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如果说罗伊.金肯斯是六十年代中期最重要的大臣，那么丹尼斯.希利就是七十年代中期工党公众形象的头号代表。他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风暴肆虐之时走马上任财长一职，历经威尔逊与卡拉汉两届政府，在公共形象方面丝毫不逊色与上述二人。他满面红光，两道粗眉，出言强硬，这些特质都为漫画与喜剧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其中最出名的应该要算电视模仿演员麦克.亚伍德（1），他发明了“你个傻比利”作为他所模仿的希利的招牌台词，而财长本人也很快就拾起了这句口头禅。希利是当代英国政治史上最博览群书、教养出众、才智过人而又果敢自信的政客。他早年涉足共产主义的经历，战争期间的活跃表现以及四通八达的国际人脉养护并装点了他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丰富形象。但是他在1974年接手的这份工作毫无诗意可言，暹论放松或乐趣了。这份工作他将要整整干5年，其中充斥着各种近乎闹剧的危机与不留情面的报纸大标题。他形容自己从希斯与巴博手里接过来的经济局面“就像百年未曾清扫过的猪圈”。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应对不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上，举目所及无非是浮动的货币以及被通货膨胀吓呆的各国政府。总之，在威尔逊第一届政府的贬值大辩论之后英镑对美元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贬值。

控制手段何在？希利拼了老命一边增税一边削减开支，但是他唯一的真正希望在于通过控制工资来控制通货膨胀。威尔逊坚持收入政策必须自愿，在希斯的折磨与失败之后绝对不能重走立法约束的回头路。此时的工会领头人有五六十年代工会活动高潮时的工人代表，西班牙内战老兵杰克.琼斯，既足智多谋又愤世嫉俗的休.斯坎隆，还有语法学校出身的前共产党员兰.莫里（2）。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会也开始越发担心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搞垮工党并令托利党重新掌权。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契约的确减少了罢工的次数。从1974年到1975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天数减了一半，接下来的一年又减了一半。与大众传说不同的是，七十年代的主流并非大规模集会与罢工。希斯下台以后要到1978-79年真正的麻烦才会再度发作。不过社会契约的另一半内容是达成低工资率协议书，在这方面它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尽管工党遵守了自己的许诺，但是在1975年初工资上涨速度早已达到了30%，比通货膨胀率还高三分之一。到了6月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23%，工资率协议书还要超前。政府的确引入了强制性因素。但是他们的目标是给的太多的雇主，而不是要的太多的工人。

但是劝说人们不要要求加薪极其困难。在自由社会里这种做法根本坚持不下去。各种特例总会层出不穷，一个特例总会引发下一个特例的出现。希利称自己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应对自由集体议价导致的通货膨胀效应，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花在他自己的收入政策导致的各种麻烦上面。他日后回忆到，“采取一项工资政策就好比从二楼窗户往外跳。但凡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除非楼梯着了火。但是在战后的英国楼梯上的火就没有熄灭过。”*53* 通过拒绝大公司将通货膨胀带来的加薪以提高物价的方式转嫁出去，以及与担心国家走向的工会领导人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希利的确抑制住了通货膨胀。他相信，只要工会方面信守承诺，通货膨胀率完全可以在1975年夏天降到个位数。

在所有这一切的进行过程中，希利一直承受着从未消失过的压力，他要向人们证明自己正在推进社会主义。他没办法多花钱，于是就放出信号暗示自己可以通过歪曲税收体系来做到这一点，将减税的对象集中在较贫困的人口上。尽管他因为曾经威胁要让富人“在痛苦中哀嚎”而臭名昭著，压榨富人“直到连果核都发出尖叫”的承诺也经常被人们误以为是他的话，但是他本人却坚称这只是为了让国家更公平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希利从没接受过所谓高税收能令人们工作更努力的保守党论点，他将英国低下的工业表现归咎于投资不足，培训不足以及管理不善。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眼中的希利就是个大坏蛋，吓唬小孩睡觉用的怪物，不过最起码希利本人也是自己政策的受害者。“我推行的税收改革以及我防止大臣工资提升不会比普遍薪酬标准更快的决心导致了以下结果，我身为财长的实得工资与我当国防大臣时相比少了一半，尽管我的工作的更艰苦，时间也更长。”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ke_Yarwood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n_Murray

威尔逊就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条件举行了他许诺过的再次谈判并将谈判结果付诸全民公决。再谈判只是个装门面的假货，但是全民公决却是威斯敏斯特一贯凄惨的故事中少有的政治大捷。欧洲方面认为重启会谈主要是为了威尔逊的个人利益。新任德国财长赫尔穆特.施密特（1）专程来到伦敦来赢取工党党代会的支持，他认为这是十分成功的化妆手法。威尔逊必须说服人们相信他为英国争取来了一个与希斯的成果完全不同的新协议。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当公决真正开始时他耍滑头的老毛病又故态复萌，只是含含糊糊地表示支持而不是积极热情地为欧洲说话。

在这方面有很多其他人可以为他代劳。为了维护长期党内团结，他允许反布鲁塞尔的大臣从反对席上发言，这批人当中包括芭芭拉.卡斯特，托尼.本，彼得.肖（2）与迈克尔.富特。他们与艾诺.鲍威尔，依安.派斯利以及苏格兰国民主义者等人结成了同盟。不过支持席的声势也不小，其中包括大部分工党内阁成员，罗伊.金肯斯首当其冲，此外还有希斯班子的主力与广受欢迎的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在很多人看来一场狂暴的口水大战已经无可避免，战斗的一方稀奇古怪且满腹怨气，另一方则是一帮老成稳重之辈。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商界与报界的偏见。英国工业总会调查了419名公司总裁，其中只有4人支持脱离欧共体。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每日邮报》、《每日电讯》以及《每日快报》在内都支持留在欧洲内部。每一位国教主教也是这个意见。

权力集团及其批评家之间的战斗也随即展开。引领正面宣传攻势的欧洲英国组织在花费上是负面宣传阵营的十倍。在这场极端不平等的对抗当中，双方都运用了各种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欧洲英国组织不停地警告人们万一英国游离于欧共体之外将会损失大量工作岗位。负面宣传则警告人们当心食品价格突破天际。不过这也是一场近乎于嘉年华会式的全民大辩论，其规模之大为战后英国所罕见。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召开了上千场会议——都是配备了起哄听众与幽默段子的正式会议。尽管天公不作美，六月飞雪，人们依然拿出了全副手段，海报覆盖了整个英国。平时相互攻讦不已的对立两党政客们此刻居然坐在一起达成了一致意见，实在令观者大饱眼福。

电视辩论的质量也十分上乘，尤其是在金肯斯与本之间。工党一边由于辩论双方措辞过火出了几场乱子，以致威尔逊本人不得不亲自出马劝架，将战意昂扬的大臣们分开。甚至连撒切尔都投身于宣传活动当中，当然她是亲布鲁塞尔一派的。当时她穿了一件极其恶俗的套头衫，六面欧共体成员国国旗就绣在胸部。最后的问题很简单：“你认为英国是否应该留在欧共体（共同市场）？”68.3%的受访者，或者说1700万人认为“应该”，32.8%的受访者，或者说850万人认为“不应该”。在所有地区当中只有设得兰群岛与西苏格兰群岛最终得出了否定的结果。公决结束后接连几周英国万里无云，阳光明媚，金肯斯认为这很有象征意义。本立即承认了自己的彻底失败，尽管他在私下里认为这次投票“多少算一点成绩，因为我们这边根本没有像样的组织，没有报纸宣传，什么都没有。”不过鲍威尔则警告称这一决定只是“临时性的”，未来很可能还要重新加以讨论。和以往一样，这次他的声音依然是孤零零的。

30多年以后，希斯经营英国成员国身份的成功以及工党的全民公决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英国国民是否得知的事情的全貌并真正理解了他们所加入的这个超国家组织的本质。自从公决之后，那850万反对者中的许多人以及认同他们的青年一代都认为希斯与金肯斯等人欺骗了国家，至少也是刻意隐瞒信息。据这些人说，如果欧洲法律与权力机构将要凌驾于古老的威斯敏斯特议会这一事实事先得到了充分解释，人们绝不会允许这种事的发生。这是真的吗？欧洲英国组织可以指出自己的演说与广告中都直接谈到了主权损失。有一个广告是这么说的：“本世纪两次欧洲大战一共死亡四千万人。失去一点国家主权总好过失去儿女。”但是无论在议会还是在全民公决的宣传活动中，宣传者们谈起国家独立的全部后果时都语焉不详而非开诚布公。当时为希斯起草《欧共体法案》的杰弗里.霍伊（3）事后承认他在损失主权的问题上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希斯直接谈起了与欧洲人民“从未有过的紧密同盟”，但他从未明确英国法律将要受到何等影响。相比之下，丹宁勋爵（4）则称欧洲协定好比“倒灌进河口与内河的潮水，谁也无法阻挡。”记者兼历史学家雨果.扬（5）不遗巨细地研究过这场运动。他写道，“我未能找到任何以直白言词点明我国国家主权将遭受损失的重要文件或演讲，尤其找不到出于欧共体的最显著特点——即这一机构的用意就在于积极控制国家政府的完全独立——而对其表示无条件支持的文件。”

自然，反对派在更为贴近群众的食品价格上涨宣传当中也不乏对主权丧失声情并茂的警告。这方面的材料全部来自艾诺.鲍威尔，迈克尔.富特与托尼.本。鲍威尔的言论可以在法案辩论期间面向政治记者进行的一次下院演讲中得到体现。他哀叹道下院“正在自己的手中灭亡。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下院的投票正在剥夺它自己历经了与英格兰历史相当的漫长岁月才最终赢得的一切。”*55* 富特此时刚刚做完手术，不能全天工作。但他依然给《泰晤士报》写信称英国议会体系已经沦为了一场不中用的闹剧。他说，历史学家们将会惊讶于“英国人民竟然会在这么一个时候受人挑唆，对他们最为宝贵的国家机构加以不可挽回的破坏，眼看着它横遭束缚扭曲，被人从舞台中央推搡到角落。”*56* 本在日记里坦承了自己对可能推行的全欧通行护照的反应，显示了在欧洲变革的问题上左右两翼反对派的本能多么心心相印。“这简直是往我肚子上捣了一拳……就好比公制单位与货币十进制一样，这也是对我国国民身份认同的一击重击。”尽管这些言论充满了偏见，但它们还是在报纸、公开会议以及广播辩论当中得到了一再重复。

所以说人民并没有被蒙在鼓里。民意调查所揭示的真相是主权议题并不像就业与食品价格那样引人关注。以日后的标准衡量，当时公共辩论对议会的地位并不特别上心。似乎主权问题永远是少数人的头号利益所在——历史感与政治意识更强的少数人——而剩下的人们则多少有些无可无不可，除非主权的损失会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并导致不受欢迎的法律出台。英国的政治阶级在七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威望，而欧洲却提供了一个更加光彩照人、更加富裕的未来。尽管商界与政界的亲欧洲人士并没有格外费心地向公众阐明欧共体成员国身份的全部含义，但他们同样也没有掩饰事态进展的政治本质。只不过当全民公决正式召开时人们已经不那么关心了。不过15年之后，这场辩论还会一路尖叫着杀回来，再次占据人们的注意力。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807.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Shor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How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Denning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o_Young

至于威尔逊短暂的最后一届政府，剩下的时间里他将自己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国外事务方面。工党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开始了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的最后阶段，放弃了英国在远东的整套空架子。帝国的时代就此正式结束。只剩下了零星几个由于过于虚弱无法独立的海外据点以及贫困岛屿，香港与百慕大之类的地方还驻扎着几位总督。在中东地区，英国人在地图上画下一道道纵横线——外约旦，新立国的以色列，伊拉克——所有不确定因素随之烟消云散。在塞浦路斯柠檬林中的游击战与分割线之后，在驻守“圣地”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惨遭谋杀之后，在一场规模虽小但却十分激烈的殖民地战争将亚丁变成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卫星之后，帝国就此不复存在。留在身后的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伊拉克国王，很快就会被军事政变推翻，最终导致萨达姆.侯赛因上台。在伊朗，英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多年以后也被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一地区的处境十分恶劣，大小战争频发，酷刑虐待不断，暗杀、压迫、审查制度与汽车炸弹轮番登场。石油丰富、历史悠久的中东地区就此成为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所在。堪称始作俑者的那批决策不光出自华盛顿，同样也来自包括伦敦在内的欧洲各国首都。

剩下来的是一个古怪的半吊子帝国，美其名曰英联邦，一个横跨整个世界、无视逻辑合理性的组织，里面既有印度这样的共和国，也同时包括了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英国的忠心小弟与公开对抗伦敦的叛逆，还有依然向英王效忠的前白人属地。英联邦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的决策组织，在英国决定加入欧共体之后这一点尤其无从谈起。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往往南辕北辙以致针锋相对。在国防方面，有些成员国是坚定的不结盟主义者，甚至时而还会像莫斯科乃至北京靠拢，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另一些成员国则越发仰赖美国而非英国。在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在罗德西亚问题上，在新近独立国家统治者行为不端的问题上，以至于在移民问题上，英联邦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并令伦敦颜面扫地。既没有共同的军队，也没有贸易协定或普遍认可的政治立场，英联邦在许多人眼中都是一个不着调的组织，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举办不积口德的各种峰会以及英联邦运动会，或曰山寨版奥运会。为什么要保留英联邦呢，莫非只是出于感伤心理或者是为了给女王找点事干吗？至少这是个人畜无害的组织，而且有助于世界不同部分保持联系。这也是除了足球圈子之外最后一个使用英语却不受美国主导的世界性组织

威尔逊将他大部分的国内精力花在了阻止托尼.本（此时本已经成了他的心腹大患）通过全国企业委员会（1）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企图。本希望全国企业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资金阔绰的组织，接管一大批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将国有企业与国家指导引入经济生活的中心。此时已经明确成为党内右派的威尔逊和本的决心一样坚定，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如愿以偿了。当这一切终于到来时，虚弱而资金不足的全国企业委员会已经成了一个装满失败的仓库，尤其是英国利兰汽车公司（2）。本对于工人当家的热情一直令其他与他共事的大臣与公务员们既忍俊不禁又火冒三丈。他本人在日记里承认，他觉得自己就好像在“逆着尼亚加拉大瀑布往上游泳”。他对于联合企业尤其感兴趣，还专门考察了莫里登摩托车厂（3）。这家工厂里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氛围尤其使他兴奋不已。“我向工人们描述了我们的工业政策，而他们则唱起了‘他是个快乐的好伙伴’，场面十分动人。”

认为本对于合作经营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感情已经过时的人不仅只有威尔逊一个。杰克.琼斯有一次就在威斯敏斯特餐厅吃午餐的时候堵住本，警告他说“国有制不行。人们不会接受的。国有企业的管理都很差。”本解释说他还要接手其他公司，包括《苏格兰每日新闻报社》，还用英国利兰汽车公司的例子来堵琼斯的嘴。令本大吃一惊的是，这位坚定的工会分子居然建议将其卖给通用汽车。国有化的最后阶段除了头疼之外就基本上没有别的事，尽管位于苏格兰林伍德的克莱斯勒工厂依然支撑着运营了一段时间。战后曾经立即得到推广的计划与统筹走到了最后的时光。如此看来本不仅是个激进派，也是个传统主义者。希利日后十分粗鲁地总结道，本担任英国工业大臣期间一共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担任能源部长时批准纳米比亚开采铀矿，结果开矿收入成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财源之一；另一件就是协和式客机的研发，结果乘客都是阔佬，而研发费用则来自贫穷纳税人的补贴。当他离职时唯一真实存在的计划协定就是农产品价格回顾，“当我在职的时候主持这一协定的是诺桑勃兰公爵”。

威尔逊最后一届政府没干几件大事。一件事是芭芭拉.卡斯特及其团队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彻底整改。他们推出了国家收入相关养老金制度，将养老金与个人工资上涨或物价上涨中数额较高的一项挂钩。这一措施十分慷慨，尤其是对妇女来说，因为女性的养老金往往会因为脱离工作照顾孩子或者老人的年份而遭到削减。这一措施还允许人们根据最为年富力强的二十年里的收入水平来领取养老金，而不必非得以退休前的工资为准。很早以前卡斯特就赢得了女权主义斗士的美名。1968年达格南的福特工厂爆发女工罢工。女工们的工作是为汽车座椅缝制外罩，与从事相同工作的男工相比，她们的工资只有前者的85%。卡斯特直接干预之后，公司弥合了大部分的收入差距。这一来全国其他地区的女工们也纷纷采取了行动。此外她还出手阻止了规定男性议员养老金高于女性议员的法案在下院获得通过。尽管卡斯特对于自己女权主义者的称号一直颇有微词，而且也低估了新制度所需的成本，以至于日后保守党为了控制物价而再度打破了挂钩关系，但这却是一场难得能留存下去的民事改革，至少又存在了十年。

与此同时，威尔逊正忙着为自己的亲信准备一份丑闻缠身的行赏名单，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潜伏间谍、阴谋以及南非与英国特工的可能活动。此外他还为未来的英国政府留下了最后一份礼物。和当年的艾德礼一样，他秘密批准了对英国核威慑力量“骑士”（4）十分昂贵的大规模技术改良，几年之内这样做的成本就会从2400万英镑上升至10亿英镑。然后他就像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在六十岁那年退休了，这一手令内阁大部分成员目瞪口呆，伦敦内外一时间小道消息漫天飞舞。权力不光导致腐败，也会导致衰老。金肯斯曾经猜测威尔逊篡改过自己的出生证明，而他的实际年龄一直比对外宣称的年龄老十岁。这倒是可以解释他在政坛为何如此早熟而一路发迹，现在又为何提前退休。但是威尔逊还是留了个心眼，提前将自己退休的消息告诉了他选定的接班人吉姆.卡拉汉（“我要为一位比我更老的人让路了。”），使他相对其他人获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这些人也包括希利，威尔逊正式在内阁会议上宣布退休之前希利才在男厕所里得到了威尔逊的通知。退休后的威尔逊眼看着自己的声望一步步地走向下坡路，而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每况愈下。对于一个如此好斗且本质上十分正派的人来说，无论他在政治上的成败如何，这样的晚景都有些凄凉。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Enterprise_Board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Leyland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umph_Engineering#The_Meriden_Motorcycle_Co-Operative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valine

不过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深层政治故事并未主要发生在议会之内。这个故事讲的是两股彼此作对的政治势力如何在这个病体沉重的国家崭露头角，预备着未来的交手。第一股势力来自右派。

1974年6月中旬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位政客道歉了。他不是为了个人生活的不检点而道歉，不是为了判断失误甚至政策失败而道歉。他为了一切而道歉。他为英国1945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他所属的政党对此所应负的责任，以及他本人在党内所应负的责任而道歉。这位连环道歉人形容憔悴，出身于一位伦敦富商之家，先当上了住房大臣，后来又担任了卫生大臣。直到此时他一直都是个中规中矩的托利党员。在麦克米伦手下他曾下令拆除大片老旧的联排房屋为高层住宅让路。在希斯手下他砸下大笔金钱扩张全民医保的管理体系并提升社保水平。现在基斯.乔瑟夫爵士（1）羞愧地绞紧双手，两眼低垂。整整三十年来他历经了一轮轮的政府干预，各种良好意图与一次又一次失望，整整三十年来他眼看着工党与托利党轮流推行社会主义。“而我必须为自己随大流的行径遭受谴责。”

乔瑟夫皈依自由市场与小政府经济的举动有着近乎于宗教的力量。这一做法的核心在于控制经济活动中的货币总量来抑制通货膨胀，也就是挤干政府的借款与开支。他在五十年代加入托利党，但并没有同时成为一名保守派。他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保守派，但现在看来我其实根本不是。”这种想法将会直接引发五年后的撒切尔革命以及对希斯时代的全盘否定，我们这段历史初期露过面的几位知识分子将重见天日，他们的经济主张将步入英国公众生活的中心。另外的同路人包括大学教授，几位美国人或者若干有利于托利党主流之外的鲍威尔追随者。不过乔瑟夫与众不同，这位前内阁大臣有着政府工作的第一手经验。通过他的政策研究中心（2），他成为了呼风唤雨、痛斥同族的旧约先知。

乔瑟夫认为七十年代中期的英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选择，要么继续忍受饱受社会主义紧缩经济，要么突出重围投身真正的自由化资本主义——一言以蔽之，要么是托尼.本要么是基斯.乔瑟夫。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些人我们已经接触过了。1964-1970年托利党成为反对党期间他自学了自由市场经济并很快雇佣了阿尔弗莱德.舍曼（3）做自己的演讲撰稿人。此人出身于伦敦东区一户左翼家庭，身为机枪手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向右转向并成为一名坚持不懈的英国政策右翼批评家。人们说在五十年代他对自由市场的热情“令他在麦克米伦治下的英国遭到了无情排挤，恰如当年共产主义令他在张伯伦治下的英国遭受政治排挤一样。”*57* 但是令舍曼十分失望的是，当乔瑟夫重返政府担任卫生与公共安全部长时，当年的激进作风全都收敛了起来。他忘记了自己要将私人资金引入医疗系统的热情。舍曼轻蔑地评价他是个“沦落到与公务员为伍的好人”。

但是1974年的失败动摇了乔瑟夫。他与其他货币主义者一道开始了对希斯时代的反思，反思的最终结果是一场影子内阁验尸大会，他们在会上坚称1970-1971年间早期的激进主义是正确的，而接下来的路线掉头则是场大灾难。希斯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连他们的攻击连理都不理。希斯在自传理对乔瑟夫的评价十分傲慢，他说乔瑟夫“重新拾起了与某位阿尔弗莱德.舍曼的友谊，此人是个前共产党。结果就是乔瑟夫经历了一场他所谓的‘转变’……（这场‘转变’）对他的大部分同事都毫无效果，尽管我们出于礼貌还是从头听到尾。”但实际上，此时很多托利党人都正在开始倾听他的意见。和乔瑟夫站在一起的是杰弗里.豪尔（4）以及安静而警觉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此前豪尔曾经警告称，“我对玛格丽特不太放心。她的许多经济偏见倒也有理，但我总觉得她在类似教育这一类敏感问题上有些过于教条，可能会因为过分简单化而阻碍相关方面的进展。”*58* 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激进分子，例如鲍威尔派系的托利党议员约翰.比芬（5），年轻的经济问题作家奈吉尔.劳森（6）以及一大群记者与学者。

这是一次不留余地的知性批判，激励了整整一代新党员并将整个托利党从舒适的麦克米伦信条中推了出来。麦克米伦谈到乔瑟夫时称“我这辈子只认识这么一个乏味的犹太人”。日后他对于撒切尔的师承与同事也嘟嘟哝哝地说了不少怪话——例如海耶克，舍曼，乔瑟夫，劳森以及弗里德曼。事实是无论左右，犹太人都以理性思考而著称，他们通过欧洲大陆遭受的灾难为英国总结出了完全相反的经验。对待思想的严肃态度以及老式的治学风格使得犹太人拥有了独特的政治影响力。撒切尔对待思想的态度很开放，愿意不带偏见地倾听他人意见，许多传统托利党员都做不到这一点。

在1974-1975年的冬天，希斯刚刚在第二次选举中败选的时候，日后所谓的“撒切尔主义”还没有成型。无论撒切尔本人的内心想法如何发展，在公开场合她依然支持着共识政策。她支持干预住房市场并调查过廉价住房的销售情况。毫无迹象表明她将成为党内领袖。尽管接连失利，希斯依然固执地不肯交权。他坚称自己的支持者依然支持着他，这些人中基本包括了大多数当时最有名的托利党人。民调显示70%的托利党员希望他留下。但是议会里的托利党议员们对他十分不满。于是一位股市老手，1922年后座议员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卡恩爵士（7）趁机向希斯发动了挑战。支持他的是战斗英雄、托利党议员以及头号密谋家艾瑞.尼夫（8），但是尼夫很快就收手了。乔瑟夫此时走上前台发表了一篇既不合时宜又唐突无礼的灾难性演说。他似乎在演说中暗示工人阶级妇女生孩子太多，正在导致基因库的退化，必须加以阻止。《侦探》杂志已经给他加上了“疯和尚”的雅号，这场演讲则彻底结果了他。这一来右派到哪里去找候选人呢？

如果希斯意识到接连两场选举失败意味着他下台时间已到并允许其他温和派托利党人为了代替他而进行活动，那撒切尔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假如乔瑟夫没有满嘴跑火车，她恐怕还会继续支持他而不会自立门户。假如杜.卡恩继续参选，那么才华横溢的竞选管理人尼夫也不会为她工作。许多托利党员都是在他的劝说下选举撒切尔的，因为她毫无胜选机会，这样做可以让希斯较为体面地下台，然后更靠谱的候选人就能借机上位了。这一招委实精明。1975年2月4日，撒切尔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130票对119票击败了希斯，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接下来她又轻松解决掉了剩下的几个陪衬竞选者。一股自五十年代起就在地下涌动而未被察觉的右翼自由市场思潮即将以磅礴之势喷涌而出并永久性地改变英国。“乔瑟夫主义”就这样变成了“撒切尔主义”。在这场被人称作“农民起义”的选举当中，没几个托利党真正意识到这位新领袖会将他们带往何方。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都要忍受威尔逊以及新任首相卡拉汉居高临下的假笑与屈尊纡贵的评价。然后她将狠狠地还以颜色。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Keith_Joseph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re_for_Policy_Studie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Sherma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Howe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iffe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gel_Lawso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du_cann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ey_Neave

七十年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极左与极右思潮甚至反应在了音乐当中。将流行文化与政治经济大背景割裂对待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内在逻辑，而七十年代英国的音乐与时尚走势也是由适应并超越社会进程的需要所驱使的。简约唐突的硬派风格出现在了街头，嘲笑着松松垮垮的浪漫主义，然后这一势头又颠倒了过来。机车党利落强健的扮酷造型回应着晚期泰德男孩的高光奢华，回应机车党的则是嬉皮士的迷幻华丽与长发披肩。对应嬉皮士的是英国第一批光头党，一副比机车党还豪横的工人阶级硬派扮相，尽管日后基吉星团（1）还将再次把雌雄莫辨的放纵风格带回街头。全身裹着皮衣的朋克们找到了新的王牌来触怒老派摇滚歌手。新浪漫主义的眼线与前额卷发挑战着哥特风。口袋一样肥大的裤子忽而来去。鞋子、衬衫与发行不断变异并争奇斗艳。大多数时间里，这个游戏在自己的话语圈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转瞬兴衰而已。

这番话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音乐时尚。灵歌最早在北部酒吧风行起来，一路从维根到黑池再到曼城。艺术性乐队的概念专辑与七十年代中期登陆的纽约朋克吵闹音乐相互较劲。跳舞热刮了一阵风。通常变革的动力都是无聊。三分钟一段的噪音我们已经听够了，现在是时候引进更为短促吵闹或者更为悠长平和的音乐形式了。一切都无法长久。如同时尚一样，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也开始土崩瓦解，向着大量的不同方向进发，形成各种彼此共存且竞争的亚文化。雷鬼乐与斯卡乐到来时摇滚依然健在，摩城唱片也活的不错。滚石与Yes乐队（2）无视性手枪与冲撞乐队（3）之类新兴乐队的崛起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当某支乐队，某首歌曲或者某款造型重新与人们见面时，每一位痛饮过流行文化的人们都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往日追忆。但是我们不应当自欺欺人地认为情绪等于意义。曾经的人们与他们录制的音轨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在这股从七十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音乐与时尚大混乱当中，有几个特别突出的时刻与主题。或许最值得牢记的数据是，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实际可支配收入——考虑到通货膨胀后人们可以用来消费的钱——整整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从朗尼.当根到齐柏林飞船（4）这段时间里英国人的富裕程度增加了一倍。但是从1974年到1978年底，生活标准实际上却下降了。*59* 漫长的工人阶级繁荣终于结束了。从广义上来说，英国流行音乐是1958-1968年间乐观主义的产物，当时的经济走势依然蓬勃向上，而流行音乐也在此期间获得了最为迅猛而富有创造力的发展。然后随着失业的到来以及世界变得越发惨淡而令人困惑，国民情绪也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急转直下，一头奔向流派繁杂的空想主义与逃避主义。第二个主题包括了大卫.鲍伊（5）科幻般的模糊性别与夺目光彩，黑色安息日（6）与齐柏林飞船这样的重金属坏小子乐团哥特风神秘噱头，以及Yes乐队嗑药式的隐晦。七十年代下半段是政治幻灭的时代，各种应力撕扯着英国的团结：爱尔兰恐怖主义在本岛的肆虐，种族关系紧张加剧以及四下蔓延的工业乱局。曾经滋养流行文化的乐观主义突然干涸了。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与时尚改走偏黑暗系路线恐怕也不是巧合，六十年代的梦想遭到逆转，成为了现在的梦魇。1966年英格兰队赢取世界杯，两年后曼联捧回了欧洲杯，举国上下一片欢庆。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就出现了足球流氓。到了八十年代，英国俱乐部就因为闹事的随行球迷而被欧洲联赛拒之门外。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也转变了风格，从五十年代风格的宽松下摆外套与垮掉一代风格的套头衫转向了朋克风格的破烂T恤与束缚式外套。性手枪自称自己是反披头士，旧日的音乐英雄则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斯特伍德是十几年前玛丽官所扮演角色的完美继承者。和玛丽官一样，她从小就开始制作服装并接受了艺校教育。和玛丽官一样她也遇到了一个很有商业天赋的男性合作伙伴。和玛丽官一样她对服装的解放性力量也十分感兴趣。和玛丽官一样她也在国王路开了一家店，和玛丽官一样这家店的风格也十分惊世骇俗，不是两三句居高临下的漂亮话能够应付得了的。正如当年玛丽官的服装吓坏了迈克尔.凯恩的母亲一样，她的服装也令路人为之咋舌。和玛丽官一样她为人也尖刻而无畏，日后她还将取代玛丽官成为英国时尚界的西太后。韦斯特伍德从女王那里获得了女贵族头衔，而之前她曾十分有名地用一枚安全别针刺穿了女王的肖像。随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还专门举行了她的个人成就回顾展。

但是这位德比郡织工与制鞋家庭出身的女儿与威尔士教师家庭出身的玛丽官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韦斯特伍德在C & A（7）曼城分店第一次尝试了自己的混搭手法并且带着一丝讽刺宣称“我的工作扎根于英国裁剪。”*60* 她对于时尚的概念与简洁明快的风格毫不相关。她的风格是一锅大杂烩，是对女装历史大开大合彻底翻新式的攻击，玛丽官的风格是直截了当的现代派，而她则是后现代派。七十年代中期韦斯特伍德在一家最近刚刚更名为“性”的服装店里工作，在这里她那恋物基调、橡胶质地、朦胧虐恋风格的构想开始冲击主流正统的着装准则。她的服装上点缀着条条锁链，拉链位置怪异，到处开口，还印有猥亵的口号与挑逗性的图案，例如某连环强奸犯的头像。她曾经声称自己有着 “天生固有的变态倾向，反对一切正统的固有本能”。她的助理兼模特乔丹（原名帕米拉.鲁克）（8）曾经每天穿着橡胶质地的服装与网眼长筒袜，顶着蜂窝一样的发型搭乘通勤火车前去上班。这身打扮如此夺人眼球，以至于英国铁路局不得不将她请进一等车厢来保护她的人身安全。玛丽官对时尚的理解本质上是乐观的——服装要便于穿着，造型简洁干净，适合自由解放的新女性。韦斯特伍德的时尚构想相比之下要黑暗得多。她的服装好比与权威和压迫在街头作战所必须的甲胄，战场则是充斥着漏阴狂与变态的英国。

她的合作伙伴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也丝毫不同于玛丽官的丈夫，贵族出身的商人普兰克特.亚历山大-格林。麦克拉伦也是艺校的产物，正如我们之前所见，他曾受到情境主义者与国王暴徒宣传品的重大影响。他出身于一个破裂的苏格兰犹太家庭，多年来一直在边缘政治。音乐以及电影的世界里游走，现在他改头换面成了一个野小子式的街头文化企业家，一个以“火光拉里”.珀恩斯为原型的新一代奸诈经纪人。此时他正在为纽约娃娃提供造型建议，同时还在筹备自己的反披头士性手枪乐队（9），乐队于1975年12月正式成立。史蒂夫.琼斯，保罗.库克，约翰.里顿，格莱恩.迈特罗克——这几人全都十分崇拜披头士——组成了又一个工人阶级大龄青年四人演唱组合。但他们所表达的是当时自暴自弃的时代精神，正如披头士表达了早年间英国略微有些宅气的乐观主义一样。满脸的麻子与不屑神情，尖桩般冲天竖起的发型，四溢的暴力信息以及狂野不羁的鞭笞金属摇滚恰如其分地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将一个依然十分容易受惊的国家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确拿出了若干首活力充沛的好歌，用一场风暴席卷了衰老而步履蹒跚的英国老牌摇滚界。但是他们年少幼稚的一面也很快开始令人下不来台。

与列侬当年最为自大的自我评价相比，性手枪在电视节目《今日泰晤士》上臭名远扬的表现只能用歇斯底里来评价。（主持人比尔.格蓝迪（10）：“赶紧的，你还有十秒钟，赶紧说点出格的话！” 史蒂夫：“你个XXXX！”格蓝迪：“很好！还有吗？”史蒂夫：“你个X*&%X！”格蓝迪：“好小子！”史蒂夫：“你个X*^%&!\X！”这番表现令日后例如《超现实大学生活》（10）之类的电视讽刺喜剧在吐槽朋克摇滚青年时总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各路小报以及比它们还蠢的后座议员们尽职尽责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合力开动了性手枪的公关机器。社会的怒火滋养了麦克拉伦，他也扮演起了愤世嫉俗的江湖骗子这一角色。性手枪的演出越发肆无忌惮，例如在倒闭的Biba商店门前表演（万事均有联系）以及在“Anarchy in the UK”之类的歌曲中进行幼稚的政治攻击，甚至还在女王继位25周年纪念日当天演唱“God Save the Queen”（吉姆.卡拉汉犯过很多错误，但是从没主持过“法西斯政权”（11））。但是急速而好斗的流行音乐通过朋克摇滚而首次重新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自六十年代晚期“街头战士”（12）之后主流社会第一次有必要关注摇滚。

在政治分界的另一边是种族主义光头党摇滚的大爆发以及对流行音乐界极右势力的兴趣。许多摇滚歌星都曾与此类思想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例如埃里克.克莱普顿（13），他在1976年称“我只知道鲍威尔这么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说实话的人。” 大卫.鲍伊曾经声称希特勒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明星，还想过自己也许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希特勒。尽管性手枪认为自己差不多是无政府主义左派，但是他们对惊世骇俗之举的热情——尤其是在虚无主义者非道德主义者席德.威舍斯入伙之后——至少也留下了若干含糊之处。麦克拉伦与韦斯特伍德曾经制作过带有纳粹万字纹以及其他纳粹标志的服装，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的用意只是为了激怒观看者（的确十分有效）。而威舍斯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则可以由以下几句歌词加以总结：“贝尔森是种毒气/那天我曾读到/露天的坟墓里/躺得全是犹太人……”（14）

作为对这一情绪的应对。反种族主义摇滚（15）成立于1976年8月并于一年后扶植成立了更为广泛的反纳粹同盟（16）。朋克乐队是这一运动的先锋，尤其是冲撞乐队，其主唱乔.斯特拉莫日后比约翰尼.罗顿或者性手枪的其余全体成员以及The Jam（17）这样的乐队都更有影响力并受人敬佩。黑人音乐——雷鬼乐，斯卡乐以及灵歌——在白人青年当中十分流行并且对于街头文化中的种族主义起着决定性的反制作用。例如The Special（18）这样的斯卡乐复兴乐队以及深受雷鬼乐影响的警察乐队（19）与UB40（20）（后者来自英格兰中西部，鲍威尔主义的发源地），它们的社会作用远远不止若干首经典金曲为人们留下的零星会议。硬派左翼政治往往给人以不苟言笑之感，但是面临着社会崩溃前景的七十年代发动了一场音乐复兴，令失去的一代振作了起来。种族主义光头党“Oi!”乐队（21）发现自己只有在暴力而不适合居住的贫民区才有听众。正如当时一位很有分量的批评家所说，“这种生活方式——城市化的，混合的，热爱音乐的，现代而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尽管遭到国民阵线的威胁，依然幸存了下来。”*61* 街头或许的确十分肮脏，生活水准的确也在下降，但这一时代并非只有坏消息。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7868.htm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72246.htm

（3） 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1%9D%E6%93%8A%E5%90%88%E5%94%B1%E5%9C%98

（4）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36.htm

（5）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239.htm

（6）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54.ht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C%26A

（8） 外链出处

（9）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060.htm

（10）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756790/

（11） 出自第一段歌词：God save the queen/the fascist regime/they made you a moron/a potential H-bomb……

（12） 滚石乐队单曲，外链出处

（13）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277.htm

（14） 性手枪的《Belsen Was a Gas》外链出处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_Against_Racism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i-Nazi_League

（17）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4505.htm

（18）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376931/

（19）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508.htm

（20）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181.htm

（21）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239.htm#3

吉姆.卡拉汉以前已经出场过了。他是北爱危机时的英雄人物，工会改革问题上他又成了冲着威尔逊与卡斯特背后插刀的反派。1976年春天他终于进入了唐宁街10号，此前好几轮工党议员投票清除掉了他的所有对手——右派的丹尼斯.希利，托尼.克劳斯兰以及罗伊.金肯斯，以及左派的迈克尔.富特与托尼.本。三轮投票过后他以176对137票击败了富特并接替威尔逊成为首相。在接下来风高浪急的三年里他将要掌管一个在议会不占多数的政府，一路不断做出各种妥协，虽然并非连续不断但却一再重复的各种危机也始终挥之不去。此刻的卡拉汉已经成为了英国政坛上一个熟悉可靠的形象，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从不说废话，而且与威尔逊相比相当直率。政界的高级职位他已经全做了一遍，尽管无论是在财长还是在内政部长的位子上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日后他成为了外交部长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推动了美苏关系缓解以及冷战的结束。此外他与德国财长施密特，美国的基辛格以及和蔼但却饱受嘲笑的福特总统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65岁那年他已经成为了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历届首相之一。他是威尔逊与希斯之后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中间派共识寻求者，他同样也经历过战争，因此极力避免国家冲突。但是在这副和蔼且偶尔看上去有些固执的面容之后，在突出的下唇与猫头鹰式的眼镜片之后，是一位身居工党内部左右之争当中且本能地右倾的工党领袖。

除去丘吉尔之外，战后所有首相都有牛剑教育背景。不过卡拉汉根本没上过大学。他的父亲是皇家海军里的一位下层军官，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位来自普利茅斯的虔诚浸礼教徒。卡拉汉从小就知道贫穷的滋味。他先是在税务局做了个书记员，然后一路向上爬，成为了一名工会领袖，战时加入了海军。他是1945年那批工党议员之一，一位年轻的右倾叛逆，尽管一直保存着强烈的亲工会本能。1966-67年的黑暗时刻里他担任财长的经历几乎将他击垮。但是正如所有最优秀政客那样，他也发现了杀不死你的东西会使你更加强大这一事实。他在社会议题上偏保守，对于离婚与同性恋问题总有些不大自在，而且还极力亲警察、亲皇室、亲军队，尽管同时他也反对绞刑，并且是个强硬的反种族主义者。担任内政部长时他曾经声称纵容型社会走得太远了。成为首相之后他将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学校跟风式教育方法的“大辩论”，呼吁对现行教学方法、标准、纪律以及全国统一教材进行重新审查。在经济方面他将越来越注重货币主义，当时这还是右派的热门题材。最著名的是，他在1976年一次工党党代会上出语惊人，令全体听众为之骇然。这些人早已习惯了凯恩斯的信条，相信政府应该通过减税并促进投资的方式加大开支从而度过经济衰退。他说：“我极其诚恳地告诉各位，这一选项已经不存在了，就算以前它还存在的时候，这一选项也只不过将通货膨胀注入经济当中借以发挥作用……更高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更严重的失业，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里的历史。”

但是就算卡拉汉有卜算之能，他在国民记忆当中依然会永远与失败联系在一起。英国将低三下四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通货膨胀与利率将在七十年代末一飞冲天，最终1979年“不满的冬天”里将会充满街头如山的垃圾堆，大规模罢工集会以及无人掩埋的死尸。早在威尔逊与希斯的时代各种初期危机就开始愈演愈烈，最终在卡拉汉的眼前化作一摊无法收拾的乱局。只有在他执政时期的满目疮痍之后，撒切尔治下英国的大胆改造才能进行。早年间他感情用事，看不清咄咄逼人的工会势力对民选政府构成的挑战，此外当时他对基金的经济观点也没什么兴趣，这都会给进入唐宁街的他带来后患。但是希斯-卡拉汉时代（这两个人必须一起说）的故事不仅只包含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最后一章，这个故事的整体情节还要引人入胜得多。这同样也是个相对成功的故事，其中有再次得到控制的通货膨胀，与国际银行家们达成的尽可能有利的协议，以及最终面对几十年来一直回避的挑战。对于我们的主角来说最终结局并不美好，但是值得一看的悲剧都是这么个路数。

卡拉汉也有自己凶狠的一面。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他清洗掉了大部分左派人士他保留下了迈克尔.富特作为他在下院里忠诚而无价的领袖，负责搞选票；但是同时又以“年老体弱”且过于左翼为理由解雇了芭芭拉.卡斯特。右翼领袖金肯斯也就此出局，前往布鲁塞尔担任欧共体专员去了。克劳斯兰成了外交部长，没干几天就去世了。这一来卡拉汉在工党内部基本已经没了对手。接下来他就打造出了战后最为右派的工党内阁，里面的新人有比尔.罗杰斯（1），舍莉.威廉姆斯（2）以及大卫.欧文（3）。这些人日后都会跟随金肯斯倒反门庭成立社会民主党。如果以1997年后新工党政府的标准来衡量，这届政府依然是个左翼政府，热衷于再分配并用社会主义自我标榜，征收高额所得税。这届政府依然相信国有化，相信应该将造船业、新型石油工业以及航母制造加入早已膨胀不堪的国有产业当中，还相信应当在全民医保医院中实行废除付费床位之类的反特权举措。一部分内阁成员，包括舍莉.威廉姆斯，还参加了1977年格伦维克罢工（4）的纠察队——那里的亚裔女工想加入APEX（专业、管理、文书及电脑员工联合会）但却遭到拒绝，因此占了一定的道理，但是罢工最后还是变成了流血的暴力对抗。很难想像一位新工党政府的大臣会做出这种事。

但是根据工党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卡拉汉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对基辛格与福特等共和党人的倾慕，对于货币主义的新兴信仰以及对加薪要求越来越激进的反对态度都使他比威尔逊还要靠右。在私下里他也考虑过日后让撒切尔一举成名的各项政策，例如将公共住房全部卖掉。1979年工党失去权力后他对一位个人助理说了一番著名且频繁得到引用的话，他说这个国家正在经受三十年一遇的重大变革，暗示自己勉强接受了共识政治年代最终失败的事实。“公众的需求与认同正在改变。我怀疑彻底的改变即将发生——这是为撒切尔女士准备的。”这话说的不错。不过如果按照艾诺.鲍威尔“一切政治生涯都会以失败结束”的说法，那么在卡拉汉的最终失败之前依然有一个充满了绝望、勇气、希望以及如山账目的非凡故事。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Rodgers,_Baron_Rodgers_of_Quarry_Bank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irley_William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Owe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unwick_strike

1976年4月吉姆.卡拉汉身为首相的最初几天一定唤醒了许多十分不愉快的记忆。十几年前，身为财长的他曾经遭遇了极其恶劣的经济坏消息，这些消息几乎将他压垮并最终导致了英镑的强迫贬值。现在他刚刚成为首相就得知英镑正在迅速下跌（希斯时期的英镑一直在“浮动”当中，但是现在“浮动”一词已经成了委婉语）。可能是英镑持有者们发动了贬值。此时身为财长的丹尼斯.希利已经谈妥了6英镑工资提升上限，这将进一步大幅降低工资提升的幅度从而最终降低通货膨胀。威尔逊时期对公共支出施加的现金限制也将极大地控制公共开支。但是1976年春天通货膨胀依然猖獗，失业率一路飞涨。希利告诉卡拉汉，由于当年最初几个月里英格兰银行为了支持英镑而花费了数十亿，现在看来很有必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到了6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德国、日本以及瑞士等国的备用信贷协议已经安排妥当。而后续事件的羞辱程度就和平时期的政治活动而言可谓无出其右。

当年夏天希利施行了强硬的开支削减。但是到头来，等他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了一个迫切需要的假期回来之后，英镑再度遭受了持续的压力。1976年9月26日，希利原本要与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起飞往香港参加英联邦国家财政大臣会议，但是由于危机如此严重而市场又如此恐慌，最后他打定主意决不能度过外界联系不上的17个小时（当时机载电话还没有问世）。于是在众多电视台摄像机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从希斯罗机场折返回了财政部。回去以后他决定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一笔额外贷款——这笔贷款将给予国际银行官员在英国凌驾于民选领袖之上的权力。福特工厂的工人们也看准时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罢工。希利几乎就要崩溃了，事后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斗志全无”。

希利不顾卡拉汉一开始的建议，决定硬闯黑池市的工党党代会，向痛苦而愤怒 的工党说明自己的情况。正如我们所见，当时人们对于紧缩经济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由于工党党代会上的古怪规矩，希利只得到了5分钟的发言时间。财长大人警告自己的党，这种做法将会引发贸易战、大规模失业以及托利政府的回归。但是，他向喧哗的听众们喊道，喊声中带有一丝1945年刚从前线回来还没脱下军装的年轻希利上校的神气。他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这意味着“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许多事。这意味着我们要坚持每一项痛苦的公共开支削减……这意味着要坚持工资政策。”希利在自己的自传里忧郁地记录道，他开始讲话时台下能听到不太热烈的喝彩与一阵嘘声的轰鸣。“当我坐下时，喝彩声响亮了许多。嘘声也是。”托尼.本说他的讲话用语粗俗伤人。实际上希利最后的奋力疾呼是一位政治演艺家的谢幕之举

于是在内阁的紧张关注之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开始了。卡拉汉与希利自然希望尽可能限制强加于英国的开支削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身后有美国财政部施压，因此下手也越来越狠。英国的谈判地位虚弱得吓人。争吵与辞职的威胁——甚至连希利本人也有份——撕裂了政府。漫长而困难的内阁争论在可接受的开支削减水平以及替换左翼紧缩经济的可能选项等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松。卡拉汉与华盛顿来的首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代表举行平多次极为机密的私下会谈，会上首相威胁说大规模失业有可能危及英国的民主政体本身。在紧张而繁复的讨价还价行将结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要求英国进行额外十亿英镑的开支削减。这还是希利发狠之后的结果，他当时背着卡拉汉威胁国际银行家们说要再举行一场“谁管理英国”选举，这才逼得对方收手。最终的一揽子开支削减计划在希利的预算中得到了公布，情况的确十分严重，但还没有凄惨到有些人所恐惧的程度，以英国国耻为主题的报纸头条也纷纷对这一计划表示“祝贺”。

但是整个故事中最出奇的一点在于从一开始就没必要这么折腾。希利此前已经施加给白厅的开支削减远远比任何人的设想更为有效。更令人吃惊的是，关于开支的统计数据（这也是制定开支削减的基础）错的离谱。公共财政比表面上看来强大很多。财政部估计的1974-75年间公共借款数额与真实数额相比整整低了40亿英镑，这一错误比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财长所推行过的税收改革都更为严重；但是1976年估计数额又成了真实数额的2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的开支削减远比实际需要更为苛刻。至于浮肿的政府这个当时另一大热门题目，政府开支也遭到了错误计算。1976年初一份白皮书称政府开支为60%——以西方国家标准衡量相当高。但是正如希利所说，这一数据“的误导程度实在无法原谅”。如果以其他国家的标准以及市场价格为参考来计算英国的总支出，那么以上的数据就下降成了46%，工党下台时还进一步下降到了42%，与西德相当且远远低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英国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开支削减生效前很久就恢复了收支平衡。希利日后评论道，“如果我在1976年得到了准确的预报，那我根本用不着去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到最后全部贷款只用到了一半并且在工党下台前悉数还清。备用信贷也只用了一半，而且自1977年8月之后就再没用过。早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期间希利就谈到了所谓的“滚蛋日”，即未来他与英国最终摆脱外部控制的那一天。这一天来得比他的预想早得多。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英国财政比看上去强大很多。但是所有那些近乎疯癫的戏码已经在英国的国民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希斯罗机场的火速折返，工党党代会上的大呼小叫，华尔街撑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令人羞辱的造访，这出政治惊悚剧将接下来十年里工党的自信蹂躏殆尽，并且在撒切尔时代一再被人当做工党已经破产的证据——二这一切原本都可以得到避免。而现在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规模更大的公共开支削减，通货膨胀将无法控制，受外人掌握的经济经促使工党分裂成彼此为敌的诸多派系并且为强硬左派带来他们最好的机会。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没有发生，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不满之冬”与托尼.本的反叛呢？

希利日后称他原谅财政部在计算公共部门借款需要时犯下的错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的预测都错了。他与他们都在一个浮动汇率、巨额资本流动以及投机行为主导的新经济世界里摸索，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一切还没有多少了解。不过这使得他对于货币主义以及所有依靠精确测量以及预测货币供给为基础的经济学学术流派都抱有高度的批判态度。他很喜欢引用约翰逊总统的话，约翰逊认为发表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说就好比“顺着自己的裤腿撒尿，你自己倒是觉着热乎乎的，可别人全都没反应。”但是希利对于财政部弄错了公共开支的真实水平一直耿耿于怀，正是这一失误使他一开始几乎放弃了成为一名成功财长的希望。日后他说自己无法原谅他们。“我情不自禁地怀疑财政部的官员们有意夸大了公共开支的数额从而向不愿意削减开支的政府施压。这种政治目的驱动的欺诈手法与英国公务员体系所有自称的良好传统完全背道而驰。”*62*

卡拉汉政府将会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以及“不满之冬”而为人们所牢记。卡拉汉的辩护者则指出卡拉汉政府在执政期间过半数还多的时间里——全部37个月中的20个月——都还相对比较受欢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之后，英镑恢复的十分强劲，市场得到了恢复，通货膨胀也应声下降，最终降到了个位数，失业率也下降了。到了1977年中期，女王登基25周年时，北海油田正式开始输油，每天可产油50万桶，足以满足全国需求的三分之一。到了1980年英国将会实现石油自给，且眼下已经实现了天然气自给。希利此前达成的工资限制依然生效，尽管有些勉强。新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前来英国参加了一次广受赞誉的峰会。卡拉汉上任以来第一次得到了报界的正面报道，而此时撒切尔手下的托利党似乎还在苦苦挣扎。工党通过一帮国民主义议员而保住了岌岌可危的下院多数议席，然后又与大卫.斯蒂尔的自由党达成协议，有效期为1977年3月至次年8月，卡拉汉借此首次获得了稳固的下议院多数。自由党-工党协议为当时只有13位议员的自由党提供了改革选举制度可能性的含糊许诺，而工党得到的好处则要多得多。民调显示工党再次获得了相对托利党不算太显著的多数，卡拉汉政府以及工党继续执政到八十年代的可能性看上去合情合理。这届政府根本没有奄奄一息之相，直到七十年代结束为止。

之前我们已经见过了右派那边的农民起义。不过左派也有自己的农民起义。人们通常将这场起义工党高层左派势力的代言人托尼.本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这是一支树大根深、源流复杂的政治力量。大不列颠共产党此时已几近崩溃，他们此前对苏联报以至死不渝且基本上毫无批判的效忠，现在他们早已大失所望。到了七十年代，英共内部的各种争论足以撕裂纪律最为严明的组织。再向左是一大堆令人眼花的托洛斯基主义团体，全都敌视苏联，全都声称自己是列宁正统，全都在意识形态及技术细节上彼此攻扞。这些团体的风格往往阴郁而拘谨，其中只有两个团体有着真正意义上的追随者，一个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另一个是战斗趋势（1）。两个团体都是最早于四十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早期政治团体不断分裂与融合之后的产物。

战斗趋势日后将会引发工党内部的一股大震荡。威尔逊抱怨说一群“小屁孩”试图接管工党。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基本已经被人无视了，而战斗趋势则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支部，尤其是在利物浦。社工党则在工党之外就罢工与种族主义等特定问题开展活动。他们的握拳标识以及引人注目的印刷品在无数产业及政治游行、罢工纠察线以及群众集会的背景中都可以找到。社工党的最大影响就是与上升阶段的国民阵线作对。

国民阵线建立于1967年，由原来的英国国民党（2）与帝国忠诚同盟（3）合并而成，领袖是矮胖的“赛元首”马丁.韦伯斯特（4）与子弹脑袋的约翰.泰道尔（5）。就选举角度来说国民阵线并不成气候，尽管韦伯斯特在1973年5月西布罗姆维奇递补选举中获得了16%的选票，而且在1973与1974年两次大选中分别推出了54名与90名候选人，使他们获得了上电视的机会。在他们的策略中街头冲突所占的比重更大。他们会高举米字旗与反移民标语大摇大摆地穿过利兹、伯明翰或者伦敦的孟加拉或巴基斯坦移民居住区。比他们更为激进的光头党分支将自己与国民阵线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他们也开始参加游行。社工党决定组织自己的街头政治来反制对方，于是在1977年成立了反纳粹联盟。联盟聚拢了成千上万对于隐晦的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并无特别兴趣，但都认为国民阵线威胁到了新兴移民社区的人们。年轻人如同洪水一般涌向他们的集会，参与游行与街头对抗，期间也偶有人命伤亡，最后警察不得不进行出手保护国民阵线一方的游行权利。除了社工党与战斗趋势之外，其他工党内外的极左团体也获得过短暂的名声，要么因为他们有知名女演员的支持，例如瓦妮莎.雷德格瑞夫（6），要么因为他们对地方党派或选区有着特别的影响。最终“左派疯子们”将会一鸣惊人，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伦敦，从而粉碎工党的名声。但是在七十年代他们的发展依然缓慢，他们的故事依然默默无闻。

那些不为遮遮掩掩的托洛斯基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政党工作，而只是单纯打算搞掉威尔逊、现在又瞄准了卡拉汉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们就影响力而言在当时远远更加重要。就像撒切尔一样，他们相信共识政治的失败。他们的一部分看法和右派一致——例如他们对于欧洲同样十分敌视，反对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国民主义，对美国也很不友好。不过两帮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工党左翼希望用独善其身的方式来应对混乱的世界经济，对进口产品施加严格限制，直接控制主要工业以及股市。左派认为国家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力度太弱，因此应当对其进行大规模扩展。任何被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的强烈政治观点都容易发展出来一套阴谋论。鲍威尔派系相信希斯欺骗了英国人民，而工党左派则相信威尔逊、卡拉汉与希利，以及众多议员都已经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俘虏。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对“普通人”负责，这些强迫性工党政治开会迷十分纯真地相信自己就是“普通人”。因此紧缩经济或曰“替代性经济战略”以及强行重新选拔议员就成了左派的两大支柱。

托尼.本成了工党农民起义的发言人与领头人。他对工人自治的热情以及全国企业委员会早已使他成为了舰队街的讥讽对象。日后他将会转化成为一位饱受尊敬的国民祖父，一位满头白发、风趣幽默的哲人，他对于艾德礼与威尔逊的失真记忆足以使任何年龄段、任何政治立场的听众为之着迷。他对于核武器、美英两国发动的战争以及市场资本主义一直抱有毫不动摇的敌视，他的态度将深深地激励新工党时代的无数年轻人。但是在一惊一乍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协和客机头号支持者以及慈父做派的托尼爷爷之间还有过一段惊涛骇浪般的“本主义”岁月，这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关键词。在子女的影响下他在女权主义、反核武器运动以及许多其他政治领域都越发激进，与自己同事的关系则越来越疏远，与此同时威尔逊-卡拉汉政府正在步履蹒跚地走向崩溃。本由于反对工党与自由党达成协议而差点离开政府，在应对欧洲的议会策略问题上他与另一位著名左派内阁大臣迈克尔.富特也闹得很不愉快。

他在1978年1月15日写下的日记很好地反映了他对于工党的总体态度。“整个工党领导层现在已经彻底锐气尽失，左派力量的增长将来自工党外部以及下层。这将成为工党的末日。工党除了掌控权力之外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了。”写下这段话时本依然在政府内部身居高位，参加在首相私宅举行的私密聚会，与来访的美国人觥筹交错，得知军事以及安全机密，与此同时他的观点则越来越像个局外人。他支持令整个国家停摆的罢工工人，他的新朋友，煤矿工人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告诉本他可以成为下一任工党领袖。尽管在1978年看来这只是空想，但是几年之后本就将在一场极其惨烈且破坏极大的工党内战当中借助左翼社会主义势力而几乎成为代理党首。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itant_tendenc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National_Part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gue_of_Empire_Loyalist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Webster

（5） 外链出处

（6） 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004576/

“不满的冬天”，莎士比亚的名句，卡拉汉本人用这句话来形容1978-79年的工业及社会大混乱。与其他大多数政治事件不同的是，这段时光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学校关门，港口封闭，垃圾在街头腐烂，死者无人掩埋。单独的分支工会与工人代表们采取了既鲁莽又狠心的做法。左翼工会领袖与活动家们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激化了争论。迫不及待希望看到工党下台的右翼报纸夸大了事态，描绘出一幅法外之邦的景象。但是主要责任还得由卡拉汉来承担。这不仅是因为他反对由威尔逊与卡斯特提出，后来希斯又徒劳争取过的对工会势力的合法限制，甚至也不仅因为他与希利出于好心而非经济需要过度挤压了公共开支从而影响到了最贫困家庭，尽管这些事也都没起好作用。还因为他试图施加强硬到不合理的新出台薪酬限制，并且对选举日期犹豫不决，彻底毁灭了他一度十分享受的脆弱宁静。

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以为卡拉汉会在1978年夏天进行大选。经济形势依然不错，工党也在民调中领先。10月份的两个日期早已预订了下来，尽管10月12日因为恰好是撒切尔的生日而遭到取消。但是卡拉汉在苏塞克斯农场琢磨了一个夏天之后决定他不能相信民调结果。他要等待时机，咬牙前进，直到来年春天为止。首相将请来六七位工会领袖到农场里讨论选举问题，他们离开的时候全都以为首相打算在秋季进行大选。然后在工会联合会的会场，面对着翘首以待的全世界，卡拉汉唱了一首歌，原唱是薇斯塔.维多利亚（1）。

“我就这样等在教堂，等在教堂，等在教堂，”

“我发现他让我空等一场，我多么心伤。”

“他送来一张字条，好短的字条，上面写着：”

“今天没法和你拜堂，家里老婆不让。”

这首歌在当年的确很受欢迎。但是此刻唱出来却令整个英国有些云里雾里。那位跑路的新郎是撒切尔吗？还是工会运动？卡拉汉的原意是想暗示自己要推迟选举，但是许多工会领袖与报纸记者却做出了相反的理解。当他终于向内阁把话挑明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如果不是卡拉汉同时承诺要实行5%的收入限制来进一步限制通货膨胀，那么上述问题还没那么要紧。1974-75年间通货膨胀高峰期政府实行了对收入上涨的现金限制，因此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公共部门工人的日子尤其不好过。脑满肠肥的工厂主管以及老板用丰厚奖金犒劳自己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流传开来。工会领袖与许多大臣都认为进一步的收入限制恐怕推行不下去。5%的限制似乎只是卡拉汉随手拈来的政策，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做法强硬得不像话。

假如卡拉汉在10月份就开始竞选，那么进一步的工资限制也许本应提升工党的民意，而工会方面则可以自我安慰说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将选举推迟到来年春天1月份之后，卡拉汉等于是将自己的5%限制政策扔向了英国国内越发不耐且危险的工业关系市场接受检验。卡拉汉刚刚一展歌喉之后首先发难的是福特公司的57000名工人。交通及全行业工人工会提出的加薪幅度要求不是5%而是30%，理由是福特公司利润很高（说句公道话，福特总裁刚刚得到了80%的加薪）。这件事让卡拉汉十分下不来台——他的儿子碰巧就在福特工作。停工5周之后福特公司终于接受了17%的最终加薪数额。而卡拉汉也就此确信自己将在下次大选中落败。

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得喝上一大缸眼泪。油罐车司机也是交通及全行业工人工会的成员，他们站出来要求40%的加薪，紧跟着是卡车司机，福特的竞争对手、业已国有化的英国利兰公司的工人，最后是上下水维修工。BBC的电工威胁要让圣诞节的电视荧屏一团漆黑。纠察队接管并封闭了码头。电视新闻中每晚都能看见路边燃烧的炭火堆，周围三三两两地围拢着头戴羊毛帽子的人影，风雪在他们身旁呼啸打转。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赫尔赢得了“斯大林格勒第二”的美誉。各位大臣以及全国民众很快都感受到了这一切带来的影响。时任交通大臣的比尔.罗杰斯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正在遭受晚期癌症的煎熬，但是化疗所必须的药品却无法获准运出赫尔市。不久，时任卫生部长的大卫.恩奈尔（2）在威斯敏斯特议员接受住院治疗，结果当地工人代表乐滋滋地宣布他是个“合情合理的下手对象”，“我们为其他病人提供的一切额外服务都没有他的份。他的储物箱或床位附近区域不会得到清理。他得不到茶水或者汤。”*63* 正当此时卡拉汉出发前往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参加一场国际峰会。他在海水中畅游以及享受日光浴的照片对国民情绪没起什么好作用。当他回国时，恭候在希斯罗机场的记者们问他如何看待眼下的工业危机。他直白地回答道，“我不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觉得我们这里的混乱正在加剧。”《每日邮报》与《太阳报》十分有名地将这番话翻译成了自己的大标题：“危机？哪门子危机？”这一来国民情绪更郁闷了。

随着铁路工人准备加入罢工，政府遭受了来自全国公共雇员工会的最严重一击，工会号召全国100万名学校管理员、厨师、救护车驾驶员以及垃圾环卫人员发动随机停工，以换取每周60英镑的最低工资。汽车工人罢工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公共部门也遭到了直接冲击，而且最脆弱的部门遭受的冲击也最猛烈。儿童医院，养老院以及学校都陷入了大麻烦。最为恶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利物浦，各行业及市级工人工会利物浦公园及公墓分会拒绝掩埋死者，导致300余具遗体堆积在一间废弃工厂以及一间冷库里不得入土。利物浦市政府还曾专门讨论过将一部分遗体抛入大海的应急预案。纠察队在公墓门前拦住灵车并迫使其返回，罢工者则在当地酒吧遭到了围堵与殴打。

在伦敦市中心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大堆的垃圾正在腐烂，老鼠在其中钻进钻出，造成了极大的卫生隐患。政府的日常工作几乎停滞。必须指出的是，绝大部分罢工人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罢工人员，工资水平一直低下得令人无语且一直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此外他们之前也没有过激进罢工行为的记录。此外危机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一部分报纸与政客所渲染的那样可怖。正如希斯当年的每周3天工作日制度一样，大多数人都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公共岗位所强加的假日。没有证据表明工会行为导致了任何住院病人的死亡，商店里没有出现食物短缺，街头也没有暴力活动。政府从未动用军队。这是一场大混乱，对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不过这不是一场革命或者推翻政府的企图。

但是实际效果却恰恰如此。这场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撒切尔主义，遭到颠覆的则是随后立刻陷入内战的工党。政府与工会联合会之间终于达成了所谓的“情人节协定”，内容涉及年度评估与指导，以解决长期通货膨胀为目的，实际上承认了5%工资限制是错误的。折腾了这一阵之后，工党仅仅得到了这么一片破烂不堪、随时都会随风远去的遮羞布。到了3月份绝大多数罢工活动都已经停止，大规模调解与调查活动也已经展开。但是在下院里工党政府已经众叛亲离、斗志全无、意气消沉。就苏格兰权力下放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未能取得通过，这意味着根据之前同意的原则必须废除1978年苏格兰法案（3）。这一来苏格兰国民主义者就没有了继续支持工党的理由。自由党此时处境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党首杰里米.索普陷入了一场谋杀指控（最后他被宣判无罪），因此他们也有希望提前举行大选的理由。筋疲力尽的议会里面此时弥漫着酩酊大醉、密谋缠身的气氛，垂死的议员们让人抬着进入议会大厅从而维持政府工作的勉强运转。迈克尔.富特与工党党务秘书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试图获得说得过去的多数议席，他们俩把能找的人全都找了一遍，包括乌尔斯特统一党，爱尔兰国民主义者以及苏格兰叛逆。卡拉汉此时已经认命了。他不想再继续挣扎挺过另一个夏天或者秋天了。1979年3月28日工党政府以一票之差败给了托利党、自由党、苏格兰国民主义者以及乌尔斯特统一党组成的杂牌联军，游戏正式结束。卡拉汉是1924年以来第一位必须前往白金汉宫要求女王解散议会的首相，因为他在下院输了一票。

五周的竞选活动在撒切尔的党首竞选主管、托利议员艾瑞.尼夫遭到爱尔兰共和军暗杀之后开始。一枚汽车炸弹他在进入下院地下停车场时炸死了他。工党一边的领头人依然是卡拉汉，他的个人形象比工党更受欢迎。他强调稳定物价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与工会达成的协议，就好像这些协议真的存在一样。托利党那边，撒切尔展现了她应对媒体的娴熟手腕，她与电视新闻团队密切合作，还从萨奇斯广告公司（4）那里听取了许多中肯的建议。根本没有求胜之心的卡拉汉毫无悬念的失败了。保守党从工党那里直接夺取了61个议席，获得了43%的选票以及339席的多数。

这是旧工党以及破碎的共识政治的最后一幕，其中的演员结局如下：卡拉汉将会勉强着继续担任工党党首直至1980年，希利则在工党当着公众奋力自杀之际无所不用其极地与党内左派对抗。大量温和派将会组成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苏格兰国民主义者失去了13 个议席中的11个，卡拉汉讽刺他们投票反对自己就好比“火鸡为圣诞节投票一样”。工会将会失去将近一半的成员与一度短暂享有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失业将会降临英国。解决问题的经济苦药如此不堪入口，以至于整个七十年代没有哪怕一位大臣胆敢尝试。现在药瓶塞子已经打开，药水已经倒进了勺子里，而英国也到了捏着鼻子张开嘴的时候。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sta_Victoria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Ennals,_Baron_Ennal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tland_Act_1978

（4） http://www.saatchi.com/

在政治圈里面，假如你的手腕有效且你的运气足够好，那么人们就会因为你的原则而记住你。玛格丽特.撒切尔很有手腕——她为人精明、长于操纵他人而且大胆到了几近莽撞的程度。同时她也十分幸运。假如工党没有正忙着把自己开膛破肚，且南美某个腐败而穷途末路的独裁政权没有与几位牧羊岛民赌国运，那她的政府恐怕干不了一届就会崩溃。要是她的内阁中大多数人还有一丁点胆量，她本人甚至在那之前就将不得不下台。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哪种成为现实，她的原则，即“撒切尔主义”，都将沦落到差不多被人遗忘的境地，成为历史学家们口中嘟囔的专有名词，而不是战后英国所被迫吞服过的最为强力的一剂猛药。

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多以后，今天回头看来，八十年代初期的大事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强有力的思想对共识政治发动了挑战，并且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获得胜利。撒切尔派系即所谓“新右派”许诺带来一场“新启蒙运动”，他们早年间经历的逆境最终转化成了改造全国的巨大胜利。自由胜出了。但是如果你再往后退一步，仔细端详一下撒切尔这位杂货店主的女儿、虔诚的林肯郡基督徒究竟希望创造什么，就会发现情况比看上去要古怪一些。推进工业私有化或者抑制通货膨胀对她来说不仅有着经济上的意义，她还希望借此重整社会教化，打造一个以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具体表现则包括稳定的婚姻，自立与储蓄，邻里和睦，勤奋工作等等。尽管教会领袖对她攻击颇多，但她依然时常谈论上帝与道德。“我之所以从事政治是为了参与善恶之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撒切尔主义却为无度消费、信贷透支、攀比炫富、快钱滥交等等充当了开路先锋。自由就有这一点不好。你将自由带给人们之后并不能确定他们就一定会干什么。

在撒切尔的首相岁月回忆录当中，“货币政策”一章附带有115页参考条目，在“失业”一章则是15页。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她自1979年上台之后立即采取的经济试验，这是她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且至今为止最有争议的部分。一位专心研读保守党1979年选举宣言的读者恐怕会错过这一点。在她担任党首4年之后托利党依然在谈论工资政策以及与工会磋商（或许是按照德国人的方式）的重要性。其他话题还有控制货币供给以及允许公租房租户购买自己租下的房屋。但是其他的私有化政策几乎毫无踪迹。相对二线并不太重要的国家货运公司（1）倒是出售出去了。至于失业问题，撒切尔女士本人一直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工党在这方面的失败。1977年英国失业总人口达到130万的时候，她通告全国，将托利党与人们丢掉工作联系起来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们碰上这种程度的失业早就下台了。”如果有人忘记了当时的情况，托利党竞选中最为成功的一幅海报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幅由她的宣传专员萨奇斯兄弟创作的海报上是一长串面色阴沉的人们（其实都是来自北伦敦的托利党员们扮演的）在“失业办公室”的招牌下面登记填表，海报的大标题是“工党无能”。

如果选民们对新任首相再研究得稍微深入一些，他们就会注意到她更为霸道的一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控制工会的失败——“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差一点就要由纠察队来统治了”——而且此时苏联领导人已经因为她在1977年的一次强硬反共演讲而侮辱她为“铁娘子”。她对这一“污名”不胜欢迎，正如当年的麦克米伦将讥讽漫画里“超级麦克”的名号当成荣誉勋章以及迈克尔.赫塞尔廷（2）对“人猿泰山”之名的态度一样。讽刺对于最顶层的政客来说基本无效。但是当时的选民们如果关注一下“铁娘子”身边的人就会注意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旧式的主流保守党，固守着希斯的传统。以撒切尔的激进程度而言，她遭到了彻底的包围，明显寡不敌众。据估计，在可能的托利内阁当中只有两个人（基斯.乔瑟夫与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3））在1975年党首选举中投了她的票。甚至还有人打算出怪招，将自得其乐地自我放逐于英国政坛之外的前任工党财长罗伊.金肯斯从布鲁塞尔引诱回来接管财政部，继续担任撒切尔夫人的财长。最后这个主意还是没能坚持下去——在1977年情况大抵如此——因为从没有人公开提出邀请。*1* 一群面色红润的乡绅与之前希斯支持者组成的内阁怎么看也不像个经济革命团体。后来担任财长的杰弗里.豪尔可靠得令人打瞌睡，比温牛奶的脾气还好。丹尼斯.希利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评价他在下院对自己的攻击，说自己就如同遭到了一头死羊的蹂躏。当时某杂志有奖征文，假设某天晚上一位你最讨厌的邻居敲门造访，希望参加你家举行的派对，请读者想一句最有效的台词来打发他。最终得奖答案是：“快请进，杰弗里爵士今晚精神头特别好。”这帮人能有什么威胁性呢？

答案深埋于首相本人的性格当中，这位女性的意志远比他人所知更为坚定。在她毕生中最大的影响似乎并非哪一位经济学家，甚至都不是她的丈夫丹尼斯，而是她的父亲。奥德曼.阿尔弗莱德.罗伯茨是一位白手起家、勤俭克己、工作勤奋的杂货店主，店铺坐落于林肯郡的格兰瑟姆，位置在始自伦敦的A1公路以北，正当要冲之地。他厌恶花巧与浪费——撒切尔小时候家里没有热水与室内厕所——还是位坚定的卫理会教徒。尽管他在地方政治上持独立立场而且1945年当选市长后十分热心市政活动，罗伯茨在本能上倾向于托利党。他是当地社区的支柱，当时“社区”与支柱两个词都还有很有意义。他不仅担任了市长，还兼任地方慈善组织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此外也是当地银行的主管之一。他是独立立场地方政治的活榜样，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将被自己的女儿及其继任者摧毁殆尽。同时他又教会了自己的女儿如何辩论，在这一点上他可谓极其成功。

玛格丽特.罗伯茨不仅自信而且十分聪明。她在当地语法学校赢得了奖学金，后来考取牛津大学主攻化学，她的诸多导师中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多罗西.霍奇金（4），此人的肖像至今依然悬挂在唐宁街。最重要的是她加入了大学保守党（5），一个在艾德礼时代的形象有些反常的古怪组织。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她是一名化学家。如今夏天里出售的蜡质口感、充满空气的廉价冰激凌就是她的杰作。后来她又成了一名税务律师，尽管她并没有利用法律工作为日后从政进行培训的意思。税法与化学意味着对事实与细节的关注，而无论是化学还是税法都毫无风光可言。在牛津以及日后的伦敦，她都是个籍籍无名的勤奋工作者，很像年轻时的威尔逊，另一位乡下出身的卫理会教徒，他在公立学校男生的光辉面前也同样退避三舍。但是她是个雄心勃勃的托利党员，威尔逊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约克郡口音作为出身的标志，而玛格丽特.罗伯茨则矫正了自己的林肯郡口音从而在外面的世界通行无阻。用她的传记作家雨果.扬的话来说，她“生下来是北方人，长起来却是南方人，最终成为了一位彻头彻尾的英格兰中部政客”。

她两次参加肯特郡达特福德市议会竞选均以失败告终，这段经历使她遇到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她的丈夫丹尼斯。他是个离异的肯特商人，战时表现英勇，在政治观点上比她还要偏右。他是个热心的英式橄榄球教练，还是个水平不低的高尔夫球员。日后人们将会嘲讽他是个说话结巴的妻管严，一手托着大杯金汤力鸡尾酒，眼角余光还偷偷瞄着那“不可违逆之妇人”。实际上丹尼斯.撒切尔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执行官，一开始为一家家用涂料与化学用品公司跑销售，后来一步步爬到了缅甸石油公司（6）的最高层，并于1975年十分富有地退休。他的财力与政治原则支持着现在的撒切尔夫人，使他们在生育了一对双胞胎的同时她还能完全投身于政治当中。他在整个八十年代都自觉位居聚光灯之外，因此他在南非、移民、BBC以及工人阶级散漫作风方面的强硬右翼立场并未带来任何丑闻。

这两人因为爱情而结合，这段婚姻也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助益。五十年代丹尼斯的年轻妻子还没有十分明晰的政治观点。当时她能成功打入下院成为寥寥几位女性议员之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在1959年当选了芬赤利的小康中产阶级议席。不过他的政治观点依然是由战后年代的经历所塑造的。她总结道，如果鸟瞰全局，社会主义者在国家计划与公平分配方面的试验的确动机高尚。但是落到地面上再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充斥着匮乏、短缺与嫉妒的迷宫。前文中提到过英国主妇联盟。很久以后，撒切尔回顾这段时光时说：“任何一位经历过如此拮据的生活，并且还记得杖鱼、午餐肉与实用服装的人们都不会将琐碎的嫉妒、小处的暴政、邻里间的交恶与酸涩的怒火误以为理想主义与平等。”*2*

正如我们所见，撒切尔在托利党内一直安静地向上攀升着。一开始她是希斯手下的教育部长，在任期间针对语法学校发动了一场快乐而不计后果的大屠杀，在她自己日后大加抨击的高开支共识政治当中也发挥了作用。当乔瑟夫皈依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她与他站在一起，尽管在位置上有些靠后。她在选战中击败了希斯，令所有人都茫然无措，担任反对党领袖之后没少遭受居高临下式的倚老卖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评论家意识到了将要发生什么。前工党议员，现电视主持人布莱恩.沃顿（7）不无浪漫地告诉观众们这个国家正需要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将会有人以她为题撰写伟大的小说与诗歌。”*3* 不过这种看法并不普遍。尽管她在1979年大选中运用了她的新任形象设计师与广告机构的全部技巧，而且她本人也十分精明地理解了电视这一新兴媒体的重要性，在个人好感度方面她依然落在卡拉汉之后。选战开始时两人差了6个百分点，结束时则加大到整整19个百分点。最终导致工党下台的原因是因为工党自身不受欢迎，而不是因为撒切尔夫人多么有魅力。

她第一次身为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的台阶上发表演说时所引用的名人名言经常被人误以为出自圣方济各.亚西西（8）。实际上这是维多利亚女王说过的话。也有人无休止地引用这番话来证明她有多么虚伪，但是断章取义是不公平的行为。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不谐之所在，愿我们带来和谐。谬误之所在，愿我们带来真理。疑虑之所在，愿我们带来信心。绝望之所在，愿我们带来希望。”实话实说，她在和谐问题上表现得并不好。至于真理，在政界这是要由观察者的立场来决定的。但是对于那些她立志要治理的人们，那些饱受通货膨胀摧残，对英国的未来疑虑重重并相信国家永远无法驯服工会势力的中产阶级，她的确带来了信心与希望。而且与战后任何一位首相相比，她单独发动变革的能力都更强。要是没有她，1979-1983年间的托利党政府将会大不相同。没有了她那压不倒的对抗性自信与决心，英国将会在十八个月内就会倒退回制定工资政策的境地，拾起凯恩斯主义公共开支政策并与欧洲签订一切照旧的条约。在撒切尔掌权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幸得见她的真实自我。其中之一是英国驻伊朗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1978年他陪同撒切尔访问德黑兰，期间她突然提起至今在保守党内部依然有人相信共识政治。大使回答道大多数英国人都相信，包括他在内。“这些人在我看来就是卖国贼。”这话说得太狠了吧？“我知道。我是认真的。”“亚西西”引言的确是应景而发，但并非有口无心之言。假如人们能听到她与帕森斯之间的对话，他们就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点。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掌控力。在1979年这意味着掌控通货膨胀，对于撒切尔主义者来说这就意味着货币主义。正如我们所见，现代货币主义起源于五十年代，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希斯与巴博放开货币供应导致剧烈通货膨胀之后才真正时髦起来。货币主义最富盛名的理论家，美国人弥尔顿.弗里德曼因为这一理论获得了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斯.希利曾经奉行过借由控制现金与增加税收来限制公共开支的政策，这一做法起到了货币主义者们所提出的效果，尽管他们从来都不相信希斯所公布的数字与目标。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货币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即通货膨胀与经济生活中的货币总量有关。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点在于前者辩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唯一重任就是控制货币，而货币供应完全可以加以科学地测量与调试。至于失业问题、生产力问题等等其他问题最终将会自行得到解决。这一思想的诱惑力显而易见。传统经济管理模式已经成了一桩极端困难且含糊的麻烦事，主要就是手忙脚乱地拿各种关于产出、收支平衡、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含混过时数据玩杂耍——这个游戏的规则实在太多，任谁也无法全部掌握。货币主义对此来了个一退六二五。只要坚定原则，降低货币供应，你就能成功。但是在1979年除了智利军事独裁政府以外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大范围尝试过这一招。

在实践中，撒切尔和她手下经济大臣与顾问们组成的小圈子一直对其他内阁成员封锁信息，他们的确另有目的。他们本可以提高所得税来限制货币供应，但是撒切尔一贯支持减税。豪尔一上手就将所得税基准税率从33%下调到了30%，又将最高利率从83%下调到了60%。开支削减也获得批准。但是为了弥补差额又引入了高额的增值税提升，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15%。这样货币就从大众那里再分配到了高额纳税人手中，而大众则需要为了食品、衣物以及其他开销花更多的钱。一位托利党温和派吉姆.普莱尔（9）根据托利党党章提交了一份工会改革法案，内容包括：除非获得至少80%的工人同意不得停产停业，为罢工投票与工会投票提供公共资金，以及立法禁止“不满之冬”期间广泛出现的次生纠察队。换一个政府的话这些政策都可谓激进。但是撒切尔对此依然表现得十分失望，因为法案还不够到位，没有取缔所有次生行为。她毫不留情地抨击普莱尔是个“假乡绅”，这是托利党内的一个阶层，这种人“有着约翰牛的全套外观——脸色红润，头发雪白，耀武扬威——但是骨子里却是个政治计算器，在这种人看来保守党的任务就是在左派势不可挡的进军面前富有风度地撤退。”*4* 这话说得既刻薄又没水准。普莱尔只是个走一步看一步的精明政客而已。窝火的撒切尔突然宣布罢工者想必都有工会罢工补贴，因此没有资格领取社保补助。这一来战线算是划清了。

豪尔通过1980年第二份预算继续着自己的策略，其中他提出了名称极富科学气息的中期财政策略，里面详细预测了受选货币衡量标准的未来走势。但是随着肆虐的通货膨胀，如影随形的经济衰退以及放松的信贷管制，这一策略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恰如希利当年预测的那样。原本估计1980-81年货币供给上升幅度在8%左右，但是实际增长却接近19%。出洋相的风险降临到了货币主义者的头上。饱受罢工折磨且生产力低下的英国利兰祈求进一步拨款支援。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命令这家国有汽车制造厂关门大吉或者将其卖掉而是做出了让步，恰似当年劳斯莱斯试探希斯的反对国家救援立场时他所作出的反应。不过劳斯莱斯最终挺了过来而英国利兰却一命呜呼。钢铁行业发动了罢工，尽管政府口吻强硬、立场坚定，但是最后的解决方案还是破财了事，而工会也肯定没有丢脸。当年下半年全国失业总人口已经达到了80万，上百家制造业公司由于汇率上升而破产。曾经一度为托利党上台欢欣鼓舞的工业家们也开始感到失望。一年之内物价上涨了22%，工资上涨了五分之一。在1980年托利党党代会上内阁里的异见分子发表演说不着痕迹地批评着整个计划。这些隐晦的警报比起蝙蝠叫唤的声音也响亮不到那里去，很好地证明了托利党内左派的战斗力有多么低下。撒切尔对此不屑一顾。她用剧作家罗纳德.米拉（10）为她找到的一段话表明了这一点：“你们想回头就回头吧，这位女士是不会回头的。”

“湿人”这个词是公立学校男生们的用语，意思是孬种或者软弱。七十年代中期的货币主义托利党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西斯派系反对者。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撒切尔政府内阁大战当中，这个词尤其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应用，任何不同意撒切尔观点的高级大臣——著名人士有普莱尔，弗朗西斯.派姆（11），伊安.格利摩尔爵士（12），马克.卡里瑟（13），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彼得.沃克（14），克里斯托弗.索莫斯（15）以及（也可以算上）迈克尔.赫塞尔廷——都中了招。这些人的观点虽然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是他们全都害怕豪尔向早已虚弱不堪的英国经济引入通货紧缩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撒切尔将要为他们的缺乏信心而狠狠惩戒他们。这些人是多数派，如果他们真的群起反抗，那么当代英国的历史将会大不相同。但是“湿人”一词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含义也同样准确。这些人几乎从未尝试过与她正面交锋，他们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来迫使她就范，尽管这些内阁异见分子也曾多次在原则冲突面前以辞职相要挟，但最终他们也没什么动作，直到撒切尔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解雇或打入冷宫为止。

最为激烈的对抗发生在1981年。豪尔相信尽管失业人口已经达到270万且正在冲向300万大关，尽管经济持续萎缩，每天都有破产的消息，还发生了自1921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工业生产崩溃，尽管政府对于货币供应依然缺乏明晰的控制，但他还是要继续推进自己的政策。下狠手削减开支并通过冻结税收门槛来提高税收，这些措施可以进一步从经济活动中抽取出来40亿英镑。撒切尔告诉自己的新任经济顾问阿兰.沃特斯（16）“这次他们真有可能把我拿下”，但是为了坚持正确的事情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不过在她的圈子以外这件事怎么看也不正确。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反对她的政策。保守党在民调当中跌落到了第三，落在了社会民主工人党与迈克尔.富特治下左翼工党的后面。街头暴乱似乎印证了所有预言货币主义将撕裂英国的人们内心最可怕的恐惧。

这一刻撒切尔的自信遭受了最为真金烈火的考验。任何其他的常规政客此时都会动摇。丘吉尔，麦克米伦，希斯，威尔逊与卡拉汉都会向财长下令并不动声色地改变方向，同时释放烟幕弹来掩护自己的撤退。撒切尔却激励自己的财长继续前进。如果她还有不满，那也只是因为她的财长走得还不够远。她用钟鸣般的言辞告诉托利党保持信心镇定，坚定路线，不要动摇退缩。“我已下定决心走这条道路。这是我必须走下去的道路。我号召所有斗志昂扬之人——勇敢、坚定、内心年轻之人——加入我的行列。”1981年4月初布里克斯顿爆发暴乱。店铺遭到洗劫与焚毁。街头竖起路障，超过200人受伤，大部分是警察。撒切尔的反应是同情店主。斯卡曼勋爵（17）受命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是在6月第一周麻烦又开始了，这次是在亚洲人口密集的伦敦西部郊区绍索尔。汽油弹、纵火以及投掷物袭警等随处可见。再接着利物浦的托克斯特斯也爆发了一场持续时间将近两周的暴乱，就程度而言在全国最为严重。黑人青年以及随后的白人青年们对警察投掷汽油燃烧弹，挥舞枪支并焚烧汽车与住宅。警察则以警棍与催泪弹回击，这是催泪弹第一次在英国本岛得到应用。在伦敦上百人受伤，一人死亡。紧跟托克斯特斯的则是曼城莫斯赛德地区的劫掠与纵火大爆发。

黑人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0%，利物浦与曼城都因为最近的工厂停业而损失惨重。许多人都认为这一切与撒切尔-豪尔的经济政策有着直接关系。身居反对党的丹尼斯.希利开始谈论 “施虐货币主义”（他原本打算用“朋克货币主义”这个说法，但是他的孩子认为这样对朋克摇滚不公平）。迈克尔.赫塞尔廷在其个人坚持下前往托克斯特斯，与当地黑人青年坦诚交换了意见。他听取了黑人青年们对当地警察种族主义作风的直白指控，还强拉着银行家与企业家与他一起前往一线，亲身体会实际情况的恶劣程度。回到伦敦以后他撰写了著名的内部备忘录《多亏这场暴动》，呼吁改变工业及社会政策来扶助类似托克斯特斯这样的地方——政府拨款来带动私人投资，制定就业计划并派遣专人总管利物浦事务，至少在接下来一年里这么做。赫塞尔廷辩称如果做不到这一切就等于与托利党的优良传统不一致。他在利物浦整整干了一年，帮助重建项目的发展，筹集资金，还参与主办一届意在振奋人心的园艺节，吸引了300万游客。

撒切尔一眼就看出赫塞尔廷来者不善。托利党内空间有限，一山不容二虎。她将赫塞尔廷的倡议贬低为 “手法纯熟的公关措施”。她也造访了一趟利物浦并且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结论。

“有人告诉我年轻人之所以惹上麻烦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十分无聊。但是你看看这些房屋周围无人料理的杂草，有些几乎已经齐腰高了，垃圾也到处都是。看过这些之后你就知道以上假设站不住脚。只要他们愿意，这里有很多建设性工作可以做。我不禁问自己，人们怎么能在这种环境生活而从不试图清理一下。”

问题在于常年依赖国家而导致的能动性以及自立意识欠缺，以及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她嗤之以鼻地说，这一切与M3英镑（18）一点关系也没有（M3英镑是撒切尔最喜欢的流通货币衡量标准，因此也就成了货币主义的代名词）。货币主义的忠实信徒与老式托利党之间的分歧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