会救助基金，交到社会上去统一管理使用，也算给社会办了一件好事，剩下的就给它免了。
时代周报：如何更好地监督引导民营医院的发展？
于宗河：不容易。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想办法，制定了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十条守则，引导民营医院好好按照这十条，讲诚信，讲自律，讲规范管理，讲科学管理。不管谁来办医院，是外国人办，中国人办，农民办还是商人办，这十条都是少不了，因为它针对的是人的生命和健康。
2009年11月27日 00:0021世纪经济报道 李伊琳上海报道
[淘股吧]
10月13日公布的《胡润百富2009年排行榜》显示，“新湖系”实际控制人黄伟、李萍夫妇以市值300亿元巨额资产闯入中国百富榜前十，与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泛海集团[1.81 0.00%]董事长卢志强，以及合生创展的控制人朱孟依同列第五位。
黄伟是“新湖系”金字塔架构的塔尖人物，但他不担任任何职务。
“黄伟的低调肯定是有原因的，”从业过温州体改办主任和政策研究所所长的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他是温商中的一个‘另类’。”
1. 卖800张股票认购证发家
靠在杭州“包柜台”卖眼镜积累的第一桶金2万元，黄伟购买了800张股票认购证。30元的认购证炒到上万元一本，由此为他换来了8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
黄伟来自温州，可他真正的创富传奇却脱离了温州经济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浙江，正值个私经济开始繁荣。温州号称有10万大军遍布全球范围内跑供销。而此刻的黄伟，还属于体制内人士。“先后在温州瑞安一中任教，后调到温州市委党校。”与黄伟共事过的周德文介绍，“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黄伟下海了。”
当时，温州区域内已经逐步形成了眼镜、打火机、鞋服等生产加工基地，而外出的温州人大多从事营销，其中最普及的模式是在外地的一些国营商场“包柜台”。
关于黄伟的第一桶金，一个较为流传的版本是，他去了杭州后，在国际大厦租下了几个柜台卖眼镜，赚了2万多元。显然，此时的黄伟没有过人表现。
刚刚接触到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多的人忙于营销与生产。当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正泰集团南存辉等富豪走出温州模式下的一个个样本之际，黄伟依然名不见经传。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黄伟本人的超常预见能力，从时间节点上看，黄伟的上位更像是踩准了中国资本[5.77 0.00%]市场发展的“脉象”。
黄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温州模式的财富之路，脱离了温州的主要产业——制造业，资本运作方面的“天才”特性和对投资市场的先知先觉开始凸显。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尝试，最初的股票开始出现。1991年4月4日，深交所以前一天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深证综合指数[1197.04 -0.14%]。1991年7月15日，上交所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上证综合指数[2852.77 0.13%]。
1991年末，上海发售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每本30元。每本证都有一个号码，凭证参加1992年上海市发行的股票摇号，中号者才能购买股票。
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股票认购证，30元也不算小钱，精明的上海人大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光看不买。可以说，发售形势一片惨淡。
据说，黄伟在眼镜销售中积累的2万元资金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他买了800多本认购证。
由于买的人少，买到了认购证的人，中到新股的概率就高了。坊间，时不时传出，某某中到一个新股，发财了。之后，在上海人眼中，买到认购证就意味着找到了发财机会。每逢认购证发售，他们拿着板凳、被子漏夜排队。1992年的认购证一度曾在黑市上炒到上万元一本。正是这800多本认购证，为他换来了800多万元的原始资本积累。
关于这个发家版本，记者向目前新湖系的一名高管求证，对方笑着说，“我听到的版本也大致如此。”
新世纪[19.18 -1.54% 股吧]以来，上百家民营企业千万百计欲冲入资本市场。周成建的美邦服饰[32.71 2.12% 股吧](SZ:002259)和吴志泽的报喜鸟[27.80 -2.08% 股吧](SZ：002151)于2008年在深圳市场成功上市，成了温州一批较早进入资本市场的幸运民企。
而此时，黄伟已是3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3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新湖创业、新湖中宝[5.97 -2.45% 股吧]和哈高科[11.01 -0.63% 股吧]。
“黄伟其实也做过国债，但当时并没赚。”同样在瑞安一中任教过的王先生透露。黄伟在资本市场的积累显得非常低调。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积累的初见规模，作为特殊商品的资本变得越来越活跃。中国政府首先是国库券交易市场的尝试，随后是有限的职工内部持股和公众认购股票试点，再到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这些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均留下了关于黄伟的传说。
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从无到有，从暗转明。关于黄伟的故事，也就逐渐浮出水面。首先，在国人对资本市场不甚觉醒时期，他顺利“夺取”了稀有而珍贵的“壳”资源。他所有的“围猎”行动，基本上都在“新湖系”这个平台上进行。
1994年，黄伟开始“造系”布局，同时，他依托房地产业开始资本扩张。
2. 揽“壳”扩张造“系”
房地产市场累积的雄厚资本，推动黄伟加速向资本市场渗透，黄伟在资本市场以“无形手”腾挪拥有数家上市公司。
在这段时间里，黄伟显得异常低调。
1994年，他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湖集团)和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湖房产)，注册资本分别为1亿元，黄伟担任了董事长。同时，黄伟又创立了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嘉源)。
1993、1994年经济经历高涨到紧缩，大多数国有房企因体制刻板，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遭受重创，纷纷关、停、并、转。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掀开的这波“国退民进”的浪潮中，黄伟以低成本夺得先机。黄伟此举，比温州“炒房”大军足足提早了七八年。
从此，黄伟展示了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腾挪的一个个传奇。在这个平台上，黄伟的得力干将开始登场。
1996 年，邹丽华初到新湖，启动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房地产开发。那一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在 “冰河期 ”，新湖集团在房地产领域开凿的第一个项目就在黄伟的家乡——瑞安市。飞云江畔，3 万多平方米的绿化带半掩着一排欧式住宅群，已成新湖在当地的一张 “ 金名片 ”。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新湖开始伸出资本触角。
新湖在城市间进行梯队扩张，一线城市如上海，二线城市如杭州、南京、沈阳，三线城市如温州、镇江、芜湖、九江等。
2000 年，房产市场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新湖毅然紧缩证券期货市场业务，携 40 多亿元资金闯荡上海滩。“新湖明珠城”项目是上海市环线内最大的旧城改造工程之一，亦是浙江民营企业在上海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
同年，黄伟通过系列资本运转掌握了新湖创业(SH：600840，现该股票已与新湖中宝合并)。
新湖创业的前身是1994年上市的绍兴百货大楼。2000年，黄伟控制下的新湖集团和其控股子公司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合计持有了绍兴百大29%的股份，成为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伟“造系”也因此正式启动，并在资本市场以“无形手”掌控数家上市公司。
房地产市场累积的雄厚资本，推动黄伟加速向资本市场渗透。与黄伟如今在期货领域表现类似，在每个比较市场化的领域，黄伟都一鸣惊人。
2003 年3月5日，上海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090万元拍得磁浮列车两年冠名权。
此时，新湖系的资本实力已经非同小可。
2004年底，“新湖系”开始入主哈高科(SH：600095)。当时新湖控股、浙江新湖房地产作为一致行动人受让了7844.18万股公司股权。在资本市场的揽壳开始扩展。
2006年2月14日，新湖控股又以每股2.55元，受让哈高科总股本的12.25%股。至此，新湖控股及新湖房地产持股比例共计42.24%，新湖系成为哈高科的惟一非流通股股东。
2006年，新湖集团又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将旗下14家房地产公司注入控股公司新湖中宝。同年的 7月25日，新湖集团将直接和间接持有G中宝(SH：600208) 股权25.32%，现为新湖中宝，成为实际控制人。
黄伟通过这个平台，逐步将原先主营大豆加工的哈高科向房地产领域推进。在这个时代，黄伟的一些领域正是目前温商资本的“热门”。
除此之外，黄伟还通过新湖控股、新湖集团以及旗下的新湖中宝、新湖创业等上市公司控股、参股了湘财证券、新湖期货、盛京银行、青海碱业等公司、温州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自此，黄伟旗下产业涉及地产、金融、矿产等三大行业，公司遍布全国各地，“新湖系”已经成为国内资本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派别。
3. 地产借壳，隐秘操控
将地产业务整体打包借壳上市，黄伟低价增持了公司股权；将土地储备置入上市公司，借助股权抵押获得开发贷，缓解了资金紧缺压力。高比例持股，为“新湖系”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留下了较大的资本运作空间。
“他毕竟从体制里出来，从体制和市场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曾经跟黄伟共事过的周德文对黄伟的做派如此评点，“不然，在时下的中国经济体制下，很难有民营企业成长壮大。”
就在黄伟通过股权腾挪获得三家上市公司期间，在温州，当地有近百家民营企业欲冲进资本市场。但是，现行的上市制度限制了民营企业上市的步伐。比如，上市标准中企业规模、盈利记[0.85 3.66%]录与融资的额度与净资产规模挂钩等的规定无疑限制了大量规模较小但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上市融资。另外，股份制改造的“阵痛”使民企望而却步。
而黄伟上述股权操作，巧妙地规避了这些障碍，构筑了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式公司结构。
“系”成之初，三家上市公司中，除了新湖创业以地产业务为主外，新湖中宝和哈高科的地产业务所占比例很小，并且公司业绩平平，常年来依靠和母公司之间的地产关联交易或非经常性的损益方能获取微薄的盈利。从这种情况来看，这两间公司更像是黄伟为以后的资本运作而养的“壳”。
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牛市。黄伟的“壳”资源终于派上用场。之后的一则则公告，令市场人士对黄伟之前的用意恍然大悟。
2006年9月7日，新湖中宝发布的一则公告，令“新湖系”地产业务的借壳思路公之于众。该公司公告称，向母公司新湖集团以每股3.21元发行12亿股普通股，新湖集团以其持有的14项房地产公司股权作为支付对价。
半月后，新湖中宝继续发布公告称，新湖集团拟收购新湖中宝原第一大股东浙江恒兴力控股100%股权。至2006年12月，上述交易事项悉数完成，新湖集团持有中宝股权比例由收购之前的10.35%大幅上升到81.47%。
为什么黄伟没有将地产业务装入旗下以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新湖创业而选择了新湖中宝？市场人士认为，这个环节似乎给近期黄伟的“废壳”行为落下了伏笔。
一名关注新湖系的证券分析师事后对其手法解读认为，新湖当时的股价超过9元，而新湖中宝当时股价仅在3元附近，同样的资产通过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中宝这个平台可增加的股数是新湖的近3倍。这样一来，将中宝作为“新湖系”房地产业务运作的资本平台，在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高比例持股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对价的高额增值。
通过将地产业务整体打包借壳上市的安排，黄伟在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增持了公司股权，进一步提高了对公司的控制力；同时，通过将土地储备置入上市公司，然后借助股权抵押的形式获得开发贷款，黄伟旗下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得到改善，大大缓解了开发资金紧缺的压力。另外，由于黄伟所持股权的比例较高，又为“新湖系”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留下了较大的资本运作空间。
这种操作，中国政府对楼市的政策性调控中，新湖系得以纾困。
对于黄伟将地产业务借壳新湖中宝这一安排，资本市场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同。2006年下半年以来，包括基金、保险公司、QFII等机构纷纷进驻新湖中宝前十大流通股东的位置，完全取代了2006上半年以个人为主的流通股东结构。新湖中宝股价2006年全年复权涨幅达到336%，黄伟所持股权价值达到73.8亿元，令黄伟得以凭85亿元的财富总额晋身2007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20名。
4. “废壳”整合，扩张期货
新湖中宝换股吸收合并新湖创业，“新湖系”旗下原本三驾马车削减为二，但此招并不表示“新湖系”从此式微，黄伟关了证券市场一扇窗，却开了期货领域一扇门。
黄伟的操作手法，隐隐透着投机味道。”浙江一名一直关注黄伟的证券注册分析师认为，“而新湖系，是他在幕后操作的一个网络和平台。”
当市场人士被黄伟腾挪的无形手转得眼花缭乱之际，黄伟却开始了 “废壳”行动，这同样令普通投资者百思不得其解。就在黄伟的家乡温州，起码有百家以上的民营企业在为上市费尽心思。
黄伟的三家上市公司度过了证券市场这波周期中风光时期。
当年9月1日，新湖中宝公告称，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新湖创业(SH：600840)已于8月28日完成换股。新增股份将于9月4日正式上市。这意味着新湖系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整合顺利收官，今后，公司将集中资源做强房地产主业。
结果又一次诠释了黄伟“废壳”的用意。
2008年的股市，哀鸿遍野。其实，黄伟的这种并股行动，早在去年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布局。
2008年12月17日，新湖中宝有限公司召开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湖中宝拟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新湖创业，换股比例以双方市场化估值为基础确定。新湖中宝、新湖创业的换股价格分别确定为3.85元/股和7.11元/股，实施换股时新湖创业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新湖创业股份将按照1:1.85换股比例转换为公司股份。
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废壳行为，新湖中宝对外解释称，这是完成新湖控股曾作出的承诺。其实，这都是黄伟事先落下的“伏笔”。
《新湖中宝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新湖创业投资股份有限预案》显示，2006年8月23日，黄伟签署了一份《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原因是新湖系旗下新湖创业和新湖中宝均为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这份《承诺函》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整合旗下地产业务，兑现之前黄伟“将在合适的市场时机，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进一步整合该等公司之住宅地产业务”的承诺。 同时新湖中宝方面还认为有利于新湖集团进一步整合新湖集团房地产业务和提高市场份额以增强新湖中宝的抗风险能力。
“新湖系”旗下原本三驾马车形成却削减为二，但此招并不表示“新湖系”从此式微。黄伟关了证券市场一扇窗，却开了期货领域一扇门。
吸收合并后，新湖系拥有盛京银行、吉林银行、成都农村信用社、湘财证券、长城证券、新湖期货公司等涉及多领域的成规模的金融股权投资。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由新湖中宝(SH：600208)控股，注册资本金1.35亿元。就在黄伟在证券市场貌似盘整收缩的一年多时间里，资本在期货领域的扩展出奇地清晰。
历史似乎又给期货领域创造了财富制造点，当投资者的目光还集中在证券市场的时候，黄伟就开始向期货领域布局。
2007年，国家再放出“政策风”，推出股指期货。2007年10月9日，新湖中宝公告，公司拟受让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地期货(新湖期货前身)35%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050万元。
一个多月后，新湖中宝再次公告，对浙江天地期货受让并进行增资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形成控股71.15%的股份。
2008年4月，素有期货天才之称的马文胜率领一班高管集体进驻新湖期货。在他们的眼里，期货业迎来的是新的“危”“机”。
马文胜认为，从2008年来看，期货市场的功能更加凸显。而新湖期货保证金规模从2008年初的1.4亿升至14亿，增长率达到了1000%。营业部数量由原来的4家增至10家，现有青岛、大连、郑州、福州、温州、嘉兴、临海、深圳、海口、上海营业部。员工从原有52人增至260多人。
外界清晰地看到，新湖系的资本越来越向金融领域倾斜。这似乎是时下民营资本转向的不二选择了。
值得研究，老王实力还是很强的，不是简单的“内幕交易”
花之，希望兄台能多贴点这方面的资料
只有一点模糊感觉:
1.吸入资金多
2.出去的少,全面回归整体经济循环的速度慢.
系统论是什么概念?
很多东西你整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