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革命英雄主义的一缕血脉 -- 双石
——记红西路军的高台、临泽之战兼为电影《惊沙》而作
作者：双石
背景一：西路军占领高台、临泽后被迫停止西进
高台、临泽之战发生1937年1月12～23日。
此前，因“远方”援助物资预计要在在2月中旬才能运低安西，早在年前10月下旬就已西渡黄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间转战了两个多月，至12月下旬，开始继续西进，准备进占肃州（今酒泉市）后进取安西，迎接来自“远方”的援助物资。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红五军连下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的抚彝县城，亦称临泽——不是现在的临泽县城，以下统一从旧称，均称“临泽”））、高台两城，两座县城的民团、保安队要么溃逃，要么投降，长途转战的西路军将士又得粮食又得物资，十分欢欣鼓舞。次日，西路军首长电告军委：“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1]”。
然而两天之后，西路军首长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西进前方已是粮房俱缺的“穷十八站”，人烟稀少，一片荒凉，“马家军”骑兵集团又十分猖獗，再向前行已经十分困难。1月4日，西路军首长再电军委：“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希望“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2]。
军委于5日复电西路军首长：“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3]。
西路军遂停止西进，在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部署防务，筹粮筹款。
而两万多“马家军”却乘势围了上来。
高台、临泽之战，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而据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称，马部是“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匪入城，以期将匪压迫于该城聚歼之[4]”，这当然有能是其事后自夸“神机妙算”的矫饰之句，但红军拿下这些城池的情况的确颇能映证这个说辞：除了从永昌突出的主力和后卫沿途屡遭拦击外，西路军前锋一路西进进逼这些城池时，的确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而当西路军分别入得这些城池后，马家军又蜂涌而至，分头围攻……
当时，西路军主力集结于沙河堡（今临泽县城，以下均从旧称，统一称“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主要是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和西路军主力红九军、红三十军部队，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红三十九团、红四十五团、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2个连及军部直属队3000余人守备高台县城，临泽则由郑义斋的总直供给部、妇女独立团和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所率的红三十七、红四十三团驻扎。
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这四个点基本上呈一字长蛇分布，相邻两点间一般相距30华里～50华里（参见图一），但两个端点高台——倪家营则最近也相距120里左右，大约一天半到两天的徒步行程。
这个一字长蛇的分布态势对西路军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而最不利的驻节点，就是兵力相对弱小，非战斗人员很多的高台、临泽两城。
而“马家军”，就是从高台、临泽开始，对西路军实施各个击破的。
战斗是从1937年1月9日开始的。
史载：
12日，敌人以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围攻高台。[5]
12日，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第一○○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和第五九六团刘呈德部共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还包围了临泽，将高台与临泽间联系切断。同一天里，驻倪家营子、沙河堡一带的西路军总部及主力（总部及直属队、红三十军和九军一部驻倪家营子，红九军一部及骑兵师驻沙河堡），也同时遭到敌骑兵第五师、第一○○师步骑兵两个旅及民团一部的牵制性进攻。
“马家军”的意图很明白，把倪家营子、沙河堡西路军主力这最大的一头摁住，首先解决态势孤立的高台、临泽。高台、临泽相距约50里，但兵力均显薄弱，在被分割包围的情况下难以互援——援彼则此危，援此则彼危，而西路军主力所在的倪家营跟这两点都在百里以上，且地势平坦，倘若出援，敌骑兵集团可凭借其优越的机动速度和冲击力，给予以有效阻扼和杀伤……
敌总指挥马元海的这个算盘打得很精，也的确很毒辣。
当时的马元海并不知道，还有一个优势实际上也握在他手中：红五军唯一一部电台掌握在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手中，驻守高台的红五军董振堂军长根本无法与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联系——实际上，在战斗打响后，董振堂军长多次派人突围向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的总部首长告急，但均未成功。
高台的红五军主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军无援的境地。
这场血战持续了8天，援军始终没有靠拢高台，直到20日高台沦陷。
董振堂军长等3000余名将士在弹尽粮绝中死战至最后一刻，幸存者微乎其微。
这血写的悲壮，笔者屡屡掀开，屡屡涕下。
再不忍看那座血色城堡，再不忍看那片血域黄沙。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看，西路军总部是在高台被围7天后才派出援军的。此前，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曾派人化装潜入高台，向已令人挖通地道准备突围的董振堂军长转达到总部的命令：高台是西进必经之地和重要据点，不能放弃，必须死守[6]。
董振堂对组织决定坚决服从，再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上级命令，继续坚守。
西部军总部派出的援军是红八十八师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他们于1月19日奉命出援高台，却在行进威狄堡（今临泽县沙河镇）西南的小海滩子附近时，遭到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和敌第一○○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鲁沙尔民团的截击，在平原旷野上的红八十八师一部难以抵挡敌人骑兵集团的反复冲杀；而西路军骑兵师是仓促组建的，马匹多为征集来的犁挽用马甚至母马，长途辗转训练也少，加上众寡悬殊，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很快就解体。战至21日，红八十八师和骑兵师伤亡400余人，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等英勇牺牲，突围而出的余部在红三十军主力接应下，被迫撤回倪家营子。
而这已经是1月21日了，高台血战已经结束了。
高台被围之后，距离最近的友军是驻扎在临泽城南的红五军三十七、四十三两个团。这是临泽附近仅有的主力部队，实际上也不到两千人，相当于两个大营。据时任红三十七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他们当时只能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得那里发生了战斗，却不知具体战况，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既未派人侦察联络，也没有派兵驰援的意图。直到远在百里开外的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得悉消息并派出红八十八师一部和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一部出援那天，他才令红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红三十七团二营一个营兵力出援。然而为时已晚，饶子健行至途中才从老乡口中得知，高台已陷。而他们自己也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土围子中，21日才得以脱围而出。[7]
同一天，“马家军”的围攻重点转向临泽——唇亡齿寒，临泽也呈孤立无援状了。
秦基伟将军在《苦战临泽》一文回忆：
秦基伟的判断是对的，“马家军”打的就是这个主意：“马家军”不光是把高台、临泽与沙河堡、倪家营子的主力分割包围，现在还把临泽城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两个团也分割包围了。而负责掩护城内机关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实际上也应该是临泽保卫战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对此是没有准备和预先部署的，从而让“马家军”有隙可乘。
而西路军从高台到倪家营子呈一字长蛇而首尾难顾的布局，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临泽城真正成了一座孤城！
当时驻在临泽城内的是总供应部部长郑义斋率领的后勤、辎重、修械、总卫生部医院及妇女独立团一部共1200余人，其中只有总供给部警卫连属于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战斗人员，其他多为老弱妇幼。而郑义斋部长是个擅长理财的“红色财主”，却不喑军事，实际承担守城指挥责任的是总部四局任科长的秦基伟，他在鄂豫皖苏区时就在少共国际团当过连长，通南巴苏区时当过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军事素质好，也富有战斗经验。
据秦基伟回忆，城内唯一的“重武器”——一挺轻机枪，就抱在他手中。
目前关于临泽之战的回忆史料，除了秦基伟《苦战临泽》和饶子健的《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外，还有原妇女独立团卫生员王明超《临泽防御战》、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忆临泽保卫战》和原妇女独立团战士李文英《艰苦的岁月》等几篇短文。这些短文都从各自的视野和局部复原了那场悲壮的血战，比较一致的陈述是：临泽城内，没有红五军的三十七、四十三团等主力部队，这两个团都驻扎在城外。
这两个团在守城战斗的所起的作用，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有如下回忆：
这与秦基伟的回忆是吻合的，这应该是在守城的第二天——1月22日：
砖头瓦块PK山炮机枪。这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已勿需赘言。
这一天，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可能已经接到西路军总部掩护临泽城内的机关突围靠拢主力的电令，红五军部队这是来接应城内总供机关人员突围的。此前，他们自己也处在被敌分割包围之中，虽近在咫尺，且有对进攻包围临泽之敌有牵制分散之作用，与城内守军的顽强固守也有事实上的呼应之势，但却难以有效地互联互动，配合作战。
这一时期，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与西路军总部首长往来文电未见披露，也难以寻觅，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这个本应是临泽保卫战最高指挥员的指挥责任，是如何担负并践行实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前的两天半里，临泽城的秦基伟等人，基本上是靠“红色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立足于现有条件并根据实际战况，自主地指挥守城战斗的。
据秦基伟回忆，当时他得到的唯一信息是：固守待援——等待红三十军来援。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自1月19日红八十八师一部与骑兵师一部驰援高台失败之后，西路军总部再也没有派出部队向临泽增援，实际上也无法派出部队增援：红军是步兵，只能靠徒步机动，而“马家军”是骑兵。红军要走大半天儿的行程，“马家军”一两个小时就能疾驰而至，而饥寒交迫徒步机动的红军战士们在毫无地形可以依托的平原旷野之中迎击敌骑兵集团的冲击，实在是勉为其难。
这两天里，孤立无援的临泽的守城战斗，称之为艰苦卓绝，毫不为过。
第三天是临泽守城战最激烈残酷的最后一天，战况更为惊心动魄：
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们正与敌人短兵相接，顽强地打击着敌人。一个战士，握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戮翻下去。忽然，我看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上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到半空中。
接着，敌人又把梯子推回城墙，红军战士们推下石块猛砸，“咔嚓”一声，梯子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象摔死狗一样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密集的敌人，被打得东仰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11]
秦基伟也是在那天下午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机枪上又弹起来，削伤了他四个手指。
这几天里，他抱着挺机枪到处转来转去专朝打得热闹的地方凑，想不被敌人盯上也难。
来自敌方的亲历者回忆可以从对手角度映证了这次血战的残酷真实。
时任马步芳第一○○师第二九八旅第五九六团团长的刘呈德老先生回忆道：
在马元海的严令下，马家军展开了攻势，利用两门山炮的轰击和周围部队的掩护，令我团和马步銮团分头猛攻，守城的红军以密集的枪弹和炸弹迎头阻击，以致涌进城根的我军部队死亡枕藉，虽经后继部队在炮火烟雾中三番五次地激烈攻城，终未得逞，死伤了不少官兵。其间旅长马禄曾对我说：“临泽城虽小，好似铁皮包扎一般我们部队已经死亡不少，真不容易攻取了”马元海虽遭到了两次的惨败，仍不甘心，旋即改变方略，从西城角进攻，先用山炮轰开了城头的一处垛口，我方五六十人乘机爬上城头，亦被红军推倒云梯，以致多数人当场死伤。
在这前后几次的攻城中，我团营长韩得明、营副马希仲、团附官马成龙等都受了伤，连排长中受轻重伤的也有二十多人，士兵被击毙的约一百人左右，受伤的亦不下三百余人，其他各部队官兵的死伤，也为数不少。其后城内的红军，在一个晚上，乘我军夜间不常进攻的空隙，退出了临泽城，直至当夜夜半，我方始行发觉，即将稀稀拉拉留作掩护的红军二十多人击溃，大部队随之入城，将未及走脱的一些工匠和伤病人员，以及骆驼二百余峰俘获，解交马元海。他又向马步芳、马步青报捷说：“红军势穷力蹙，我军攻克临泽县城。”并令各骑兵团继续追击，即在城东南沙滩间，双方混战了一小时，大部红军冲出了包围圈，径往甘州南乡倪家营子，与第三十军会合。[12]
时任青海电讯社社长的陈秉渊老先生后来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马步芳部自己编写的《剿匪纪实》中虽然有不少自吹自擂的夸张，却也能从对手的视野中，看到红色战士们在这场血战中英勇不屈的身影：
1月23日，临泽城内的总供等部机关后勤人员在城外红五军两个团接应下撤出战斗，向倪家营子的主力靠拢，在城东南沙漠沙滩地带再度遭到“马家军”骑兵集团的追堵拦截，红军且战且走，付出了很大牺牲，幸而沉沉暗夜风雪交加对“马家军”骑兵的战力有所扼制，这些血战三天三夜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终于在24日拂晓前与倪家营子的主力会合。
这一个晚上，他们徒步行程在百里开外。
临泽保卫战中，红军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守城战中有近400名红军将士伤亡，撤离不及的伤员和兵工厂员工也有大都被俘或被敌人屠杀，途中遭遇敌骑兵集团追堵拦截时许多队伍被冲散，牺牲者被俘者也在数百人以上。
放在整体环境中考量，临泽保卫战当然不能说是一次胜利，战斗本身在军事上价值和意义或许并不大。从西路军总部的指挥决策上检点，这些机关人员妇弱疲兵向主力转移靠拢的时机，似也应该选择在敌人刚刚开始围攻高台之时。那个时候，“马家军”正集兵于高台，对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均为牵制性分割，安全脱困而出的机率也远大于高台沦陷后敌人转兵围攻临泽之时。驻临泽的红五军两个团因负有保护非战斗人员众多的机关的任务，难以向高台驰援，高台被围之后坐守临泽已无意义。既如此，那就应该尽快掩护这些非战斗人员脱离危城，向倪家营子的主力靠拢，尔后再与主力集兵一处轻装上阵，或围魏救赵，或驰援高台……
高台从被围攻到失陷，前前后后有8天时间，应该还是有脱困机会的。
当然这也有落后的通讯联络手段的原因。但手中有电台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在这么长时间内，既没有设法侦悉高台战况，也没有就临泽城中的总供机关人员如何脱困向总部提出建议和作出有效措置，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然而，这些“事后臭皮匠”的得失检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临泽之战本质意义的解读。
笔者认为：临泽之战最本质的意义是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革命英难主义精神！这支军队“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也绝不向敌人屈服”，许许多多红色战士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是这支军队此前此后所有的敌人都难以企及惶论达到的精神境界：这支军队曾经量不如人、器不如人、技也不如人，之所以能长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创以弱击强，以劣胜优的赫赫伟绩，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一连串令世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和保留剧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缘于这支军队代代传承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血缘！作为临泽之战幸存者之一的秦基伟将军，后来又成为了上甘岭上的那支胜利之师的英雄指挥员，那是绝非“偶然”二字可以完整诠释的。
血缘啊血缘！临泽血战那些红色战士的鲜血，传承给了我们这支军队一缕珍贵血缘！
让我们永远记住把这缕珍贵血缘传承给我们的前辈先贤吧！
临泽之战态势略图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节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5]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6]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7]饶子健《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79～第18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8]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9]任道先《忆临泽保卫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02～第20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0]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2～第1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1]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2]刘呈德《我在河西阻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2～第1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3]陈秉渊《马步芳阻击红军西路军始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5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14]《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摘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13～第8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秦基伟在死守临泽时，抱着一挺机枪，哪里危急到哪里机枪点名，一天下来，自己都不知道打死多少马家军。可见，经过生死考验的将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能抵抗联合国军的进攻，不是偶然的
只要有人点拨好成就无限，张老四的野心毁了多少未来的将才啊。
具体我也不清楚，这个外号不是我起的。
亲手肃了无数将才，又提拔了无数，然后间接毁掉。
顺便说下，网上许多外号都是信手沾来的，比如弼时先生成了任老五。
五大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任他排行第五。
热兵器战场上，对方都丢石子了，还不赶紧上，还要暂缓攻城，这是虾末逻辑阿。
只要给予一定军事实践，相当多的人都能成为将才，杀了一个自然有另一个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