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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小传

文/Capo

明清史上名叫高第的人不少，光进士出身的就有四位。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明正德年间的高第，字公次，官一直做到云南副使。又有清乾隆年间的高第，字云士，善书画。又有明朝末年山海关总兵高第，榆林人，当甲申鼎革之际随吴三桂降清，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军，后清朝授为河南总兵，也算是此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明朝末年曾任兵部尚书，蓟辽经略的高第，因为此前各种著述中对此人的叙述颇有错漏之处，故略考其生平以求争鸣。

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从各种方志中看，他至少在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还在人世，最后一共活了82岁。又，所有的史料中都未找到他在明亡之际的任何活动记录，似乎去世之日应在1644清兵入关之前。这样的话，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间，也就是1558－1563期间。

万历十七年（1589），高第考中了己丑科进士，当时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算是比较正常的登科年龄。当年这一科共取347人，高第排在三甲208名，即总排名278，算是比较靠后的。这一科进士中人材甚多：状元焦竑是史上有名的大学者，古文大师；榜眼吴道南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大学士，入阁为相。另外一位朱国桢也在天启年间曾经入阁。此外，高第、董汉儒做到兵部尚书，杨文岳做到保定总督，而高攀龙、冯从吾是东林党中的赫赫巨头，董其昌乃人人皆知的书画大师，都是明史中数得上的人物。

考中进士后，朝廷派高第去做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说岳全传》里面杨再兴战死小商河，即在其附近。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到了临颖之后，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这样，可能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旧例，在主钞关之外的支流水道上都设绳拦截，以防商船从中私自开走以避税，高第认为只需封锁主河道附近的水域即可，不用一切都斤斤计较。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高第最终升到了大同知府，是正四品之官了。这大约是万历中的事情，当时明朝已经财政吃紧，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于是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其应是家底殷实之人，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

当然，关于其早年的宦迹，史料中大约也就是这寥寥几笔，不可能太过详细。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此时他已经在官场中打熬了21年，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了。不过，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从此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比较顺利的阶段。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关于他此段期间的事迹，《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也就是说他在当地捐款建了文庙学宫等建筑，似乎此人比较喜欢捐钱以求名。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可谓节节高升。后来，大同巡抚文球到蓟镇赴任，朝廷原本打算让董可威补缺，但董可威因为有病，再三辞免。于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他终于进入了明朝顶级文官，封疆大吏的行列。在任上，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又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想必在军中朝中口碑也必然不错。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今天早已散轶，无从得见。

不过，高第在地方上只呆了一年多，便又得到了新的机会。当时辽事已经大坏，后金连续攻克抚顺、辽沈、广宁等地。兵部的官有的调，有的辞，几乎成了走马灯。天启二年十一月，原任兵部右侍郎吴仁度引疾辞官，升李瑾补缺，但随即又升其为添设左侍郎。这样一来兵部出缺，便于当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而当时的兵部尚书，正是高第的同年董汉儒，两人应有一番叙旧交情不提。

此时，正是辽东形势最坏的时候。关外已经被熊廷弼、王化贞二人全部放弃，大学士孙承宗出关，与经略王在晋发生了守关门还是守宁远的争论。高第到任之时，孙承宗已胜出，王在晋被调往南京，因此高第进入兵部之后，主要任务应当就是协助和支援孙等人在关外的军事计划。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高第应该对孙进取的策略有所异议，不过天启二、三年间，也找不到什么资料表明他对孙进行了任何掣制，因其在兵部也不过三、四号人物而已。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成了兵部中地位仅次于尚书赵彦的第二把手。

然而到了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也就是退休了。原因现在无从查考，不过当时他至少也已经62岁，很可能在65左右，因年龄已大自然退休也毫不奇怪。只不过高第肯定没有想到，他刚下野不久，朝廷上就突然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东林党正式向魏忠贤开战。

事情开始于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声称魏忠贤有24条大罪，从而吹响了东林党总攻的号角。一时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章满天飞，大有将其一脚踩死之势。然而，由于天启皇帝的包庇，魏忠贤毫发无伤，倒反过来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以汪文言案为切入口，魏忠贤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逮入诏狱，一网打尽，并开始从朝堂上大肆清洗东林党人。到了次年正月，据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统计，已有近40位高官被逐去。不过，就兵部来说，当时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大，除了侍郎孙居相回籍以外，大致没有什么变动。但不管怎样，缺官总得填补。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从任用来看主要是负责守城器械等事务。高第退休一年后再次复出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第是由阉党的魏广微推荐复用的，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高第本人与阉党有什么关系。天启四年他致仕之前，魏忠贤虽然在宫中把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与外廷冲突还并不太多，基本上不相往来，朝廷上大多还是东林党所号称的“正人君子”在位。当然，高第肯定不是东林党的人，但与其也没什么瓜葛，天启三年东林诸人搞癸亥京察，打击异己的时候，也没牵涉到高第什么事。从他的仕宦生涯来看，几十年一步步升上来，总体也还算正常，没有类似坐电梯突飞猛进的情况。阉党赶走了那么一大批人，总得找人补上这些官缺，这些候补的中间固然有一些是阉党中人，但也有相当部分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并没有牵涉到党争之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是反对阉党的。即如与高第同时被荐起用的李瑾，就是反对魏忠贤的。《崇祯长编》中记录后来四川道御史吴彦芳的奏折，称李瑾当年“付身家于度外，直犯逆魏凶锋而九死一生”，便是明证。

高第起复三个月后，兵部尚书赵彦致仕回籍，于是廷推新尚书。高第作为兵部二把手，本来属于最有资格的，一开始却没有上廷推名单。但前后推了好几次，上面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点中了高第升任兵部尚书。《两朝剥复录》对此说：“内意属第，故履推得之”。那么，这个“内意”究竟是谁的意思？一种可能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因为天启也不完全是个傀儡，有时候还是发挥主意的。或许他看了前面推荐的名单觉得都不满意，而高第资格老，在兵部经验又多，升任尚书无可非议。第二种可能，实乃魏忠贤之意，但从前后推举了多次才选上高第来看，他也不是什么众人皆知的阉党，或许是魏忠贤想要拉拢他，特意升迁。

然而，高第上任后，并没有附和魏党。康熙二年的《永平府志》记载说，当时魏忠贤、崔呈秀势力炙手可热，想要升其同党郭钦为都督同知头衔，又想让参将梁甫升任总兵，矫中旨特授，不料高第“皆不应”。而且高第看到杨左被逮，榜掠甚惨，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使得魏忠贤异常恼怒，唆使天启召见高第，“切责之”。自此之后，魏忠贤千方百计想把高第赶走，而机会正好马上就到来了。

天启五年夏，蓟辽督师孙承宗决意发兵填实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于是发四车营出关，与原来的前锋三营共同驻扎其地。孙的意图是把兵力逐渐往锦右一带集中，为下一步收复金、复、海、盖四卫作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刚过了没多久，八月间，便遭到了所谓的“柳河之败”。总兵马世龙听说耀州等地空虚，便遣将领鲁之甲、李承先等率兵过河，打算袭击该地。约定与水兵会合，乘船前去。但不料到了指定的日子，水兵不见踪影，于是鲁、李二人用小渔船渡兵过河，结果到了耀州城下，后金早已发觉，打得明军大败，逃到河边又无法全部渡回。最后过河的明军覆灭数百人，鲁李二将死难。

败报传来，朝廷震惊，因为传闻纷纷，“有言丧官兵好几万，好马数千者”，以为是一场异常严重的失利。兵部（即高第所执掌）立刻作出反应，认为“万一奴骑乘此长驱，则宁锦等处能保其无虞？”当此时刻，以山海关最为要紧，而“前闻在关兵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因此，兵部建议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让马世龙挑选在关外的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期万全（《三朝辽事实录》）。对于柳河之役，高第等显然很不以为然，因此在兵部的各题稿中对孙承宗、马世龙多有攻击，这当然大大得罪了关外辽军诸将。当时作为孙承宗手下军务赞画的茅元仪，即对高第大为不满。后来到了崇祯年间，茅撰写了《（前）督师纪略》一书，回忆当年情事，又对高进行了诸多不实的描写。因为茅元仪名气相当大，因此许多说法后来流传甚广，不得不加以考辨，以见本来面目。

首先，高第与孙承宗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督师纪略》说，高第当年巡抚大同之时，所调兵马羸弱，为孙承宗所持，因此深恨孙，“以杀公为己任”。此乃一面之词，事实如何今天无从得知，但如前所述，高第在兵部多年，未见有参劾阻挠孙承宗之处，茅之前的其他文章中，从未提及此人，只是柳河之后才有此一说。然后，《督师纪略》又说魏忠贤因为看中了高第想杀孙承宗，因此特意中旨命其为兵部尚书，“履推不用而特拜焉”，此又与《两朝剥复录》“履推得之”的说法矛盾。如前所述，高第当时是兵部左侍郎，为该部的第二号人物，按资历地位，接掌尚书一职并无出奇之处，反倒是前面履次推举都未有其名显得可怪，更不用说只能“特拜”了。若说魏忠贤一心想让高第出任，当时朝廷各大臣皆仰其鼻息，又怎会屡次推荐都无其名？《剥复录》为东林党一众所编，意在昭示天启末年，“奸党”如何排斥正人，把握朝政，因此书中凡涉及阉党人物，多有点评，但并未言及高第为魏忠贤所属。

《督师纪略》又说，高第为兵部尚书之后，“日请减兵”。此当指天启五年关宁清汰冗兵一事，然而此事之缘起与高第完全无关。四月，户部尚书李起元上奏，其中即提到诸臣有谓关门之兵“虚冒宜清，老弱宜汰”，旨意回复：让孙承宗清点裁剪。此时高第尚未上任，与其何干？后来经过查点，关宁一共汰去冗兵1万7千多人，可见水分还是可以挤出不少。但总体而言，汰兵之举实乃明朝军饷支付不敷而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户部的意思，茅元仪把这个也怪到高第的头上，只能是出于意气之见。

接下来的两条则更加不可不辨。《督师纪略》说，柳河之败后，高第自己下檄给马世龙，让他全数撤掉锦右、宁前之兵回山海关，也就是“弃关外四百里”。多亏了袁崇焕和茅元仪自己力争，高第无可奈何才没有实现，仅仅撤了锦右的军队，而高第还不许将当地的屯粮运走，后来都为后金所得。这一段记述，后来被另一位关宁将领周文郁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其著作《边事小记》中的《辽西复守纪事》篇中，又被钱谦益照抄至《牧斋初学集》中的《孙公行状》篇，而最后竟被部分编入了《明史•袁崇焕传》，因此流传甚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之情事究竟如何。

如前所述，朝廷刚刚得知柳河败绩的消息之后，兵部马上作出了紧急应对，让马世龙急选关外各兵精壮者，回防山海关，以关门为紧要。这是建立在之前孙承宗等把兵马多集中到锦右一带，山海关本身兵力甚少的前提上的。因为兵部即高第掌管，那么看作高第本人的意思也相差不远。他担心新败之后，万一后金大军长驱直入，而关门之兵又都在关外，山海关本身恐怕有很大的危险。这一举措高明与否，各人大可以事后眼光加以评判，但若站在当时情况不明，以北京安危为首要考虑的立场上看，似也无可厚非。不管怎样，此乃一临时紧急举措，并未涉及到全撤锦右或宁前之事。

九月初八，兵部（高第）又上奏，称关门久有兵饷虚糜之事，还不绸缪山海以为根本，保护宁锦以固藩篱，反而为求虚名，过河轻进。他之前已经致书孙承宗，并札谕马世龙赶快回到锦州，不料尚未有回音，败报已至。请求御史同司道等人速速查明现存兵马之实数。

这之后，九月十四，巡关御史洪如钟也报告了柳河失事的情况。旨意：“宁远前屯系关门外薮，满桂赵率教务严加防御，以保无虞”。此时朝廷明确表示宁前一带乃要紧之处，为守护关门的屏障，饬令满赵等人严防，决无放弃之意。

九月二十二，高第上疏，全文见于实录。他首先强调了山海关在国防中的地位，然后重申了之前的对策，即“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然后，高第称：“……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而如今与后金兵衅已开，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当此时刻，“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换句话说，孙承宗之前将兵力向前线集中，但高第认为此时刚打了败仗，事关紧急，应该首先保证关门的安危。因此，他的提议是，严谕孙承宗并责成各将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但是，这道奏疏的意思，无非是将春夏之间发到关外的兵马照旧撤回关门，将局面恢复到天启五年初的样子，却毫无提及要撤掉宁远前屯一带的驻防。按《督师纪略》的说法，高第“弃关外四百里”的决定，是他还在兵部尚书任上之时作出的，但自此之后，高第于十月初五即被授命辽东经略，其间不过十数日，哪有可能他再下命令，而袁崇焕等人不从，而高第又无可奈何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高第在刚得知柳河败绩之后，曾紧急给马世龙发去谕令，让其挑选关外一部分精兵回防山海关，以策万全。这其中可能牵涉到一部分宁前之兵力，但实乃刚打败仗之后的临时措施，并非要撤消宁前之驻防。这之后，一方面因为高第的战略思想本身和孙承宗不同，以保全山海关为重点，一方面他认为新败之后，加之蒙古又有不测之举动，形势变化，因此应该保守为上，把之前从关门发到锦右等地的兵力撤回来，让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重新成为可以灵活处理的“哨探之地”，从而使整个局面恢复到本年年初的样子。当然，这一做法未必正确高明，可以加以分析批评，但硬说他要连宁前一并放弃，全部缩回山海关，实乃谬误。这从当时各人的反应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比如说，袁崇焕反对高第的做法，认为锦右一带既然已经发兵出关填实，安插了百姓，那么兵法有进无退，若又无谓撤兵，则一来示敌以弱，二来将使得锦右本身摇动，而又使得宁前震惊，关门失去保障，因此他不敢苟同（《三朝辽事实录》）。但是，虽然袁崇焕是持有反对态度，从其文意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并无撤销宁前兵力的说法，他只是怕削弱锦右之后，会使得宁远等地“震惊”而已。当时袁崇焕说得相当激烈，甚至声明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以撂挑子不干相要挟。《督师纪略》中所谓宁前道与宁远共存亡之语，可能即是从此疏而来，只不过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变成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宁前。

有趣的是，从茅元仪自己的文集中也找不到所谓放弃宁前的说法。《石民四十集》有《上冯涿鹿相公书（一）》一文，乃茅元仪致书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冯铨以求再议撤兵的去信。但通观全篇，也仅仅提及“锦右断不宜撤”，而丝毫没有说到任何与宁前相关之事。总体来说，除了《督师纪略》这个源头之外，找不到其他证据证明高第曾经想放弃宁前，乃至整个关外。很有可能是茅元仪后来所加的不实之词。

孙承宗因柳河之败，不断被人弹劾，于是请辞。朝廷于是又会推新的经略，第一次举荐王之臣、王之采、阎鸣泰、刘遵宪，结果俱不用，命令另推。第二次举荐高第、王在晋、张鹤鸣、文球，最后点中了高第，以本兵出边。刚做了五个月的兵部尚书，即被赶出了北京。茅元仪对此论述说，高第天天向魏忠贤自吹自擂，并攻击孙承宗贪而不胜任，结果连魏忠贤也对高第十分讨厌。到了推新经略的时候，他认为高第既然曾经夸口，就干脆让他出边领军。高第很害怕，叩头向魏忠贤求免，无济于事，日夜忧心哭泣，只好上任。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至少连茅元仪也承认高第此人“即忠贤亦厌之”，换句话说，很有可能是因为魏忠贤看着他不顺眼而被赶到边关外去的。明朝以本兵督师的并不太多，之前是孙承宗自己请愿，而高第之后，也只有张凤翼、杨嗣昌二人，都有一定的主动成分，而没有被群臣会推选上的。因此，假设高第并非心甘情愿，那很有可能是被特意挑出来给撵走的。

至于康熙二年、五十年、乾隆、光绪四种《永平府志》，光绪《滦州志》等，则都说是魏忠贤因为高第之前在经筵上力陈党锢宜释，对其衔恨，正好宁远有警，因此让其经略出关。

不管怎样，天启五年十月，皇帝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高第请求申明节制，天启温言慰谕。他随即题请职方司主事徐日久随其出关担任赞画，茅元仪说这是因为高第对其有所怨恨，特地把他带去辽东陷害之。到任之后，徐日久随即上疏，攻击马世龙庸才误事，结果朝廷震怒，将其削籍为民。对此，茅元仪又硬说是徐日久害怕在关外任事，不惜以参劾马世龙为手段，故意激起皇帝之怒，求削籍以自免。而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则说这是马世龙权势滔天，箝制言官之口，以致连新任经略刚举荐的官员，只要一触其怒，便遭削夺。总之，各人因立场不同，都按照自己心意有一番言说。徐日久被撤职之后，高第无奈，又提请田吉为新任赞画。田吉此人，日后固然为阉党中坚，但当时不过一小小主事，何关大局？即使孙承宗，也曾荐用过阎鸣泰、刘诏，莫非也和魏忠贤有联系？但茅元仪又抓住这一点，说田吉和田尔耕同姓，冒充其宗族求荐于高第。高第于是倚借其人，内通阉党。对于此种种言论，有必要加以分析辩证。

高第此人，究竟是否属于阉党？上面已经有过种种分析。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后来崇祯清算魏忠贤，定逆案，高第根本就不在其中。逆案名单由于崇祯本人的坚持，一再扩大，波及了甚多无辜之人，若高第日日求见魏忠贤，向其叩头求免，求媚于魏广微，以手下暗通阉党，种种劣迹，连茅元仪一个在外的赞画副总兵都如此一清二楚，那么焉有不列入逆案名单之理？但正相反，高第被视为天启间被阉党迫害削夺之人，崇祯时曾经复起，只是种种原因没有出任职务而已。加之更有许多资料说他其实与魏忠贤不合，合理的推测是他实与所谓阉党无关。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王丰明《正说明朝十六臣》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改正了传统的说法。

《督师纪略》作于崇祯年间，正是逆案已定，对魏党清算惟恐不狠之时。凡涉及门派攻讦的时候，各人无不将其对手扣上“通阉”的帽子以求占据道德优势。如王在晋也曾攻击马世龙，说他“结连崔、魏，多方扼臣之进……乃阴使多财多智之茅元仪，潜入长安辇金三万，多方媒孽”（《三朝辽事实录》）。据此，则连茅元仪自己也可说成阉党了。因此，对于此类言论，若无实据当不可轻信。高第实乃一反孙承宗等之策划，以柳河之事否定当年战略，而为茅元仪等记恨，因此编造了颇多不实之词。而茅身为孙承宗之亲信手下，《督师纪略》一文中反复为其讳辩，比如把柳河之败时，水兵不到的责任推到当时的巡抚喻安性头上，说就是他特意关照水将金冠等，令其不听调度，以致误事。而喻安性本人的说法是，他身为巡抚，根本不知道有过河袭击这一计划，茅元仪则硬说已经通知了他，但也勉强承认“不告以得便则深入耳”。总之，喻安性对前方究竟想干什么并不了解，而茅元仪却把责任全都归咎于他，其偏颇可见一斑。连后来另一位与孙承宗关系很深的关辽将领周文郁也在《边事小纪》中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船只既然不到，那你别过河退回来就是了，乃以七只渔舟渡河，“尤为儿戏”。又，茅元仪反复强调柳河之败不算什么，只是“巡河”失利。而且吹嘘说有一部从上流打到了船城，“杀一孤山”，令努尔哈赤得报后吓得惶恐欲遁。袁崇焕都看不过去，说“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欺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因此，对茅元仪的说法，要加以细心辨析。

回到天启五年底，高第至关门上任。此时孙承宗、喻安性等都已去职，因此他得以独力推行之前的策略，把锦州、右屯等地的大部分兵力撤回关门，仅留少许游兵作为哨探之地。袁崇焕虽然不满这一做法，以丁忧上疏乞归，但朝廷驳回，最后还是留了下来。总体来说，高第的想法是先保证山海关的安全，因当时关内外究竟有多少兵马还是一笔糊涂帐，而关内又二月无饷，士民都“惊惧思逃”，因此必须当作第一优先的要务加以整饬。这一认识的基础在他后来的一篇奏折中曾详加阐述：高第认为，前屯城“可称要地”，而宁远城“足壮金汤”、“为第一扼要”，但两城之守已先有议定规划，因此不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他认为锦州“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等地“城小而低薄”，只能当作“前锋游哨之地”，而不宜驻以大军。因此，他首先将一切重心都放在关门防务之上。但是，说高第只知道退缩在关上，胆小如鼠，不敢出关一步，也是不正确的。他并非是要简单地放弃锦右等地，而只是认为事有缓急，锦州等地城垣颓坏，怎能令主力驻防？天启六年正月，高第上疏，认为山海关一带有不少工程急需进行，而前屯、锦州两城也必须修缮。前屯不修则“防御何恃”？锦州不修则“保障何依”？并力请将原议调往蓟昌的班军调一半赴辽（《两朝从信录》）。由此可见，他也十分重视锦州的地位，只是尚未动工，后金即来，此又是不能控制，无可奈何的事了。

不过，当孙承宗把兵力往锦州大凌河集中的时候，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在右屯建立了粮储基地，堆积了大量粮草。锦右的主力一撤，这些粮草如何运回便成了问题。高第十月上任，到次年正月后金前来攻打，期间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却仍有近30万石米留在当地，被后金缴获。为何不搬走，史料中仅有蛛丝马迹，据《三朝辽事实录》兵科罗尚忠题稿：“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畅言抢粮，遂寝其说”。似乎是说，一直有计划要搬运这批粮食，但是有乱军扬言要在途中抢劫，最后没有搬成。总之，高第的计划有其道理，但是战略的匆忙改变也带来了许多损失，这批粮食便是其中之一。

明末之际，辽东各位领兵统帅其战略想法各自不同。孙承宗、袁崇焕等为进取一派，希望尽量将战线前移，把兵力集中到关外各城。而王在晋、高第、王之臣、阎鸣泰等为保守派，有的认为必须把大部分注意力先集中到山海关，以保证它的安全为第一优先，有的认为宁前固然应该重视，但不宜把太多兵力派到锦州一带。因为锦州地形不佳，又离开后金本土过近，将大军布置到锦右以外，会随时开启兵衅，导致过早决战，并不有利。这两种看法孰优孰劣，历史无法重来，各人自可得出自己的看法结论，但笔者以为不宜简单地以黑白两色划分之，把一方捧上天，另一方则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上来说，冒险进取的战略和稳健保守的战略，各有其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但明朝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并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而导致了两派人士轮流上台。于是有时保守，有时进取，锦州城后来修了又放弃，放弃了又修，前前后后，资源全都耗费在战略决策的朝令夕改之中。此亦为一个例子。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带兵五六万前来。高第探知情况，于一月初六报告说，奴贼看中了右屯的粮食，约于十五号左右过河。当时关内外的布置，据茅元仪的记录，战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杂兵守兵暂不计，各战兵营中，各镇自有镇守内丁。神武火营在关门。龙武水营有约2千在关门，其余在觉华岛。前锋后劲营共1万7千余人，前锋三营在宁远，后劲五营战后有4千出关，但战前应全数在关内。另有车营5万余人，其在宁前二镇者五营，在关门六营（《石民四十集》）。由此，当时在关外之兵还是为数不少，大约为总兵力的40％左右，总数可能在4万余，主要分布在宁远、前屯、中后等城及觉华岛。锦州、右屯等地主力已撤，但是留有一些机动的游兵哨骑，高第说，这些部队“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因此，当后金到来之时，这些机动部队应该受袁崇焕指挥，撤回到了宁远附近。袁八月的奏折说：“至兵过锦右一带，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两朝从信录》），可证锦右之兵确是奉了袁的命令回缩。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

此时，朝廷调兵遣将，令蓟辽总督王之臣与高第同守关门，以关外付袁崇焕。后金驻扎山海关大道，截断了关门与宁远的联系，并于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围攻宁远城，却未得手。二十六日后金转攻觉华岛，将岛上明军全数歼灭，随即撤军。在此期间，高第曾派遣山海总兵杨麒领兵救援觉华岛，但是杨麒畏缩不前，后为高第所劾。

宁远之战后，朝中多有认为高第不发援兵救宁远，是为怯懦。而高第本人则提出一个说法，即关内外兵力不足，理论上的开册兵额应有11万7千多，但实际上只有5万8千。其中关外有3万，关内只有2万8千人。对此茅元仪曾予以反驳，因此有上面之统计。按茅之说法，总额本来确实有11万7千人，但其中有1万4千为“杂兵”，1万3千余为“守兵”，而“战兵”为8万9千余。而在这其中，曾汰去6千多水兵，柳河之败又损失了数百将士，又有原来抚院（喻安性）之屯兵，听说已经四散，自然是没影了（《与京师当事者书三》，《石民四十集》），其他的则历历皆在。但是，哪怕按照茅元仪的说法，战时的实际兵数当然也已经没有11万多了，而其中所谓“杂兵”，据茅所说，实乃运役、匠人、班军等，但此等名色向来不应列入正饷之中，如匠役怎能与正规募军按同一标准发饷？至于班军，应有原籍军户之饷额，记入关宁之数似也很有问题。总之，哪怕完全认同茅之所说，这个数字肯定也大有水分。

据钱谦益《孙公行状》，孙承宗得知此事后采取了一个相当绝的做法，他说：“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也就是说，你高第认为只有5万余人，那么户部就按5万余人发饷，看看如何？据钱之记载，高第只好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又按茅之《督师纪略》，亦有说高第再核兵，始报实数并认罪。但是，笔者对这一说法又有疑问，因为钱谦益的依据似乎来自《熹宗实录》六年二月乙未条，现抄录如下：

“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着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

按此疏，似乎高第并没有认为现在关内外的实际兵数就是11万7千。他的意思是，关内有额兵3万5千多，关外有额兵9万9千多，总兵数“原不止”5万8千（按，两者相加已有13万余）。但是每月皆有逃亡，以及应补未补的，所以数目参差不齐，无法确认。要等到道臣、镇臣等详细查明了以后再回奏。按常理，就算战前11万7千兵一个不少，那么宁远一战至少损失了7千多觉华水兵，如何会战后反而变成13万多？因此，纵然高第的5万8千只是一个借口，并非实情，但说他被迫承认确实有11万余兵力，并认罪道歉，似乎是钱谦益，茅元仪等一厢情愿的记录。

高第三月初便上疏乞休，被批准。但是当时关宁究竟有多少兵，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一笔糊涂帐。三月，督饷御史刘述祖说，官兵尚有9万3千余名（《三朝辽事实录》），五月，袁崇焕则报称有8万8千余名（《实录》）。而刑部尚书徐兆魁，御史宋祯汉等仍然在纷纷引用之前“不到6万”的说法，后者之奏疏已在六月间。试想，如果高第早就承认实有11万余兵而认罪，那么岂会过了4个多月还有人引用5万8千的数字？显然，高第只不过承认原额确实不止此数，但逃亡未补的，必须要详细查明，实际数目仍然不清。到了六月，关门司道向兵部提交了兵马册数目，九月，王之臣，袁崇焕又分别上报数目，有趣的是，互相之间却又相差悬殊。王之臣所开兵数比道册少了14850余人，道册之兵又少于司册2617人。关内的兵数，袁崇焕报称不到2万，王之臣却疏称5万有余（《三朝辽事实录》）。最后，到了十二月，天津巡抚黄运泰报称，关内外共有官兵12万余人，不过其中显然包括了数万赴援之军。按之前兵部尚书王永光之言，援兵以“马步兵五万为额”，据此则原来之军数当为7万余。总之，关宁兵数原先纵然不止5万8千，也大概就在8万左右。

不管怎么样，宁远之战时，高第在关门的兵力充其量也就是5万多。而山海关又不象宁远只是一座四面方城，而是数十里的长城，自顾尚恐不暇。正如后来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守宁远，亦是不敢出城一步，一味怪责高第胆小不救，似乎过于简单化。更何况，不要发兵救援宁远，乃是袁崇焕主动“力争”的。按其在八月之奏疏，袁曾于年初到关门叩见，“面恳于经臣高第，无发援兵”（《两朝从信录》），以为破釜沉舟之计。而后来众人竟以为是高第之罪，袁崇焕自己也感到不安，说：“顾以为经臣尤，臣罪大矣”。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确有胆小怯懦之因素在内，不过换个角度亦可说是保守稳重，各人看法或异，不必强求。

按《永平府志》，宁远之战高第传檄道镇，坚壁清野固守。而崔呈秀因为此前想提拔亲信，高第没有同意，衔恨在心，于是以此为由，弹劾其不发兵为怯。这一攻击首先是从山海总兵杨麒开始的，他奉命领2千兵救觉华岛，但是犹豫不前，即高第本人也曾参劾之。不过设身处地考虑，区区2千兵未必能有何作用，不过飞蛾扑火而已。三月，崔呈秀上疏，责问“宁远解围而觉华屠焚……此非杨麒事哉？”很快有旨意下，杨麒削籍为民。这次攻击，背后显然是针对高第的。压力之下，他屡疏乞罢，三月批准“着回籍调理”。

高第此时处境，和一年后袁崇焕在宁锦之战后类似，亦是战胜之后，被人诟病不发救兵。四月，论宁前战功，高第为辽东经略，指挥全局，原本是该论功的。兵部尚书王永光题称：“乞将……高第……重加优异”。不料旨下，各人都有赏赐升级，唯独高第“革去玉带闲住”。从此，他基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崇祯登极，清算魏党之后，便决定重新起复以前被其迫害、削夺的诸官员，高第在其名单之中。崇祯元年四月，“复逆珰削夺尚书……高第……等九十二人官，补给诰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崇祯长编》）。不过，高第虽然被起复，但是当时他年纪已近70，一时并未安排具体职务。第二年，便发生了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蒙古，打进长城，在北京转了一圈后又往东去。崇祯三年一月，后金打下永平，滦州知州杨燫知不能守城，作诗一首自缢，州同率众降清。高第为滦州人，又曾做过兵部尚书，因此后金对其相当重视。大臣多璧致书皇太极，问道“高尚书在安家寨，可否取之为我办事？”，皇太极回信，令“兵二百人，大臣一员，每旗官一员，往彼地取之”（《满文老档》）。高第听闻之后，仓惶举家逃走。事情过后，有人以此为罪名攻击他，于是崇祯三年十一月，明朝以其逃跑以致郡城沦陷为由，逮捕高第。后令其谪居山东省无棣县，之前起复的事自然也就作罢了。

毫无疑问，相比后来孙承宗、鹿善继等与县城共存亡，高第在勇敢精神上自然是等而下之。不过当时他一个七旬老翁，面对后金的抓捕，若不想投降，那么除了壮烈殉国以外也只有逃跑一途了。朝廷对此似又太苛。当时另一位原兵部侍郎郭巩，也是面临后金抓捕，只身逃入北京，并呈上自己拒绝后金聘用的书信。不料其中有“大金”字样，梁廷栋据此参劾之，居然下狱论死，后来才减为遣戍广西。

高第在无棣住了将近十年，崇祯十二年总算被放回故里——滦州。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建白云楼，为东山之墅”，不久去世，享年82岁。后来被祀为乡贤。据县志说，他平生湛于理学，著有《太极良知》等说，此亦可参考其奏折中所称“臣素讲太乙理数”，看来似乎对风水命学也相当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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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I have studied him, the more Newton has receded from me. -- Westfall in Never at Rest.

kets

列兵【1】

发表时间： 2008-11-6 11:00:08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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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番考证,果然是深文曲笔.我倒想问楼主几个问题,

第一,你说袁崇焕是奉了高第的命令不撤.现在毛毛虫粉的说法却都是袁崇焕私自不撤兵,导致觉华大败.现在我可以引用你的说法,其实觉华败仗是高第的一力不撤而导致的了?不过我猜你的说法是,觉华的败仗是袁崇焕按高第的命令不撤兵而导致的,主要负责人是袁崇焕.因为当袁崇焕是辽东巡抚的时候,任何失利的主要责任人是袁崇焕;当袁崇焕是督师的时候,任何失利的主要责任是袁崇焕;当袁崇焕是宁前道的时候,主要责任人还是袁崇焕.我懂你们的逻辑.

第二,既然你说高第是有十月就准备而撤回,"但撤回之前，即使无法运走右屯的粮食，也当尽数烧毁以防资敌，为何没有采取行动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失误。"既然准备了两个多月,却留下三十万石的米粮.按毛毛虫粉的说法,那不是标准的卖国是什么?这不是标准的丢弃粮草以保存自己安全吗?就以一个失误,轻轻巧巧的扯过去了?如何让毛毛虫粉心服?

第三,当时辽东的兵力兵力起码有十万吧?却被你说成只有八万.要知道孙承宗和高第的人品我还是分的出来的.按你的说法,那孙承宗手下空出来那么多的空额,都被孙承宗吃空饷了?

第四,既然准备了好宁远不撤,也知道宁远只有一万多的兵,而且还准备好了不发援兵.那么高第是穿越了过去的知道袁崇焕能守个两天老努就会退兵?还是他算好老努玩个两天就知道停止.要知道宁远当时已经是守不住的边缘了.难道双方有默契?

总之,按毛毛虫粉的说法,如果对照宁锦,在宁远一战中高第可以扣上的帽子比袁崇焕多的多,一个纯粹的汉奸,客观上赤裸裸的卖国,不杀头算是客气的.不过幸运的是,因为袁崇焕的关系,宁远的失利都是袁崇焕的责任.而高第就作为一个被人误解已久的人物,在作者的支持声中站起来了.可喜可贺啊.但引用某个袁黑的说法,高第不一定是汉奸,但捧高第的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