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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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的我们

看过一大批四十年代中期英国人的照片和影像之后，你很可能会注意到许多扎眼的体态差异：松厚褶皱的衣服，疲倦的面容，还有满嘴烂牙。工人阶级妇女的笑容露出一片狗窦大开，走下飞机的政客们则是两排龅齿，只能从嘴角把笑容往外挤。这个国家此时还不会用现代方式来修饰自己的仪容仪表。出于十分实际的考量，马桶盖式发型几乎是所有男性的首选。妇女们的爱美之心也很得到难满足。美国士兵来到英国参战之前都会得到警告，说英国姑娘们都有点脏兮兮的，而且“满手满头发都是油，擦也擦不掉”。当时有很多面向妇女的生活窍门，例如在没有香波的时候可以用干毛巾使劲蹭头发，或者用开水蒸汽熏烫。战争期间上百万人不得不放弃泡澡的习惯，改用海绵蘸温水擦身。如果言重一点，嗅觉过于敏锐的人与四十年代的大部分英国人打交道恐怕不会太舒服。化妆品也是千金难买，妇女们只得将食用油、煤烟、鞋油以及爽身粉等等全部调动起来，尽管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使用化妆品还是不正经的表现。其他老年人则整天眯着双眼，或者伸手看不清五指，稍好一点的能戴一副丑到掉渣的酒瓶底式眼镜，还不是免费的（1）。四十年代中期的我们与今天这个喷香水、穿名牌甚至不惜开刀整容的自恋国度大不相同。随便哪个年龄段的人看上去都比今天的同龄人显老——儿童除外，他们都穿短裤，裙子和搭扣鞋，看上去普遍显小。

城市里的主要燃料是煤，煤烟把空气熏得污浊不堪，再加上长久以来英国人好看人门面的传统，使得大衣与雨伞远比今天流行。在 股票交易所，在足球场的观众席，在逛商店的妇女当中，帽子随处可见。照片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鲜活的证据，让我们看到当年即便是家道优渥之人也常常穿着乱作一团的的衣服出门。干洗店还没有问世，洗衣机还没有普及。在一个体力劳动者占据劳动力大多数的国家，一个人的穿着就是他所处阶级与职业的明证：大多数人都穿厚夹克，厚羊毛裤，还有皮靴子；中产阶级则一定穿着今天看来有些厚实的三件套与活领子。休闲装这一概念还不为人知——一件旧衬衣或者粗呢外套就是替换正装的首选。一套衣服的穿着时间要比今天长得多，所以补丁自然在所难免。战争期间生产的民用服装都是所谓的“实用装”，带着特别的标签，以省布为第一目标，口袋、衣褶与扣子的数目都比今天少。当时流行的男裤裤腿卷边也遭到禁止。直到五十年代英国的街头仍能看到实用装带来的影响。有钱人自然可以依靠战前就置办下来的上等衣物度日，但是对工人阶级来说，1941年生效的面料配给制度意味着想要保证温暖与体面必须费一番气力。

由于配给制主要影响面料的数量而非质量，穷人受到的打击更大。政府开展各种活动，号召人们重新利用旧衣服，还给出各种用意良好的建议，例如加厚“腋下区域”，或者把旧毛衣拆了重新织，自然这些举措无助于鼓舞人们的情绪。对于妇女来说，长筒袜或内衣抽丝以后根本没办法替换。战时的时装就是难看的代名词——军装式的便帽，或者平顶女帽，身上穿着短裙与剪裁很爷们的外套——妇女们亲切地称之为“男人装”。一统天下的色调是闷灰色、暗蓝色或深棕色。她们脚上穿的是厚底粗鞋带的“楔形鞋”。如果怀孕了，就得自己动手改衣服穿——充分发扬“新旧三年，缝补三年”的优良作风。主妇们抱怨说布票下发的速度总赶不上小孩长个的速度。孩子们的裤腿总是盖不住脚踝，外衣勉强够尺寸，斑驳的袖口里是明显偏小的毛衣。这倒不是说战后的英国人不会打扮。进口美国电影里面满是无可挑剔的着装典范，报纸上也刊登着最富有、最夺目的英国人形象，从安东尼.艾登到国王本人，无不穿着考究。但是谁也不敢装时髦。男人们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衣服而不敢参加酒局，妇女们不敢在灯光明亮的餐厅用餐，因为她们的腿上没穿丝袜，而是用茶锈涂了一层，袜线也是画上去的。

（1） http://bbs.uker.net/thread-229424-1-1.html

在帽子与雨伞之下，在外套与西装之下，四十年代的英国人也远比今天苗条得多。战时配给制度实际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健康与体质，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忍受着营养不良的饮食。1945年，儿童身高明显有所增长。公平而有效的食品与面料配给制是战时政府在内政方面最主要的成就。从组织工作层面来说，配给制度的复杂性丝毫不亚于调遣军队攻打欧洲。尽管一战末期留下了一些相关经验，但是这一回政府基本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排队与配给簿取代了市场，无论是北方工业区还是中部村镇的居民都能领取到等量的蛋白质与淀粉。根据战时民意测验，在最初几年这一制度甚至还受到了普遍欢迎。总共4400万本蓝色或绿色封皮的配给簿下发到了每家每户，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地区办公室，总共成立了1400个地方食品控制委员会。每人都要注册一名地方店主，他负责从上面领取配给发放的肉食，火腿，糖，黄油，果酱等等，这些都是刚刚成立的食品部统一采购的。离家工作的人多了，在外面吃饭的人自然也多了起来，尽管伙食标准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校内午餐得到了极大发展，孩子们可以领到免费的橘汁与鱼肝油。英国各地工作食堂到处开张，菜式单调，份量有限，不过还算营养。战时配给的最大成功还是积分制度，这一制度允许人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领取罐头、风干水果以及其他各色食品。

自然，对于社会主义者们来说，配给制不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还展示了一个更为公平的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工党政府真的以为配给制在和平时期也能得到民众欢迎，那他们是打错了算盘。归根结底，尽管配给制的确公平，但它也十分单调、耗时、令人堵心，吃牛肉长大的英国国民们绝不会永远满足于每周一片与ipod大小相仿的肉品。战争期间各种民间生活窍门纷纷出炉，从菜豆与杏仁做成的软糖到捣烂成泥冒充香蕉的牛蒡，土豆、熟食苹果与奶酪做的“不如鹅”，还有胡萝卜加工而来的果酱。有钱人，尤其是家住伦敦或者在乡下有产业的有钱人，也用自己的门路来回避配给制。伦敦有家布杜斯俱乐部，专门组织会员打猎，打来的鹿肉、兔子肉、鲑鱼、山鹬与松鸡都不在配给名单之内——不过有一回会员们打回来一批河狸，并不很受欢迎*40*。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配给制代表着战时生活的单调乏味。战火平息之后，配给制令人难忍地迟迟不肯离去，四十年代行将终了之际依然咬紧牙关不放松。直到1954年肉类依然是配给的对象。尽管穷人的饮食水平的确得到了改善，大多数人依然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很多医生也持有类似的意见。1947年的严冬之后，《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一位富兰克林.比克奈尔医生撰写的文章，认为当时的食物供应对于妇女来说每天比起正常标准少了400卡路里，对于男子则是500卡路里。“换句话说，英格兰的每个人都在遭受长期慢性营养不良。”*41*工党政客们对这一观点怒加指责，不断重申免费果汁、鱼肝油与牛奶对英国儿童的作用。不过老百姓都站在富兰克林.比克奈尔医生这一边。

*40* Paul Anderson, Now the War is Over, BBC/Cape, 1985

*41* Zweiniger-Bargielowska, op. cit

表皮之下的信仰

不过在一切表象之下，四十年代的英国人与今天的英国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当时的英国还是个宗教社会，尽管程度上不及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民调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自称基督徒，尽管教堂活动与对圣经的了解正在与日俱减。自1935年到战争结束为止，英国国教会的信众人数骤减50万，还剩不到三百万。（到了1970年又少了50万，1990年少了一百万还多）罗马天主教徒的人数在战后有所上升，这很可能是由于来自波兰、爱尔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造成的。长老派教会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教会也遭遇了衰退。尽管早在1889年英国第一座清真寺就在萨里的沃金落成，但此时英国境内还没有几个穆斯林或者印度教徒。北方是1921年刚刚获得独立的苏格兰教会，和国教会相比人气还要旺些，一直持续扩张到六十年代。此时苏格兰议会尚未成立，苏格兰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位于柯克的全民大会。当年在这里进行的辩论所占据的报纸版面之大简直令今人不可理喻。苏格兰更为浓厚的宗教氛围——天主教在这里也很有发言权——有其黑暗的一面，从奥兰治游行的经久不衰当中就可见一斑，这里的偏见与相互猜忌几乎可以与北爱相提并论。对于旅行者们来说，英国很明显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里有国家与皇室级别的宗教活动，出名且经常遭受争议的主教，宗教广播与随处可见的尖塔，等等。尖塔下面的教堂依然是婚丧嫁娶以及圣诞与复活节活动不可或缺的场所。青少年们大多参加了基督童子军，学校早上要组织集体晨祷，主日学校依然繁忙，军队也有主日游行。

许多战后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都以宗教为主题。从考文垂大教堂的重建——教堂内壁的壁画是格雷厄姆.萨瑟兰（1）的手笔——到本杰明.布里顿（2）在战时创作的《圣歌礼赞》（3）英国最受欢迎的严肃作家或许是斯坦利.斯宾塞（4），他在四五十年代的主要作品都以他对圣经的独特诠释为题材——三日复生，召唤使徒，钉十字架等等。约翰.派博（5）以中世纪教堂为题材的水彩画与蚀刻版画十分有名。生于美国的T.S.艾略特一直公开支持英国国教。他的最后一本重要诗作《四个四重奏》当中洋溢着英格兰的宗教氛围，此外他的诗剧《教堂谋杀案》反映了英国教会史上最重大的一刻。他将于1948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C.S.刘易斯在战时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基督教播音员，他的《地狱来鸿》（6）此时早已为人所熟知。对于孩子们来说，《纳尼亚传奇》的第一部，《狮子，女巫和魔法衣橱》也即将于1950年问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圣公会的影响依然存在，带有英国特色的基督教依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时而庄重肃穆，时而轻快活泼。基督教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与思想，它或许业已式微自守，但依然鲜活好辩，与今天很不相同。此时的基督教运动由少数精英在背后推动。大多数民众在想到伤风败俗之事的时候已经不再寻求布道文的指引，而是转向了周日报纸上的各色花边新闻。

（1）http://baike.baidu.com/view/2461489.htm#sub2461489

（2）http://baike.baidu.com/view/31236.htm#sub31236

（3）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uFO2KZalKw/

（4）http://bbs.artron.net/viewthread.php?tid=834023 http://356507.blog.163.com/blog/static/806520742010915104124405/

（5）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Piper_(artist)

（6）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538497/

那么四十年代的英国人是否比今天的英国人更加道德或者守法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社会常例与人们面对的诱惑完全不同。表面看来，四十年代的社会无疑更加谨慎知礼，遵纪守法。离婚或许正在普遍起来，但是人们依然视其为不合礼数的丑事。三十年代早期全国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平均不过4800起，战时跃升至16000起，到1951年，由于离婚法律更为宽松，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8000起。在四五十年代，离婚依然是耻辱的象征，高低各个阶层概莫能外。当时玛格丽特公主想要嫁给一位彼得.汤申德上校，他是一桩离婚案中的无过错一方。这使得一位托利党内阁大臣萨里斯波里勋爵放出狠话，如果这种公然违反英国国教原则的悖逆之举成为现实，那他立刻辞掉政府内的一切职务。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不欢迎离婚男女的参与。同性恋依然违法而且会受到严厉指控。色情作品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陌生——只有寥寥几家书店出售“脏书”，但是人们依然以为外国人随便就能搞到“毛货”。

剧场审查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沃波尔（7）执政时期，现在有关部门对其执行得十分严格。剧作家们必须将自己的剧本上交到圣詹姆斯宫的张伯伦勋爵办公室，由这位大人将所有夹枪带棒或者语涉三俗的词句全部划掉。约翰.奥斯本（8）收到了一封回信，内容是关于他在1957年创作的《街头艺人》一剧，信中一共提出了16出修改意见。例如“第6页，改掉‘粪球’”“第9页，改掉‘搞基’”……剧中有一首歌名叫“教堂大钟今晚不响，只因神父舌功甚强”，也改成了“只因神父口舌遭殃”。但是在这重重防火墙之后，大量证据表明当年的英国和今天一样痴迷于性，恐怕这正所谓本性难移。私人信件与日记当中屎尿横流，直令今日读者语塞，想来公开场合一味谨小慎微也不是没有反作用。战争将成千上万正当虎狼之年却不得满足的士兵们撒向了城市的无边夜色之中，拆散了无数家庭，断送了数不清的姻缘，还促成了一大堆劈腿偷人出轨私通的举止，同性恋行为也得到了极大刺激。今人恐怕会对当年红灯区街头公开揽客的妓女数量大为惊讶，曼城市中心，伯明翰的艾吉巴斯顿，爱丁堡的雷斯大街都是重灾区。在伦敦，海德公园游骑兵与匹克迪里冲锋队是最大的两股妓女团体，警察基本不管她们，精虫上脑的大兵们则绝不吝惜在她们身上花钱。

街头犯罪日益猖獗，尤其是在伦敦。套用一位首都历史学家的描述，到了1945年“全国到处都是枪，美国士兵要价25英镑就肯卖掉一把手枪。英国士兵也从国外带回一大堆枪支来。”战争期间伦敦市人口减少了200万，人均刑事案件数量却增加了一倍。*42*战后不久就出了大问题，黑市、武装走私与逃兵开始猖獗起来，逃兵的数量成千上万，其中包括至少19000名美军士兵。复员工作进展缓慢导致了停战后逃兵数量不断上升。从当时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城市已经成了一片废土，大大小小的帮派占据着断壁残垣作为窝点，社会秩序几近瓦解。儿童与青少年们大多没人约束，恣意妄为。他们有的失去了双亲，更多的则仅仅是钻了社会秩序百废待兴的空子。

但是说句公道话，不能忘了在针对配给制与政府无能的所有反叛活动中，英国在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守法的国家。尽管廉价手枪随处可得，走私行为屡禁不止，黑市交易欣欣向荣，在逃逃兵四处流窜，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刑事犯罪都下降了。枪支并没有带来疯狂的街头交火，克罗伊登没有变成芝加哥。1947年伦敦的涉枪罪案有46起，到了1954年只有4起，从1948年到1950年入狱人数少了3000人，谋杀案的发案率也有所下降。*43* 战后5年，人均刑事发案率下降了5%。一位犯罪史学家总结道，“战后最和平的一年或许就是1951年，犯罪率尤其是重罪率相当低，之后各种不良现象又有短暂抬头。”*44* 由于对统计数字的诠释不同，有些人认为这一年是战后犯罪的高峰，但是总体上来说这幅图景还是站得住脚的。人们普遍尊重警察并且极少卷入重罪当中。武装走私或者暴力少年的故事大多局限在报纸上。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英国人镇静有序、遵纪守法的作风不光在当时的欧洲，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这一切与今天英国人对自身形象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评论家与政客们经常将战后几年视为犹如伊甸园一样和平的时代，没有机枪横扫的警察，也没有贩毒团伙。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礼貌守法呢？

有人认为严刑峻法是最主要的原因。的确，自1946年起到1964年绞刑结束时为止（实际上绞刑在两年后才正式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废除），英国一共处决了200名杀人犯。不过其他诸如鞭刑之类的重刑则开始走上末路，尽管它们在五十年代还偶尔被人请出来。最后一起桦条鞭笞司法判决是由保守派内政大臣R.A. 巴特勒作出的，时间已经是1962年了。这一做法在马恩岛以及极少数情况下的苏格兰还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延续。但是在废除绞刑之前暴力犯罪又有抬头趋势，绞刑的废除不可能是唯一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作为刑事犯罪主力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军队以及日后的国民护卫队。这一做法不仅让他们远离街头，还将纪律与服从及下达命令的习惯灌输到了他们心中。整整两代男孩子顶着一头短发操练队列，他们退伍的父亲则教他们如何把皮鞋擦得锃亮。此外犯罪的机会也相对有限，一个大多数人只能勉强果腹，家庭当中普遍没有值钱家当的社会自然不如一个青少年人手一部高档手机、马路两边停满汽车的社会容易发生犯罪。最后还有一点，也就是时代精神，不能因为无法直观衡量就对其加以低估。战争动摇了所有人的安全感——不仅仅对军队如此，那些惨遭轰炸、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人们同样如此。冷战为人们的生活奠定了脆弱无助的基调。此情此景很难让人惊讶于战后人们对壁炉火光与家园的向往以及对安全、秩序与可预见性的追求——如果广大的世界无法如人所愿，那至少要在街头上、家门后与邻里之间维持住这一切。

这些五花八门的人们，满怀爱国心与希望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艾德礼和他的大臣们的手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以及新政府内部莫衷一是的各种希望。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的梦想没能实现，社会主义联邦成为了泡影，有些历史学家因此认为1945年的政府一无是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届政府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7）http://baike.baidu.com/view/544480.htm#sub544480

（8）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290.htm#sub1751290

*42* Waller, op. cit.

*43* Nigel Walker in Halsey, op. cit

*44* Peter Hitchens, A Brief History of Crime, Atlantic Books, 2003

前人栽树

战后工党政府的具体工作成绩如下：创建全民医保体系；引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将英格兰银行与供应英国90%能源需求的煤炭产业收归国有，稍后对钢铁行业又如法炮制；完成从印度的撤军；复员军队并引导军工产业向民用领域转产，建造新住宅，尽管数量上不如人意；实施配给制并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将离校时间推迟到15岁；保证食品供应，尽管品种极其单调；在朝鲜抗击共产主义（1）并自行研制原子弹。完成这一切的大背景是恶劣到无以复加的金融危机——当时公务员们已经开始制定饥荒配给制度了——与此同时还要对大量由于战争或歉收而面黄肌瘦的外国公民承担应尽的责任。这届政府敦促人们努力工作，抑制消费，在其行将就木之际还主办了不列颠音乐节，竭尽全力娱乐大众。这一切结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和平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故事：这届政府居然真的在践行自己的职责。

很明显，没有战争就没有我们今天回忆中的艾德礼政府。而战争也使得许多改革措施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无论胜败，许多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都遭到战争的冲击。法国与意大利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极大影响，英国没有。但是如果战后的英国政府真的打消了人们对美丽新世界的憧憬，打消了从报社主编到大主教都大加鼓励的希望，英国的政治体制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三十年代已经一去不回头了。在经历了私营业的混乱以及战前英国的投资不足之后，英国政治光谱上的每一个人都认可了集中计划的重要性，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丘吉尔的托利党如果赢得大选也会与工党政府如出一辙，不过步子稍微小一点、慢一点而已。邱老头于1951年重新掌权的时候，也许诺在住房问题之类的方面比工党更进一步。专门研究福利社会的历史学家这么说道：“这个国家能用水泥覆盖整个东英格兰以便起降轰炸机群，用铁皮屋覆盖南部海岸来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攻击行动，因此它实在没理由对自己的国民说什么全民医保体系无法实现；住房紧缺无法得到解决；教育事业得不到资金投入。”*45*战后重塑英国的许多事件都不是必然的。还有许多场斗争与个人决策等在前方。但是这种寂静的革命，国家权力的大包大揽，以及政治意愿的扩展，是一定会发生的。

（1）保险起见先声明一下，Marr 在后文中专门会提到朝鲜战争，而且其立场也与主流西媒基本一致，谈到志愿军时多有贬损之处。如有不满，请勿向译者发泄，开枪不打送信的，谢谢。

*45* Timmins, op. cit

前阵子，和一位来做Intern的法国小伙子聊天，他就说起来英国的Teenager，不懂礼貌，四处招惹是非。他来了不过半月之久，居然也是这种认识。

还有一位朋友，是从国内来这儿的军校进修的，他的感觉是英国人普遍遵纪守法，文明礼貌，比起他游历过的很多欧洲国家都强。

呵呵........

下雪的时候让人拿雪球追着打。

一开始以为是种族歧视，很是愤愤不平了一段时间。后来看电视，五十多岁的主持人在镜头前面就能被十五六的小孩们灌成雪人，这才多少平衡了一点。

有时间可以专门说说这个事。总体来说，英国的治安还是不错的。我在英国待了两年，丢过一次钱包，再就没什么损失了。等到第二年，连小孩都不找我的麻烦了。可能刚到国外的人在气质上能看出来吧。

是说英国没有像意大利那样把国王赶跑吗？

ps: 这一段

是在奥巴马当选之前写的吗？英国和美国心心相印啊。

贝弗里奇：操盘手与圣人

如果说在改革万神殿当中还为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的人留了位置，那此人非威廉.贝弗里奇莫属，一个面容枯槁，发色苍白，嗜名如命，和善而严苛，意志坚定而又四六不通的人。就像艾德礼一样，他也出身于上游社会的圈子，但是后来却成为了伦敦东区的一位社工。一战之前他成为了一名记者与公务员，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当年在自由党政府里面他为年轻的丘吉尔当手下，参与设计了1916年的配给制度，后来又成为了自由党议员。他对白厅了如指掌，但后来却走上了学术道路。哈罗德.威尔逊（1）曾为他担任杂役。贝弗里奇是个工作狂，每天早上6点起床，冲一个凉水澡之后就将当天剩余的时间全都花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上面，手写口述一刻不停。战争再次到来时，贝弗里奇认为政府没了他肯定玩不转，于是天天骚扰丘吉尔的队伍想要谋求职位。但是他失望了，负责分配他的人是一向对他极富成见的贝文。当时的工人病残福利记录完全是一团乱麻，贝文就用整理记录的工作堵住了贝弗里奇的嘴。这在各项战争事务当中既非中心也不惹眼。贝弗里奇接受任务的时候不由得流下了两行辛酸泪。但是他还是立刻投入工作，并很快确信如果不能照顾好老人、妇女和儿童，就不可能构建起一个真正有效的劳动福利体制。工人不是单独存在、自给自足的个体，他们也有家庭，他们也会衰老。他要设计一个惠及所有人的制度，同时还要激励人们前去工作。自然，家庭津贴与全民医保都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大规模失业再度来袭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国家必须调控经济为人们提供工作岗位。把这么一份工作交给贝弗里奇让他看着办，就好比交给达芬奇一叠白纸，让他随手乱涂好打发时间。

之前我们提到过四十年代中期的英格兰很有一点克伦威尔的精神。贝弗里奇的助理，后来的妻子杰茜.麦尔则敦促他不妨也拾起克伦威尔的语言来。很快他就四处跳着脚对任何有兴趣的听众宣称自己要手刃五个巨人——不足（即贫困），疾病，无知，污秽，懒散。贝弗里奇对日后英国人称作“操盘”的行为简直如痴如醉。他利用自己著名播音员的身份以及在报业的人脉向公众放风说自己即将提交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他的时机恰到好处。在战后的惨淡岁月当中，英国的命运迎来了转折。对他这一举动神经紧张或者充满敌意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工业主义者们抗议道英国之所以参战，是为了将盖世太保拒之门外，而不是打造一个昂贵的福利国家。保守党财长金斯利.伍德爵士（2）十分明确地告诉丘吉尔贝弗里奇的计划过于昂贵，无法实行。白厅的官僚们也十分痛恨他的自我主义与自我宣传。但是贝弗里奇这次是趁势而行。公众的期望值太高，人们对三十年代的记忆太清晰，以至于谁也无法阻止这位满头白发的巨人杀手。

贝弗里奇提交了一份充实详尽、包含大量数据的报告，报告里没有图片，也没几个形容词。但是报告出版的当天伦敦各大书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这份报告销路之畅通可谓空前绝后，一个月里就卖掉了100000份，最终销量是这个数字的六倍左右。这份报告在英军内部广为分发，美国人带走了好几份，兰卡斯特轰炸机还搭载它在占领欧洲区域空投，借以打宣传战——“看，这就是民主制度对人民的许诺。”战争即将结束时盟军在希特勒的藏身掩体里面发现了一份对这一报告的详尽分析，分析中充满醋意地承认其“在任何方面都比目前德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更为优越。”*46* 在英国，贝弗里奇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如何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产生了何等影响。他在英国作演讲、写专栏、进课堂、上广播，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之后，丘吉尔谨慎地觉察到，贝弗里奇报告非但没有分散人们对战争的注意力，而且还极大地振奋了士气。于是他进行了战争期间第一次有关内政的广播演说，认可在医疗、福利、教育等领域“为国有制与国有企业开辟更广阔的空间”，还提到英国不会容忍“游手好闲的雄蜂”，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酒鬼。随后丘吉尔又话锋一转，说“任何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投资就是为婴儿提供奶水。”

自然，在报告与白皮书问世之后少不了各种淡化处理，讨价还价，立法成文，组织建设——然后新生的全民医保体系才能在1948年正式问世。但是这在组织层面上依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足以让今天的政府在精力与效率上都望尘莫及。需要成立一个新办公室来处理2500万份交款记录，另外还有600万份记录专门针对已婚妇女。这个办公室的规模一定要大，而且工期要尽可能短。政府为此动用了战俘在纽卡斯尔大兴土木。此外盖茨黑德的一家推进器工厂也遭到征用，用来处理家庭津贴。六个旧部门的工作在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得到了汇总。调配到这个部门的员工有一半不得不带上打字机和自来水笔到外面办公，例如黑池市400多家饭店或者借宿家庭中的某个房间。报表如雪片，档案箱堆积如山，一支支队伍拉了起来。具体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工党大臣吉姆.格里菲斯（3）希望在英国全境开设1000个装修整洁，员工和蔼的国民保险办公室。在接连被人用“不可能”三个字回绝了一百多次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从那以后，英国开始潜移默化地变化起来，居住在英国的危险性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点。落到实处的福利和贝弗里奇的期望值相比还是少了很多，已婚妇女依然被视为男性的家属，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人们还要围绕着这项工作大费口舌。不过从被人请进冷宫的贝弗里奇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打草稿时起，到一场福利革命席卷淹没几个世纪以来复杂、不完全且不平等的陈规陋习为止，只花了六年时间。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050.htm#sub353050

（2） http://wapedia.mobi/zh/%E9%87%91%E6%96%AF%E5%88%A9%C2%B7%E4%BC%8D%E5%BE%B7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im_Griffiths

*46* Timmins关于贝弗里奇报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