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思路和朱总逆反，国企第一义务是赚钱，其他都是次要，为了国企脱困，债转股，假破产，假包装上市圈股民，养老以及其他功能社会化。现在的养老保险实质就是利用民企以及其他企业的人的钱来供养国企退休职工。该做的，领导可以说都做了，所以，能熬过98-2003的国有企业日子应当很不错啦！想想通用被退休工资逼成什么样。当然楼主生活在东北区域，如果生活在广东，就不会理会啦

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应对手法也有所不同？

后发工业化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的产业技术，没有一定的资源集中是办不了事情的，相反，如果不管理好外资进入的领域，中国的私营也会慢慢被占领，并停留在承接外资的低技术产业转移。自身的民营企业要和外资企业进行竞争，缺少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往往就只能停留在挥发劳动力优势上了。

我觉得关键是人心。前30年讲为公，后30年讲为私。

人一有私心，就急功近利了；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孟子的观点是：仁义比利益重要。

惠王的观点是：利益更重要。

为公，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上下同欲；当然不会有问题。就像放大镜把太阳光聚焦可以燃起燎原大火。

为私，上下不同欲；就象五马分尸，若干匹马方向不同，只能把中间那个“人”撕得支离破碎。

这是简单思路；其实更复杂，盘根错节，千头万绪。

有时我想，盘根错节，千头万绪的利益集团，只有靠为公这个万世大利为饵，才能进行有效整合。不然，到不如象那个寓言故事里亚历山大对付那个无法解开的死结的办法那样；快刀斩乱麻。

文革余孽！

后边就是速度的问题，碰到97，就开始大甩卖甚至直接送了。

特别是德国，前苏联。。。中国人的特长还是傻卖力气。有脑子的有质量的科学家并不多。

你原帖里面说新中国工业根本没有造就技术精湛的工人师傅，我就是针对你这个话来的。

所谓“历史必然性”，比如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又如福山的“自由民主必然在全世界实现”

梁漱溟且不说，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早期的思想传播和社会组织，恐怕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你这个说法忽视了思想领域工作的价值。

求出处

再说即使这样说了，也没实现啊。

老朱的医疗改革就是要人民自己负担

我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国有施工企业，该企业集中了全系统所有的进口大型施工设备，当年一个施工企业能有一两台这样的设备就不得了了，而他们却拥有数十台，都是当年全国顶尖的设备，同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施工技术，因此七八十年代在国内赫赫有名。

但是当年还没有实行利改税制度，所以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属于国家的，而企业所需的资金需要每年做计划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使用。因此该企业虽然盈利很多但是都上缴了，据说有一年存在银行的数百万元被无偿划拨走了。

企业唯一的好处就是福利很好。我那时发的劳保用品都是当年市场上能买到的最好的服装鞋帽和洗发水洗衣粉什么的，一人发的东西一家子都用不完，很是令人羡慕。但是企业的所有盈利都被部里拿走了。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设备老化，无力更新，公司里的“能人”利用公司的资源和技术在外面搞了很多私营企业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使公司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公司到了破产的边缘，幸亏是部属企业，现在不死不活的存在着。

国有企业在利改税之前由于不是自负盈亏的，是计划经济，企业的所有收入都是被（上级）国家拿走，而自己的所有资金需求都是靠每年向（上级）国家做计划由（上级）国家审批，由于审批必然要砍三刀，所以计划也就必须要做出足够余量，这也是一种博弈，企业领导考虑的是如何尽量向上级多要钱，反正不用考虑还钱的问题，因此要钱越多越好。但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拨改贷，将国家过去所有的拨款都转成企业向银行的贷款，使很多企业突然背上了巨大贷款，过去无偿得到没有利息的资金变成了借款并要归还利息，因此仅利息一项就使很多大中型企业很难翻身，特别是很多企业当年立项上项目就是为了要钱根本没有想过效益问题，因此背上巨额贷款必然很难翻身。

还有很多像上面所说的公司那样的，在企业效益好，盈利多的时候钱都被国家拿走了，到企业需要更新技术、设备的时候却被要求自负盈亏了，典型的是东北和上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无偿地支撑了国家工业化的起步，但是当他们中老年时，却要求他们自谋生路，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国企的历史不能用现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

就算技术水准到了，每个人受教育的水准也到了，但参与政治的意愿、能力仍然天差地别，这样搞大民主，最后只能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