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论选拔与选举 -- 唵啊吽

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制度化。市场经济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化和制度化，而西方民主政治是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化和制度化。这点我在《选拔、选举、责任、权力、民主、法制》一文中与中国传统政治做了比较，认为西方民主政治着重权力，中国传统政治着重责任。那个比较或许过于抽象，这里再给一个具体的比较。

中国选拔制度的传统是“异地为官”，以防官员为一乡一党利益损害国家利益。而西方民主政治的官员是当仁不让地争一乡一党的利益，不以天下责任为重，因为他们要对地方选区的选民的选票负责，不是对国家负责。

最近美国国会听证政府预算，所有政府官员都支持国家裁减预算，但听证时都说自己部门的预算不能减。希拉里说外国援助不能减，向中国借钱也得花。盖茨说军费不能减，美国利益遍布全球。这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如果为官了，不为自己部门集团利益尽力争夺，就不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职业政治家了，就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基础了。

当然，西方民主政治也有优点，当希拉里力争国务院预算的时候，必需给出充分理由，这样政府预算就透明多了。西方民主政治缺点之一，就是不能异地为官。中国常常有干部调任制度，而西方没有，西方都是本地为官。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异地为官和调任制度有怎么好处呢？有能力的官员是财宝，调任能够充分发挥起起才干。如各省发展模式和阶段不同，要选用不同风格的省长来应对，中国就可以“点兵点将“地调任干部解决全局中的瓶颈地区问题。而且调任是一种传播治理方法的有效途径。美国不行。一个美国某州长纵然是政绩斐然，也不能调到最需要他的其它州去解决问题。而且，美国各地方的政府官员都是“近亲繁殖”，进化速度慢。这次利比亚撤侨，凸显中国政府职能到位，官员能力傲视群雄。中国官员能力的提高固然和培训等有关，但是，异地为官的杂交优势肯定是原因之一。

中国政治制度以后能够超越美国政治制度的话，一定是保留了中国政治的传统文化资源，不全盘西化。美国政府官员本地为官的“近亲繁殖”难以适应速度日益加快的全球政治环境变化，而中国异地为官的“杂交优势”能更快的适应变化的全球政治环境。

非典前期凸显中国政府制度的缺陷，而非典结算之后中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非典事件全过程也就是几个月。相比较是美国新奥尔良台风灾害，经年难以解决其遗患。美国军队为什么要救灾？军队有军队的利益，盖茨要的军费和希拉里要的经费是不同部门的利益，怎么协调应急救灾行动？美国因此要国土安全部监管救灾应急，又多一份政府预算开支。

• 卢德运动与好一朵无奈的茉莉花
• 10天前lz还在说“西方民主是资本的意志”，要到群众中去
• 谢谢这个链接的材料补充

以前跟一位朋友讨论的时候，偶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究竟是什么？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区别，就在于对中华文化下的文化人而言，其人生的目标，不过是平天下三个字而已。而西方，或者说，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一脉相承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人，其人生的终极目标，不过是自由两个字而已。

好了，一旦有了这个终极目标的指引，那么一切的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的举动，就有了其贯穿始终的脉络。这里边，不是说中国人就不追求自由。不，我们也追求自由。但是，当自由面临着责任的时候，我们钦佩，我们形而上的选择，我们不管是自我选择，还是社会逼迫的选择的结果，都是自我牺牲，以成全天下太平这个终极的人文目标。所以，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应该如何死亡这个命题之上的。

而西方的文化则相反，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建立在我们应该如何存活这个命题之上的。如何存活？应该自由的存活。基督教的原罪，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实是不自由的，而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自由的来源在哪里。而利益的博弈，维护，无疑不是在维护自己的自由。当更多的人理解认同自由这个终极价值之后，民主，无疑就成了水到渠成的选择。而民主自由是不认同自我牺牲这个死亡的价值目标的，于是，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经济现实在西方，以前没有，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出现。所以，罗马帝国垮了，就垮了，西班牙葡萄牙说瓜分世界，就瓜分世界了，日不落帝国从来就没有把它的子民平等对待过，去殖民化的结果就是日不落帝国回归到英伦三岛的一隅。现今的美国也是同样。不会例外。

当中国人孜孜探寻，什么历史周期率的时候，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平天下的需要。而西方大帝国全盛时期的殖民，与衰落时期的断腕，是自身自由的需要。所以，西罗马灭亡的时候，东罗马依然自由着。印度这个英国王冠上的钻石想独立的时候，那就不是自由王冠上的钻石，而是自由的绊脚石，没有了，自由又有何妨（当然，这还是需要甘地，曼德拉之类的人的努力的）。

若干年前看连续剧，康熙大帝。先不论其中的满汉，也不论其中的主子奴才，也不论其中的脑残，我只是从中看到了不自由三个字。其实，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说的是读中国历史的时候，看到的，依然是这三个字。而作为中国文人终极价值取舍的标杆的，莫过于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话语，无论如何，都不是高唱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西方人所能说，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

任何的选择都是有得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得什么，自己舍什么。

• 看了你的评论，同样有些话不吐不快

这样的话题感兴趣的人不多。

特别是对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总结归纳，有独到见解，可惜结论的局限性说明了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主体价值观念经过反复强化、提炼，最经典的表达就是儒家学说的那十几个字最终以“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所谓“精华”。并且这种价值观念渗透到了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以至于任何与此稍有不同的哪怕仅仅些萌芽状态的念头都会引发高度的警惕甚至扼杀。所以历史上智商胆识出众的最高统治者，会“明察秋毫”地将管理和掌控深入细微到人们的潜意识中，诸如“文字狱”、“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便是中国文化相当独特极端的现象。当然西方基督教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也有类似的现象，但都不如中国文化表现的更极端。

这个话题涉及的内容太多了，简单说吧，就人类对于自然界、自身以及两者间关系的认知能力来说，西方文化更胜一筹，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多争议，近三四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证据，包括各位现在能以这种形式尽享思想交流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什么？

或者问为什么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刻意追求的“平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盛世之后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倒退。那种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更早的动荡可能难以找到准确的记载，比较近的比如太平天国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间人口剧减达七千万之巨。比较后来1931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也是十四年，中国公认的数据是死亡三千五百万，还不谈两个十四年中战争的规模、不同时期的人口总量、杀人工具的隔代差距等其他因素。

中国文化确有独到精辟之处，但缺陷是认知障碍，遗憾的是这却是致命的缺陷，因为它必然导致自我毁灭。西方文化绝非十全十美，更是也曾经百孔千疮面目丑陋，但为什么会后来居上？还是那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

如果中国文化缺陷导致的是“盛世-动荡”的循环往复，那如何能推导出“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的结论呢？应该是只能推导出一番浩劫之后必然来临下一个盛世，而盛世之后再进入下一个浩劫。

你只要稍微认真考察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每次社会大动荡大倒退之后只要周边外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都是发生外族的入侵，自金、元以来这种现象已成规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每次在自我毁灭到接近崩溃的时候都是靠外来的强烈刺激才激发出垂死挣扎的活力，或者说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这些外族的入侵实质上是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个世界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中国文化想儒家追求的理想——“平天下”的局面，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也不会出现，否则的话恐怕已经毁灭了不止一次了。

尽管没有实际出现过自我毁灭，看看清末的情形吧，那距离亡国灭种还有多远？鸦片战争，人口和面积都不到中国十分之一、远隔万里之遥的英国，以区区数万远征军，经超长距离超长时间的长途奔袭就能将大清王朝以逸待劳的上百万军队彻底打垮，仅仅是因为实在相隔太遥远、面积太大、人口太多才没有将整个中国纳入英帝国的殖民地。甲午战争，面积仅及中国二十四分之一的日本，能从中国得到十倍于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战争赔款，并得到中国东海上的所有岛屿领土，甚至三十年后几乎政府中国全境，这在地球人类社会历史上绝无二例。这还需要真的实际上完全毁灭才能下自我毁灭的结论吗？！

清末亡国灭种的危险不是自身文化所决定的，而是与西方相比差距太大所致。这只能证明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之大和中国文化之落后，但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自身不能维系。举个例子，一个人肠胃不好拉肚子，必然身体虚弱，这时如果被一个壮汉欺负，肯定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但如果没有外人欺负，他病好后依然还是一条好汉。你不能因为他在最衰弱的时候被人欺负而因此就说他得了不治之症，对不对？

有些文化，比如玛雅文化，在没有外来文化侵略的情况下自身走向了毁灭，这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用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就是一种文化有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中国的历史证明了中国文化经历过多次繁荣-破坏的循环，因此显然是可持续的，可以在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依然再生。而西方文化的繁荣，伴随的是全球的大扩张。如果没有这种扩张，它是否还能那么繁荣呢？历史没有证明过。现在的局面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可供扩张的地方了，西方文化正在面临一种从未有过的考验。

西方文化一直以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为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欧洲的中世纪跟罗马文化基本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西方文化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根据古代文献重新设计开发出来的。可见，当年的罗马文化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已经毁灭了。现在与罗马文化相似的西方文化如果再遇到相似的历史条件，并非没有毁灭的可能。

当然，现在通讯技术发达，文化之间的融合也许会创造出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体。但要想在有限的地球空间里生存，恐怕中国文化要素要起主导作用。

首先，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有能力的官员在一个地方干得很好，换一个地方不一定就能取得相似的政绩。

异地为官实际上和民主选举相背离。很难想象一个人干上海市长干得不错，所以重庆要选他当重庆市长，或者北京市海淀区要选他当海淀区教委主任。就是选了，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也是问题。

楼主所谓的“点兵点将”地调任干部，解决全局中的瓶颈地区问题，隐含的假设是中央政府能准确了解每一个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能了解每一个干部的特点，并进行优化匹配。这将上级部门置于神一样的地位，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异地为官往往还面临和地方官员的磨合问题。并不是当了市长，手下的人都会听你的话。何况还有书记，副书记，人大主任，副市长若干，为官者为了打开局面，建立权威，往往需要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这使得拉帮结派，官官相护不可避免。并随着主政者的起落周期性地发生政坛震荡。

如果上级能给异地为官者一把尚方宝剑，让他能够压服手下和同僚，那么当地的其他势力如何对他进行监督，制约？他手中的权利来自于上级，如何保证他会为下面的人民群众服务？

权威型的组织结构，给予一个人或一些人很大的权力，在当权者指向一个确定目标的时候，是很有效率的，比如撤侨，抢险救灾等，这也体现在计划生育，网络信息封锁上。但是，以我的理解，这种结构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也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

我觉得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人能不能自发地建立起一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如果能，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社会。

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降，不断的思考，总结，实践。到美国而集大成。再加上两百多年的发展，更加完善，而且还在不断地创新前进。我个人的理解，当前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确是最“不坏”的制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和西方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差得很远。现有的框架是从西方学来的。所谓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说法，实际上很不靠谱，当权者这样说是为现状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避开西方思想的干扰，建立一种全新的结构？我对此表示怀疑。

中国人的路当然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走，但是走向哪里呢？

【清末亡国灭种的危险不是自身文化所决定的，而是与西方相比差距太大所致。】

这种“太大”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难道不正是文化本身的问题吗？

问题仍然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化？这个基本问题。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继承的是古代希腊文化，当然有直接的关系，文化是重新“设计”出来的？文化从来就不可能被设计，地球上没有任何民族的文化是“设计”出来的。

世界各种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必然趋势，不是“也许”的问题。会采取什么方式的融合才是不确定的，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早就已经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民主的实际实施方案，其核心就是分权与监督。本地选举、本地为官，则地方权力完全地方化，形成不受制衡的地方势力，这才是不民主的。

地方首长由中央任命、由地方业绩考核、由地方人大监督，才是真正的民主分权监督的方案。人事、考核和监督三权分立，才能既保证地方不会形成割据势力又保证地方首长为地方发展尽力。当然中国目前的做法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但已经比美国的地方选举、本地为官的方式好多了。

平天下是里面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就是自然、社会、人文形成一个和谐流动的整体。你看到这个“一”好像消弭了个人，似乎是自我牺牲，其实是牺牲小成全大我，打破天人、人我的界限，达到终极自由。

西方的所谓自由，是加剧人我、人与外界的冲突，说白了是要用一方去取缔另一方，所以西方人永远要寻找异端，永远处于紧张状态。

佩服，自由与平天下。死亡与责任

你用现代的数字管理方法去看古代有问题的。中国道目前为止，统计局的数据还是“战略指导局”为领导服务的。可想而知我们的历史记载以及数字等等。当然我不是说一切不可信，况且全世界最好的历史记载为我们保留大量的记忆。对比其他文明，让我们有个了解古代的凭借。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是前人的经验之谈。

具体到你的所谓人口剧减，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在籍人口的流失。在每个朝代更替都有人口剧减然后几十年间，人口急剧膨胀这样事情。一个原因是统治秩序崩溃后，在籍人口逃亡，不入册。在籍人口是要交税的。天下大乱了，谁还呆在那里不跑，这样的人口流动下，原来的户籍管理就没有作用了。这就是所谓的纸面上的人口消失。太平天国主要作战区域正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长江流域。

另外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维持在很低的稳定层面。尤其是明清，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很差，仅仅能维持不出事的状态，在出事状态下，尽管帝国庞大，但是动员能力低下的体制使得帝国必然滑向不稳定的深渊，这个格局是帝王为了自己的统治刻意维持的。为了保证各地没有割据能力，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都由中央掌控。军队这样的大杀器，地方维持治安就可以了。中央专事征伐。这样导致一旦地方有事，帝国必需各地调兵，各地摊牌，清代叫做 协饷。

于是紧平衡打破，各地加紧盘剥，小百姓在原有体制下被剥削的量急剧增加。剥削的难度自然增加，在帝国生存的压力下，只能加紧剥削百姓。在这个旗号下，原来抑制的权贵豪强也就加紧兼并和掠夺。于是帝国急剧滑向底层百姓掠夺的深渊。这时候，百姓要么逃亡要么造反。于是只能向越来越少的在籍可剥削百姓压迫。多米诺骨牌倒下，战乱席卷帝国各地。

在帝国承平之时的水利等等建设自然停掉和损坏，收成自然不好。于是灾难不断袭击。在低水平重复生产下的小农大量破产，死亡。更不要说战区的掠夺和苦难。大战之后的死亡在那时候的卫生条件下带来大的瘟疫。于是人口再生产的能力螺旋下降。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屠杀，主要还是饿死、病死。

这样的两个原因就是 王朝更替中，中国人口惊人下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