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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小传

文/Capo

明清史上名叫高第的人不少，光进士出身的就有四位。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明正德年间的高第，字公次，官一直做到云南副使。又有清乾隆年间的高第，字云士，善书画。又有明朝末年山海关总兵高第，榆林人，当甲申鼎革之际随吴三桂降清，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军，后清朝授为河南总兵，也算是此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明朝末年曾任兵部尚书，蓟辽经略的高第，因为此前各种著述中对此人的叙述颇有错漏之处，故略考其生平以求争鸣。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从各种方志中看，他至少在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还在人世，最后一共活了82岁。又，所有的史料中都未找到他在明亡之际的任何活动记录，似乎去世之日应在1644清兵入关之前。这样的话，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也就是1558－1563期间。

万历十七年（1589），高第考中了己丑科进士，当时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算是比较正常的登科年龄。当年这一科共取347人，高第排在三甲208名，即总排名278，算是比较靠后的。这一科进士中人材甚多：状元焦竑是史上有名的大学者，古文大师；榜眼吴道南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大学士，入阁为相。另外一位朱国桢也在天启年间曾经入阁。此外，高第、董汉儒做到兵部尚书，杨文岳做到保定总督，而高攀龙、冯从吾是东林党中的赫赫巨头，董其昌乃人人皆知的书画大师，都是明史中数得上的人物。

考中进士后，朝廷派高第去做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说岳全传》里面杨再兴战死小商河，即在其附近。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到了临颖之后，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这样，可能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旧例，在主钞关之外的支流水道上都设绳拦截，以防商船从中私自开走以避税，高第认为只需封锁主河道附近的水域即可，不用一切都斤斤计较。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高第最终升到了大同知府，是正四品之官了。这大约是万历中的事情，当时明朝已经财政吃紧，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于是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其应是家底殷实之人，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

当然，关于其早年的宦迹，史料中大约也就是这寥寥几笔，不可能太过详细。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此时他已经在官场中打熬了21年，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了。不过，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从此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比较顺利的阶段。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关于他此段期间的事迹，《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也就是说他在当地捐款建了文庙学宫等建筑，似乎此人比较喜欢捐钱以求名。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可谓节节高升。后来，大同巡抚文球到蓟镇赴任，朝廷原本打算让董可威补缺，但董可威因为有病，再三辞免。于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他终于进入了明朝顶级文官，封疆大吏的行列。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想必在军中朝中口碑也必然不错。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今天早已散轶，无从得见。

不过，高第在地方上只呆了一年多，便又得到了新的机会。当时辽事已经大坏，后金连续攻克抚顺、辽沈、广宁等地。兵部的官有的调，有的辞，几乎成了走马灯。天启二年十一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吴仁度引疾辞官，升李瑾补缺，但随即又升其为添设左侍郎。这样一来兵部出缺，便于当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而当时的兵部尚书，正是高第的同年董汉儒，两人应有一番叙旧交情不提。

此时，正是辽东形势最坏的时候。关外已经被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全部放弃，大学士孙承宗出关，与经略王在晋发生了守关门还是守宁远的争论。高第到任之时，孙承宗已胜出，王在晋被调往南京，因此高第进入兵部之后，主要任务应当就是协助和支援孙等人在关外的军事计划。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高第应该对孙进取的策略有所异议，不过天启二、三年间，也找不到什么资料表明他对孙进行了任何掣制，因其在兵部也不过三、四号人物而已。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成了兵部中地位仅次于尚书赵彦的第二把手。

然而到了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也就是退休了。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不过当时他至少也已经62岁，很可能在65左右，因年龄已大自然退休也毫不奇怪。只不过高第肯定没有想到，他刚下野不久，朝廷上就突然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东林党正式向魏忠贤开战。

事情开始于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声称魏忠贤有24条大罪，从而吹响了东林党总攻的号角。一时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章满天飞，大有将其一脚踩死之势。然而，由于天启皇帝的包庇，魏忠贤毫发无伤，倒反过来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以汪文言案为切入口，魏忠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入诏狱，一网打尽，并开始从朝堂上大肆清洗东林党人。到了次年正月，据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统计，已有近40位高官被逐去。不过，就兵部来说，当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除了侍郎孙居相回籍以外，大致没有什么变动。但不管怎样，缺官总得填补。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从任用来看主要是负责守城器械等事务。高第退休一年后再次复出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第是由阉党的魏广微推荐复用的，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高第本人与阉党有什么关系。天启四年他致仕之前，魏忠贤虽然在宫中把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与外廷冲突还并不太多，基本上不相往来，朝廷上大多还是东林党所号称的“正人君子”在位。当然，高第肯定不是东林党的人，但与其也没什么瓜葛，天启三年东林诸人搞癸亥京察，打击异己的时候，也没牵涉到高第什么事。从他的仕宦生涯来看，几十年一步步升上来，总体也还算正常，没有类似坐电梯突飞猛进的情况。阉党赶走了那么一大批人，总得找人补上这些官缺，这些候补的中间固然有一些是阉党中人，但也有相当部分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并没有牵涉到党争之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是反对阉党的。即如与高第同时被荐起用的李瑾，就是反对魏忠贤的。《崇祯长编》中记录后来四川道御史吴彦芳的奏折，称李瑾当年“付身家于度外，直犯逆魏凶锋而九死一生”，便是明证。

高第起复三个月后，兵部尚书赵彦致仕回籍，于是廷推新尚书。高第作为兵部二把手，本来属于最有资格的，一开始却没有上廷推名单。但前后推了好几次，上面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点中了高第升任兵部尚书。《两朝剥复录》对此说：“内意属第，故履推得之”。那么，这个“内意”究竟是谁的意思？一种可能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因为天启也不完全是个傀儡，有时候还是发挥主意的。或许他看了前面推荐的名单觉得都不满意，而高第资格老，在兵部经验又多，升任尚书无可非议。第二种可能，实乃魏忠贤之意，但从前后推举了多次才选上高第来看，他也不是什么众人皆知的阉党，或许是魏忠贤想要拉拢他，特意升迁。

然而，高第上任后，并没有附和魏党。康熙二年的《永平府志》记载说，当时魏忠贤、崔呈秀势力炙手可热，想要升其同党郭钦为都督同知头衔，又想让参将梁甫升任总兵，矫中旨特授，不料高第“皆不应”。而且高第看到杨左被逮，榜掠甚惨，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使得魏忠贤异常恼怒，唆使天启召见高第，“切责之”。自此之后，魏忠贤千方百计想把高第赶走，而机会正好马上就到来了。

天启五年夏，蓟辽督师孙承宗决意发兵填实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于是发四车营出关，与原来的前锋三营共同驻扎其地。孙的意图是把兵力逐渐往锦右一带集中，为下一步收复金、复、海、盖四卫作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刚过了没多久，八月间，便遭到了所谓的“柳河之败”。总兵马世龙听说耀州等地空虚，便遣将领鲁之甲、李承先等率兵过河，打算袭击该地。约定与水兵会合，乘船前去。但不料到了指定的日子，水兵不见踪影，于是鲁、李二人用小渔船渡兵过河，结果到了耀州城下，后金早已发觉，打得明军大败，逃到河边又无法全部渡回。最后过河的明军覆灭数百人，鲁李二将死难。

败报传来，朝廷震惊，因为传闻纷纷，“有言丧官兵好几万，好马数千者”，以为是一场异常严重的失利。兵部（即高第所执掌）立刻作出反应，认为“万一奴骑乘此长驱，则宁锦等处能保其无虞？”当此时刻，以山海关最为要紧，而“前闻在关兵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因此，兵部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让马世龙挑选在关外的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期万全（《三朝辽事实录》）。对于柳河之役，高第等显然很不以为然，因此在兵部的各题稿中对孙承宗、马世龙多有攻击，这当然大大得罪了关外辽军诸将。当时作为孙承宗手下军务赞画的茅元仪，即对高第大为不满。后来到了崇祯年间，茅撰写了《（前）督师纪略》一书，回忆当年情事，又对高进行了诸多不实的描写。因为茅元仪名气相当大，因此许多说法后来流传甚广，不得不加以考辨，以见本来面目。

首先，高第与孙承宗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督师纪略》说，高第当年巡抚大同之时，所调兵马羸弱，为孙承宗所持，因此深恨孙，“以杀公为己任”。此乃一面之词，事实如何今天无从得知，但如前所述，高第在兵部多年，未见有参劾阻挠孙承宗之处，茅之前的其他文章中，从未提及此人，只是柳河之后才有此一说。然后，《督师纪略》又说魏忠贤因为看中了高第想杀孙承宗，因此特意中旨命其为兵部尚书，“履推不用而特拜焉”，此又与《两朝剥复录》“履推得之”的说法矛盾。如前所述，高第当时是兵部左侍郎，为该部的第二号人物，按资历地位，接掌尚书一职并无出奇之处，反倒是前面履次推举都未有其名显得可怪，更不用说只能“特拜”了。若说魏忠贤一心想让高第出任，当时朝廷各大臣皆仰其鼻息，又怎会屡次推荐都无其名？《剥复录》为东林党一众所编，意在昭示天启末年，“奸党”如何排斥正人，把握朝政，因此书中凡涉及阉党人物，多有点评，但并未言及高第为魏忠贤所属。

《督师纪略》又说，高第为兵部尚书之后，“日请减兵”。此当指天启五年关宁清汰冗兵一事，然而此事之缘起与高第完全无关。四月，户部尚书李起元上奏，其中即提到诸臣有谓关门之兵“虚冒宜清，老弱宜汰”，旨意回复：让孙承宗清点裁剪。此时高第尚未上任，与其何干？后来经过查点，关宁一共汰去冗兵1万7千多人，可见水分还是可以挤出不少。但总体而言，汰兵之举实乃明朝军饷支付不敷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户部的意思，茅元仪把这个也怪到高第的头上，只能是出于意气之见。

接下来的两条则更加不可不辨。《督师纪略》说，柳河之败后，高第自己下檄给马世龙，让他全数撤掉锦右、宁前之兵回山海关，也就是“弃关外四百里”。多亏了袁崇焕和茅元仪自己力争，高第无可奈何才没有实现，仅仅撤了锦右的军队，而高第还不许将当地的屯粮运走，后来都为后金所得。这一段记述，后来被另一位关宁将领周文郁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其著作《边事小记》中的《辽西复守纪事》篇中，又被钱谦益照抄至《牧斋初学集》中的《孙公行状》篇，而最后竟被部分编入了《明史•袁崇焕传》，因此流传甚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之情事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朝廷刚刚得知柳河败绩的消息之后，兵部马上作出了紧急应对，让马世龙急选关外各兵精壮者，回防山海关，以关门为紧要。这是建立在之前孙承宗等把兵马多集中到锦右一带，山海关本身兵力甚少的前提上的。因为兵部即高第掌管，那么看作高第本人的意思也相差不远。他担心新败之后，万一后金大军长驱直入，而关门之兵又都在关外，山海关本身恐怕有很大的危险。这一举措高明与否，各人大可以事后眼光加以评判，但若站在当时情况不明，以北京安危为首要考虑的立场上看，似也无可厚非。不管怎样，此乃一临时紧急举措，并未涉及到全撤锦右或宁前之事。

九月初八，兵部（高第）又上奏，称关门久有兵饷虚糜之事，还不绸缪山海以为根本，保护宁锦以固藩篱，反而为求虚名，过河轻进。他之前已经致书孙承宗，并札谕马世龙赶快回到锦州，不料尚未有回音，败报已至。请求御史同司道等人速速查明现存兵马之实数。

这之后，九月十四，巡关御史洪如钟也报告了柳河失事的情况。旨意：“宁远前屯系关门外薮，满桂赵率教务严加防御，以保无虞”。此时朝廷明确表示宁前一带乃要紧之处，为守护关门的屏障，饬令满赵等人严防，决无放弃之意。

九月二十二，高第上疏，全文见于实录。他首先强调了山海关在国防中的地位，然后重申了之前的对策，即“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然后，高第称：“……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而如今与后金兵衅已开，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当此时刻，“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换句话说，孙承宗之前将兵力向前线集中，但高第认为此时刚打了败仗，事关紧急，应该首先保证关门的安危。因此，他的提议是，严谕孙承宗并责成各将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但是，这道奏疏的意思，无非是将春夏之间发到关外的兵马照旧撤回关门，将局面恢复到天启五年初的样子，却毫无提及要撤掉宁远前屯一带的驻防。按《督师纪略》的说法，高第“弃关外四百里”的决定，是他还在兵部尚书任上之时作出的，但自此之后，高第于十月初五即被授命辽东经略，其间不过十数日，哪有可能他再下命令，而袁崇焕等人不从，而高第又无可奈何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高第在刚得知柳河败绩之后，曾紧急给马世龙发去谕令，让其挑选关外一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策万全。这其中可能牵涉到一部分宁前之兵力，但实乃刚打败仗之后的临时措施，并非要撤消宁前之驻防。这之后，一方面因为高第的战略思想本身和孙承宗不同，以保全山海关为重点，一方面他认为新败之后，加之蒙古又有不测之举动，形势变化，因此应该保守为上，把之前从关门发到锦右等地的兵力撤回来，让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重新成为可以灵活处理的“哨探之地”，从而使整个局面恢复到本年年初的样子。当然，这一做法未必正确高明，可以加以分析批评，但硬说他要连宁前一并放弃，全部缩回山海关，实乃谬误。这从当时各人的反应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比如说，袁崇焕反对高第的做法，认为锦右一带既然已经发兵出关填实，安插了百姓，那么兵法有进无退，若又无谓撤兵，则一来示敌以弱，二来将使得锦右本身摇动，而又使得宁前震惊，关门失去保障，因此他不敢苟同（《三朝辽事实录》）。但是，虽然袁崇焕是持有反对态度，从其文意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并无撤销宁前兵力的说法，他只是怕削弱锦右之后，会使得宁远等地“震惊”而已。当时袁崇焕说得相当激烈，甚至声明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以撂挑子不干相要挟。《督师纪略》中所谓宁前道与宁远共存亡之语，可能即是从此疏而来，只不过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变成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宁前。

有趣的是，从茅元仪自己的文集中也找不到所谓放弃宁前的说法。《石民四十集》有《上冯涿鹿相公书（一）》一文，乃茅元仪致书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冯铨以求再议撤兵的去信。但通观全篇，也仅仅提及“锦右断不宜撤”，而丝毫没有说到任何与宁前相关之事。总体来说，除了《督师纪略》这个源头之外，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高第曾经想放弃宁前，乃至整个关外。很有可能是茅元仪后来所加的不实之词。

孙承宗因柳河之败，不断被人弹劾，于是请辞。朝廷于是又会推新的经略，第一次举荐王之臣、王之采、阎鸣泰、刘遵宪，结果俱不用，命令另推。第二次举荐高第、王在晋、张鹤鸣、文球，最后点中了高第，以本兵出边。刚做了五个月的兵部尚书，即被赶出了北京。茅元仪对此论述说，高第天天向魏忠贤自吹自擂，并攻击孙承宗贪而不胜任，结果连魏忠贤也对高第十分讨厌。到了推新经略的时候，他认为高第既然曾经夸口，就干脆让他出边领军。高第很害怕，叩头向魏忠贤求免，无济于事，日夜忧心哭泣，只好上任。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连茅元仪也承认高第此人“即忠贤亦厌之”，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因为魏忠贤看着他不顺眼而被赶到边关外去的。明朝以本兵督师的并不太多，之前是孙承宗自己请愿，而高第之后，也只有张凤翼、杨嗣昌二人，都有一定的主动成分，而没有被群臣会推选上的。因此，假设高第并非心甘情愿，那很有可能是被特意挑出来给撵走的。

至于康熙二年、五十年、乾隆、光绪四种《永平府志》，光绪《滦州志》等，则都说是魏忠贤因为高第之前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对其衔恨，正好宁远有警，因此让其经略出关。

不管怎样，天启五年十月，皇帝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高第请求申明节制，天启温言慰谕。他随即题请职方司主事徐日久随其出关担任赞画，茅元仪说这是因为高第对其有所怨恨，特地把他带去辽东陷害之。到任之后，徐日久随即上疏，攻击马世龙庸才误事，结果朝廷震怒，将其削籍为民。对此，茅元仪又硬说是徐日久害怕在关外任事，不惜以参劾马世龙为手段，故意激起皇帝之怒，求削籍以自免。而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则说这是马世龙权势滔天，箝制言官之口，以致连新任经略刚举荐的官员，只要一触其怒，便遭削夺。总之，各人因立场不同，都按照自己心意有一番言说。徐日久被撤职之后，高第无奈，又提请田吉为新任赞画。田吉此人，日后固然为阉党中坚，但当时不过一小小主事，何关大局？即使孙承宗，也曾荐用过阎鸣泰、刘诏，莫非也和魏忠贤有联系？但茅元仪又抓住这一点，说田吉和田尔耕同姓，冒充其宗族求荐于高第。高第于是倚借其人，内通阉党。对于此种种言论，有必要加以分析辩证。

高第此人，究竟是否属于阉党？上面已经有过种种分析。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来崇祯清算魏忠贤，定逆案，高第根本就不在其中。逆案名单由于崇祯本人的坚持，一再扩大，波及了甚多无辜之人，若高第日日求见魏忠贤，向其叩头求免，求媚于魏广微，以手下暗通阉党，种种劣迹，连茅元仪一个在外的赞画副总兵都如此一清二楚，那么焉有不列入逆案名单之理？但正相反，高第被视为天启间被阉党迫害削夺之人，崇祯时曾经复起，只是种种原因没有出任职务而已。加之更有许多资料说他其实与魏忠贤不合，合理的推测是他实与所谓阉党无关。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王丰明《正说明朝十六臣》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改正了传统的说法。

《督师纪略》作于崇祯年间，正是逆案已定，对魏党清算惟恐不狠之时。凡涉及门派攻讦的时候，各人无不将其对手扣上“通阉”的帽子以求占据道德优势。如王在晋也曾攻击马世龙，说他“结连崔、魏，多方扼臣之进……乃阴使多财多智之茅元仪，潜入长安辇金三万，多方媒孽”（《三朝辽事实录》）。据此，则连茅元仪自己也可说成阉党了。因此，对于此类言论，若无实据当不可轻信。高第实乃一反孙承宗等之策划，以柳河之事否定当年战略，而为茅元仪等记恨，因此编造了颇多不实之词。而茅身为孙承宗之亲信手下，《督师纪略》一文中反复为其讳辩，比如把柳河之败时，水兵不到的责任推到当时的巡抚喻安性头上，说就是他特意关照水将金冠等，令其不听调度，以致误事。而喻安性本人的说法是，他身为巡抚，根本不知道有过河袭击这一计划，茅元仪则硬说已经通知了他，但也勉强承认“不告以得便则深入耳”。总之，喻安性对前方究竟想干什么并不了解，而茅元仪却把责任全都归咎于他，其偏颇可见一斑。连后来另一位与孙承宗关系很深的关辽将领周文郁也在《边事小纪》中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船只既然不到，那你别过河退回来就是了，乃以七只渔舟渡河，“尤为儿戏”。又，茅元仪反复强调柳河之败不算什么，只是“巡河”失利。而且吹嘘说有一部从上流打到了船城，“杀一孤山”，令努尔哈赤得报后吓得惶恐欲遁。袁崇焕都看不过去，说“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欺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因此，对茅元仪的说法，要加以细心辨析。

回到天启五年底，高第至关门上任。此时孙承宗、喻安性等都已去职，因此他得以独力推行之前的策略，把锦州、右屯等地的大部分兵力撤回关门，仅留少许游兵作为哨探之地。袁崇焕虽然不满这一做法，以丁忧上疏乞归，但朝廷驳回，最后还是留了下来。总体来说，高第的想法是先保证山海关的安全，因当时关内外究竟有多少兵马还是一笔糊涂帐，而关内又二月无饷，士民都“惊惧思逃”，因此必须当作第一优先的要务加以整饬。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他后来的一篇奏折中曾详加阐述：高第认为，前屯城“可称要地”，而宁远城“足壮金汤”、“为第一扼要”，但两城之守已先有议定规划，因此不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他认为锦州“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等地“城小而低薄”，只能当作“前锋游哨之地”，而不宜驻以大军。因此，他首先将一切重心都放在关门防务之上。但是，说高第只知道退缩在关上，胆小如鼠，不敢出关一步，也是不正确的。他并非是要简单地放弃锦右等地，而只是认为事有缓急，锦州等地城垣颓坏，怎能令主力驻防？天启六年正月，高第上疏，认为山海关一带有不少工程急需进行，而前屯、锦州两城也必须修缮。前屯不修则“防御何恃”？锦州不修则“保障何依”？并力请将原议调往蓟昌的班军调一半赴辽（《两朝从信录》）。由此可见，他也十分重视锦州的地位，只是尚未动工，后金即来，此又是不能控制，无可奈何的事了。

不过，当孙承宗把兵力往锦州大凌河集中的时候，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在右屯建立了粮储基地，堆积了大量粮草。锦右的主力一撤，这些粮草如何运回便成了问题。高第十月上任，到次年正月后金前来攻打，期间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却仍有近30万石米留在当地，被后金缴获。为何不搬走，史料中仅有蛛丝马迹，据《三朝辽事实录》兵科罗尚忠题稿：“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畅言抢粮，遂寝其说”。似乎是说，一直有计划要搬运这批粮食，但是有乱军扬言要在途中抢劫，最后没有搬成。总之，高第的计划有其道理，但是战略的匆忙改变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这批粮食便是其中之一。

明末之际，辽东各位领兵统帅其战略想法各自不同。孙承宗、袁崇焕等为进取一派，希望尽量将战线前移，把兵力集中到关外各城。而王在晋、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为保守派，有的认为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先集中到山海关，以保证它的安全为第一优先，有的认为宁前固然应该重视，但不宜把太多兵力派到锦州一带。因为锦州地形不佳，又离开后金本土过近，将大军布置到锦右以外，会随时开启兵衅，导致过早决战，并不有利。这两种看法孰优孰劣，历史无法重来，各人自可得出自己的看法结论，但笔者以为不宜简单地以黑白两色划分之，把一方捧上天，另一方则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上来说，冒险进取的战略和稳健保守的战略，各有其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明朝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并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而导致了两派人士轮流上台。于是有时保守，有时进取，锦州城后来修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修，前前后后，资源全都耗费在战略决策的朝令夕改之中。此亦为一个例子。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带兵五六万前来。高第探知情况，于一月初六报告说，奴贼看中了右屯的粮食，约于十五号左右过河。当时关内外的布置，据茅元仪的记录，战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杂兵守兵暂不计，各战兵营中，各镇自有镇守内丁。神武火营在关门。龙武水营有约2千在关门，其余在觉华岛。前锋后劲营共1万7千余人，前锋三营在宁远，后劲五营战后有4千出关，但战前应全数在关内。另有车营5万余人，其在宁前二镇者五营，在关门六营（《石民四十集》）。由此，当时在关外之兵还是为数不少，大约为总兵力的40％左右，总数可能在4万余，主要分布在宁远、前屯、中后等城及觉华岛。锦州、右屯等地主力已撤，但是留有一些机动的游兵哨骑，高第说，这些部队“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因此，当后金到来之时，这些机动部队应该受袁崇焕指挥，撤回到了宁远附近。袁八月的奏折说：“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两朝从信录》），可证锦右之兵确是奉了袁的命令回缩。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

此时，朝廷调兵遣将，令蓟辽总督王之臣与高第同守关门，以关外付袁崇焕。后金驻扎山海关大道，截断了关门与宁远的联系，并于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围攻宁远城，却未得手。二十六日后金转攻觉华岛，将岛上明军全数歼灭，随即撤军。在此期间，高第曾派遣山海总兵杨麒领兵救援觉华岛，但是杨麒畏缩不前，后为高第所劾。

宁远之战后，朝中多有认为高第不发援兵救宁远，是为怯懦。而高第本人则提出一个说法，即关内外兵力不足，理论上的开册兵额应有11万7千多，但实际上只有5万8千。其中关外有3万，关内只有2万8千人。对此茅元仪曾予以反驳，因此有上面之统计。按茅之说法，总额本来确实有11万7千人，但其中有1万4千为“杂兵”，1万3千余为“守兵”，而“战兵”为8万9千余。而在这其中，曾汰去6千多水兵，柳河之败又损失了数百将士，又有原来抚院（喻安性）之屯兵，听说已经四散，自然是没影了（《与京师当事者书三》，《石民四十集》），其他的则历历皆在。但是，哪怕按照茅元仪的说法，战时的实际兵数当然也已经没有11万多了，而其中所谓“杂兵”，据茅所说，实乃运役、匠人、班军等，但此等名色向来不应列入正饷之中，如匠役怎能与正规募军按同一标准发饷？至于班军，应有原籍军户之饷额，记入关宁之数似也很有问题。总之，哪怕完全认同茅之所说，这个数字肯定也大有水分。

据钱谦益《孙公行状》，孙承宗得知此事后采取了一个相当绝的做法，他说：“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也就是说，你高第认为只有5万余人，那么户部就按5万余人发饷，看看如何？据钱之记载，高第只好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又按茅之《督师纪略》，亦有说高第再核兵，始报实数并认罪。但是，笔者对这一说法又有疑问，因为钱谦益的依据似乎来自《熹宗实录》六年二月乙未条，现抄录如下：

“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着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

按此疏，似乎高第并没有认为现在关内外的实际兵数就是11万7千。他的意思是，关内有额兵3万5千多，关外有额兵9万9千多，总兵数“原不止”5万8千（按，两者相加已有13万余）。但是每月皆有逃亡，以及应补未补的，所以数目参差不齐，无法确认。要等到道臣、镇臣等详细查明了以后再回奏。按常理，就算战前11万7千兵一个不少，那么宁远一战至少损失了7千多觉华水兵，如何会战后反而变成13万多？因此，纵然高第的5万8千只是一个借口，并非实情，但说他被迫承认确实有11万余兵力，并认罪道歉，似乎是钱谦益，茅元仪等一厢情愿的记录。

高第三月初便上疏乞休，被批准。但是当时关宁究竟有多少兵，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一笔糊涂帐。三月，督饷御史刘述祖说，官兵尚有9万3千余名（《三朝辽事实录》），五月，袁崇焕则报称有8万8千余名（《实录》）。而刑部尚书徐兆魁，御史宋祯汉等仍然在纷纷引用之前“不到6万”的说法，后者之奏疏已在六月间。试想，如果高第早就承认实有11万余兵而认罪，那么岂会过了4个多月还有人引用5万8千的数字？显然，高第只不过承认原额确实不止此数，但逃亡未补的，必须要详细查明，实际数目仍然不清。到了六月，关门司道向兵部提交了兵马册数目，九月，王之臣，袁崇焕又分别上报数目，有趣的是，互相之间却又相差悬殊。王之臣所开兵数比道册少了14850余人，道册之兵又少于司册2617人。关内的兵数，袁崇焕报称不到2万，王之臣却疏称5万有余（《三朝辽事实录》）。最后，到了十二月，天津巡抚黄运泰报称，关内外共有官兵12万余人，不过其中显然包括了数万赴援之军。按之前兵部尚书王永光之言，援兵以“马步兵五万为额”，据此则原来之军数当为7万余。总之，关宁兵数原先纵然不止5万8千，也大概就在8万左右。

不管怎么样，宁远之战时，高第在关门的兵力充其量也就是5万多。而山海关又不象宁远只是一座四面方城，而是数十里的长城，自顾尚恐不暇。正如后来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守宁远，亦是不敢出城一步，一味怪责高第胆小不救，似乎过于简单化。更何况，不要发兵救援宁远，乃是袁崇焕主动“力争”的。按其在八月之奏疏，袁曾于年初到关门叩见，“面恳于经臣高第，无发援兵”（《两朝从信录》），以为破釜沉舟之计。而后来众人竟以为是高第之罪，袁崇焕自己也感到不安，说：“顾以为经臣尤，臣罪大矣”。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确有胆小怯懦之因素在内，不过换个角度亦可说是保守稳重，各人看法或异，不必强求。

按《永平府志》，宁远之战高第传檄道镇，坚壁清野固守。而崔呈秀因为此前想提拔亲信，高第没有同意，衔恨在心，于是以此为由，弹劾其不发兵为怯。这一攻击首先是从山海总兵杨麒开始的，他奉命领2千兵救觉华岛，但是犹豫不前，即高第本人也曾参劾之。不过设身处地考虑，区区2千兵未必能有何作用，不过飞蛾扑火而已。三月，崔呈秀上疏，责问“宁远解围而觉华屠焚……此非杨麒事哉？”很快有旨意下，杨麒削籍为民。这次攻击，背后显然是针对高第的。压力之下，他屡疏乞罢，三月批准“着回籍调理”。

高第此时处境，和一年后袁崇焕在宁锦之战后类似，亦是战胜之后，被人诟病不发救兵。四月，论宁前战功，高第为辽东经略，指挥全局，原本是该论功的。兵部尚书王永光题称：“乞将……高第……重加优异”。不料旨下，各人都有赏赐升级，唯独高第“革去玉带闲住”。从此，他基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崇祯登极，清算魏党之后，便决定重新起复以前被其迫害、削夺的诸官员，高第在其名单之中。崇祯元年四月，“复逆珰削夺尚书……高第……等九十二人官，补给诰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崇祯长编》）。不过，高第虽然被起复，但是当时他年纪已近70，一时并未安排具体职务。第二年，便发生了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蒙古，打进长城，在北京转了一圈后又往东去。崇祯三年一月，后金打下永平，滦州知州杨燫知不能守城，作诗一首自缢，州同率众降清。高第为滦州人，又曾做过兵部尚书，因此后金对其相当重视。大臣多璧致书皇太极，问道“高尚书在安家寨，可否取之为我办事？”，皇太极回信，令“兵二百人，大臣一员，每旗官一员，往彼地取之”（《满文老档》）。高第听闻之后，仓惶举家逃走。事情过后，有人以此为罪名攻击他，于是崇祯三年十一月，明朝以其逃跑以致郡城沦陷为由，逮捕高第。后令其谪居山东省无棣县，之前起复的事自然也就作罢了。

毫无疑问，相比后来孙承宗、鹿善继等与县城共存亡，高第在勇敢精神上自然是等而下之。不过当时他一个七旬老翁，面对后金的抓捕，若不想投降，那么除了壮烈殉国以外也只有逃跑一途了。朝廷对此似又太苛。当时另一位原兵部侍郎郭巩，也是面临后金抓捕，只身逃入北京，并呈上自己拒绝后金聘用的书信。不料其中有“大金”字样，梁廷栋据此参劾之，居然下狱论死，后来才减为遣戍广西。

高第在无棣住了将近十年，崇祯十二年总算被放回故里——滦州。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建白云楼，为东山之墅”，不久去世，享年82岁。后来被祀为乡贤。据县志说，他平生湛于理学，著有《太极良知》等说，此亦可参考其奏折中所称“臣素讲太乙理数”，看来似乎对风水命学也相当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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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I have studied him, the more Newton has receded from me. -- Westfall in Never at Rest.

kets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8-11-6 11:00:08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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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番考证,果然是深文曲笔.我倒想问楼主几个问题,

第一,你说袁崇焕是奉了高第的命令不撤.现在毛毛虫粉的说法却都是袁崇焕私自不撤兵,导致觉华大败.现在我可以引用你的说法,其实觉华败仗是高第的一力不撤而导致的了?不过我猜你的说法是,觉华的败仗是袁崇焕按高第的命令不撤兵而导致的,主要负责人是袁崇焕.因为当袁崇焕是辽东巡抚的时候,任何失利的主要责任人是袁崇焕;当袁崇焕是督师的时候,任何失利的主要责任是袁崇焕;当袁崇焕是宁前道的时候,主要责任人还是袁崇焕.我懂你们的逻辑.

第二,既然你说高第是有十月就准备而撤回,"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既然准备了两个多月,却留下三十万石的米粮.按毛毛虫粉的说法,那不是标准的卖国是什么?这不是标准的丢弃粮草以保存自己安全吗?就以一个失误,轻轻巧巧的扯过去了?如何让毛毛虫粉心服?

第三,当时辽东的兵力兵力起码有十万吧?却被你说成只有八万.要知道孙承宗和高第的人品我还是分的出来的.按你的说法,那孙承宗手下空出来那么多的空额,都被孙承宗吃空饷了?

第四,既然准备了好宁远不撤,也知道宁远只有一万多的兵,而且还准备好了不发援兵.那么高第是穿越了过去的知道袁崇焕能守个两天老努就会退兵?还是他算好老努玩个两天就知道停止.要知道宁远当时已经是守不住的边缘了.难道双方有默契?

总之,按毛毛虫粉的说法,如果对照宁锦,在宁远一战中高第可以扣上的帽子比袁崇焕多的多,一个纯粹的汉奸,客观上赤裸裸的卖国,不杀头算是客气的.不过幸运的是,因为袁崇焕的关系,宁远的失利都是袁崇焕的责任.而高第就作为一个被人误解已久的人物,在作者的支持声中站起来了.可喜可贺啊.但引用某个袁黑的说法,高第不一定是汉奸,但捧高第的就不一定了.

袁守宁远的时候没有后援支援，这怎么看都不像有足够军事准备。何况就算山海关兵力不足，也是从关内调兵补充比本来兵力就捉襟见肘的关外更合适（当时关内还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让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军事经验的文官去国防最前线指挥的安排不管是哪派作出的决定都有如儿戏。

你只要看他实录最后几页就会发现,他临死前几天,还在向内阁请假,说由于病重批文件速度下降,等几天病好了,就会恢复原来的速度,这是懒人会干的事么?

而且当时辽东讨论的根本不是欠饷问题,是是发犒赏,说白了就是发多少奖金.

他,

在临死前一直在和大臣论证这事,并在死前批了相关的犒赏下发,他死后向辽东的拨款,只是对他命令的持行.

而不是象传说的那样,他活着不发工资,死后东林党上来就发了.

另外还有一点,万历刚死,就一堆人参熊庭弼,其中一个叫杨琏.

万历懒,贪财,和要搞熊的是阉党,三个流行说法,全是扯淡.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89019.html

http://hi.baidu.com/刚果花园/blog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110136.html

这个局摆明了是要整他,事后虽然援救是相关总兵的问题,但他还是被参了.

猜猜冲在最前面参他的是谁,阉党第一干将,崔呈秀.

好玩吧,当初万历刚死最早参熊庭弼的里包括杨琏,而据说是阉党的高第是被正牌阄党参下去的.

还有更好玩的,袁崇焕复出时,三个最支持他的尚书级官员,全因阄案下台了.

其中包括,在山海关之战,认为袁得的赏少,向皇帝请求要给他多封的一位,最后是叫天启皇帝批了一顿.

这位在袁复出后,原本是打算配给袁到关外一起搭班子的,结果任命都下了,没来的及上任就给参下去了.

还有一个是吕纯如,吕纯如常被人引用的,夸袁的一篇奏章,如果看全文就会发现,是帮袁开脱亲阄的,说他好是为了证明,他不是阄党,最后把他的事开脱了,可自己却没跑了,叫人给参下去了.

总的来说,看不上袁的是天启,魏忠贤和他下面的人,和袁,其码是没大矛盾的,有的私交还相当不错.

这些个事,从古代文人为自己小算盘,就不断造假,到现在,还有文人在造.

袁向他说谎.

觉华明明丢了,但前面的上报却明确说,觉华保住了,以至于后面天启的嘉奖里,也明确夸这事办的好.

可没几天又上一报告,先是提出了那个,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打死大头目的说法,后面是觉华实际失守的报告.

按说这打死敌人个大头目这种事,应该是优先上报的,以便得到更多奖励,可这事前面不提,等嘉奖完了,全国都知道皇帝夸他们了,附着觉华失守报告上来.

这哑巴亏天启要不生气,才见了鬼.

要知道,后金攻辽东,攻城只是手段,抢粮才是目的,他们总共五六万人,宁远之战后,有四万人改了搬运工,还烧了一些拿不了的东西.

如果不是怕明军从后面袭击,只怕那一两万人,也改搬运工了.

最后崇祯就是被这批文人给玩死，既不能和后金谈和，也不敢丢掉十三陵南逃，煤山吊死后这帮人整顿衣冠又去侍奉李自成了。

猜猜是谁负责运,但实际没后运的,袁崇焕,理由是怕赵率教的部队抢粮.

宁前的粮是在部队撤退后,既没后运也没烧,摆在海岸上叫人家得到的,明显是要海运.

当时离那里最近的水师是觉华的两千条船,这些船和另一批粮食,就在那里,一点后运的意思都没有.

最后叫后金把人都杀光,抢到粮,还烧了那两千条船.

这些都是在全国通令嘉奖后,天启才知道的,早前的报告是说全部粮都运到了觉华,并且成功保住了.

所以宁锦大战后,所有人都有大奖,袁却很少,而霍维华上奏帮他请功,叫天启给批了一顿,一点都不奇怪.

这些不看实录之类原始资料,而看那些有小算盘的文人作的简版故事,是不可能知道的.

从小我们就看历史中,有很多不明白,后来看东西多了才明白,事原本是正常的,只是记述时,一些人出于需要,把它记载的不正常不合理了.

1

后金的计划是抢粮过冬.

2

上级命令是,一线的几千部队收缩,同时坚避清野,后运大量军粮.并以宁远为核心,组织防御.这是皇帝的命令,也是高第的命令.

3

袁的持行是,反对收缩一线部队,反对无效后要求离职,没被批准后.以各种理由,拒不把粮食后运.宁前的粮直接扔在海边,既不运也不毁.

觉华的船不动,粮也既不后运,也不运进宁远城.

4

后金到了宁前,从海边白捡了大批粮草(理论上负责这批粮人的,后来上报说,在宁远保卫战中,作为管粮的文官,冲在战斗第一线充当炮兵,因炮的质量事故,被自己的炮炸死了.),然后围攻宁远,打了一下,发现觉华防御弱,且有粮,就把觉华打下来.从五六万人马里,抽四万人运这些缴获,另一两万人护着,防止明军袭击,回家去了.

5

上报领导,成功保住了宁远和觉华,大批粮食没被抢走.完全达到了上级要求.

6

领导看了很高兴,通令嘉奖,叫全国欢庆.

7

举国欢兴时,又上一个报告,头里先说,我们可能打死敌人个大头,后面接着说,其实觉华没守住,粮食全叫人抢走了.

8

如果你是天启,你是个什么感觉.

袁崇焕这人能力还是有点的,不过他忽悠的能力好象更大点,胆子也是够大的,大到耍皇帝.

所谓的忠臣,能臣,也不过是这么个样子,国家能不亡么.

从他对大批粮食的处理,所有他以外要负责的人,都光荣战死在本职或非本职上,还有两份报告的上送时机.

如果不是帝国太需要一个胜利,而且也已通令全国,全国人都知道,我们终于打胜了一仗,而这仗里最大的英雄是袁崇焕.我们的国家既有了胜利又有了英雄,胜利有了希望.

要说天启有掐死他的心,你信么!

简史告诉我们,袁是大英雄,但怎么看,他都更象个阴谋家,倒是天启高第当年的战略计划,是正常的.

敌人来抢粮,我们就坚避清野,收缩阵地来防御,号称是作为管粮官,上阵当炮兵的相关主管,就算不后运,怎么连个放火的命令都不会下,他不在本职上给那些粮点火,却跑到宁远给炮点火炸死自己,这难道不可疑么.

袁不后运粮食,难道想叫摆在海岸上的粮食,来御敌么?怎么御,撑死他们?

不过那些粮好象不够,直到拿到觉华的粮他们才撑到.

四万人改搬运工,还粮了一部分,说明后金在运输与防卫的人力调配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还能在自认为的安全状态下,抽出一个人来搬东西,他们也没必要把好容易抢来的粮烧了.

倒是袁,在朝野早早就通报了,后金是来抢粮的情况下,把这些粮一拖再拖,既不后运,也不运进宁远城,最后除他外的责任人,还都死了,不是被敌人杀了,就死于事故.

再回头看他后来复出,向降后金的蒙古部卖粮和谋杀毛文龙,这事上看,前后是有承继性的.

只不过前面后金要粮还得抢,后面他通过蒙古中介卖,前面那些人死于战斗和事故,毛文龙则是被明确谋杀的,前面天启叫他两个报告,骗的吃了哑巴亏,还只损失了点粮,好歹换了个振奋士气的宣传资本,最多在以后的封赏时,表达一下不满,后面崇祯叫他骗来骗去,东江镇被废,关宁军被军阀化,北京差点丢了,就只好把他刮了.

多尔衮入关之后做了什么？大破闯、献！这是明朝廷花了整整一代人时间没有做到的事情，且最后因此灭亡。皇帝死了其实有什么关系？正好象洋人说的，王上驾崩，王上万岁。反正都有新皇帝。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个不同是他们比往先更具不妥协性，并不是说他们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但历史上的李闯王入京前后，的确没有与地主阶级结盟的迹象，反而严厉地清算明朝旧官僚。天赐中国地主阶级一个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敏锐地看出闯部无后方跃进北京的冒险和脆弱，而且其对明朝旧人的宽容大度也不是多疑的崇祯可比。满清地主阶级与中国北方地主阶级的联盟立刻结出硕果：不到半年闯献相继授首。那么，对南明政权下的地主和官僚来说，敌人是谁，朋友是谁，新主子是谁，还需要多花时间观望么？

闯献农民军余部反清之坚决也就毫不奇怪了。且不说清朝是外族统治，关键是清朝对其继承和发扬的明朝制度维护之强大有效，不是明朝可比的。而农民起义的本来原因，主要就是那个极力压迫他们的制度。

祖大寿，许定国，洪承畴，呵呵，还有那位钱谦益，柳如是跟了他，真是可惜了！

他的子孙里面也出了个大大的贰臣，为了个人的富贵把王朝卖给了袁大头。

看这样子，更像是满清的间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