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何艾滋病肆虐全球 -- 唵啊吽
人类人口数量无限制膨胀的自然界自然平衡措施。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人类的生存模式不能摆脱纯自然的繁衍方式，人类自身的手段不可能消灭所有的病源，或其他有自我毁灭效应的病源体之外的因素，比如不同屁股之间的生死之争。
这个问题的道德视角也很重要啊。艾滋病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精神病呢？是不是还要走误导下让艾滋病猖獗的老路？
lz有这个时间研究美国推广艾滋病的大棋论，还不如坐下来观察一下身前身后的人的精神状态。从河里许多人上贴发言来看，这个情况不容乐观。
这不是危言耸听，跟在这个歪楼下面就是为了让求证党们看看。
但扩散到非洲南部不大可能，那里才是艾滋病的大本营，轮不到美国的反向传播，那里疫情已经吃惊的发展，您看橡树村的大作就清楚了。
如果说美国的艾滋病疫情扩散到东南亚，比如泰国，那是很有可能的，还有拉美。
中国人注意艾滋病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听广播说美国出现艾滋病，中国在入境者中发现了艾滋病人，此外在浙江，血友病患者由于血制品含有艾滋病毒。好像是第八因子，感染上艾滋病，全国病例寥寥，你要问我为什么多少年前的事情还能记得，那是因为我家外婆是生物教师，对此比较感兴趣。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严格的制度，以为中国人比较检点的生活方式，不会引起艾滋病的大流行。但缺口在云南，由于金三角贩毒路径和当地较多的吸毒人数，导致艾滋病的大流行。此外河南等省份卖血导致艾滋病大流行就不必说了。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在中国传播是以血液传播为主。现在由于发现这个问题，血液卡的严了，以性传播为主了。
只是我不知道应该相信橡树村的资料还是相信唵啊吽:扎伊尔以前是刚果，至60年代都是比利时殖民地里的资料。自从中情局刺杀蒙博托颠覆刚果政权以后，扎伊尔和周边国家一直都有战争，包括橡树村文章中提到的乌干达。
谁主张谁作证，你看楼主是让别人给他举证。祖马总统关于艾滋病的宏论惊世骇俗，南非还是黑非洲最发达的地方，可以想象其他地方都在想什么玩意了。你在这种地方奢谈道德，除了满足下小树丛的保守选民还能顶什么用。少点道德多点发套还可能有效果。
艾滋病的政治分歧何在？意识形态与科学证据之争因何而起？
由简单变复杂
25年前，艾滋病仅仅是个医学问题。从1980年10月开始，美国洛杉矶的3个医院陆续收治了5名30岁左右、呈现肺炎症状的病人。5个患者都是男同性恋，但互不相识，也没有共同接触对象，发病原因不得而知。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1981年6月5日发行的周报记录了这5个病历，这时，2人已死亡，另3个数月后离开人世。
尽管艾滋病(AIDS)这个词一年后才出现，但人们把1981年当作艾滋病出世的年份。同性恋病例出现后几个月，相同症状又出现在吸毒人群。由于发病人群特殊，没人把它当成传染病。但是一年后，当艾滋病出现在输过血的血友病人身上后，传染病的恐惧出现了。公众开始恐慌，连警察对付同性恋示威者中的“艾滋病疑似患者”时，都穿戴着特制的手套和面具。也许正是由于疫情始发于特殊人群，艾滋病注定了不可能仅仅是医学问题。
25年来，艾滋病由“别人”的瘟疫发展为“我们”身边的疾病。全世界2500万人不治身亡，4000万感染者与病毒奋勇抗争。与此同时，疫情飞速蔓延，每天掠夺8000条生命、感染1.4万人。去年，全世界的新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艾滋病“给人类发展史带来了一次最严重的倒退”。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认清了对手。艾滋病虽然不可治愈，却可预防、可控制。病毒的传播方式有限，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性行为和被污针具是罪魁祸首。性行为造成了75%的感染，其中3/4是异性性行为传播，剩下的1/4 是男性间性行为造成的。相比较而言，输血和母婴传染比例还很小。此外，因血液污染造成的输血传染容易得到有效控制。如此说来，切断传染途径，艾滋病即可销声匿迹。但是现实中，问题却没这么简单。
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艾滋病工作组组长、泰国专家威瓦特(Wiwat Rojanapithayakorn)掰着手指头对笔者讲起了防控艾滋病如何由简单变得复杂：“先说性传播，没有性行为就没有艾滋病。简单吧？不可能。那么就一人一个性伴侣，讲忠诚，这也难。性工作，在绝大多数国家非法。可你去问问，在多少人的脑子里是合法的？再说毒品，那可是桩世界性的大买卖，有需求就有供给！”威瓦特说完摆摆手，“没那么简单。”
威瓦特是泰国“100%安全套”项目的创始人和倡导者，该项目在全国娱乐场所的推广使泰国艾滋病流行率持续下降。比起威瓦特，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皮奥特(Peter Piot)讲得更直白：“艾滋病必然涉及性和毒品，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敏感问题。”
这些难以解决的敏感问题让艾滋病闯出医学健康领域，对经济发展、伦理道德、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全世界2/3的感染者集中于此，仅2005年就死亡240万人。劳动力丧失、家庭破裂、军队战斗力削弱、贫困和疾病恶性循环，这些现实触目惊心。然而在血淋淋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面前，同病相怜的人类并没有同仇敌忾，抗击肆虐疫情的战役不但缺乏统一指挥而且充斥着战略和战术的无休止争论。
“脆弱群体”之争
不久前，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在美国纽约召开，14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 800多个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聚集一堂。在开幕式上，秘书长安南呼吁各路诸侯团结一致、共抗恶疫：“我们必须汲取过去25年的主要经验教训：唯有齐心协力，下定决心，目标一致，我们才能战胜这一疾病。”
3天后，会议通过政治宣言，安南对其中模棱两可的“脆弱群体”一词表示失望和不满： “要实事求是，怎么能使用一个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释的词汇？要现实，如果把头埋进沙堆，忽视一些人的存在，忽视他们的需要，我们就不可能成功。我们必须紧密地、富有建设性地帮助那些边缘化人群——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和男同性恋。”在国际社会中，联合国秘书长素有“是秘书不是长”之称，安南的话表现出国际社会在艾滋病防治上的分歧和无奈。
“脆弱群体”一直是与会者激烈争论的焦点。最终文本反复使用了“脆弱群体”一词，却没有指出具体对象。流行病学家认为，“脆弱群体”的艾滋病流行率很高，如果不帮助他们并有效控制疫情，疾病肯定会蔓延至一般人群。大多数欧盟国家、NGO 以及联合国机构都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强烈要求将三类人明确写入政治宣言。这和明确主攻方向、对症下药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一些穆斯林和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深受基督教右翼势力影响的美国共和党政府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卖淫、吸毒和同性恋在许多国家非法，将三类人写入联合国政治宣言意味对上述行为的支持或默许。由于布什政府近年来推广保守的艾滋病预防措施，美国一度成为众矢之的。比如，美国要求接受其防艾资金援助的NGO签署反对卖淫保证书，这一要求在实践中严重影响了在高危人群中普及预防知识的工作，不少行之有效的性工作者之间的同伴教育项目因此夭折。
大批NGO代表对无视“脆弱群体”存在的态度义愤填膺。各国政要和名流出席大会特别议程的时候，他们站立起来高呼口号，导致警察和保安将100多名示威代表驱逐出场。政府官员的反应虽然理性温和，但也是针锋相对。英国的国际发展大臣本恩 (Hillary Benn)在联大会议上直言不讳：“我们行动的根据必须是行之有效、挽救生命的实践经验、而不是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提供安全套，并帮助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和男同性恋等危险人群减少危害。”各方代表经过艰苦磋商，妥协后的政治宣言到大会闭幕日凌晨才定稿，保守势力最终占了上风。
UNAIDS最近发布了《2006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600多页的报告用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讨论了“高危”和“脆弱”人群问题。它援引大量数据和调研结果，指出这些人群中的防疫投入之低与流行率之高极不相称，并称这种现象是资源的严重滥用和不尊重基本人权。近些年来，大笔国际援助资金流向一般人群的艾滋病预防项目。而实践证明，针对“高危”人群的预防措施目标明确，在成功降低艾滋病流行率的国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更划算。
尽管国际社会最近一次防艾努力没有在“脆弱群体”上取得进展，但保守势力也作出了让步——“安全套”写进了联大艾滋病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
安全套中的政治
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阻止艾滋病毒传播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这既是医学事实，也是实践中的常识。一旦高危人群中出现艾滋病高流行率，如果不加有效控制则会蔓延到一般人群，造成大面积疾病爆发。实践证明，推广使用安全套在这两个群体中均可以十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疫情。
“100%安全套”项目是针对高危人群设计的预防措施。从8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泰国举国上下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效果十分明显。90年代中期以来，该国艾滋病流行率持续下降，并一度成为亚洲唯一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
很多人一听“100%安全套”就皱眉头，认为这是鼓吹乱性。也有人认为，该项目无非就是安全套100%地发放和摆放。其实这个策略的实质是在商业性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游戏规则垄断，即不使用安全套，就不能发生性行为，简称“no condom, no sex”(无套，无性)。而成功的游戏规则垄断有赖于娱乐业经营者、从业人员、客户、政府管理者和健康工作者之间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契合点是预防疾病，生命第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没有这个项目，泰国目前的艾滋病流行率可能是实际数字1.5%的10倍。
在一般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也是防止病毒传播的可靠办法。与亚洲相比，非洲一般人群中的疫情十分严重，有些国家的流行率高达30%。高流行率和非洲人的生活方式有关。
东非的乌干达曾经卓有成效地遏制了疫情，艾滋病流行率从1991年的15%下降到 2001年的5%。谈到其成功经验，据WHO驻中国代表处的艾滋病高级顾问、赞比亚人欧康宜(Connie Osborne)博士认为，也许不能说安全套是疾病流行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但是它的确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而新增感染者的一半是年轻人。
然而，世界上反对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力量十分强大，其中既有宗教势力也有政治色彩，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共和党政府。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对国际艾滋病防治的援助，资金总量在各出资国中位居第一。全球95%的感染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2005年，这些国家用于防治艾滋病的资源中有2/3靠发达国家援助。因此，美国的援助条件对预防策略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从2003年开始执行“总统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简称PEPFAR。该计划承诺5年内向海外欠发达国家投资150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PEPFAR资金的20%用于预防，而这其中的1/3必须用于婚前禁欲教育项目。美国的预防策略是ABC模式，即禁欲abstinence、忠诚being faithful和安全套condom use。
根据成功的实践经验，当A、B、C三项措施并重时，ABC预防模式最为有效。而美国的策略则明显偏重A和B。安全套发放只限于高危人群——妓女、卡车司机、士兵和一方感染的夫妻。尽管全球新增感染者的一半在25岁以下，PEPFAR并没有把推广安全套作为青年预防艾滋病的措施。美国保守党政府推崇的防艾措施是婚前禁欲和婚后忠诚，用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话说：“教育传播希望”。
该政策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美国政策暗示，只有高危人群或者罪孽者才使用安全套，这无异于将迫切的实际需要道德化，并导致大众对安全套产生歧视和羞辱感。谁还会去索取免费安全套？主动进行艾滋病咨询和检验的人也会随之减少。还有人质问这种高高在上的道德立场是否现实？禁欲和忠诚当然可以杜绝艾滋病，但堂而皇之的办法行得通吗？这就好像避免交通意外的上上策是呆在家里哪也别去！
今年4月，美国无党派审计机构“政府责任办公室”发表了历时一年完成的PEPFAR 预防项目调查报告。报告得出结论，ABC的含义不明确，影响了艾滋病预防项目的有效性。报告发表后，美国十分有影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刊载了一整页的评论，认为PEPFAR的艾滋病预防政策“缺乏见识并受意识形态驱动”。评论呼吁在推广禁欲和忠诚的同时大力推广安全套，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更有人指责布什政府利用艾滋病援助款推销保守主义宗教议程，因为PEPFAR资金的20%流向了宗教组织。
学习乌干达？
谈ABC和PEPFAR绕不开东非国家乌干达。首先，很多人认为ABC模式起源于乌干达，ABC的实施令该国艾滋病流行率从1991年的15%下降到2001年的5%。其次，在PEPFAR 的防治策略以乌干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再次，在2004和2005两个财政年度中，乌干达共计从PEPFAR获得2.13亿美元，占资金总量的13%。 PEPFAR有15个援助对象国，这13%的比例位居各国之首。
随着大笔美元涌入乌干达，人们开始批评乌干达为了吸引外援，放弃了ABC中的C(安全套)，刻意迎合美国的AB(禁欲和忠诚)偏好。
2003年9月，以阐述和发扬保守主义公共政策为使命的美国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发表了研究报告《白宫抗击艾滋病提案：学习乌干达》。报告把乌干达的成功归结为创造了“艾滋病社会疫苗”，并总结了4点经验：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代替危险性行为、禁欲和配偶间的忠诚是防止艾滋病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安全套起不到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作用、宗教组织是与艾滋病斗争的关键参与者。这份报告将推广安全套的做法比喻成非洲大陆上的“安全套空投”，并称其将成为医学和道德灾难。
那么，乌干达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呢？欧康宜博士认为，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国家领导人的坦率。1986年，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在隐瞒和迟疑的时候，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在全国宣传艾滋病防治，并把这项工作称为爱国责任。其次，全民动员，广泛宣传ABC，3种办法哪种合适用哪种。非洲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夫多妻在很多部族中已经制度化了，多性伴侣比较普遍。第三，疫情普遍爆发后，特别是人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朋友相继死去的时候，ABC开始由知识转变成行为的改变。
当乌干达推行三者兼顾的ABC时，安全套供给从每年400万只猛增到2001年的 1.18亿只。但是2004年乌干达接受PEPFAR援助后，政府以质量原因收回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并对现有库存征收新税。2005年中期，乌干达出现了安全套短缺的情况。对这一现象，联合国非洲艾滋病特使路易斯(Stephen Lewis)曾经直言不讳地指责美国：“毫无疑问，PEPFAR和美国政府所遵循的极端政策造成并加剧了乌干达的安全套危机。PEPFAR强调禁欲的做法是对综合预防措施的歪曲，并将造成巨大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导致大量不该出现的感染者。”
虽然乌干达政府坚持其预防策略仍然是ABC平衡并举。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2002 年美国国会讨论PEPFAR提案时，共和党偏向婚前禁欲项目，而民主党想为安全套项目拉资金。其间乌干达第一夫人简内特(Janet Museveni)飞赴华盛顿呈函共和党议员，申明禁欲是乌干达成功的关键。
后来，简内特组织的“乌干达青年论坛”接受了大笔PEPFAR资金，并在坎帕拉举行声势浩大的贞操游行集会。第一夫人不但把使用安全套与偷窃和谋杀相提并论，而且把艾滋病说成上帝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对保持贞洁的女子她则提供奖学金，并许诺婚礼时赠送洗衣机。穆塞维尼总统本人也改变了态度，几年前他还对拯救国民的安全套充满感激，现在他则批评那些企图“套住世界”的人。乌干达的变化还体现在大街上。几年前，城镇路边的巨大广告牌上都是安全套，现在变成了女孩子和这样的文字：“她为婚姻守护自己，你呢？”
乌干达这几年艾滋病预防的成效如何呢？2005年的流行率是6.7%，比几年前有所上升。英国《独立报》6月初刊登了一篇发自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报道，结尾引用了一家医院旁边棺材铺老板的采访：“3年前，我一周卖15口棺材。现在一周卖 20口大的，7口小的。艾滋病死的人肯定比政府说的多。”
乌干达政府预算的一半来自国外援助。是美国利用乌干达推行保守主义思想还是乌干达为了美元迎合美国的艾滋病预防政策？是非曲直，众说纷纭。
生命的呼唤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巨大努力，每两年一次的艾滋病大会便是其中之一。今年，2万与会者聚集多伦多参加400多场各种会议。政治领导人慷慨陈词、专家学者交流经验、公司企业推广产品、民间团体游行示威，这等的热闹通过现代化传媒铺天盖地覆盖全球。然后呢？仅仅提高公众的防艾意识是不够的。酗酒伤肝，抽烟伤肺，尽人皆知，戒酒、戒烟的有几个？更重要的是推广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25年了，疫情蔓延的步伐仍然快于人类防控的脚步。打赢与艾滋病这场旷日持久的恶战，需要协调一致、目标明确的部队，而难就难在思想不统一。
联合国10年前成立了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它致力于协调，调研、评估、监督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UNAIDS驻华办事处代表雷若舟(Joel Rehnstrom)博士把防治项目比喻为小孩，而自己的工作只是提供营养助其出世，然后指导、训练他长大，让他不负众望。可是如果孩子不听话呢？现实的紧迫性允许几个不听话的孩子呢？国际组织的力量毕竟有限。
一边是飞速蔓延的疾病不断吞噬着生命，一边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着有限资源的合理使用。挽救生命和意识形态之轻重不言自明，当务之急是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以实用的态度推广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迫切呢？
比如埃博拉病毒那么厉害的东西，杀人很快，但病毒因此就无法大规模传播。所以恶性传染病是很厉害，往往控制措施也相对简单。
HIV基本如此。设想一下，假如这个病毒五百年前进入人群会怎么样？我猜测，它不会传染很多人。一来当时人类平均寿命普遍不高，而来交通落后，各地区相对隔离。所以很可能在外界看来，被HIV侵入社会几十年时间内不明原因地迅速衰落甚至消亡。同时HIV实质上停止传播。
学术界有这样一个看法，HIV在人类进化史上可能多次侵入人群，但是其传播范围始终相当有限，于人类整体而言不是一个显著的选择压力。所以才造成现代人类对这个病毒普遍地缺乏免疫能力。
疾病需要适合的土壤爆发，这个固然没错。不过因为率先出现某个流行疾病，就要承担某种污名（英语stigma这个词比较生动），这有点过分了。
而且艾滋病的特点就是潜伏期长，带病毒的人可以很长时间没有明显症状。就算美国一开始就严加控制，迟早还是得传播出去的。现在，北美对爱滋病的社会教育和医学防护措施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北美的艾滋病流行还是没得到完全控制。当年在流行初期，大众对这个病一点都不了解，就算有点恐惧心理，也没有防范意识（就像现在的中国普通人的想法），在那种情况下，不管政府和专业部分多么努力，想让它的传播得到控制是没有可能的。
这里很多回帖都是这个逻辑，艾滋病由于不了解所以很久都没有措施。而非典一出来马上有WHO全球措施，可见按照这个逻辑医学界对非典非常了解。
外国确实是指责过非典源头在中国的，而且当时中国承受国际舆论很大压力。也正是经过非典以后我才想起艾滋病的，在非典之前我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爱滋到SARS，中间有20多年，正是生物医学高速发展的时期。
爱滋1981年被发现，花了两年多才搞清楚病原体是什么。而且一开始还以为传播仅限于同性恋人群，起个名字叫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而SARS是几个月内（最早的病例是2002年11月，2003年3月21日查明致病体是SARS冠状病毒）就搞清楚是什么病毒了。
从一开始就知道SARS是个急性呼吸道疾病，潜伏期不长，可以快速致死。所以WHO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这跟这个病本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爱滋则首先得确定高危人群是哪些，然后还得这些人配合才能搞防治，而且这个病潜伏期相当长，这和SARS根本不一样。
还是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才搞清楚的？我注意到你说的日期是经过四个多月才搞清楚的。
搞清楚这个，就足够采取隔离措施了。所以实际上WHO采取措施是在搞清病原体之前。而知道这两点，是3月之前，一开始收治病人的时候就知道了。不然不知道怎么传播，自然也不知道如何防范。
因为这个病的流行有个过程，一开始的患者不很多，加上中国的疫情又没有及时层层上报，所以最初的措施实际并不很有力。主要流行国开始大规模的隔离和筛查是3月到4月间。
SARS这种空气传播的，有致死能力的烈性疾病（不一定需要是病毒病），一向是防范等级很高的，SARS目前属于biosafety level 3。
在流行疾病控制里，最高级的是level 4，比如ebola，SARS只比它低一个等级。level 4的意思就是说，此疾病通过空气传播，而且目前完全没有办法治疗。SARS和这些病的区别是：现在在临床上用抗病毒手段是可以控制SARS的（当然在搞清楚它是病毒病之前还控制不了）——要不然SARS就是level 4，顶级的。2003年初，在钟南山等一干人搞出SARS控制手段前，SARS就是不折不扣的level 4。所以可以理解为啥WHO反应那么快。
HIV 乙肝这类非空气传播但是能致死的只是level 2，比sars还低一个等级。流感跟它们是一个等级的，因为流感致死率不高。
搞清楚SARS病原体是病毒，对于治疗的意义更大。一开始有人说是细菌病，所以一些人还觉得可以用抗生素治疗，结果耽误了病人。后来用了抗病毒手段，救了不少人。
从疾病控制上来说，HIV有它自己的特点，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努力才能控制住。美国如果从一开始就大量给同性恋者和妓女发放避孕套，给吸毒者提供注射器，也许会有帮助。但是要根本防止HIV的扩散，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病的潜伏期极长，而人的惰性和侥幸心理又极强。想让性交易者坚持戴套，吸毒者每次换新注射器，那是想让驴自动给你拉磨，不现实的。
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是什么时候搞清楚的？防止疫情扩散的措施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按照你这个说法就是艾滋病传播途径是清楚的，但是没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为人是有惰性和侥幸心理的，所以采取措施也没有用。我不知道WHO和医学界持有和你这种观点相同的人有多少。
难道艾滋病不致死吗？记得多少对艾滋病几乎是谈虎变色。艾滋病是性病，这是也开始就知道的，因为是在同性恋中间传播的。致死，知道传播渠道，而不采取措施。
我是说美国即便一开始就努力控制，也很难控制住。
当然如果你想批评美国一开始缺乏行动，也尽可以继续。毕竟美国人一开始歧视艾滋病，这也是事实。
我的原话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
难道艾滋病不致死吗？记得多少对艾滋病几乎是谈虎变色。艾滋病是性病，这是也开始就知道的，因为是在同性恋中间传播的。致死，知道传播渠道，而不采取措施。
美国何时开始大规模的开始通过发放避孕套来控制同性恋群体里艾滋病，或者开始在高危人群里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个我不知道。如果美国的确是在一些社会精英得了爱滋之后才采取行动，那么这的确是他的不作为责任。
但是另一方面，在同性恋人群里推广安全性行为，这种疾病控制，如我前面所说，就是“需要整个社会长期的努力”。这不难理解吧？一方面，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有歧视。另一方面，同性恋群体也不相信官方渠道。你告诉他们搞同性恋可能会得一种致死的病，他们觉得你这是抹黑他们。假如美国一开始就足够重视这个病，在高危人群的大力宣传防治知识，也许会挽救很多人，但是要完全防止这个病的扩散，我看是不可能的。
另外艾滋病不仅不局限于同性性行为，而且也并不完全通过性渠道传播，这是1982年就知道的。1983年美国CDC通知血库，要注意血液污染（但当时血库可能并没有用来检测HIV的抗体，用抗体检测HIV血样是1985年才开始的，所以当时就算污染了也不知道）。可是因为血源紧张，当时很多采血机构并没有立刻停止从高危人群里采血。后来发现，在美国的血库里，早在艾滋病大规模流行前，就已经有被HIV污染的血样存在。加上80年代继续采的被污染的血，所以在80年代初，美国也有不少输血导致HIV感染的事故。所以光靠发避孕套，还是控制不住HIV的。
最后，致死的传染病很多，但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并不多，几周内患者就死掉的也不多。这才是SARS得到那么快重视的关键。前面已经说了，SARS现在还算level3， 爱滋才是level2，要对不同的疾病一视同仁，的确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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