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朱元璋删《孟》的闹剧 -- 温相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位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位是亚圣孟子。历代的皇帝都需要借助于孔孟之道，来统治老百姓，所以对这两位圣人恭敬得不得了，供在文庙里，四时八节派代表奉祀。不定期地还要御驾出动到山东曲阜祭孔，那场面隆重浩大，庄严肃穆，九五之尊的天子陛下，都要朝他们两位磕头，以示崇经尊儒。因此，孔子有“百代素王”之称。去过曲阜的游客，都知道孔庙、孔府的规格，基本上参照北京紫禁城的规模，是相当富丽堂皇，显赫威风的。

　　但是，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农民出身，造反起家，当过和尚，做过盗贼，对文明、文化、文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因而，他比较另类，不怎么买圣人的账，尤其反感孟子。洪武二年，他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取消孟夫子的配享资格。满朝文武都慌了手脚，大家都是孔孟之徒，不执行命令不行，执行命令又感到极其荒唐。幸亏，钦天监的星象专家出来说话了。他说，荧行于惑，是天要发怒的先兆，陛下是不是有些什么政策举措，让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朱元璋愣住了，迟疑了。第一，他终究是个农民，而且是小农经济社会下靠天吃饭的赤贫农民，因为靠天吃饭，从基因中就有这种对天的敬畏之心，别人是不敢对他发脾气的，但老天爷要发脾气，他还是不能不在乎的。第二，他虽然贵为天子，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再伟大，他再英明，他的命是掌握在老天手里的，阎王要你三更死，决不留你到五更。所以，这位本质上的农民，让步了，撤消圣旨，总算让孟夫子在祭祀时，可以有一盘冷猪头享用。

　　这位农民皇帝撤孟配享的闹剧，在清人全祖望的《鲒琦亭集》中，有所记载。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下令当场拷打臣属，叫做“廷杖”，打死，打伤，打得终身残废者，以朱明王朝最厉害；屡兴大案，株连人数之多，地域之广，造成“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的疯狂，也以朱明王朝最凶残；刑罚之残暴严酷，灭绝人性，例如“剥皮揎草”，例如“腰斩”，也以朱明王朝最为骇人听闻；而宦官之多，特务之众，如东厂西厂，残害百姓，为祸之深，也以朱明王朝创最高纪录。

　　因此，有人说，朱元璋坐江山后杀掉的人，比他打江山时杀掉的人还要多，史书上通常缺乏精确统计，此说姑且存疑，但这位历史上数得着的暴君，连自己的儿女亲家，从他最初起义时就是亲密战友的李善长，都格杀不论，做他的臣民可想而知是如何的命悬一线了。那时，大臣早朝，临行前，全家人都出来与之挥泪送别，因为不知道晚间下了“班”，他回得了家，还是回不了家。

　　战国时的孟轲，怎么会把明朝的朱元璋得罪了，在当时没有人敢试探一个究竟的。哪敢啊，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到了洪武二十二年，距离撤享的二十年以后，满朝上下，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没料到，小人之记仇，真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地步，他对亚圣的憎恨情结，不知怎么搞的，又一次地神经质起来。这回好，朱元璋下令，索性取缔《孟子》这本书，人们终于明白，孟夫子是因为什么招他的恨了。

　　在封建社会，科举年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学塾的基础教科书，称之《四书》。现在成了《三书》，到了四年级，无书可念，也不是办法。这位皇帝发话，另出一本《孟子节文》，全国发行。在这本新版《孟子》里，把他不喜欢，不爱听，反感的，有抵触的词句，统统删节掉了。他对主持这项出版重任的编纂者，恶狠狠地咆哮：“如果这老小子活到今天，落在我的手里，不要了他的命才怪！”

　　看看朱元璋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话，就了解他为什么要跟孟夫子结下深仇大恨的原因了。因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不太把皇帝当回事，而把老百姓高看一些。这还了得？居然胜过他，这可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坐了江山的他，加之他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

　　其实，历代帝王中，不乏“略输文采“，”稍逊风骚“者，或一介武夫，唯知行伍，或出身草莽，胸无点墨。或贩夫走卒，目不识丁，或边野牧竖，蒙昧未化，汉高祖刘邦当皇帝后，还得意洋洋地拿起儒生的帽子作尿壶的，可后来，还不是强迫和他一块打天下的伙计，按照叔孙通的教导，在那儿学习礼仪了嘛？这位亭长衣锦还乡回到下邳时，不也咧开大嘴，吼出“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烂诗，作前卫诗人状嘛？

　　只有朱元璋，坚定地坚持着这种残酷嫉恨的小农心理，一直跟孟夫子过不去。

　　这本《孟子节文》，甚至到他的儿孙接班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后来，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后来，大家甚至都忘了曾经发生过的这场闹剧。现在，据说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这本书，那自然是珍本孤本，一般读者是不会借到以饱眼福的了。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任何倒行逆施，挡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最终只是成为笑柄，留给后人作谈资而已。

朱元璋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相当残暴的一位，没有疑问。不过细究起来，朱元璋的屠刀主要指向“士”这个阶层。比如两次屠戮功臣，据史载多达四五万人，高启只是不为所用，就罗织了文字中的罪过，腰斩于南京。但对治下的草根，他还是比较注意爱护的。“剥皮揎草”，好象只用于大逆和贪污，县官只要贪污十几两银子，就有可能被剥皮，填进草或草灰，挂在衙门口。

朱元璋从起事时就注意军纪，其中有爱民的成分，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红巾军的特点。

不过这个人心胸之狭窄，手段之狠毒，皇帝中大概排第一。所以被他盯上的人，就惨了。亲侄子（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守南昌立有巨功，还曾退让封赏。后来也是因为封赏的问题发牢骚，居然被鞭死。苏州百姓，因为是张士诚的子民，就被课以极重的税赋，直到况钟的时候，才逐渐缓和。

太子朱标、太孙朱允?扇词潜冉先噬疲?一早死，一被逐。朱棣也是个残暴的家伙，夷十族，瓜蔓抄是其杰作。才子解晋，也无辜死在他的手里。

后面的皇帝，各有千秋，如此残暴的倒没有了。

可笑的是，明朝还是亡在士人手里。太监为祸虽烈，但如果不是士人党争，大明当不会亡在崇祯朝。

基本上他是一个礼贤下士，又能正确判断形势的人物。不过我读的材料不算多，明史方面的专家可能知道的确切吧。

“汉高祖刘邦当皇帝后，还得意洋洋地拿起儒生的帽子作尿壶的”

此说应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

这是在刘邦做皇帝之前。

坐了江山也就没了制约,本性才能充分暴露。

想想太祖，年轻时候是多么的英明。。。

这是李老国文写的，呵呵

偶对这李国文的东东极为鄙视。

你！

李国文是个很有气节的人。89年之后。。。不过这是春秋版面，就不说下去了吧。

看相爷称李国文为李老，不知您跟他是什么渊源，小的不知水深水浅，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多担待。只是这李国文的东东么……，这样转在下旧文中的一段给相爷看看，就是关于李国文的：

　　第三， 是涉及文史典故等方面时，不加核对，随手乱写，这和上面说的一点有联系，但又不完全一样，故于此另加剖明，就以近些年特爱抖学问抖批判突然“文化”了起来的李国文先生的一些随笔为例吧：

　　“追求名士风度，蔚为风气，遂成了二百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社会精英层大率如此，还有什么振作可言！

　　这些人聚在一起，无非‘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世说新语》里介绍领导这种清谈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于是，‘谈’，便是清议的代名词。一边摇着麈尾，一边大谈黄老，……魏晋文学中那种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的。”

　　见《文学的魏晋》，《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1期。这一段话里有几个错误：

　　其一，“追求名士风度，……遂成了二百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北朝士风，和南朝相去甚远，这一点，读一读《北史》或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等书便知，说北朝文人也以追求名士风度为终极目标，不正确；

　　其二，第二段“这些人”承上段而来，应是指“南北朝”文人，但是下面提到的“领导这种清谈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却是西晋时人，如何又能在死了一百多年后起于地下出而领导南北朝文人的新潮流呢？莫非王衍除了谈玄外还精擅借尸还魂的秘术？

　　其三，“‘谈’便是清议的代名词”这话也不对，‘谈’是清谈的代名词，而清谈和清议是两回事，清议是指对时政的议论、批评，顾炎武《日知录?清议》：“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三编第五章第一节：“东汉后期，……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对当权的统治者不断发出抗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叫做‘清议’。”说“谈玄”的“谈”是清议的代名词，乃想当然尔；

　　其四，“魏晋文学中那种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的提法也还大可推敲，“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可以用来说建安文学、正始之音，却不是有晋一朝文学的主导，事实上，文学史一般是不把“魏晋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来使用的，盖因魏晋两朝文学差别太大的缘故。

　　《文学的魏晋》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

　　“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大概是可以断定的。”

　　“太史公瘐毙”？这真是闻所未闻，我翻了下《汉书?司马迁传》，又翻了几种文学史之类的书，均不见这种记载，不知李国文先生的这种说法是确有所本，还是一时写得兴起，觉得将太史公随手“毙”了又何妨。

　　再看《话说王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中的一段：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尽的 事业，再付诸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 屡见不鲜的。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

　　从文章的内在逻辑来看，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显然又是“高迎祥、李自成”之误。而这在农民起义史教育十分普及的中国大陆，本也应是个常识。

　　再看：

　　“为了决定卢俊义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消灭了祝家庄数百口人，这算什么混帐逻辑？”

　　见《金圣叹之死》，《随笔》1998年第4期。上引那一段情节是出自哪一个版本的《水浒传》？可别是将人家本没有的情节安在人家头上再加以谩骂吧？

　　再看《大师太忙》（见《随笔》1998年第5期），看看其中有多少文史等方面的错误：

　　“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

　　这一段里有两处错误：

　　其一，“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当是指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对于这篇赋，不少学者根据《长门赋》序中“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一语，断其为伪作，若此说成立，李文即为以讹传讹。即使李国文不是研究汉赋的专门家，不了解这种学术见解，以《长门赋》为司马相如所作（也确实有学者持这种见解），也应知道，在传说中，《长门赋》是写给汉武帝的陈皇后的，那么现在要请问的是，司马相如当垆卖酒和到汉武帝身边任职二者的先后如何？何不随手翻一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或《汉书?司马相如传》？

　　其二，要请教李国文先生的是，“从此也就了了而已”一句中“了了”一词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告诉我们，“了了”意为“明白、懂得”。《汉语大词典》则列了三个义项，分别是：1、聪慧；2、明白、清楚；3、拍打谷物用的一种农具。不知李先生此句中的“了了”对应的是哪一个义项？还是哪一个也不对应，只是望文生义，误作“完结”解了？

　　再看：

　　“历史上那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嘛？”

　　句中既然用了引号，便当准确引用原诗句，应作“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出自孟浩然的《归终南山》：“北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又如：

　　“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

　　短短两句话中有两个错误。第一，韩愈拜访七岁的李贺及李贺做《高轩过》诗的说法，见王定保的《唐摭言》，又见于《新唐书?李贺传》，但此说不正确，《高轩过》题下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见过因而命作”，而事实上，李贺七岁时，韩愈还没有做都官员外郎，皇甫??也还没有做侍御，故《高轩过》一诗绝非李贺孩提时所做，朱自清《李贺年谱》便将此诗系于二十岁下。不过，既然《新唐书》上有此一说，李先生又并非专门研究唐诗，犯了这一错误也还有情可原（当然此类错误也并非绝对不可避免），那么下一个错误则纯属信口开河所致：“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到底三十出几？又有何根据？《新唐书?李贺传》明明有记载：“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亦云“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等书均断李贺的生卒年为公元七九○年到八一六年，李国文先生的“三十出头”又是从哪来的呢？莫非李先生在撰写此文前进行了独门考证？考虑到“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一语及李国文不太可能对退团年龄也那么无知，不排除“三十出头”为“二十出头”之笔误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难道二十七岁在李国文的眼中也算“二十出头”？只怕还不至于连“出头”一词的含义这点常识也没有，说到底还是信口开河所致；

　　与上引两句隔了几行，又有：

　　“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看样子，李国文先生是既不懂唐代的避讳制度，又根本没读过就收入在准普及读物《古文观止》中的韩愈《讳辩》一文。唐律中确有相关的避讳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不过当时一般是指同字避讳，如父名安，便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并没有苛刻到同音字相避。所以韩愈不服，为李贺抗辩。此文并非意在“说明讳无必要”，即使是韩愈，恐怕也要视避君父之讳为天经地义，此文只是强调这种针对李贺的避讳要求没有根据罢了。又韩愈《讳辩》开篇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显然，韩愈撰此文，是针对“与贺争名者”和“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的听者，而不是做什么李贺的思想工作。

　　再看：

　　“苏东坡……最后充军到海南岛。”

　　充军海南岛？何者为充军？充军是古代的一种刑法，指把罪犯发配到边远地方去服役。《宋史?刑法志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可见，充军是处置犯人用的一种比较严厉的刑法，而《宋史?苏轼传》的相关记载却是：“又贬琼州（今海南）别驾，居昌化。”不错，苏轼贬官海南后境遇极为恶劣，但这和充军是两码事，就象我们不能说白居易充军为江州司马、柳宗元充军为永州司马一样。

　　“但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

　　太史公什么时候说过“天下嘻嘻”？《史记?货殖列传》原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壤”通“攘”，李国文先生不至于连“熙熙攘攘”这个成语都搞错吧？

　　“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成了空谷遗音呢！”

　　“空谷遗音”当为“空谷足音”。《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成玄英疏：“忽闻他人行声，犹自欣悦。”后因以喻极难得的音信或言论，将“空谷足音”写作“空谷遗音”反而不通。

　　再有：

　　“历史中，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所以，有‘江郎才尽’这成语，……”

　　关于“江郎才尽”，《诗品》卷中“齐光禄江淹”条和《南史?江淹列传》均有记载：前者写到江淹梦郭璞取回五色笔后，“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后者则云：“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不知李国文先生是根据什么得出“甘于承认自己不灵”“老实坦白”之类的结论的，而且还如此言之凿凿地道“历史中只有一位”，好象上下几千年整部中国历史已了如指掌似的。

　　清点一下可知，一篇随笔有十来处错误。

我只是说十分不喜欢他的文章，太喜欢信口开河，而且有一次偶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他的一篇东东，说到别人指正他的错误，他不禁脸红，但接下来他就对挑错者加以嘲讽，这篇文章给我印象十分恶劣。

一次偶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吃饭，该编辑当时就说到要出几个作家的学术随笔，有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当时偶就劝他，最好别出李国文的东西，他没听。结果出来不久，就被《南方周末》等发表长文痛批，真是何苦来哉呢。

孙兄干脆把指错整理一文重新发一篇主题吧,好让多点人看到,当然俺不是冲李国文来的,想来错误肯定很多人都有,孙兄可以也说说其他文,指出错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