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花园口决堤与军队的价值 -- 2313234454dfsd

（可能我这些文字不被一些河中朋友所喜欢，甚至不乏一些河中大佬，甚至一些观点有些“人权高于主权”的味道，但人权与主权，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当下，甚至未来，会永远成为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神圣命题。我们真的应该思考这样对同胞的残暴与对敌人的英勇本为一体的军队，我们应该如何歌颂他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历史！如果我们只是空泛地谈论一场战场，冷血地以普世价值，以片面“全民抗战”来搪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那么如果下一场战争再一次降临神州大地，花园口决堤式的悲剧绝对不是绝后的；长沙大火会再一次光临神州的某一个城市，或许北京，或许南京……或许还是长沙；民众或许还会 “助纣为虐”。）

战争、军队永远是一个令男人热血沸腾的话题，对一场战争、一支军队的品议，总是能够调动起一个男人的全部热血。当我们试图以一种普世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甚至未来的一场战争、一支军队时，我们可曾想过，作为战争的主角——军队，为什么而存在，又为谁存在？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当然，从技术流的角度而言，从普世的角度而言，这些言论自然会被列入政治范畴，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基本命题。只有把军队的这个基本命题思考清楚，正本清源，之后的所有讨论才具有了真正的灵性。

对于军队基本命题的思考，有三件事情令我颠覆了以往的普世价值。这三件事情，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很难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军事爱好者，品议战争、军队者，甚至人类之每一分子，都应该记住这些殷鉴不远的历史铜镜。这是一个纯粹地关于一场战争、一支军队的历史，仅此而已。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蝗汤之祸。

在不缺乏足够地历史记忆的前提下，这三件事情与一场战争——抗日战争息息相关。因为加之于抗日战争太多地神圣性与不可置疑性，使得我们的任何行为都被这一神圣性所掩盖。花园口决堤我是从一部电影中得知，长沙大火在西河潜水听高人谈论过，蝗汤之祸从一个河南籍同事口中得知。

河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在民间广为流传地故事就数帮日军打国军的“汉奸”行为。但一个河南籍同事的朴实追问让我无语，他只说了一个最为简单地事情，中国军队决堤花园口之后，是日军给河南民众发的救命粮。最后，他问到，谁对老百姓好？谁对老百姓不好？难道老百姓不抗日有错吗？

中国军队要河南民众的命，却是日军来救命。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河南民众的“卖国”行为？无论我们在战略上所获得的军事价值有多么地大，也无法让我们理直气壮地面对河南民众的追问，我们也无法确立我们的道德优越感去居高临下地教化蝼蚁之人……这是不是另外一个更加带有根本性的关于“你之功勋，我之浩劫”的残酷现实。

经历过这次追问之后，我不再存有地域之见。更重要地是，它让我真正地认真地思考为什么？从大义上讲，中国当时的抗战利益高于一切，局部地牺牲一部分地利益也是抗战所必需。为何民众不买账，反而“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当大义落实到具体地每一个民众的头上时，大义往往显得非常地空泛、抽象、空洞。大义只有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地相关联时，才具有了现实的意义，也才具备了历史的高度。

我们不难想象，一支对日作战英勇，却又将这种英勇同时加之于同胞之身，我们该怎样对待这样一支军队了？

看到花园口决堤这一类被粉饰的暴行之后，然后对比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英勇与血性，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支对同胞的残暴与对敌人的英勇混为一体的军队，他们将对日作战的英勇与血性同样的应用于自己的同胞。我们会称这样一支军队对外作战叫做英勇无畏，对内行为为残暴。难道仅仅因为作战对象的不同，春秋大义也就必然地、根本地不同了吗？对于民众而言，日军不过操着不同于我们语言的却同源于猿的人，何差异如此之大？如果日军都是这样的救中国民众于倒悬，我是不反对卖国地。这样卖国，我以为是光荣地，应该鼓励地。主权并不必然地、全部地高于人权，反之于人权亦然。绝对化地强化人权的神圣地位，同样会让我们在历史中失去自我，沦为贱民；绝对化地强化主权的神圣地位，历史地朝代更替的悲剧还会无数次地在未来上演。

人们常说“保境安民”，讲的是对军队的要求，我以为这四个字是对军队核心价值最朴素地诠释。这四个字应当这样理解：

保境、安民同为军队存在的价值，但不可等量齐观。保境的终极目标还是安民。安民只有在保境之下才可实现，保境在与安民同列时，保境成为手段，而安民升华为军队存在的惟一、核心价值。如果一支军队对外英勇，对内却枉顾民命，视民命如草芥，其军队如何让人尊重，乃至尊敬?如此一支军队，不过是将对外作战的英勇与血性同样地加之于自己的同胞，那么他对外作战的意义又何在？保其全境又有何用，不过是换了一支所谓地自己人的武装力量来草芥民命，那和外来武装力量草芥民命又有何区别？说的更加俗点，就是自己人强奸自己人是可以的，就是不可以别人强奸。同为强奸，又何来内外之别！

所以，在我们读抗战史时，我会为这种英勇的血性之举而感动，却无法支持、信任、尊重、尊敬这样一支军队。因为，我害怕这种英勇的血性会同倍——乃至于加倍加之于自身，会加之于自己的同胞之身。所敬者，惟人面对强权之不屈，无它而已！

军队的核心、惟一价值就是“子弟兵”定位。因为他们表率全国，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因此他们才是军队存在的核心、惟一理由，而解放军曾经真正的做到过！

军队最终会落实到民本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即使民族主义，其出发点还是民本主义。我们高歌民族，切不忘记，民本才是一切主义之基、之源。

军队生来为保境安民，仅仅只是一个朴素地概念，还远远无法涵盖军队存在的终极价值。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概述的话，军队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于民本主义：以民为本，以民命为本。离开了民本谈主义，离开了民本谈战争，离开了民本谈军队，一切，只能是空谈而无任何地意义，并且，只会带来祸国祸民的结果：如果下一场战争再一次降临神州大地，花园口决堤式的悲剧绝对不是绝后的；长沙大火会再一次光临神州的某一个城市，或许北京，或许南京……或许还是长沙；民众或许还会 “助纣为虐”。

人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非常反感现行教育的说教化，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以论代史。因此，很多人自觉地更喜欢从海外的渠道来获取所谓历史真相，从而宣扬着自己穿透历史迷雾，发现了历史真相，揭露了当权者愚民把戏。

如果历史真的如此简单，也许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频繁地改朝换代。“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背后并不是简单地武力地胜利，而是民众力量地觉醒与胜利。历史总是善于忘却，承平日久，无论继任的当权者，还是社会主流阶层，都会忘记这一条被历代立国君王所念叨地铜镜……然后历史就在不断地重复中经历着沧桑正道。

一个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还是连国都防不了的国民革命军，其区别就在于此。

不过，换个角度，一支军队如果沦落到抵抗侵略必须使用“焦土”战术，其领导人实在该打屁股。

所以老毛规定，解放军的惟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该打屁股，该直接枪毙！

sc论坛曾架空,鬼子在中国搞土改会何如?结论是：大和号一声炮响~革命的水兵冲进樱田门

您点了一个命门，只不过浅尝即止停在国家军队上，其实深入一步就是国家民族与政府和个体与人民之间关系，河内关于抗战的讨论屡屡起争议，前还有北宸老兵不死的帖子起了几层楼，我以为就纠结在此了。

韩寒曾为钓鱼岛中国船员被日扣押一事写过博客，比喻政府与国家非为一体，而是类似夫妻关系的两个实体，爱国与支持政府可以完全切割，个体不认同政府，不履行对政府的义务或拒不受政府驱使从事具体事件，可以与国家利益保护完全不冲突。待你如猪狗的政府，如何要求人民个体以主人姿态来履行义务回报国家。当时就以为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

没抽象思考那本事，反正想出任一种解释或模式都用中国近现代史的真实事件套套看，偏差不出中国人普遍通感就算过得去。所以现在提供一个说法大家看看有点道理没有。这有些类似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同一个经济活动按不同项记账，家产归家产，当家人业绩看利润表，活动同一个，抽象算账才好分。

在限定的情境中（特别是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是独立体但却是依托执掌公器者来体现它的存在保护它的利益，民族国家利益与意志不依托国家机器外在形态与运行者应该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国家有抽象存在却没有具象实体。如果用个比喻的话，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个隐形体，执政者是外在的衣服，只有穿上衣服才显露国家利益的体量与身形。

这说明对外时政府与国家的高度同一性，比如政府签的约就是国家之约，国家利益受损还是得益后任只能继承认可，当年顾维钧如果签了巴黎和会的条约中国这口苦果就算咽下去了，五四运动再烧几座楼也补不来回了。

政府行为必须也理应最代表国家利益，人民也是集合概念，国家利益与人民意志之间必须通过一个中介体将其具象化，代表化，关联化，这个中介体就是政府，由执政者或党或政治联盟体来运作，个体不通过个人与政府之间责权利的履行怎么最后落实到国家民族这个抽象体上。历来改朝换代无不把皇帝家族的立废视作国体兴废的最重要标志，意义就在于此了，现代政府尽管有更灵活广泛的更替机制，但终究需要最严格的变更条件，具体事务上个人和群体代表国家民族利益是否更正确更坚定就能随时随地自命为国家民族利益代言人，恐怕也不能。所有这一切必须而且只能作用于政府，转化为政府行为才能够。横竖不能全国人民以个体形式分别代表，全体散装件面对世界，面对人民本身哪？

所以北宸老兵不死的贴子才会激起这么多的反弹，正在政府行为对于国家利益的高度代表性，个体为国家民族尽责时必须经由政府意志和管理组织行为才能体现的不可或缺性，我们实际上很难从具体事件和个体中抽离出一个无需政府中介组织，无需落实至政府最终接盘负责的爱国行为，当然可能有些实例可以完全做到，但这不可能构成大量和有效地行动。因为无法认可国民政府(原因下文另述)，所以也就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抗战中的众多付出：

抗战中东部地区的大量经济体溯河而上西迁大西南，大批实业工厂主和资本家不惜毁家舒难，大量学校、国家宝藏、国家机关和民生机构庞杂内迁，国家公职人员、大批学生以及普通百姓追随政府如同史诗般地苦难迁徙，以及在血雨腥风中无数为国尽忠的军官与底层士兵，他们的种种行为都是在政府的号召、管理和组织下才发生的。

抗战中大后方的百姓响应号召从军杀敌，承受经济困难坚持工作学习等等，都有具体事务形态，经由具体到具体才能到抽象。××人，隶属××部的军人，为完成××战役的具体目的而牺牲，最终实现了政府或军队军事上，政治上的某个目标，达成了对国家民族利益尽责尽忠。

所以国共要死争抗战主导权，一方宣传其正统性，全部成绩都是我的。一方偏要宣传敌后战场为主战场，即使最真诚地尽全力歌颂普通百姓的牺牲，您都不能否认其身后如影随形的政党存在，在他们教育发动组织领导下的个体才体现其抵抗的意义。

一句话，没法跳过政府(中国情况特殊些，还得承认有领导地位的政党)这个中介，从个体一步跃升到国家民族利益去，对国共双方都是一样的。

除非一个情境下，这个政府的受益者或称继承者实体不存在了，执政者/党在此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了，这时您可以直接跳过中介体，犹如岳飞从忠于宋朝赵姓帝王直接上升为民族的忠臣良将。历史长河中可以清楚判别，有现实继承人就难了。没法只歌颂个人，而不涉及它所属的群体势力，最终国家体的代表—政府。

看很多贴子举出例子说明大陆承认的国民党抗战功绩要多于对方所为，犹其在改开之后。不就为了继承家产这个事儿嘛。如今不管怎样，大陆对于中华民族这份家产继承是约等于，而且基本完成从阶级代表向全民族代表立足点的转移，而国民党的现实基石却是在没有抗战民意感情基础的台湾，中共不扛民族大旗还指望国民党扛？既然是继承人，认可所有个体在完成政府义务时为国奉献牺牲是早早晚晚的事，这不仅是气度问题，不然下次国家有难，政府指望谁去，政府无人可差使，国家利益何存。

当然如果有人为现实而抢功就不好说了，越有现实利益纠葛越难超越各群体角度，只有时间的长度才足以接近民族国家审视的高度。

存国安民，国立民可兴利除弊；宜民之国民方保国

政府与国家关系是个基础，然后才能回答您的第一层问题：纵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为目的，政府却恶待人民如猪狗，役使人民如奴隶，甚至不及它的敌人。有没有权利反对政府，打击政府，拒不履行义务，而又同时做到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损害国家与国家军队亦不为越过底线？政府对于人民的底线在哪里，人民之于政府的底线又在哪里？

我的回答只限中国近现代史，以中国人经历作标准。因为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国家被征服后，有最终成功融合的例子，亦有历经几百年仍奋斗不息至民族独立的例子，这是另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话题了。

近代中国看上海，英法殖民当局治下的租界相比中国本土政府治下的华界，其治理理念手段及直接成效高低上下一目了然，我们为什么非要收回租界，宁要鸡头不做凤尾，因为我们不相信：中华民族的最高和最终利益能够被异族，哪怕拥有比我们更先进思想和进步阶段的别国他族，完美地无私地代表和实现，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历史经验，我们选择相信自身民族终会成长和进步，哪怕现在做得还不如我们的对手或敌人，我们相信我们有未来。

中国坚持了八年抗战，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国体保存，民族逃过深重一劫，当然是执政党所作所为决定的，它要走了汪精卫道路，中国哪有战胜国地位，啥也别谈了。

因此支持政府抗战，积极履行义务，就是对国家民族尽心尽责，你怎么将政府与抽象国家利益剥离开来，尤其对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说透了吧，政府纵有千般不是，只要它坚持抗战这一条不变，国家最根本利益保住了，因此反对政府错误甚至是罪行的一切行为，不能够把还在履行抗日保国之责的政府打垮了，打趴下了，这条线终究不能碰。

南京保卫战中军队的混乱与毫无责任心，黄河花园口炸堤，长沙大火(国民党军队放火好象不止这一次)，豫湘桂大溃败；还有直接归属政府行为的：抗战中的募兵制最终演变成抓壮丁，壮丁营与军队中士兵的生命被轻贱，这里还不涉及错误军事战术战略指导下的生命浪费；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下后方人民的艰难生活，政府抛弃对于豫西灾区百姓的救灾责任，听任军政长官在灾区的横征暴敛；党争引起的种种自我相残还得忽略不计。

征兵目的是为了征发兵源，征发兵源不是给蒋家或国民党官员修别墅，还是为了前线战争所需，这个行为本身是有正当性的，因为执政党自身组织架构和国家管理行动能力将履行国家义务变成了对个人十足十的半是强制劳役半是变相谋杀的可怕举动，在这么极端的情形下，您选择战场倒戈，战场投降，临阵脱逃，战前逃跑？能够接受的只有逃跑了，于国直接损害最小了，底线止于此了。

在这个具体事件中作为一个个体怎样将履行政府义务与国家利益剥离开，即使政府之过添附了无数恶在这个正当义务之上，除了在理论思辩上。

抗战后期豫西农民在国家大溃败之时抢夺国军武器，活埋国军落单士兵，的的确确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国民党死对头的土共在1949年后封了多少底层的造反、暴动或是叛乱为农民起义，赞扬为受压迫阶级和人民的正当之举，但对于这个事件从当时到现在，有过起义二字嘛，给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定性吗，没有，尽管他们满怀同情，用外国人的话说，延安因此事对政府更加蔑视，但是他们不能支持和认同这种对抗政府不义之举但同时直接损伤到国家利益的行为，这样等于间接帮助了日本人，而这些战役失利后果极严重，延安正是在此事后首次在内部电文中向全党提出准备做中流砥柱负起更大责任，因为担心被日本人端了大后方中国失去抗日领导核心，可见当时全国局势的危险。

照这么说真很绝望，面对这样的政府，壮丁们豫西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答案有些残酷恐怕是的，至少豫西农民这种方式超越红线了。中国百姓只能用个人的苦难来成就国家，因为国家利益被执政者以这种方式和手段来保卫，我没有办法只反对政府不义，却可以圆满对于国家的责任，这个度是非常难把握的，也远超当时农民的一般认知水平（土共属政治势力，地区实际的政府才有资本走钢丝）。

除了中国二战中苏联也出现过大量伪军，斯大林肃反犯了大错给军人带来了伤害，但在自己国土上站在德军作战序列中枪口指向为保卫自己国家领土和家人而战的苏军，他们如何做到只反对斯大林独栽专制的错误而不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红线还是存在的，不管有千般理由，也不能越过。

因此，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再怎么不情不愿，再怎么磨擦冲突不断，乃至发生皖南事变，中共也始终保持有限度反击，在坚持抗战的大格局不变前提下，是不挑战执政党地位的。

其实一开始中共的意图是希望与西北实力派结成地方割据势力，背靠苏联在西北地方以一隅之地甩开南京独抗日本，其心不可谓不爱国，但相较于最终迫于苏共压力而与南京和解，终究是后者于国于民更有利。套句行话，最有利民族国家的，也最有利政党自己，能三个代表的政党。

(题外话)在当时这种方式没要了中共的命是个奇迹，放弃立命之本的土地革命，承认敌人的最高统治地位，编入敌人的军队序列，所谓独立组织独立人事谈何容易。将对手将死到这步棋会被翻盘不是因为中共强，是国民党太次品了。

接着才能回答您问题的第二层，没有第二层托底，人类正义不存，进步没有意义了。

执政者终究不等同于抽象的国家民族体，没有衣服不显现国家民族的身量体态，穿上了哪件衣裳被打扮成什么样它也只能显现出什么样，但它有自己的身材，决不会穿什么它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它自己知道，最终它会以调整大小直至换衣服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独立存在。这种权力只属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人民是集合概念，又终会有它的代表体，它的意志力一定会通过它的内在机制来完成，如果有足够的协调机制，就通过推动促进或修正改变政府行为来达成，如果不能就必须变更政府执掌者，直至最极终极手段—改变国体，改变政体。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是从争夺者的角度看；从国家体看，天下思变求变而不能在原形态内完成，才能养育和成就变天者。

中国抗战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它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取得了国际大国地位。只凭落后农业国成功抗击了一个二流的工业化国家和准一流的军事帝国，保住了国家一半领土，得以动用国家抵抗力量坚持到了胜利而不降，怎么也强过老牌帝国法国吧，就凭此一点，我们晋升为五常一点都不为过。一场大战之后，民族意识空前提高，国家认同感大大上升，国内割据势力基本完成整合，新疆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等等吧。

总之这本帐算过来算过去都有赚无赔，怎么会做对了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赔上了执政权，在仅仅三年之后？

因为这是两本帐，不可分割的行为却可以在财务表帐中分门类抽象计算得失，奥妙就在这里了。国家民族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项目，只要期末值大于期初值就是增殖；虽然一切资产增殖都由政府行为所致，正值行为一定有政府行为存在，但是政府行为却同时分布在资产与负债两个类中，盈亏得失得在利润表中另算。

前面说了个体行为之于政府义务国家责任有底线不可突破，那些壮丁，豫西灾民，国军将士，大后方民众，他们为国家军队的愚蠢行为，为军事战略战术指挥的错误，政府管理组织行为中的错误乃至罪恶，承受的种种超常苦难负荷，付出的种种超常牺牲代价，他们的付出成为国家利益中的资产正值，但这是在填补了政府管理行为的巨大负值后才显示出的正值，他们的苦难牺牲不是无代价的，政府就是他们苦难支付的对应负债项目，这些负值必须而且只能在政府管理项目中一一列支，应收款项是资产项目，但是应付款项大于应收，政府利润表里是正值还是负值？

在执政党项目下，只算抗战大项：战争准备、动员、组织和管理，分别在军事、经济、民生、外交等等小项下得失如何；还有战争善后：民众在超常付出后会要求补偿，更高的政治权利分享参与度，更大经济利益获得，更积极的民众与政府互动，战中战后各国都有这个要求--战中超常兑付靠的是执政者党的信用担保，得失又如何？

要知道利润表才是本国人民要和管理者代言人要算的本账，而且只有他们才最有权利好好盘盘这本帐。个体没法越过政府奉献于国家，但执政者却不能把自身误代成国家本身，错觉所有国家正值该当归政党自身，所有负值是正常耗损不该列入政党支出项下。是无数个体付出了超常的牺牲才保障了国家利益增加，执政者把执政支票开尽用完，同时赔上了政党的信用支票，为人民本不应该承当的超常付出买单执政党有什么脸叫成天大的窦娥冤？

抛开道德、阶级视角，承认政治文化进步的历史局限，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生存的承重点决定了他们的迥异表现。

国民党经济基础在工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税收，抗战中后期转向美国，农业从来不是他的支柱，那个农民他都不在意，维稳就成。美国援助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抗战，提升了中国国民军队的军事水平，但同时又大大削弱了军队与国家力量的匹配性，国力不能够支持军队的装备进步，对军事力量消灭异己的极度依赖又把国民党政府一起拉下了水。

大国的兴衰对于没有工业化的农业国是这样描述的：1815年之前，农业生产和分配构成全世界各国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拥有大量人口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名列世界前列，但它毫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消或超越500万英国工厂工人的产值，但是农民的产出绝大部分供养了生产者的必需生存，无法形成剩余财富更不能提供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这就是依靠人口增加而没有经历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走向贫困和衰落的命运。

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年至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

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动、晚上同睡在同一地的牲畜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与此相对应的是土共军队的生存和作战方式却是中国国力能够供养得起的，共军几乎完全依赖农村，没有外援，必须保证生存，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军队的能力和水平。因两者生存立足点的迥异导致两者在军事上，政权建设上的差异远超意识形态引起的不同。

国民普遍穷困，农业生产结余能够供养非农业生产者以外的人口非常有限，岂是一个工业化落后的问题。极度重视农民承受能力和极限的土共，老爱算的一本帐就是养一个兵相当多少个中农的产出，村庄负担到多少为可承受。减租减息互助变工队一切社会变革无不基于保护根本—民力。全民抗战，养兵于民，全民皆兵不仅是军事路线，更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不在于军事上起多大作用（内战时这些作战形态就退居很次要的地位），而在民力物力的动员上得到了高度理解和主动支持，从而达到配置与使用上的合理高效。

民与兵，民与政权，国与民的关系就这样被更好的联系协调了。原本适用于国共双方的战争总动员原则与手段，最后只有土共付诸实践直至运用到极限。

全世界都打累了，独中国还要再战，而且比抗战更勇猛和大投入，为什么--民利分配得当，这次红利惠及开国后的历次战事。民、国、执政三方接合得好，民才勇，国才强，执政成绩才好。

在利润表中人民与执政者/党的帐两清了，当然执政者在资产表中体现的正值行为也不会因此消失，这是两本帐，目的不同，看哪本帐得问您为什么而清盘理帐了。

算帐嘛就有期初数和期末数，世界舞台中的国家表现也好，国家中的政府行为也好，都得在各种比较中被丈量成败得失，您所说的日本侵略军在豫西开仓放赈，正是在其映衬下才会引发国不为民，民可不为国的质疑，这个时代人民拥有的多重参照物正体现了社会进步。

二战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大事件，中国第一次作为正式角儿粉墨登场，虽然是配角但总算正面人物而且没唱砸，所以抗战理应受到世界重视，中国自身的高度推崇，但是偏偏不这样，世界评价不高，中国内部各有侧重不说，从未获得高度礼赞，坏就坏在这相对参照物了。

今天的人们老去翻抗战中政府的利润表，老拿亏损说事，就因为出现了纵向参照物。三年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战争能力，抗美援朝中展现的军队战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是如此炫目，八年抗战换得四年执政期，三年抗美援朝保三十年国安，六十年后余威尚在。都是战，不得比比。

有这样一句话：到青藏线看比泰山还要高的丘陵，到川藏线则看比珠穆朗玛还要高的山峰。青藏高原世界最高，山区即使是山川谷地海拔都可达二到三千米，相对高度只有几百米的小丘陵海拔直上四千米，小丘陵高过了泰山；四川盆地海拔低，但川藏线多是河流侵蚀地形，河流切割出了深深河谷地，从山脚到山峰的相对高度轻轻松松可达四千多米，珠穆朗玛的大本营海拔即达五千二，山峰与大本营的相对落差超不过四千米。

二战是世界大事，平均海拔高，但中国却是配角，在大事件中作用有限，好比那青藏线上的丘陵，是大事件抬升了中国抗战的绝对高度；而抗美援朝呢，相较于世界是地域性事件，尤其对手方还选择刻意淡化，在世界主流话语中地位不高；但在这个事件中，中国却是绝对主角，面对世界首强而不惧，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边战边整军直至三军成型，国内西北进军西南定边全国疆界初成，经济民生全面复苏，真可谓军队越打越勇，国家越打越强，是积贫积弱的中国百年来国力军力当之无愧的最高峰。

没人指着抗战中国说，小心他的军队，认真对待他的警告；抗美援朝后，中国有了牙齿，生就了硬骨头。

山峰雄伟丘陵也不低，但哪个才高山仰止呢。关键在视角，世界的中国看抗战，我们有比泰山还高的丘陵；中国的世界看抗美援朝，我们有比珠穆朗玛还要高的山峰。

回帖写长了，还明显偏题。这是个沉淀的回复。发端于持久战发明人的帖子，复被北宸的老兵不死刺激，响应号召散了吧才转场到您这儿，发现几个问题有很大关联性，这才一气儿都说了。抱歉楼歪歪了。

其实，对于国民政府的溃败，拉壮丁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权变之术。

在大体说的过去的残暴下，我还是愿意忍的。但独不能忍受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这种有组织、有目标、且明确后果地行为。这是逾越了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存在的根本底线。

我坚信，即使没有花园口，没有长沙大火，中国也不会亡。国民政府也不会被小日本给灭了。

退一万步进，如此被灭，也好过这种决堤，放火。曾听说一个不准确的传说，在解放军战争期间，KMT为了缩小解放区的面积，竟然不顾解放区黄河故道已经有人生息，在全国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强行进行黄河恢复故道的工程。

我当时看这个例子还颇以为KMT还没坏透，在作了错误的事情之后，还是有忏悔之心的。但听到这样一种对恢复故道的用心，我真的无语。

马丁路德金的话吧。高尚的手段达到高尚的目的，高尚目的必不以卑鄙手段达成。从语式上说可以从充分、必要条件来分。

类似恶因善果或善因恶果之间的关系，没空细梳历史史实，只怕得不到史实支持，应该属政治道德范畴的良好愿望吧。

落实到具体事件而言，当年国府视民众如草芥大致不错，纵向看比清朝进步，横向比欧美才显示落后。不然百万俘虏怎么会被共产党集体转化成功，当他们是个人而己，爆发出多大主动性。国共更替的必然性就这样完成了民族政治文明进步的一小步。还是那句，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我以前也只是知道而已，但说不上具体细节都知道。特别查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国共两党黄河归故谈判

在冀鲁豫解放区黄河归故中的段君毅

这样一折腾，几十万百姓的家产田地又都报销了。这帮人把水玩的就跟淹蚂蚁窝一样，哪里想过什么百姓？

下令的，执行的这帮混蛋统统应该从墓地挖出来，扔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一万米底部去，日本海沟也行。同胞情，忏悔之心？他们可从没对底层的卢瑟们讲过。

这是我不容忍为当时的政府唱赞歌的主因。

当时的政府什么大溃败，强拉壮丁，甚至腐败，在当时亡国灭种的情况下，都可以视之为一种国弱之时的无奈之举。

毕竟，这是一个体系的对抗。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的体系问题，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城破之后的屠城行为，都可以强咽下。但这种决堤、复堤、大火等行为，与“杀已降”一样，已经严重地违反了作为一个政府存在的基本底线。

战争，是有道义存在的。谁坚持了这一份道义，谁就可以赢得战争。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在世界战争史中，从来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战争道义存在、并自觉地约束着战争暴力的滥行。

即使清军入关后，也没有如此暴行。大家愤怒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老实说，如果我是一个普通日本人，不会怎么愤怒于日军的暴行，仅仅会出于对生命的无奈表现自己的反对……

做为一个中国人，愤怒于国家的积弱，日本对我同胞的残忍。感叹于日本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历史的认知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根本还不在一个量级上比较，日本永远的落后于中国也！

您认为长沙大火与拉壮丁有着质的不同，我以为还是一样的。

长沙大火的确预设了目的：焦土政策。外国学俄国应对拿破仑时的莫斯科大火，中国历史上屡屡使用的坚壁清野。

焦土政策是落后国家以损伤自身打击敌人的非常手段，比不得欧美国家，不能从纯道义角度来评论。焦土政策最终目的是为了抵抗日本，是与不抵抗和投降的政府选项对应的，因此这种思路本身没有过底线，不能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反推它的必要与不必要。

长沙大火是否成为政府事实上的故意杀人，还是和抓壮丁一样，政府这个行为的目的实施手段足以使其添附许多恶，部分属于过失杀人，部分属于意外。

首先直接执行高层是张治中，他不同于汤恩伯之流还是有操守的，此事与个人之恶没太大关系。然后是执行手段与能力：有没有预设保民，有的--但更多只停留于语言，从最高层到张文白都如此，底线也不高。

其次有没有保住最后底线的执行能力：没有。主观原因如长官率先弃职逃跑，应急组织不健全，整个事件未做周全计划，更没详细落实，还有最重要一条，政府号召动员与组织民众的能力及民众的配合服从两方面都全面缺乏。

您可以对比一下土共的坚壁清野，建国后的抗洪救灾，直到上海1115大火。执行能力高度依靠实践才能有效运作起来，更要依靠百姓的高度信任与配合。

我们国家自然灾害不断，军队救灾能力就比发达国家强，主观意愿不比，我国上上下下丰富的实战经验最为关键，整个行政机构能迅速转身各司其职。灾区百姓见到军人就放心信任政府服从指挥，普通百姓预防性疏散能撤空家园交给军队而不担心，多少年才攒下的信誉啊。

上海火灾一特殊，所有演习预案，装备改进，战斗员努力全部归零了。土共坚壁清野象家常便饭，放到承平六十年的今天您试试，会有同样效果倒着走。

该不该动长沙大火的念头，问责日本人；长沙大火放成了文夕大火才该问责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