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雪珥：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 酱油群众

雪珥：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2010-05-29 09:19:18)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最好能把火点起来。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刹不住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动乱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利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广东想在香洲搞个特区，就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税收全免，比如公开搞黄赌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什么，就是帮会呀，这也是我们以前老嘲讽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啊，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就是其实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猛开药方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6、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个吃闲饭的，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有为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的，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人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嘛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7、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8、读书人不可下岗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野鸡学校，“速成的”，赚外汇。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着剑，学会了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方便自己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9、审视自我

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我们时髦宪政就拼命喊宪政，又时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