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一代伟人毛泽东 光辉形象耀史册(ZT) 2 -- 仙八

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搞得好的无一不是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如四平红嘴乡等。一家几亩地，十几亩地只能靠天吃饭，无论如何是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的。

太祖皇帝也可说是精英吧。

两弹一星，没有群众不行，没有精英也不行吧。

主席看得远,而且比较无私;老邓比较狡诈,实用主义,比较市侩.

主席的眼光是远大的,要比较长的时期才能体会到他的英明,越是国

难当头的时候越会显出起先见之明.

邓的做法实际上用短期的甜头来取悦下面的,赢得其短期的声望,这

一着谁都能干,但是干得那么彻底的还是邓和他的徒弟徒子徒孙,但是

开头甜头大家有,几十万一定级别干部形成特权阶层,他们拿大头,其它人拿小头;现在锅里东西跟不上他们的胃口了,他们拿更大的一头,

不少人就没了,连汤都喝不上了.邓还要拿主席的东西当遮羞布,现在

的吃相就更难看了,连羊头都快懒得挂了.

工业体系建设的功劳

周总理，刘少奇，乃至陈云等的功劳，哪一个都不比毛少

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未经政治局知晓讨论，就自行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至于你说得：“就说农业合作化，现在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就是那个承包制，无法规模经营，中央农研室有调查数据，“三农”问题与合作化成反比：大承包越彻底问题越多，如果当初彻底没有承包的，就没有问题”

请问，80年代农业状况如何？是比承包以前好还是坏呢？

从30年代到50年代，支撑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农业，是集体化的还是各户自有的？

法国大革命一样是分割土地，扶持小土地所有制，

在1793－1815年，不也是朝气蓬勃，支撑着拿破仑帝国的东征西讨吗？但在186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类似我国三农问题的情况（当然，他们的农民可没有身份歧视，最后靠工业化解决了劳动力转移）

这是可以类比的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改革没有在农村持续进行，而停留在80年代，制度落后于整体（包括身份制度的束缚，农村自治选举的停滞顿挫），以及地方乡镇政府的腐败（一个乡长居然可以把他3个未成年的子女任命为科长，这是甘肃被揭露出来的，没揭露的不知多少，此外夸大GDP增幅而非法摊派税费补缺额也是农业破产的重要原因）

至于你说的没承包继续集体化的比较好，那实际原因其实是：

集体的抗税（反摊派，反苛捐杂税）的能力比较强

另外，给您看一个集体化典型南街村的实际状况

我眼中的南街村 作者 shi yong hui

我2000年到2001年在南街村工作了两年多，在工厂和集团公司都工作过，接触过工厂工人，一般干部，外聘员工，高层领导，对那里的情况还是了解了一部分，想在这里说几句。

　　首先南街村有好的一面，起码它解决了周边一万一千多群众的就业问题，每年上交税款也有三千多万，在内地这可相当于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在村里，虽然也存在很严重的贫富差别（你不要看他们村委一帮人都拿250元工资，这全是表面现像，他们一个工厂的厂长一年收入不少于100万，何况是集团公司领导，村委可是领导集团公司的）但起码保证每家都有一套两居室或者三居室的单元楼住。保证村民及工人（不管本村还是外村的）吃住、医疗等等的基本保障。比内地农村缺吃少医的要好一些。

　　但是他们也存在特别严重的问题，体制上他们现在和国企也差不多了，富了主持，穷了和尚，贪污腐化横行，别的不说，单说他们集团公司下属包装厂的一个普通原材料库的仓管，一年就可以从供应商那里收取好处费三十多万，一个调味品厂的厂长，做了两年，身家四百多万。南街村文工团，比较有名的，进过几次中南海演出，经常去各地演出，每年团长拿的提成就达六十多万。

　　最为严重的是，南街村的发展完全是依靠汲取国家的血汗富起来的，这些年他们欠银行贷款达四个多亿，基本上是借新款还老款，银行也不敢逼他们，一是因为名气大，很多老干部都支持他，这些人的能量还是不小的，当初南街坊村就是靠打毛主席旗帜在全国独树一帜的，让那些老家伙们挺开心，觉得南街村不错，就扶持了一把，有了钱他们就拿钱去公关，拉一些当地退休的老干部到村里做顾问，其实是造声势。然后再靠这些人再去拉银行贷款。就这样。其次他们在刚起步的时候靠做假帐，偷逃国家税款，也就是只交地税，不交国税，这样地方上开心，加上有老干部，所以一时间也没人查他们，还有就是违反国家粮食政策，九十年代国家规定粮食统购统销，只能由国家来收购和销售，而南街村公司一个集体企业，居然自己设立粮食所，自行按国家统购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做成方便面出售，在南街村企业中，方便面厂是支柱企业，直到现在，还占有集团公司一半以上的产值，1994年朱总理到南街村视察，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回北京后即可下令调查，查出偷逃国家税款六千四百多万，粮食收购中侵占国家财产达一点七个亿，但在一些老干部的庇护下，这些事仅仅是补交税款结束，竟然还是当年先交三千万，余下的慢慢交，村党委书记王洪斌竟然对带队来查的财政厅副厅长说，我们解决了一万人的就业问题，你们要是逼得紧，我们就破产，银行的钱不还了，这些工人也由你们管，整个一无赖。就是这个王洪斌，在2001年到2002年期间，居然上一个海南骗子的当，拿集体的钱来研究永动机，投资两千多万，打了个大水漂。

　　也是这个南村，党委书记这样，村长也不是好东西，2003年，村党委副书记（南街村是党委制，级别等同于乡党委，王洪斌本人是临颖县委副书记，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村长王金忠因病死了，在他的追悼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小孩，说是我们王村长的私生子，最后一问，这都是第三个了。王村长每年花三十万包她，只想让她给生一个儿子续香火，村长家只有两个女儿。现在她为儿子要赡养费的。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辞职不干了，说在王洪斌的领导下，一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连个用人权也没有，下面工厂没人听他的，（工厂厂长是本村人，一般都和村委一帮人有关系，基本都是一家的，而总经理是他们旁边的村子里的一个老师，当初南街村起步时，村委的人都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就把人家请来做总经理管企业）

　　在南街村，最苦的是工厂的外工，每天都要做12个小时，他们实行两班倒，人休息机器不休息，没有星期天，每个月只有三百多，效益差一点或者淡季时就只是一两百，甚至一百二十多，没有加班费，而本村的村民都占着厂里轻松舒服的岗位。有油水的都被村里人占着。说是重用人材，不错，南街村倒是引进了一些人材，也有几个做了副厂长，厂长，经理，但都没有好下场方便面厂的厂长，是从武汉大学引进来的，在工厂做了五六年，做到了厂长，就因为在工作上与王洪斌有意见，就说人家多吃多占，（其实就是因为吃了几餐超标饭，规定是每餐50，结果吃了一百一十六），被查出来了，立即一撸到底，去做门卫。集团企划中心经理，因为把两条部门招待烟自己抽了，被罚到工厂看机器去，和车间工人一样。集团公司下属的麦恩公司，因为当初决策有问题，盲目上马，导致项目无法营利，王洪斌亲自抓了一年没效果，于是就把从外面招聘来的高级管理人员放过去做经理，每年都制定高不可攀的目标，完成不了就炒掉，四年换了三任经理。而村党委副书记王继春，管理着集团公司供应分公司，负责集团公司的采购任务，每年因为瞎指挥导致公司损失一千多万，却没人问过他的责任。你说这样的人材政策是什么鸟政策，所以现在南街村现在外聘的科技人员差不多走完了。现在第二代的南街村人，就是从学校毕业的一批人，基本上都不愿意回去，说那里太闷了，

　　这就是真实的南街村，是我工作过的南街村

From nation wide, I think the factories, which were run by the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 crash the whole rural and make the things became worse.

“请问，80年代农业状况如何？是比承包以前好还是坏呢？从30年代到50年代，支撑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农业，是集体化的还是各户自有的？

”

承包以后，农业情况好转与大量农业科技的应用是不可分的。中国入关以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无法同集体农庄相抗衡的。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才开始。

下面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四平红嘴乡。76年以后同全国一样分了地，但是这个乡的负责人（姓张，名字忘了）很快发现这样并不能改变村里的面貌。与班子其他成员商量以后（80年代初）决定把地收回来并做通了全村的思想工作。在当时这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地被偷偷收了回来。全村人力分成三部分：农，工，商。人员各尽其能，按照岗位的不同给与相应补贴。这是我在87或者88年去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大约十年以后，我的一个曾经在四平红嘴乡办企业工作过同事告诉我，那里的农民大部分已经不作具体工作了。就是管理他们这些应聘过去的打工仔。

在你的例子里，我想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合作化本身的问题。

工业体系建设的功劳

周总理，刘少奇，乃至陈云等的功劳，哪一个都不比毛少"

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可能！

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吗？即使有，也是一点点。

中国的工业基础来源于前苏联援建的几百个大项目（当然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从这一点来说，真与周，刘，朱，邓关系不大。如果没有太祖的一边倒政策，没有抗美援朝的一场血战，哪来的中国工业。建国之初，除东北之外，其他地方有工业吗？

而在战略层面，周，刘，朱，邓从来没有与太祖在一个层次过。

不就是晶莹多点,海产品多点么?说说都不中么?

但是最后一句话的第三、第四个字，就得烦您动动刀子刮吱刮吱改改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老毛等人恐怕也只有将苏联模式作为参照了，应该说这是必然的，很难因此责怪老毛个人。不过我觉得毛治理国家的手段并不高明，前苏联体制的毛病几乎是不折不扣地照搬了过来，虽然他已经认识到这些弊病。农业效率低下农民丧失劳动积极性，消费品严重短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均贫的困境之中，这些典型的斯大林体制的弊病我们这里一样不缺。

想象一下在60年代一小瓶油炸花生米居然也要卖到几元一瓶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不少城市家庭因为家里有人在农村插队才能有幸搞到一点土特产品（一篓普普通通的橘子引得街坊邻居垂涎三尺）；到商店买四条麻袋售货员就要先问问你为什么要卖那么多生怕你是搞投机倒把的...

可以说到了70年代后期因为社会财富的极端匮乏中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难以维际的关头。如今的社会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之后，最大的成果是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最大的问题的社会分配从一个极端迅速的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过在有了第一个成果的前提下，应该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逐步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30年前我们需要从农业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中去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而如今我们已经有能力反过来用工商业获得的利润去补贴农业。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很明显国家已经认识到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种种严重问题，相关的政策势必陆续出台。如何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大前提下缩小地区差异贫富差异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必须回答的一份考卷。

严重的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其他一切都免谈都成了画饼。80年代包产到户以及承包制对于农业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上，为什么那些一号文件意义如此深远原因就在于农民从这些文件中看到了希望。如今国家逐步取消农业税开始补贴农业目的也在于此。

此外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太多，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我们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去一刀切，殊不知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暴力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

的大屠杀。然而，这些暴力与大屠杀却至今仍被刻意掩盖著，不仅官方竭力回避

相关的史实，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

历史。在"文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

个别"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人

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像的符号式形像便成了暴力和

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众多参与者

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也被刻意地弄

得模糊不清了。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

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

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

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

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

，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

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

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

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

京。[2]1966年5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前

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

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

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

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

、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

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

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

的居民。[4]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

居民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

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

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

[5]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

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

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

，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负责当地治安的

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

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某背

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

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

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

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

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

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

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接著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

"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

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

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

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

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

"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著，"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

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

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

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

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

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

公布的。[10]不难看出，中共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

计划，而1966年8月"老红卫兵"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

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1967年初，"老红卫兵"也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

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年3月18日，北京

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

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

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

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

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

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二、屠杀行动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还有一种流行的错觉：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运动兴起

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尔德（Andrew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苏扬博士根据80年代以

来中国出版的数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既不是因"

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

派武斗"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

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11]

笔者以为，还可以对这两位学者的重要发现作一点补充：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案

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

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

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

结果和延伸而已。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原北京市委主要

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这时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况各区、

县委并无人事变更。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1966年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

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

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

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

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

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12]据调查，大兴县

的屠杀行动固然受到北京市区"红八月"杀戮的影响，而直接的指令则来自县公安局

，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

过的则大都是民兵。[13]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乱打乱杀的现象，1967年至

1969年在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所谓"清

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道县、邵阳县、广西宾阳

县的大屠杀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人民武装

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付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各公社的

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直

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人都是党员，还有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杀中"表

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著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例如

，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

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

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

："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

，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14]单

是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血案中，被杀者除了所谓的"黑五

类"之外，大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例如，广西1968年被杀害的11万冤魂大

都是"造反派"；湖南道县被杀的人部份是"黑五类"及其家属，其馀的多半都是参加

了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的"造反派"成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文革"中的"造反派"

是单纯的受害者；相反，"造反派"在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暴力行

为和1967年至1968年的"武斗"中也有著无可逃避的责任。但是，批斗所谓的"走

资派"时，即便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这毕竟与道县、宾阳那种以谋杀为明确目标的

屠杀行动完全不同。而在"武斗"期间，双方都拥有武器，参与者也有参加或退出"

武斗"的机会，这与弱势群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割杀戮有极大区别。

"文革"中的"造反派"之所以被党团骨干组成的"保守派"杀戮，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比

较容易获得利用国家机器屠杀别人的机会。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无法控制中共强

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公安机关和武装民兵）；相反，由于"造反派"成员中不少

人被视为"出身不好"、"成份复杂"，他们既可能沦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专政对像，也

可能成为毛泽东主导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时期，毛泽东为了铲除自己在党

内的反对派而发动民众"造反"，一旦大功告成，许多"造反派"组织就在1967年的"

二月镇反"中被奉命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接著，不

少"造反派"成员又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成为清查对象。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震惊全国的、有5万馀人被杀的内蒙古清

查所谓的"内人党"血案中（官方统计的被杀人数仅为16,200馀人），最早挺身出

来反对这一行动的是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难以名状的

惺惺相惜之感。当然，"造反派"若有机会掌握国家机器，也同样可能制造出类似的

血案来。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

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一点

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

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

的总数达3,000至4,000万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

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

像，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

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中共的军队、公安、

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份）明明知道，"文革"时期的"法律"（如"

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

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

然不遗馀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为了表现杀人者的政治"优越

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

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

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

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三、军队在暴力和屠杀行动中的角色

1966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

就于1967年1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

转，保证毛对局势的控制。于是军队干部成了各级"革委会"――新的国家机器――

的主要负责人；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国家机器组成部份实行了军

管。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中共的军

队历来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因此，在军队官兵

看来，由党团骨干、武装民兵组成的群众团体（多半是"保守派"）自然是他们应当

支持的"左派"，而敢于挑战军管权力的群众团体（往往是"造反派"，其成员又有不

少人出身于"黑五类"）无疑属于他们要镇压的"反革命"。"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

而发生了一系列血案。

案例之一：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

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

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一枪。幸好当时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

克制，内蒙古军区预谋的屠杀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案例之二：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

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

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案例之三：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

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

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

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馀

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

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

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

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5]

案例之四：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

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

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

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军队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

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

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

。[16]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

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

伤132人。

虽然这些案件本身在80年代都彻底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制

裁，而且，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四、领导者的责任

"文革"中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

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由于"文革"档案至今

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

。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或许，毛并没有具体

地指示那些士兵、武装民兵去残杀平民；但毛显然没有运用他在"文革"时期的超凡

影响力制止这类行动，相反却对一连串屠杀事件保持沉默，事实上纵容了它们的

发生和蔓延。例如，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10万"黑

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至少周恩来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

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

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

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毛的

这一讲话当年在施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

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10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著，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

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

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

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

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

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

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

"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既非史

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注释】

[1]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中国书店

（日本福冈市）出版，1997年，1068页。

[2]转引自1967年8月8日《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彭

真的原话是："我们计划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

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乾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7年，31－32页。

[4]系笔者采访中共某高级干部获知的情况。

[5]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

年10月16日）。

[6]李相，"红八月血案：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原载《南方周末》报。

[7]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0年第12期。

[8]据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调查。

[9]见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0]"西城纠察队罪行录"，载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11] 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12]出处见注[1]。

[13]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1年3－4期。

*[14]"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132页。

[15]章成，"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开放》（香港），

2001年第7期。

[16]马萍，"沙甸村屠杀纪实"，《探索》（美国），1990年第1期，60-61页。

*[17]《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出版物，编印者不详），第2卷，1967年

，第204页

而且兄弟以为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人民才能更多认识老人家，也许他对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比现在高唱“以人为本”的人要纯粹的多。

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如果都是真实的话，我们这些后人有必要从中汲取的是教训――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国家的中坚的时候，怎么样做才能防止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而不应该简单地停留在“翻案”的阶段上，更不该从中得到“我们要报复”的结论。

该被埋葬的，是错误的方式，而不是犯了错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