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 菜九段

《史记?陈涉世家》曰：“陈胜者，阳城人也。”对阳城之名，从来没有异议。而对阳城一地，向有二说。其一为韦昭说，以为属颖川郡；其二为《汉书?地理志》说，以为属汝南郡。前者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者在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即今河南淮阳。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据汉之阳城为汉宣帝时才有，故以为韦说是。不知是否受钱氏影响，后世学者都依韦说，将陈胜故里之阳城定位于河南登封。笔者以为，此定位大为可疑，因为根据史实，较之于颖川，汝南之阳城说更为可取。现综合陈胜事迹，试论如下。

首先，颖川之阳城，战国时先属郑，后属韩，与楚无涉。而旧楚本有阳城即汝南之阳城。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即提到阳城。据《辞源》，宋玉为楚鄢人，此鄢，即阳城，距春秋之陈国国都不远。战国后期，即宋玉生活时代，楚为秦逼，东迁以陈为都，当即此阳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疆域之韩魏、楚越图中即有此阳城。足见此阳城之名不是钱大昕所说到汉宣帝时才有。据此，就必须考虑汝南阳城即为陈胜故里的可能。

其次，陈胜的楚人身份，应该是对阳城汝南说的最有力支持。有关陈胜为楚人的问题，《史记》并无明文记载。但从相关记载中可推论而得。这些记载是，一、陈胜起事前，吴广作狐呼“大楚兴，陈胜王”。果然，陈胜起义之初，即以大楚为号，称王定都于陈后，又建国号为张楚。足见其念念以楚为意。二、陈胜所委攻秦诸将，除周市外，均为楚人；令其徇赵地的武臣，更是陈胜故时所善，所谓“故时所善”，也就是谪戍前就捻熟之意。而武臣为陈人，此陈即陈胜定都之陈，陈王故里阳城，当在陈左近，或即汝南之阳城。三、陈胜称王后，其微时同耕之人观其宫中陈设而惊叹：“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司马迁指明楚人称多为伙。而陈胜故旧结伴前来探望一事，亦表明其故里与国都陈相距很近。四、陈胜起大泽，随后攻克陈并定都之，不再作迁徙。而在其后迅即发展的反秦风暴中，吴广军、周文部、宋留部均克复故韩旧地甚多，如陈胜是韩人，自应以攻克一旧韩旧都定都定居为务，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吴广围三川，周章率大军击函谷关入秦，必克韩之阳城而西。五、陈胜定都于陈，似有日后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之意。六、陈胜起义的主要同伴吴广为阳夏人，其地为今河南太康，与陈相距不远。在秦王朝苛政的氛围下，谋划起义这样的大事问题上，应考虑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如果陈胜不是楚人，那些楚地将领能否团结在他周围就很成问题。陈胜的主要将领，武臣为陈人，周文为陈人，邓宗为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葛婴为符离（今安徽宿州）人，房君蔡赐为上蔡人，邓说为阳城人，宋留为??（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伍徐为??人，吕臣为新阳（今安徽太和）人。如此之多的楚人同时与陈胜编伍发配，应该考虑到他们本来就是楚将项燕的旧部。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其部属溃散南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

综前所论，陈胜身份为楚人当无可怀疑，而其故里阳城亦当为汝南之阳城，而非颍川之阳城。因阳城为旧有古地名，不应牵涉汉宣帝所置事。司马迁写史沿用古地名，如同其写古事用新地名一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们今天若再论及陈胜籍贯时，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其为今河南淮阳，而不再指认其为河南登封。

哥们，按你的说法，周公岂不是要跑得很远。而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菜九的习惯就是发现不可能，然后从不可能去推翻一些所谓的定论。当然也不是菜九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但事情总应该合理才能成立吧。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老话。几十年来，对于什么时古风，始终没有一点概念。近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对于古风一道，似找到了一点模糊的感觉。

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在楚汉战争中有几次差点将刘邦活捉。刘邦当了皇帝，即下令通辑季布，有举报者，赏千金；藏匿不报，罪斩三族。季布起先藏在濮阳周氏家。周氏觉得自己家不安全，就告诉季布，应换个地方躲一躲，如果季布不领情，周氏愿意以死明志（表明出此策不是怕死的缘故）。季布知道，在周氏这里也只是条生路而不是出路，也就答应转移到曲阜朱家处。朱家去找刘邦朝中的高官夏侯婴，告诉对方，像朝廷这样急于抓季布，逼急了，季布北走胡，南走越，会给大汉王朝带来麻烦。奇的是，作为朝廷高官，夏侯婴也太不讲政治了，他明知季布就在朱家处，没有给朱家定威胁、窝藏之罪，竟认可朱家所言之理，不仅没有逼朱家交出人来，而且将朱家的意思通报刘邦了。而刘邦居然也就从善如流，不仅不再追究计较季布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身份，反而赏季布一个官做。

那么季布是不是值得周氏和朱家冒生命危险去救呢。看来值。刘邦死后，吕太后掌权。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太后，说什么，我死了老婆，你死了老公，老寡妇正好可嫁给老光棍。吕太后大怒，召开殿前会议，准备讨伐匈奴，绝大多数人都与吕太后保持一致，大将樊哙更是扬言，只要有十万人马，就可以横扫匈奴。只有季布一个人持异议，他说，“樊哙说这话，就该杀头。想当初高皇帝（也就是刘邦）带了四十万人马攻打匈奴，樊哙也参与其事，结果被围在平城七天七夜，死伤无算。现在说什么只要十万人，简直是胡说八道。国家刚刚经过战乱，不应再起战端。”季布的这些话，吕太后显然不愿意听，但因说的都是事实，吕太后不仅接受，而且打消了与匈奴开战的念头。季布此举至少拯救了胡汉几十万人的性命。

那么，所谓古风，实际上就是为了公义，可以将私利抛在一边且不论付出多大代价的一种风气。季布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周氏、朱家认定这一点，甘愿冒满门抄斩的危险为其奔走；夏侯婴认可了这一点，甘愿冒断送前程丢乌纱帽的危险为其开说；刘邦接受了这一点，甘愿把自己的圣旨送进垃圾堆，让一个见证自己当年屁滚尿流狼狈相的人进入朝廷。国家不能轻启战端，季布认定这一点，不顾自己出身不干净、会被人新账旧账一块算的危险，出头与最高当局与所有朝廷同僚唱反调；吕太后认可这一点，宁愿自己被单于平白羞辱一顿。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有一点很重要，即坚持正义的一方往往能有好的收场。这就是令今人羡慕不已的了。

刘邦与吕太后在今人的心目中形象很糟糕，而查一查他们的底案，竟没有做任何祸国殃民的事。此二人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报复心，能有如此记录确实不易。说白了，他们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的面子一钱不值。为什么汉王朝能延续四百年，并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被冠之为汉人，原因或者就在于刘邦很具有古风，后世的治国者难以望其项背。遗憾的是，汉人的这种古风，并没有溉泽日后的汉人。而这半个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中国目前泛滥的腐败，又无不与古风的失缺有关。其中的关窍，读者诸君自能体会。

荆山的位置千古都没有变过，所有考证丹阳方位的人都从荆山入手，人们觉得“淅川说”和“秭归说”有道理，是因为它们离荆山比较近，两说哪个正确还没有定论，还要看考古发现。可是你却根据还存疑的淅川说却把荆山又北移了那么多，这样能叫合理么？：）

再说淅川和荆山（我上文中说那个）离周人活动的区域也不远，周人经常需要“戍庸，戍申”，都在在南阳一带，离淅川很近（淅川也在南阳）

还有那个华山以北的荆山你考证过来历么？

还有一点是关于你写文章的reference的，呵呵，谭其骧的那个荆山没有标错啊，你怎么说人家标到荆州去了：）

唐武后光宅元年，爆发了一场由李敬业等人发动的旨在反对武后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而闻名于史。尽管这场叛乱很快被讨平，但因骆宾王的这篇杰作，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徐敬业讨武?紫?》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

《为徐敬业讨武?紫?》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①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②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③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④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⑤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⑥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⑦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⑧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⑨近狎邪僻，残害忠良。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都是些什么。①句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②句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③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④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⑤⑥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⑦句是⑤⑥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乱伦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⑧句为武氏品行定论，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⑨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干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⑩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

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徐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徐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徐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徐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

更有甚者，徐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徐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

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金庸先生的猫腻

过去有句名言叫做“利用小说□□，这是一大创造”。其实，利用小说可以干任何事。如利用小说寻开心，利用小说为古人翻案，利用小说推销自己的私见。只是这些目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典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此典一出，即被视作为必胜信念的强烈表达。其后，每逢到了民族生存的危亡之际，此典便频频被提出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并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其实，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了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它先验而无比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即亡秦这一事业乃起于楚，又终成于楚。而仅就亡秦这一事实，这句名言还有着双重应验。首先，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实当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其次，亡秦的决定性战役就是在三户水（今河北临漳西）一带展开，楚将项羽率军战胜秦军主力，并接受其投降。从此，秦亡便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以下即根据历史记载，考察这句名言的应验情况。

一 、

有关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那场全国大起义，其史料主要记载于《史记》，尤其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田儋列传》等为最详尽。作为反秦的首倡者，陈胜的历史功绩在当时及后世均已被充分肯定。但其战斗精神及其坚定不移的反秦信念则未相应得到明确标识。

众所周知，陈胜和他的九百同伴谪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遇雨失期，按秦法皆当斩，陈胜便会同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这个事实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一个久被忽略的亡秦之志。 以陈胜等人的处境，反秦并非唯一选择。类似情况下更通常的选择应该是逃亡。刘邦就是这样做的。[1]心怀不满分子黥布、彭越也是这样做的。[2]甚至在陈胜等人起义前夕，吴广也有意扬言逃亡以刺激随行的朝廷军吏、发动自己的同伴。[3]这些都表明了“逃亡”是当时的最为可取之策，但志在亡秦的陈胜从未做此想。在起义的酝酿阶段，陈胜就专注于“死国”之大计；起事之后，他更以“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4]的战斗宣言激励部众向统治者直接开战。这种战斗精神在陈胜部队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日后，陈胜的核心部队始终以一种前仆后继、必以灭秦而后快的气势不断对秦王朝施以打击。陈胜事迹，司马迁论之甚详，在此仅就其所部的灭秦决心、奋斗轨迹稍事勾勒。

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时，部众仅数万人，较之于吞灭六国的秦而言，这点力量殊微不足道。但陈胜不待稍歇，即令吴广率诸将西向击秦。吴广受阻荥阳后，陈胜又令周文击秦，又令宋留击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周文部很快就击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深入关中腹地，直逼秦都咸阳。此时距陈胜起义于大泽乡不足三月。[5]不久，周文部在秦军的反扑下，败出函谷关。陈胜又命令其旧部、业已在赵称王的武臣发兵西击秦。[6]吴广部下田臧不满大军久留荥阳城下，便杀吴广，自任统帅，率精兵西进迎击新胜气盛的秦军主力，结果全军覆没。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陈胜亲自出战，兵败后为其亲近庄贾所杀。陈胜战死前后，周文的部队、宋留的部队均被秦军消灭，还有一些部众另立分出。这样一来，陈胜部队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但未过多久，陈胜部下吕臣集结残部东山再起，杀了庄贾，收复了陈，重立“张楚”国号。[7]与此同时，远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陈胜旧部召平为继续亡秦事业，矫称陈胜之命，拜项梁为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击秦”。[8]嗣后，项梁及其所部就成了陈胜精神的继承者。

陈胜部的诸多战略举措并非无可指责，但其不顾一切，唯攻秦是务的作战精神，则将其亡秦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向秦之统治中心攻击之外，陈胜部还以陈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以至于可以这样说：遍及全国的反秦烈焰，几乎都是陈胜播下的火种。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参与亡秦的各路诸侯就一目了然了。

楚国，由项梁奠定，并始终以得陈胜之统自居。

赵国，始由武臣为王，后由赵歇继立；武臣原为陈胜部将，略定赵地后，经部下张耳、陈余怂恿自立门户；武臣死后，张、陈收其旧部立赵歇为王。

燕国，由韩广而立；韩广又是武臣旧将，原隶属陈胜当无疑问。

魏国，始由魏咎而立，后由魏豹继立；魏地由陈胜部将周市克复，魏咎亦从陈胜处受封赴任；魏咎兵败身死后，其弟魏豹得楚之助继立为王。

韩国，由项梁所立韩成为王，始终无立国之地，后由刘邦西进灭秦时将所克故韩地与之立国。

诸侯中仅有齐国与张楚不相隶属（容作后叙）。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相亡秦”之论确属的评。

二

陈胜死后，反秦战事急转直下。由章邯率领的秦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值此之际，楚人项梁奉了陈胜印信领兵渡淮，收编了陈婴、黥布、吕臣、刘邦等军。为了表明自己是陈胜的正统，项梁诛灭了号称楚王的秦嘉――景驹部，拥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当时楚国的势力较陈胜鼎盛时期大大不如，但在项梁统率下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作战。不久，便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大破秦军，挫败了秦军的嚣张气焰。由于出师以来一路势如破竹，项梁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军击败身死。楚怀王聚拢了项羽、刘邦、吕臣的部队，重新部署对秦作战。当时，秦军主帅章邯以为项梁既败，楚不足虑，便移师攻赵。于是，赵地钜鹿（今河北平乡）成了对秦作战的主战场。经项梁之败，楚之势力又大受削弱。尽管如此，楚怀王还是将倾国之兵驱向与秦决战的疆场：楚军主力由宋义率领赴赵驰援，另一路偏师由刘邦率领西向攻秦。就从这一举措上看，司马迁将陈胜事业落笔于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止，[9]是大有眼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项氏所立之楚，确实是陈胜精神与事业的法统所在。就是怀王心的这一决断，算是正式拉于了灭秦的序幕。

本来项羽打算与刘邦一同西进灭秦，报秦杀其叔项梁之仇，但怀王不允。项羽被任命为宋义的副手，随军救赵。慑于秦军的威势，楚帅宋义将大军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一带停留了46天，避免与秦军接触。项羽杀了宋义，将楚军引向与秦决战之疆场。面对势头正盛的秦军，不仅各路援赵诸侯不敢贸然用兵，甚至赵国自身的外围部队如陈余、张敖等部也都按兵不动。唯有楚军在项羽的统率下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搏杀。战斗中，楚军骁勇善战、一以当十，最终破秦于钜鹿之下，不仅胜了秦军，也使各路诸侯归心。从此，项羽作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挥师追击秦军，并不断取胜。最终，联军在三户水一带彻底摧垮了秦军的斗志，秦军主力向联军投降，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如果没有楚军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项羽的果敢决绝、指挥有方，援赵胜利及亡秦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刘邦的西进也是楚意在亡秦之决心显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这表明西进之举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进行为。在以援赵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刘邦所率部众也极其有限。为此，楚怀王授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这等于让刘邦自己设法解决兵源问题。刘邦面临的处境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其作战方式是且战且走。其情形与陈胜时期的周文部相类似，只是实力大大不如，面临之敌的警觉程度及战斗力又大过周文所遇。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吓住刘邦及其部队，他们以楚军惯有的艰苦卓绝精神及亡秦决心一路西去。西进战事并不顺利，刘邦部打了一些胜仗，也遇到一些难克之敌及难攻之城，如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开封、洛阳几处战略要地均未攻取。在这种情况下西进，刘邦部等于深入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直到收降了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刘邦部的前景才光明起来，抵达秦之南大门武关时，秦军主力已投降了项羽。刘邦部经过一连串激战，相继攻破武关、?i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最后在蓝田击败秦国关内主力，兵临秦都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开城向刘邦军投降。至此，以陈胜发起的反秦大业功毕于刘、项。

另外，刘邦出发西进时，楚怀王有令，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令虽对楚军诸将而发，但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据《高祖本纪》，秦之南阳守军就知道这个命令；赵之别将司马?n也欲渡河入关；番君别将梅漤也引兵突到武关附近；这表明楚已初有号令天下之尊。这个威势虽然是陈胜早先奠定的，但楚灭秦的主导地位则无可怀疑。

三

按通行的说法，秦王朝灭亡于农民大起义，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同等重要的事实：即秦亡于楚。

我以为，有必要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反抗与刻意的、专以亡秦为务的战略行为之间的不同。前者只是各地民众急于挣脱秦之束缚，从而导致恢复六国旧局的裂土分疆态势；后者才是秦所以亡的关键所在。有史为证，陈胜及其后继刘邦、项羽，也包括项梁及楚怀王心是亡秦的中坚，他们不仅承担了压倒多数的军事重担，同时也完成了全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更以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战斗姿态有别于他们的军事政治盟友。

我无意抹杀楚国以外的反秦武装的作用，但征之于史，又很难给他们过高的评价。如前所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基本上袭用了旧时六国的格局。其中赵、燕、魏三国由楚系分出，韩国则从未成气候。各自为王之后，他们便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给秦之心脏地区及其主力以打击方面显得漠不关心。如原为陈胜旧部的武臣，在陈胜承认其为赵王之后，对陈胜令其派兵西进的命令置若罔闻，只顾一味向北方扩张，并与从己部分化出去的燕国搞磨擦。武臣的这种行径应该视为陈胜速败的间接原因。楚以外的反秦战事又以赵为最，[补注一]那么各路诸侯在亡秦事业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如果考察一下反秦武装中非由楚系派生又不隶属楚军事指挥的齐国及彭越的事迹，则更能凸现楚国坚定不移的亡秦信念及所起作用。齐国的创始人田儋乘陈胜部将周市攻狄（今山东高青）之际，乘乱在狄自立为王，并立刻成为一割据势力，出兵击走周市部，这或许是反秦武装之间的第一次内讧。然后，田儋收复旧齐，不久便死于载之于史的唯一一次与其它反秦武装的军事合作――救魏。在此之前，另一支非陈胜系统的楚军秦嘉部约齐击秦时，为田儋拒绝。[10]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执齐实权，齐人未经田荣许可立田假为王。田荣被秦军围困于东阿，项梁率楚军破秦于东阿下，救了田荣。但田荣并不与楚合兵追击溃退的秦军，反而回师齐地逐走田假等人。当项梁遣使促齐发兵击秦时，田荣居然提出让楚赵两国先诛逃难于彼的田假等人。在这种非理要求被拒绝后，田荣也拒绝出兵击秦。从此，齐国在反秦大业中便无所作为了。[11]日后随楚入关的田安之齐军很可能是为楚、赵收容的田假宗族。[补注二]与田荣无关；田荣部将田都也叛齐附楚，随之入秦。

彭越的情况与田荣虽不甚类，但其在反秦战事中观望气象甚浓，当属作战不力之类。早在陈胜起义前，彭越就已落草为寇，过亡命生活。陈胜首倡的反秦风暴席卷天下达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彭越还不急于起事。对于部属的起事要求，他均以“稍待之”为辞，不予接纳。起兵之后，彭越也只是以扩张势力为意，并没有积极参与对秦决战行动。在刘邦西进过程中，[补注三]彭越曾在半途助过一臂之力。待刘邦更向西行，彭越便游离在一旁，未再有所作为。[12]齐国和彭越的事例或可反映出当时楚以外反秦武装的行为趋向，不难想见，他们在亡秦之事上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

通观历史记载，则不难发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有一条相互相像的行为轨迹：由于某种机缘，他们有了一定的势力及地盘，随之便怠慢于原先从事的反秦大业，谋求划地为王；然后将全部或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小天下的经营之中。历史记载中反复出现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等与反秦大业甚不和谐的种种行径，皆源于此。比较起来，楚国武装的项羽、刘邦以及其前的陈胜部周文、宋留等人都有过极为类似的机会，可也都没有搞成个人的小天地。试以刘、项二人拆解，刘邦西进时收复了旧魏、旧韩的大片河山，军中人才济济，比起赵、燕、齐等国，其条件更胜一筹；项羽救赵之时，远离本土，又掌握了楚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救赵获胜后，其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如果刘、项要搞割据，也是极其方便的事。但他俩谁也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亡秦。这在割据欲望泛滥，短视行为横行的当时，刘项二人没有自行称尊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楚人特有的强烈的亡秦信念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这场天下云从的亡秦大业中，参与其事者也必然有出力大小之不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楚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要对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出应有评价的话，可以断言，不会有其它人能与陈、刘、项三人相并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言已不再是一个精辟的预见，它既是对这段历史的凝炼概括，也为后人准确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最简洁明白的公式。

注释

[1] 参见《史记?高祖本纪》。

[2] 参见《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

[3] [4][7][9][10]参见《陈涉世家》。

[5]参见《秦始皇本纪》。

[6]参见《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

[8]参见《项羽本纪》。

[11]参见《田儋列传》。

[12]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补注

[一]反秦战事中，赵对秦的攻击还是相当有力的。武臣称王后，除了向北方的旧燕进军之外，还派李良向常山进军，司马?n向河内进军。其中司马?n的势力始终未受到削弱。据《太史公自序》：“蒯聩玄孙（司马）?n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官本《史记考证》引刘敞《汉书刊误》曰：“此言当始皇时为武信君将，则武信君非武臣也。项梁亦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时”。有关司马?n为武信君将事，不得以其属秦始皇时，因其显非秦将，其于《高祖本纪》初出场时，即为赵将，受项羽分封时，亦称赵将，则其非项梁将当无疑问。而项梁即在其颠峰时亦未将势力扩大至赵地，故司马?n只能是隶属武臣。此材料不见于秦楚时段的主要篇章，向为人所忽略，很有必要辨别一下。武臣在赵称王后，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其用兵方向大致为向东北和西北，而司马?n之军则纯属向西，其用意或是应付陈胜令其西向击秦的号令。不意，司马?n竟然奏功。司马?n这支部队似有较大的独立性。武臣被李良杀害，他不知在何处；钜鹿被围，亦不知其在何处。日后，他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企图响应楚怀王的号令，西行先行入关。在遭到刘邦部的阻击后，他又重新经营他的固有势力范围，即汉之河内郡一带，并最终获得成功。

[二]此处有误。田安为田荣部下，因不满田荣自闭政策，叛齐归楚，助项羽救赵。

[三]刘邦西进只是楚怀王布置的任务之一，其战昌邑一事或与西进甚少关联，或为拱卫楚都之需要。后据此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四]《史记》中提出了三个人的语言，很有启发。陈胜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皇帝 曰，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此。此三人恰好是亡秦的关键人物，印证了本文的基本观点。

说明：写作此文时，尚未曾认识到以上几点。后因不断深入研究，另有发现。特此补出，并致歉。

另外，彭越所说的稍待之，与刘邦起事前所说的稍待之（见《淮南衡山列传》）有所不同。刘邦的稍待最终是大有作为，而彭越的稍待，只是给自己搞了一块地盘，这个地盘只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存在，只是在秦军照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存在。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冂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冂时分析道：“冂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被相当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冂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冂反，邯郸以北皆击陈冂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冂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n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n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n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n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n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n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n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而要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笙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笙”，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冂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冂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冂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三、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

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 。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地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冂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冂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冂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释》这样说的，不知何据？

关于汉孝惠帝皇后，《史记》称其为宣平侯女，《汉书》称其为鲁元公主女，即孝惠帝刘盈之外甥女。出自《汉书》、又为《资治通鉴》沿用的这一说法，颜师古、胡三省及王先谦均不以为误。源出《史记》的《汉书》的如此说法，似与司马迁原旨相抵牾。考之于史，也得不到相关事件的支持。

首先，宣平侯之女不等于鲁元公主女。宣平侯张敖为赵王张耳之子，张耳死后，袭位为王，因涉嫌行刺刘邦被黜。又因其父之功受封为宣平侯。张敖的年纪相当可观，早在陈胜时期，张敖就受陈胜封为成都君；秦二世二年，秦围张耳于钜鹿，张敖又召集代地人马万余赴钜鹿援救。张敖在尚鲁元公主之前当已有妻室，《惠景间侯者年表》可以为证。高后八年四月，张敖子张侈受封为信都侯，张受受封为乐昌侯，对此，《张耳陈余列传》解释为“元王(即张敖与鲁元所生之子张偃)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年表》作‘受’)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此事表明张敖他姬子年纪大于张敖与鲁元所生子。此为惠帝后不得认作为鲁元之女的间接证据。同为《惠景间侯者年表》，在提及信都侯、乐昌侯受封原由时又注明为张敖与鲁元太后子。这是否可以认为由于鲁元为张敖正妻，即使非其所生子变可归名于其下，这也符合中国的一贯传统。

其次，以惠帝后年纪，似非鲁元公主所能生育出来。张敖尚鲁元公主时间不详。据《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七年，经匈奴围刘邦君臣平城后，刘敬献计“以适(嫡)长公主妻之”单于。《史记》明言，此长公主即鲁元公主。由于吕后不同意，只得用民间女子作替身出嫁。而同为此年，同为平城事件后，刘邦过赵，时为赵王的张敖执子婿礼甚卑。则鲁元公主已嫁与张敖，刘敬之计实不可解。对此，《汉书补注》引沉钦韩语，以为鲁元公主已于汉五年嫁与张敖，不当再与匈奴论婚嫁。其实鲁元嫁张敖时间已不可考，只有《张耳陈余列传》在汉五年述张敖嗣为赵王时，顺便提及“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其时间又在叙汉七年事之前，则至刘敬论与匈奴和亲时，鲁元公主已嫁当无大疑问。若以鲁元公主于汉五年嫁张敖，那么，至惠帝四年，即惠帝立皇后之时，只有头尾十一年，实际则不足十年。即使将鲁元嫁张敖时间再往前拉，也只能上溯到汉二年(时夏侯婴救孝惠与鲁元于乱军之中，送至关中)，至惠帝立后也只得头尾十五年，实际上不足十四年。而皇后成婚之龄，似不合在十五岁之前。

最后，及吕后死，大臣诛吕氏，基本上是斩草除根式的。受诛者不仅有吕氏封侯之人，更有汉孝惠皇帝刘盈的三个年幼之子---少帝及皇子。樊哙之子、嗣封之舞阳侯樊伉也死于是役。偏偏没有杀惠帝皇后，实属意味深长之举。其中的最主要原因或许就是，惠帝后根本没有吕氏血缘。身为汉人的班固，将司马迁着笔严谨的惠帝后坐实为鲁元之女的关键原因在于吕后为惠帝选皇后的动机，即“为重亲故”。似乎之只鲁元之女返嫁惠帝才能达到重亲之目的。其实与吕氏联姻的张氏之女嫁与皇帝，亦能达到重亲的效果。鲁元嫁张氏，张氏之女又回嫁由吕氏所出之皇帝，皇室与诸侯王关系确实更加巩固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援外戚为助的旧传统。综上所述，惠帝皇后的身份当如《史记》所言，为张敖女，而非如《汉书》所言，为鲁元公主女。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3期

『煮酒论史』

作者：菜九段 提交日期：2005-2-22 1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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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本纪》为《史记》最重要篇章，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不可据以史实之处亦复不少。现择其需要斟酌处判研如下。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

　　遣召平一事不见于《陈涉世家》，但陈胜既遣葛婴徇蕲以东，召平之遣则有重复之感。以陈胜所图，旧楚一带不可能不予光复。那么，召平之遣或在遣葛婴之稍后，如遣周章在遣吴广之后一般；或在诛葛婴之后，以替代葛婴的职责。由此可见，陈胜所为非徒为苟活，其以陈为根据地，四面八方出击，其心存天下之志一览无余。正应了其起义之初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陈胜对秦的攻击不遗余力，显示了强烈的亡秦之心，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确实有这种气势，并自陈胜始。陈胜之战略是全方位的：其以陈为中心，派吴广攻三川郡入秦，宋留攻南阳郡入秦，邓宗攻九江郡，召平攻广陵意在会稽郡，武臣攻赵意在北方，周市攻魏意在东北，葛婴东略意在巩固后方。此等可指认者，井井有条，包罗天下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陈胜部采用了连续作战的战术，不给秦王朝以喘息之机。此等战术在战国末年有楚将项燕破秦军时采用过，陈胜或是项燕之旧部，故对此战术不陌生。从此，连续作战法在秦楚之际得到普遍使用。

　　另外，此言召平以为“秦兵又且至”，属形势判断错误。章邯击破陈胜，其主力即移师击魏。其留在楚地的武装，又遭黥布、沛公、秦嘉等阻击，至少在召平渡江的时候，无“又且至”之虞。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

　　项梁攻击秦嘉、景驹部事应该看作为争夺楚国反秦力量正统领导地位的内辂。秦嘉原本就不是陈胜的直系，陈胜战败，他便自动取得了楚国的主导权。从秦嘉树帜后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反秦事业还是忠诚的。怎奈人多势众的项梁不愿意在秦嘉的旗帜下对秦作战，恰好召平以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也为项梁反秦嘉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从表面上看，两股反秦势力的火并不利于对秦作战，但政治上一旦正本清源之后，楚地的反秦事业反而心无旁骛、更加专心致志起来。人类的事业多半讲求名正言顺，项梁此举出于多少公心，不敢妄断，但实际效果确实是有利的。有利局面的出现，并非因为项梁较秦嘉更具正义性，而是两者力量的悬殊。秦嘉决非项梁之敌，，故在短时间内便败下阵来。如果势均力敌，或悬殊甚小，也许正名之战就会旷日持久。中国的许多事都有服从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而安内一道又当诉诸武力，一旦弄面旷日持久的局面，便让外敌得了便宜，同时又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孔夫子说，吾恶紫，恶其乱朱也。秦嘉的不幸就在于他打了楚国的旗号，如果说他换一个旗号，项氏也无需进行正名之战。秦氏不堪一击既是项氏之幸，也是时代之幸。而项梁声称陈王生死不明，或不足以取信于人。因为陈婴起事即几为东阳少年拥戴为王，项梁渡江渡淮亦达数月，不可能丝毫不知陈王战死的消息。陈胜之死，并非诡秘。秦将知之，楚将宋留知之，吕臣知之。秦将知，则当大肆宣扬；宋留知，则退兵降秦；吕臣知，则为陈胜行安葬，谥曰隐王。项梁二月渡江，基本上活动于淮北一带，距陈胜死难地并不远，较之于宋留在南阳要近得多，完全可以听到很多可靠的证据。何况吕臣已归顺了项梁。之所以说陈王“未闻所在”，其目的在于为消灭对手制造借口。

　　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

　　项梁杀朱鸡石之举实在卑鄙。项梁杀朱鸡石不仅表现出残暴，而且还相当歹毒。此举或有翦除异己之作用。朱是陈胜时期的老将，项梁杀之，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朱也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而对章邯作战，楚军还无胜绩。章邯部乘战胜陈胜之威一定凶悍得很，不论是谁，于此时败给章邯都有不能看作什么弥天大罪。周章的几十万大军败过，田臧部败过，李归败过，邓说败过，伍徐败过，张贺败过，宋留败过，那么，此番本非项氏旧部的朱鸡石，兵力或相当有限，战败也是理所当然事。当此之际，项梁应率主力与章邯决战，但他没有，他反而回师清除异己，也东退至薛，诛鸡石，可见项氏无赖的很。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

　　项梁渡江后曾派项羽西征，不知项羽所部是否在八千人之限。项羽初试用兵，即拔襄城坑其人，看来他在攻坚方面有一套办法。但克服襄城即还报项梁则无战略规划，来之不易的胜利随即置之，所有的努力完全白费。这也许是初出道时的率性而为之举，在刘邦初出道时的战斗中，此等现象也时时发生。或许因为项羽的率军西击，项梁部与章邯交战不利。项梁在项羽班师前未敢贸然放手搏秦。由此可见，项羽在项梁阵营中确实有爪牙之功。若无项羽，项梁亦无能耐。项羽确实不同凡响。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

　　项梁至此方称闻陈王定死，是有意隐瞒事实的。这种表述方式似乎表明，陈胜死讯或由项羽西进时获得。因表面上看，在此之前，项梁部队一直在陈胜死难地以东活动。实则不然，黥布与吕臣曾共同作战，此人属项梁，则陈王之死真相大白。何至于到六月才知。

　　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项梁召集所属各部军事首脑于薛议事，刘邦亦列席其间。此事为秦末战事之重大转折。项梁事业有了刘邦的加盟，如虎添翼。在此之前，项梁只有一项羽可独当一面，所有的战绩也仅攻襄城为胜绩，且无关痛痒。与秦军主力作战，项梁尚未尝胜果。陈胜身后楚对秦之威胁皆在此次政治会盟之后。

　　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当时立六国之后确实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行为模式。陈胜之初，张耳等劝其立六国后以分秦力；周市不肯自立为魏王，必魏后出任此位不可；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亦为这种行为惯性的结果 。

　　古人对范增劝项梁立楚后一事断为失策，其实，很难说范增此举不代表项氏的长远利益。就眼前来说则不算失策。陈胜死后，楚地的政治极不安定，陈婴就差点被东阳少年立以为王，而秦嘉奉景驹为王则更在其前。如果没有一面正当的旗帜，楚地的反秦武装则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尽管项梁凭借武力讨平秦嘉，但在政治上并不名正言顺。如果不解决正名问题，楚地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反秦事业。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

　　居数月，为当时的叙事句型。实际上，自楚怀王立，至楚救东阿，为前后两月事。不得言数月。其具体时间，甚至可能不足三十天。另，田荣受围于东阿，项梁不可能与之救东阿。此记载失准。古人有以司马龙且为齐将，似无明证。但日后楚遣龙且救齐，为韩信所败，则齐与龙且的关系又不那么好说了。

　　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有关河北之军，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之《项羽本纪》称：“其云河北之军者，陈余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以为此即河北之军。”然司马迁数致意于此说，且在项羽等出师之前，尚无漳南之军，此河北之军似不当指陈余部。当指赵地的军事形势。或有鉴于此，郭在《高祖本纪》又说：“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言并载之《高祖本纪》也。”只有《项羽本纪》称章邯令王离围钜鹿，而其它记载均无此说。其实王离与章邯并无隶属关系。王的地位似高于章。王离击赵本在章邯之前，其在秦朝的地位也未必低于章邯。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章邯出函谷关，其辗转于大河之南，河以北，秦廷或委之王离。王离部何时赶赴战场已不可考，从李良径降章邯一事看，王离来赵未久。否则，以赵之分裂内战，岂能当秦大军一击。《张耳陈余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章邯部的这种消极姿态不可解。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实际情况是诸侯援军在钜鹿外环伺，楚军主力到达前，即有燕军、赵国陈余和张敖军。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或者章邯已攻下邯郸，钜鹿之战，王离不容其插手。在这种态势下，镇压叛乱的最得力干将章邯也只得袖手旁观。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时兵钜鹿，痛剿王离。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

　　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亦是太史公最得意之文。然而其细节感人处却不真实。此说即含糊不确。《黥布列传》称“布数有利”更接近事实。说见后。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

　　围王离之说恐不确。兵法云十则围之。项羽之兵不如王离多，且王离围钜鹿亦处野外，欲围王离实在是不容易。以秦军在钜鹿周边的态势，项羽的作战必当先切断章王两军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绝甬道定要与章邯作战，看来章邯作战不利后，便退到一旁，任楚军与王离部作殊死战。据《张耳陈余列传》：“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本纪此前曰 “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一事或为绝甬道之举。以章邯之强、秦军之众，当阳君等二万之众显然不足以断其甬道。所以项羽引兵渡河后，所战所遇者，仍为章邯。故上列传又称：“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闲自杀。”显然，项羽独力战者，为章邯，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战章邯之役。则项羽之破秦是分两步走的，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连续作战，已成强弩之末。从这个记载来看，《项羽本纪》所说英布等战少利未必是确凿之辞。因为项羽的主力是在章邯甬道被绝后才渡河的。渡河后的打击目标还是章邯。章邯经不起打击而退，援赵诸侯军队就与楚一同解决王离了。王离的覆灭，章邯有逃脱不了的职责。王离与章邯的关系实在是个谜，王离加入围剿叛乱战事可能迟于章邯，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是讨伐赵地的反秦势力，但在章邯加入击赵前，王离部的战果似不值得一提。而章邯则是朝廷的最锐利爪牙，他加入击赵后立即就攻下赵国都邯郸。但章邯的地位显然应在王离之下。这种战功与实际地位的反差，使得两人在作战一道上貌合神离。至少章邯对王离和覆灭要负责任。王离失败后，章邯就成了秦国在关外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另，（围王离）《考证》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按，即使是围章邯也办不到。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

　　坐壁上观之事于情理不合。《张耳陈余列传》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闲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如此一来，秦楚决战有钜鹿悬隔，非诸侯军所能望见。故本纪的“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之说难以成立，尽管如此，钜鹿之战的关键是击溃以逸待劳的章邯声援军，而此役由项羽独力完成。此役之完成是钜鹿取胜的前提，故列传称“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那么司马迁的描述总前提没有错，错在细节，属文学描写，非实录。不如此，项羽的英雄气慨不容易为世人察知。

　　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

　　此记载又不确切。司马迁所以举此三人，或者因为此三人名气大、后受封为王。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三人幸存下来，可以举出名字来的至少还有赵贲。这个赵贲是刘邦西征时的手下败将，后刘邦从汉中还定三秦时，赵贲又在三秦为将，被汉军击败。参与平定三秦的汉将有曹参、周勃、樊哙等。只是不详赵贲究竟属于三秦中哪一部，是为憾。

　　有理由相信，赵贲的降楚是在坑降卒事件之前。章邯降楚是二世三年七月，坑降卒是汉元年十一月，间隔四月。章邯投降后，关以外仍有秦占区。在这四个月里，项羽率领的诸侯联军的任务就是清剿残敌。赵贲是开封守将，刘邦曾攻开封不克。赵贲的归降当在章邯降楚前后、联军进关前。关外残敌已彻底肃清：司马?n下河内，申阳下河南，楚相共敖下南郡，此外的地区当是为以楚为首的反秦武装征服。赵贲应是在此期间被俘，项羽分封后又将其拨归三秦任用。估计类似赵贲情况者为数当还不少。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项羽坑秦卒时，秦已亡一月余，新安距函谷关最近，至此尚不知秦灭之信息，实不可解。何况，秦卒违心从诸侯入关，很难想象其竟然期望诸侯灭秦，其间的真实性甚小。至于项羽杀降卒，在当时似也是无法避免的。否则，几十万降兵回到旧地，又有旧统领，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项羽一旦杀降，也注定其不能在关中立足。项羽从胜利走向失败亦始于此。制服关外秦军野战主力，实是盖世之奇功，但以联军三四十万人众，接纳二十余万秦军归降，其中的凶险，不言而喻。此局面非项羽所能驾驭，换了其它人，亦不知该如何处置。这就是项羽日后所感叹的“时不利”。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项羽选择了杀降一道，也是情有可原的。就这一点而言，项羽的判断，不能算错。尽管手段残忍，但也是迫不得已。

　　另外，此材料言“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反秦武装并非没有军事素养的普通民众，而是经过秦政权军事训练的秦退伍士兵。诚如《千百年眼》所说，灭秦者“皆秦兵也”。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

　　项羽之入关似乎不甚费力，其中的原因或许应考虑守关者亦为楚军。在敌对情况及上级指令不明的情况下，沛公守军的抵抗意志或不甚坚决。 正因为这样，对项羽而言，函谷关之险，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艺文类聚》引《楚汉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解先生说上，遣将军守函谷关，无入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看来项羽入关有战与未战两说。从当时的情况看，两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项羽与沛公均为楚将，两军是友军，相互熟悉。两军对垒时，敌意当不浓。故项羽军与沛公守关军之间纵使有战斗，也未必激烈。只是刘邦此时尚可藏在幕后，也正因为项氏破关未经苦战，于是才有了日后的回旋余地。但此事为后来的分封“不公”而引发的各方纷争，拉开了打斗的序幕。

　　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

　　项羽分天下时间甚乱。《通鉴》所以将分天下定于二月，或者是基于项羽烧咸阳火三月不灭而推论。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以及其具体时间的界定，则难说得很。有关分封之事，在事件的顺序上，当在项羽请示楚怀王之后；在时间上，或在后两月。其中功劳的确定，地盘的划定皆非一时半刻所能办到。这个时间在《史记》中有几种说法。《高祖本纪》说是正月，《留侯世家》同为正月；《张耳陈余列传》说是二月，月表说是十二月，又说正月，未详何者为是。《高帝纪》说是正月，《通鉴》说是二月。而诸侯归封时间又是在此年四月，整个分封时间跨度长达五月（汉元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之所以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是与分封本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在此之前，楚、赵、魏、齐、燕已各有地盘，章邯也被预封为雍王，刘邦则因先入关而自动成为关中王。《项羽本纪》又说项羽先王诸将相，此后的记载也正是把项羽所自封放在分封的最末。而在此外的其它记载中，项羽为西楚霸王，则在各王之前，当以《项羽本纪》为准。项羽主持的分封实际上是把原有的格局重新划分，这就需要时间和手段。立刘邦为汉王，是项羽曲解先入秦王关中之约的结果，此结果或者是鸿门宴得以有惊无险及其后也波澜不兴的要害。而张耳的受封似乎是私下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原来没有张耳的份，因其努力而终于跻身其间。项羽原本只是楚国所封的一介鲁公，他既占据要津，自然要给自己划出最大的一块地盘，这就意味着要在各原有势力范围里切割出他想要的地盘，这当然不易。因此《秦楚之际月表》中正月、二月、三月均用作分封定都。即暗示在已定下名份之后，仍然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具体实际利益要争取或巩固，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就在所难免了。由于此类记载过于粗疏，已不可能还原当时的情形，但可以肯定，其明争暗斗的局面及其激烈程度非今人所能想象。《留侯世家》记载到刘邦称帝后的分封，功臣们“日夜争功不决”，估计项氏的分封情况与之相去不远。对于《史记》中漏掉了这一笔，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项羽王三降将颇不易解。按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分册》，旧秦关中有六郡之地，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云中、九原。其中后二者即云中、九原，未见封谁，估计当时已沦入匈奴，而不为中国所有。关中即四郡之地，上郡为翟国，章邯又王咸阳以西，计有北地、陇西加上内史之一部。如此，则司马欣所得仅内史之一部。以司马欣与项氏有旧言，此分颇显不合理。尤其章邯为关东诸侯共同的仇敌，又如何能受厚封，实令人不解。

　　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

　　有关吴芮入关情况，不详。吴芮之入关，《项羽本纪》明言其为从，则其或从项氏救赵。只是其部将梅漤却从武关方向击秦，实不可解。据梅漤的情况看，吴芮也应该是为楚平定西南方向的一支部队。这样，从入关之从字，就有问题了。又据汉五年皇帝诏，称项氏夺吴芮封，则吴之封地或未到位。据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二考证，吴芮之封，实得地五县，其称为王，实在是名实不符。此亦可解作为项氏夺地。 吴芮受封实地尚不及其部将梅漤，此亦项氏厚封诸侯将，而薄封诸侯之确证。。

　　《楚汉诸侯疆域志》卷三引张晏注《高帝纪》汉五年诏曰，汉元年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后又夺之地，谓之番君，是以曰故。按衡山王都邾。邾在汉属江夏郡。秦属九江郡。《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五年属淮南。武帝元狩二年，别为六安国。县五。而六又为英布所都。则是羽初封芮时，仅六安国之四县，及江夏郡之一县也。

　　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漤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

　　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

　　有关共敖入关的情况及其定南郡的时间均不详。称共敖定南郡，其地距武关近而距函谷关远。从理论上，他应该从武关入关。估计武关也会有沛公军拒入的问题。而从函谷关入则不合理。其最后入关，很可能是在刘项讲解后的事。另外，楚怀王上柱国原为陈婴，不知共敖之为柱国是实职，还是虚衔。又据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三载“春秋时晋有共赐，鲁有共刘，郑有共仲，皆为大夫。汉初封义帝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敖生尉。”

　　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漤功多，故封十万户侯。

　　陈余受封三县之地，梅漤受封十万户。当是后者功更大。据《陈丞相世家》，战乱过后，天下大县曲逆也只得五千户，即使在秦盛时，也只得三万余户。故梅氏所得远过于三县，十万户在当时或当得二十县左右。那么，梅氏之功又何在呢？刘邦进攻武关前与梅漤会合，而梅的身份是番君将，却没有随吴芮一同作战。番君吴芮随项羽入关，梅漤却远在南方作战，是否他随楚柱国共敖一同攻打南郡或作为其策应，则不可知。刘邦从洛阳方向南下攻宛，而张良部一直在旧韩活动，梅部突然出现在宛的南面，其来的方位只能是在更南方，即南郡方向。如果梅部参加了攻击南郡的战役，其有功且功较大就不难理解。另外，在攻击南郡之前，梅部或在拱卫楚都方面有所作为。看来情况也正是如此。以项羽厚封诸侯将，薄封诸侯的情况来看，梅漤之封多于吴芮的事情或可发生。而梅漤单独封侯，根据以往的惯例，他也就从吴芮系统中独立出去了。这样一来，吴芮衡山国的势力就不值得重视了。司马迁以项羽为本纪之事，常为后人诟病。然其用意，非项羽得天下之统，而在于其曾一度得天下之权。此二月事明白标出，即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在当时，除了将秦之一统天下一分了之而外，或没有其它选择。故吕思勉先生有言：“既以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者。当分王者谁乎？一六国之后，一亡秦有功之人；其如何分剖，则决之以公议，此不易之理也。”继而更认定：“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又曰：“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吕先生之论甚得当时实情。只是项羽之分封是否公平，则难说得很。项羽一笔勾销楚怀王心的功绩，实属心黑；强压刘邦为汉王，亦为担心刘在关中坐大；三秦王实为镇压反秦武装的元凶，只因其即使在秦地亦不得人心，唯有听命于项羽才行，故封之；化齐为三，亦是削弱近楚之大国的威胁；这些不能说是没有私心和公平的。

　　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

　　义帝之迁，刘邦与项羽两本纪只在时间上小有出入。依《高祖本纪》，义帝之迁是在项羽出关时，而依《项羽本纪》，则容易被理解为项羽到国后。实际上，项羽或不太方便亲自放逐义帝，更有可能是在他没有到西楚地面时，派人令义帝让出地方。故司马迁用了“趣义帝行”的字眼。所以，《高祖本纪》的书法更为妥当。《通鉴》将义帝放逐置于年末，又将义帝之死置于次年之首，可能是出于使事件衔接紧凑的原因考虑，从而与其实际发生有出入。其后齐、梁地面反楚，项羽皆在彭城调度作战，不可能让义帝留彭城至年末。至于义帝群臣背叛而可数者有陈婴、吕青、叔孙通。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陈婴为楚柱国四年，那么义帝被迁时，他没有跟随；吕清（青）降汉时为楚左令尹，其在怀王朝即为令尹。二人不仅能为项羽所容，而且保留了原先的爵位，肯定是背叛了义帝。吕青即畔，其子吕臣亦不能免。则怀王之上柱国、令尹、司徒，皆离他而去。如果重臣如陈、吕等都背叛义帝的话，追随者就相当有限了。而项羽保留陈、吕二人职位，与刘邦为降者以前官职任用人才之事，有相通之处。

　　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

　　项羽分封论功的重点或在追随其入关否。张耳、田都、魏豹、申阳等因从其入关，故得封。韩王成未随其入关，赵王歇、燕王韩广、齐王市皆未随入关，故皆受冷落。韩王成更因其在项羽控制下，连封地也不曾实受。项羽在分封中的私心可谓无以复加。说韩王成无功，于理不通。韩王成先奉项梁之遣略韩地；后又受楚怀王之命略韩地，其往来为游兵扰乱南阳一带，虽无土地之得，但功劳是一定有的。即使比不上共敖，至少也能比得上赵王歇。项羽仗威势，以韩王成不从入关为无功，实在是蛮不讲理。

　　项羽东去，汉以外，西部唯一放心不下的或许就是这个韩国。而旧韩富饶的土地也是令项氏垂涎不已的，何况他还担心韩或会与汉勾结起来，在西部制造麻烦。因此，他虚封韩王成，而又携其东归，既使汉王孤掌难鸣，又可将这一大块沃土供自己分配，真可谓一箭双雕之计。

　　另外，韩王成改封为穰侯，《史记》未载，班固或另有所据。

　　项王烧杀纪信。

　　有关纪信不侯为汉少恩之说，古人颇持之。对此，宋人黄淳耀有专论，《陶庵全集》卷七有《纪信不侯辨》一文，其曰：“或曰：纪信有功于高帝甚大，帝不赠一爵为寡恩。或曰：《吕后纪》，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太尉北军。通即信子也。信子封侯，则汉既明信功矣。予按，纪通实纪成子。成从高祖入汉定三秦，战于好??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则成非信也。《史记》高祖从鸿门脱归，与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四人偕。《汉书》改夏侯婴为滕公，纪信为纪成。滕公即夏侯婴，故后人谓纪成即纪信。此实误尔。然以汉不赠一爵为寡恩，则余未敢谓然。古者，未尝有追赠赐爵之礼。汉初去古未远，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为彻侯而死者不复赐爵。终西汉之世皆然，不独信也。至东汉之来歙为刺客所害，始赠中郎将征羌侯。前此未有也。高帝时，周苛守荥阳，骂项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郦食其使齐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吕婴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虽同，而功皆逊信。高帝则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于德怨之际甚明，若谓厚于苛等三人而薄于信，岂有此理哉！吾故谓信而无子也则已，信而有子，则必侯。信有子而侯，则虽追封不及于信，而不可谓之寡恩矣。或曰：信无子，则存而不论矣；信有子而侯，则《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汉世功臣之后有罪失侯者不可胜数。信子或封，未几而国除，则史逸其名矣。且高帝封项伯四人等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今年表无玄武侯。张竦为陈崇草奏有曰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由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今年表无公孙戎。此皆有罪国除而史逸其名之验也。汉寡恩诚有之，但不可以纪信为证。吾虞夫学者之疏于考索，而果于持论，故详辨之如此。”

　　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

　　此事在《高祖本纪》中用汉王跳。跳与逃一字之差，然意思有所不同。跳有轻身疾走之意，不为败象专用。而逃则败态毕露。汉人为粉饰其败象，用含糊其辞的跳是可以理解的。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汉王夺韩信军事有记为汉三年，有记为汉四年，现多定于汉三年事。但根据实际情况，应考虑汉四年的可能性。《秦楚之际月表》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均记周苛之死为汉四年。《荆燕世家》亦记刘贾扰梁地为汉四年事。而蒯通说韩信击齐时亦称韩信击赵岁余，以韩信击赵初发时为汉三年冬，当年不得言岁余，岁余则至汉四年。考之于《功臣表》，有几个功臣均为赵将，汉三年从，且有击赵事功。则赵地战事持续到汉四年是合乎情理的。汉四年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因前人均认定周苛死及汉王夺韩信军，及发韩信余部击齐为汉三年事，故此事尽管有歧记，但在无过硬材料之前，仍采取从传统说。

　　有关侯公事

　　据张燧《千百年眼》卷四《侯公碑考》称：“侯公说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挠之，诚难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叶石林有汉金乡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辅，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于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惟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如娄敬封奉春君之类是也。”则汉王不见侯公甚可疑。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

　　四面楚歌云云，或非史实，而更像小说。在当时而言，楚汉同枝，汉军唱楚歌不足为奇，不值得项王大惊小怪。

　　另，据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四《项王妾》：“国朝陈锡路《黄奶（??）余话》云：唐傅奕考核《道德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见幸者，人知有虞耳，乃复有耽嗜玄虚，整理铅椠如此一侍儿，亦是大奇。”按此项羽妾或与虞为一人。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

　　所谓楚地皆降，引天下兵至鲁的说法或不确切。首先楚地至此未必尽降。吴、浙之下，当为稍后的事；其次，引天下兵至鲁亦不可能。除开灌婴、陈婴、陈贺等人平浙地外，燕、赵、衡山、临江皆有自己的军队，且未参加对楚决战。《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引兵平吴郡，定会稽、豫章郡；《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定泗川郡；《傅靳蒯成列传》靳歙定临江国；以上诸事皆在项羽死后，但未必在鲁降之前。依刘邦葬项羽事，鲁降汉时间当为项羽死后不久。

当年作《秦楚纲鉴》时，经过对《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详细解读，发现楚汉战争的进程与现有认定有很大出入。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这么多年就没有人发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巨大价值吗？最终果然发现有一个清人汪越作过《读史记十表》，以为其中一定有某种价值，至少可以减少历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然找到之后，大失所望，所谓读表，差不多就是在各表前加个评价类的读后感。可见古人作学问时也不老实，倘若不亲眼见到，还不知会感到多少遗憾。现仅将本人在做《秦楚纲鉴》时对部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关秦楚时段内容的史料价值意义揭示略陈如下：

（平阳侯曹参）以中涓从起沛，至霸上，侯。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

案，此表漏记曹参击赵代之功。据《曹相国世家》，曹参击魏时为假左丞相。其封平阳侯时为齐相国，或此前的右丞相职仍然挂着。

（信武侯靳歙）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羽，别定江陵。

案，击项羽，可以涵盖靳歙作为汉的机动部队的一切事迹，但如列传所言，其于汉二年后击赵事，对汉的贡献很大，不入功臣表，似不能体现其战功。定江陵之事，本轮不到靳歙，只因先期作战的卢绾、刘贾战力太差，最终还得常胜将军靳歙出马才得以奏功。但这个功劳却让卢、刘二人封王时沾了光。 如在《荆燕世家》中，刘贾的击江陵，只含糊说“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好象共尉是因卢、刘二人而死；《韩信卢绾列传》提及此事时，甚至定义为“破之”。其实“破之”也罢，死也罢，均与卢、刘二人无关。

（广严侯召欧）入汉，以骑将定燕赵，得将军。

案，召欧之定燕、赵，时间不详。亦有可能是汉定天下后，定燕及反叛之赵。但其于汉六年即受封，此事迹当是楚汉战争时事。

（广平侯薛欧）入汉，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

案，汉击钟离昧至少有三战。其一为汉二年汉击楚彭城前，其二为汉四年汉破曹咎后；其三为汉五年，楚汉决战前汉破固陵前。不详其为哪一战。是否为汉元年末与王吸同出武关，与钟离昧战于阳夏等地。

（堂邑侯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庄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

案，陈婴为楚柱国四岁，时间可上溯到秦二世二年项梁立怀王都盱台时。如果连续计算，至汉二年即满四年。则项羽死时，陈婴的身份不详。很可能是此四年指怀王被项羽放逐后，陈婴留下，至项羽失败的时间大致符合四年之说。有关陈婴定会稽等地事，在理解上易生歧见 。一、陈婴在项羽死后，定浙江等地自立为王。二、陈婴击定项羽死后在浙江为王名壮息者。就情理而言，陈婴不应该在属汉之后，再事反叛。如果他反叛，就不可能为楚元王相十二年。另外，陈婴在整个楚汉相持阶段亦无所见，他作为与项梁同期的反秦先驱，又是楚怀王的重臣，居然能在项氏治下达四年之久，或者极不得志。刘邦用其相弟楚元王刘交，则其才能非泛泛之辈。故《功臣表》其自立为王事，或可断为“定豫章、浙江自立为王庄息”者，其文或脱一者字 。如果是这样，则当时于项羽败后，尚有在豫章、浙江称王者。此庄息，在整个楚汉相持阶段都未见，不详其为什么人。估计是楚地地方官，在项羽死后，自立为王。而其人为谁已不可考。既然其名中有一庄字，或者为欲于鸿门宴击沛公之项庄，也非常可能。由此自立为王事，联系此前赵、代、魏、齐等地渠魁已降或禽，而上述地区仍然有继续抵抗现象存在，表明当时或者自立为王的事情并非少数。 另，《水经注?赣水》言（豫章者）“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据此，则陈婴之定豫章，为受汉令行动，不是自行妄动。杨守敬《水经注疏》，陈婴作灌婴。据称作灌婴者，为数不在少数。因灌婴亦有定豫章事，亦通。

（周吕侯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

案，吕泽为吕氏在刘邦军事集团中最重要将领，甚至于其起兵之初都可能与刘邦是两股势力，《功臣表》的行文，就看不出其是否从刘邦起事。汉二年吕泽之先入砀，表明此年功臣表中其它人之下砀战功是在吕氏的领导下取得的。有关吕泽的情况可参考《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建成侯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案，吕释之入关后未入汉，东还之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则吕公尚远在楚地，不在汉中。当时封侯者均为战功卓著者，郦商以定汉中、巴、蜀三郡之功尚不得封侯，又岂能封吕公这样与破秦不相干之人为侯，此事费解。如此做法或者可以解释为因吕泽在反秦战事中功劳甚大，并未单独计功。为安抚计，封其父为侯，以使这支不可小觑且功劳甚大的部队安心。此做法在当时有前例可循。楚怀王收吕臣军自将，即封吕臣父吕青为楚令尹。吕臣为陈胜旧部，其出身为涓人，估计其早先家世并非豪门。而吕青居然跃居令尹高位，并最终受汉封侯，且传位给吕臣，其中的关键就是当时这种做法为世所共遵。因此，刘邦如此安置吕公，对于战功卓著的吕泽，也能起到安抚作用。

（留侯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郄，为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

案，以韩申徒下韩国为虚语。有关张良的反秦战事，《留侯世家》明言，“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则张良在反秦战争中没有值得称道的作为。张良的最大功劳应该是解鸿门之厄，并多争了汉中一郡之地。刘张君臣相得甚欢，据世家言，刘原本要封张良三万户，但张只领受留地之侯。刘封张三万户的理由站不住，当时排名第一的曹参也只封万六百户。张良的万户应该是为刘邦争得汉中一郡之功。其余的功劳，如刘邦所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均无法坐实，存疑可也。

（颍阴侯灌婴）以中涓从起砀，至霸上为昌文君。

案，据《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似乎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项击李由时加入的。与此不合，二者必有一误。但灌婴在秦二世二年九月，沛公与项羽退保彭城时于砀加入，亦通。以《功臣表》的叙述方式，从起砀应当是秦二世元年的事。

（成侯董渫）兵初起，以舍人从击秦为都尉。

案，周寿昌以为，陈胜初起时之董绁，即《功臣表》成敬侯董渫也。渫、绁传写异。纲鉴案，成侯董渫与陈胜时期的董绁或不是一人。因为前者在《功臣表》中已明言是以客从起于沛者。所谓初起，一般可作元年解。如果是陈胜旧部，莫非其为章邯击败后，逃至沛。而沛公起时，陈胜尚未败。此事实不可作如此解。另考沛公部官职，汉元年之前，除此而外，并无都尉衔，估计可能是将以后的官职提前于初起时了。

（阳夏侯陈冂）以特将将五百人前元年从起宛朐。至霸上为侯，以游击将军别定代。已破臧荼，封冂为阳夏侯。

案，陈冂，《韩信卢绾列传》有传，称不知其始所以得从。实际上司马迁是接触过这条材料的，看来因头绪太多造成遗忘。陈冂从起事仅见《功臣表》，而刘邦起事之当年作战轨迹未到宛朐。则陈冂所从或为刘邦的友军吕泽部。陈冂入汉为侯，别定代，则汉二年出关击楚时或未从，估计是留在关中与章邯等敌对武装对峙。击代为汉三年事，各传记均不载。看来是把陈冂的功劳并给韩信了。而汉除了与楚对峙外，其余战事并非如现在认识的那样简单。

（隆虑侯周灶）以卒从起砀。以连敖入汉，以长铍都尉击项羽。有功，侯。

案，此连敖身份在有传的刘邦部将中均无。只有韩信入汉后有此身份。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郭亭、戎赐、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只是此人是在汉三年才加入的）。另有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其中郭亭《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其， “定三秦，属周吕侯”，因此可以将有此身份者定为刘邦的友军吕泽的部下。

（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项）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案，丁复从沛公事其地点身份颇奇怪。丁为赵将，赵非沛公的行军路线，只有一种情况，即刘部击赵欲渡河部队时，丁复才能加入到沛公军中。邺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沛公的部队并没能北上远达此地，那么丁复自邺地从属沛公一事不知从何谈起。或司马迁在摘录档案时将丁复的籍贯与从刘地点弄混了。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即沛公部甚至有部分人马曾渡河作战，否则，就无法解释丁复从沛公这一事实。至于丁复加入刘邦部的时间或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沛公部大破王离军于成阳后，乘机过河追击；二，沛公部击杨熊军于白马后，乘机渡河骚扰。以上为沛公主力部队所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沛公部隶属的吕泽军、王陵军皆有单独的军事行动，当这些部队在东郡一带活动时，有可能渡河收编赵军残部。总之，丁复加入刘部的时间当是在沛公攻南阳之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丁复的来历为以越将从起薛。基本上否决了其为赵将的可能性，但既然雍齿可以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刘邦集团，就不能排除丁复也以赵将的身份加入。以丁复最后的分封户数来看，其超过樊哙、灌婴等人的功劳，当无疑问。而以越将身份加入的摇毋余、蛊逢、吕元、华无害等人，则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此事最不可解。《汉书》与《史记》材料的出入还不仅于此，《史记》明言丁复从起之时间，《汉书》则回避之。原因在于，秦二世三年，沛公部无在薛事迹。这一回避，亦表明了《汉书》意改《史记》的痕迹。另外，丁复是以楼烦将入汉的。楼烦为边赵之胡人称呼，楚汉战争中两军都有楼烦将。丁复之楼烦将较能说明其原为赵将的出身。

翟王董翳应属战败后被俘，而非如《高祖本纪》轻描淡写地那样“皆降”。俘董翳者为丁的部下朱轸。丁复破项羽军叶之事，应视作汉五年事，《功臣表》的叙功顺序是将其事列于破龙且之后，而汉四年，项羽没有在叶作战的记录。只有汉三年，汉王出荥阳后，曾与黥布在叶一带活动。项羽生平在叶作战的记录，或即为汉王三年，但当时汉军拒战，故无败绩可寻。估计汉王回成皋荥阳一线后，叶地又入楚掌握。具体情况已难详。

[新阳侯吕清（《汉书》清作青）]，以汉五年用左令尹初从。功比堂邑侯。

案，吕清即陈胜旧将吕臣之父，《项羽本纪》等记为吕青，因楚怀王并吕臣军，而封吕臣为司徒，吕青为令尹。《史记?功臣表》其继承人为顷侯世，《汉书?功臣表》为吕臣。陈胜死后，吕臣以仓头军起新阳，这大概就是吕清封新阳的依据。早先可能劝怀王不遣项羽随沛公击秦的诸老将中即有此人，而日后背叛怀王而从项羽者则肯定有此人。则吕臣以陈胜老将的身份，反而要靠袭父爵位，此事实不可解。 而其功比堂邑侯，则表明其封侯的理由与陈婴相同，但陈婴毕竟有定浙之功，看来这里的功比是为了突出了吕清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东武侯郭蒙)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

案，依郭蒙受辖于吕泽一事来看，在当时吕泽或是一支相对独立的部队，其与沛公部的关系是友军，但又可能有独立作战的任务。《功臣表》称吕泽“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殆非虚语。而有类似于越将军职衔的功臣还有越户将吕元、越队将摇毋余、越将华无害，这表明吕氏部队的职衔自成系列。

（汁邡侯雍齿）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二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齿，故沛豪有力，与上有郄，故晚从。

案，雍齿加入刘邦部的具体时间或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沛公部大破王离军于成阳后，乘机过河追击；二，沛公部击杨熊军于白马后，乘机渡河骚扰。以上为沛公主力部队所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沛公部隶属的吕泽军、王陵军皆有单独的军事行动，当这些部队在东郡一带活动时，有可能渡河收编赵军残部。雍齿早年从沛公起丰沛，秦二世二年，魏相周市召其降魏，故叛沛公，以丰降。沛公数攻不下，至同年从项梁处得到援助后，始拔丰，雍齿奔魏。估计魏咎亡后，又远走赵。最终在沛公西击秦时重新加入。

（棘蒲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

案，陈武至霸上事，或非追随刘邦。从《功臣表》叙述上看，在此之前，他似乎始终是一支独立部队，其“别救东阿，至霸上”，都是以独立身份进行的，但在反秦战事中属于积极作战的。其于二世元年独自起义于薛，或在项梁主政时别属于楚，而其别救东阿，似又非受楚节制号令。其可以确定的从汉时间是汉二年十月（据《月表》），而此言至霸上，极有可能是与诸侯联军同时进关。倘若是这样，其在项氏分封时的获益则又不详，其后来所属亦不详。或者他仍是一支独立无所属之军，故后来归顺了刘邦。陈武同时又是日后受特别嘉奖的十八功臣之一，其功劳或相当不小。从可以查到的陈武事迹来看，他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功劳，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或许与其在汉二年归降时的势力有关。汉王此前有令，以一郡或一万人降者，封万户侯。陈武或为此令的受益者。

陈武原为反秦诸侯之一，并随项羽军至霸上，项羽分封时未见其受封情况，分封后不详其所处何地，此时不知因何归汉。估计项羽失人心处甚多，故反楚者，不止齐、赵、汉、殷而已。

此人后又多作柴武，估计是与陈冂将军陈武同名有关。

（都昌侯朱轸）以舍人前元年从起沛。以骑队卒先降翟王，虏章邯。

案，别降翟王，也是丁复的功劳，则此人属丁复，亦为吕泽部下。《高祖本纪》称章邯自杀，据此，应该是被俘后被杀。系刘邦杀降的证据之一。

（武强侯庄不识）以舍人从至霸上。以骑将入汉。还击项羽，属丞相宁。

案，有关丞相宁，前人多无解。今人陈直《史记新证》称：“宁疑为陵字同音之误，谓王陵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高祖六年，十月乙巳，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太史公以王陵后官之名纪述前事也。” 案，陈氏所言有其合理之处。《史记》中以后地名记前事及以后职衔记前事者比比皆是。如汉三年，张良与刘邦论事就称其为陛下；刘邦、项羽未封王，其称呼中就有大王出现。故此处用后官称前事亦不为奇。而当时主持封侯，亦有王陵居中主事，称其当时职衔的可能性是有的。此可备一说。

（贳侯吕元）以越户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

案，集解徐广曰：吕，一作台。《集解》。贳齐侯合傅胡害《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据《水经注?浊漳水》：“汉高帝六年封吕博为侯国。”则此人之名又有歧说。

（南安侯宣虎，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晋阳。

案，宣虎以河南将军降汉事，不好理解。河南国已于汉二年并入汉，不当再有名号。宣虎的事迹为降不为从，则此前其为与汉为敌者。其降汉之地晋阳，时属魏，表明魏亦未于汉二年为汉尽得。是否会有魏豹侵蚀了部分河南疆域，难详。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宣虎之为河南将军属于虚授之衔，非实有河南地。如平棘侯执，斩章邯所署蜀守。此蜀守亦虚衔，因为蜀为汉王封地，雍地不得至此。

（曲成侯蛊逢）以曲成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陈下。

案，此人为吕泽部下前，应该是一支小股部队的首领。破项羽陈下，或为楚汉决战时事。又，索隐曲城圉侯虫达。虫音如字。《楚汉春秋》云，夜侯虫达，盖改封也。夜县属东莱。 补注沉钦韩曰：《论衡?别通篇》“剑技之家，入斗战必胜者，得曲成、越女之学”。即虫达以剑术擅名也。王先谦曰：谥法，威德强武曰圉。《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曲成圉侯虫达。今人陈直《汉书新证》言：“汉金文录卷三，三十五页，有曲成家高镫。又有秦汉瓦当文字卷一，十九页，有曲成之当瓦当。”

（故市侯阎泽赤）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迁为假相，击项羽。

案，阎泽赤之为河上守事，不详其为河上塞之守，还是河上郡之守。以其后为假相来看，或为一郡之守。而其为假相，则又非必此年。亦不详其为什么性质的假相，但应该是一荣誉职级，如曹参于汉二年或三年拜为假左丞相事一般。

（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以连敖击项籍。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曰，祁子留彭城。军执圭，东击羽。急绝其壁。

案，以缯贺事迹不可解有二，其一为所从，其二为击彭城。所从何人不详，如是曹参、韩信，尽可明言，不明言则会被误认为是从汉王，而汉王于战争时期未到过晋阳，则其所从，可能是陈冂。陈冂有定代之事，而定代必先定魏。无论曹参还是陈冂均无战晋阳事迹，则其所从无解。若其从汉确为汉三年，则其击彭城事不可能在汉二年汉大规模击楚时。而其后汉击彭城之事，或为汉四年灌婴或丁复部，则刘邦又不与其事。故此材料有缺失处，难以理解。总的感觉是，其人参加刘邦阵营时间过晚、职级过低，但颇受重用。或者其加入的时间有误。

（安国侯王陵）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淮水中，及坚守丰于雍。

案，有关王陵战东郡之事，似与沛公部击东郡尉事有出入。曹参击东郡尉部，只是大破之，而王陵则别定东郡，似已将东郡征服 。但在整个战事中，沛公始终以一支独立部队出现，且王陵的厩将身份也不似能独当一面。其中原委，或与吕氏有关。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王陵与刘邦之间有点别扭，故不愿意属刘邦，但他又确实加入了刘邦体系的反秦武装，在这种矛盾中，只有其所加入的部队是吕泽部，才能解释。他处记载王陵不愿随刘邦入汉为误。而吕泽部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几乎未能在史料中体现。但种种迹象表明，吕泽是积极参与了反秦战事的。

据《功臣表》，救孝惠、鲁元非夏侯婴一人之功，王陵亦参与其事。而王陵又于丰坚守，则丰似未入楚之掌握，实不可解。有关楚取汉王父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事，清人郭嵩焘有说曰：“高祖起沛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及引兵之薛，而雍齿以丰叛降魏；屡攻不下，而从项梁于薛。其后怀王徙都彭城，而沛公居砀，怀王因以沛公为砀郡长，遂西略地入关，未尝一至沛也。吕后尝从沛公隐芒砀山泽中，是沛公吕后居砀之日多而居沛无几。高祖入关而王汉中，吕后自当从入汉中，何至还定三秦，出关而东，始迎太公、吕后于沛？项羽之距阳夏，使不得前，岂专为太公、吕后发兵拒之耶？既能拒之，又何不可攻沛袭而掳之？其明年，项羽东攻田广，高祖引兵至彭城，阳夏之兵解矣，何以尚不一迎吕后，直至军败睢水上乃迎太公、吕后于沛，反使项羽遇而取之？证以当时情事，无一合者，而史公前后叙述井井，竟似高祖起兵至入关，太公、吕后皆居沛，未尝一与从高祖者。当楚汉之争，沛固冲邑也，果何所恃以自全耶？疑太公、吕后实从高祖军中，军败而相失耳。是时章邯尚在废丘，秦地未定，高祖引兵东行，亦不敢恃汉中为安，太公、吕后相从军中宜也。”（《史记札记》）此说分析天下大势固有合理之处，但太公及吕后确实在沛而不在军。此事有《功臣表》为证。建成侯吕释之、辟阳侯审食其、高祖兄合阳侯刘仲皆为留沛侍奉太公者。或汉元年楚阻击汉军于阳夏时，还没有决心与汉决裂，故对留沛之汉王家属未采取过激行动。况且，汉王家属在彭城附近，楚欲取之，如探囊取物，其不取较之于取，更能对汉行威慑之效。郭说解《史记》多高见，此说则不足为训。汉中为刘邦根本，章邯虽在，汉亦有安全之策可恃。萧何留关中，陈冂亦未随军击楚，谅苟延残喘之章邯无翻天之可能。从王陵事迹来看，估计汉败彭城后，并未完全龟缩到荥阳以西，而是与楚之势力呈犬牙交错态势。此状况不难理解，因为彭越亦是汉之势力，他的人马就从未退出梁地，当然是居于楚之腹心。果然如此，则王陵守丰或在丰附近作战便大有可能。《功臣表?考证》以为，“淮当作睢；于当作封。”《功臣表》的语言或有误，王陵守丰于雍，不详其解，封于雍又无据，或当作“守丰与雍”乃通。无论丰还是雍，后皆失守。

（鲁侯母疵）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定诸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母代侯。

案，有关母代侯事，前人多不解。今人陈直《史记新证》称：“高祖时封侯有一特例，侯母与妻，可以代侯。如萧何妻同之代??侯，本表鲁侯涓母疵之代鲁侯是也。侯夫人本有印。金石索，金索五，二十页，有‘广阿侯夫人印’是也。若母侯疵之代侯，印文则当为鲁侯之印，不必称为鲁侯母夫人之印也。”纲鉴案，陈文可助此事之理解。

（任侯张越）以骑都尉汉五年从起东垣，击燕代，属雍齿。有功。侯。为车骑将军。

案，此骑都尉不知原属何人。楚人势力似未到东垣。可能是燕或旧赵的武装。如果是燕，自然无需解。如是赵，则表明至汉五年，赵地仍有未收服之抵抗。

（宣曲侯丁义）以卒从起留。以骑将入汉定三秦。破（项）籍军荥阳。为郎骑破钟离昧军固陵。

案，据《高祖本纪》，“（沛公）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t，战?叨?，破之。”则沛公攻南阳时似乎已开始组建专门的骑兵，其统领或是丁义、丁礼、陈仓等人。而汉二年，汉军组建骑兵时，又明言人材缺乏，实不可解。只有丁义不直属汉王时，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应该考虑其属于吕泽的可能。联系到吕泽部在秦二世元年的作战范围，其拥有骑兵也是正常的。

（辟阳侯审食其）以舍人初起，侍吕后孝惠沛。三岁十月，吕后入楚，食其从一岁。

案，此言汉三年十月，吕后入楚，与其后所说一岁而归汉吻合。祁侯缯贺也有汉三年战彭城的事迹。则汉楚彭城之战的年代亦难言。

（蒯成侯周绁）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侯。入汉定三秦，食邑池阳。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楚汉约分鸿沟，以绁为信。战 不利，不敢离上。

案，《汉书》从至霸上后无“侯”字。也许是对的。《功臣表》几乎是本传的翻版，可见其人乏善可陈。但其人此前无战功，定三秦亦不见有何战功。其能有食邑，可能是刘邦亲信的关系。此后周绁迎淮阴侯兵襄国，即楚汉相持荥阳时，从韩信处抽调军力事。

（厌次侯元顷）以慎将前元年从起留 。入汉，以都尉守广武。功侯。

案，据《秦楚之际月表》（二世二年端月）“沛公闻景驹王在留，往从。与击秦军砀西。”沛公以此年此时才有在留的事迹，而其部下元顷在上年就于此地加入到沛公部，其所从之人似不当是沛公。可析归吕泽。

（平皋侯项它）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赐姓为刘氏。

案，项它从汉，当为汉五年。事或在项羽死之前。其为砀郡长，则楚汉决战正好是在他的地盘上开始。据《樊郦滕灌列传》，此人于汉四年为汉将灌婴俘获，不知为何又继续在楚为官。按项羽的特性，应该追究他丢失彭城之过的。其情已难详。

（棘阳侯杜得臣）以卒从起胡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军。

案，此亦是将韩信的部队调至汉王处的意思。只是这个左丞相，可以是韩信，也可以是曹参。曹参当时是假左丞相，其收左丞相韩信的部队至荥阳前线，故杜得臣所迎者，当是曹参带来的韩信部队。

（平棘侯执）以客从起亢父。斩章邯所署蜀守。

案，此人之功似在破三秦时，只是章邯任命的蜀守之职属虚设或实设，则未可知，估计当如今天台湾当局仍设什么四川省长之类。

（中水侯吕马童）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以司马击龙且。后共斩项羽。

案，此人为三秦降将，因其为项王故人，估计是楚留在三秦的部队。

（杜衍侯王翳）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其羽。

案，此人当为前楚将。汉三年汉击下邳事迹，唯见靳歙，而靳歙从未属韩信。此事甚不可解。

（??侯程黑）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从起卢奴，击项羽敖仓下。

（宋子侯许瘛）以汉三年以赵羽林将初从。击定诸侯。功比??侯。

案，上二赵将于汉三年降汉后，仍言其定赵，则赵地战争之持续时间或相当长。其中程黑击项羽于敖仓下，表明刘邦每每收韩信兵的具体事实。

（吴房侯杨武）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下??。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

案，此人为三秦降将，估计与吕马童一样是楚留在三秦的部队。

（阏氏侯冯解敢）以代太尉汉王三年降。为雁门守。

案，此材料表明，直到汉三年，代地仍有汉之敌对势力。故史书上所言定代云云，不得以为代地以悉属汉。其为雁门守的时间可能是汉定天下后，亦可能在其前。因为汉王有令，以一郡降者，可封万户。而冯解敢以代太尉降，其功劳或不下于以一郡降。故亦可能膺任雁门守之任。

（安丘侯张说）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铍入汉。

案，此人原为沛公部下，大概刘立为汉王后，又与那些慕名者一样重新加入刘部。

（襄平侯纪通）兵初起，纪成以将军从击破秦。入汉，定三秦。功比定平侯。战好??死事。子通袭成功侯。

案，清人张恕《汉书读》卷一称：“余读《功臣表》，于襄平侯曰纪信之子(吕后时尚符节)，以父功侯。然而则信之功未始不录，史家未始不传。”不详其所据何本。此纪成死于汉元年，而纪信死于汉三年，二人当不是一人。另，《汉书》以纪成作纪城。

（龙侯陈署）以卒从汉王，元年起霸上。以谒者击（项）籍。斩曹咎。

案，此人为沛公入关后新加入者。有人说沛公距项王，沛公从其计，征兵关中。陈署即当为此时从军者。此人斩曹咎，与本纪所称曹咎自杀不同，当以此为实。

（高京侯周成）周苛起兵以内史从击破秦。为御史大夫。入汉围取诸侯。坚守荥阳。功比辟阳。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为后袭侯。

案，此言周苛以御史大夫死事为实，主持荥阳守城事为伪。周苛并非荥阳守军主帅，因为当时在荥阳的汉方高爵位者有韩王信、吕泽、孙赤在城中，前者为王，后二者为侯，均不可能听命于周苛。

周苛守荥阳或不得算大功，周成封于汉九年，其时刘邦欲周昌为赵相，以求自己死后周能保赵王如意不受吕后迫害。或者封周成之举或与这一政治目的有相当之关系，属于贿赂周昌，以安其心。但事与愿违，周昌并不能保全如意母子。与周成同等待遇的有郦食其之子郦疥，但后者原本就是汉将，且郦生之功又大于周苛，郦有反秦时下陈留有功，使沛公军获得了大量军需，由此壮大，且召其弟郦商从沛公，兄弟皆为有大功之人。周苛之死，甚至比不了纪信，而后者未闻嗣哲受封。故周成之袭封，未必与周苛有太大关系。只是前人即已如此说，今天也只得如此记。

（东阳侯张相如）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冂力战，功侯，千三百户。

案，此人与须昌侯赵衍的职衔似重。而赵衍条有诛都尉相如，又与此张相如同名。

（堂阳侯孙赤）以中涓从起沛。以郎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为惠侯。坐守荥阳降楚免。后复来。以郎击籍。为上党守击冂。侯。八百户。

案，据此，荥阳城破时，陷于城中的高官远非周苛、魏豹所限，孙赤时已为侯，而周苛此时无封侯记载。不止周苛，甚至于萧何都未封侯，文官中封侯者有郦食其、或许还要加上张良。论理周苛不当越过孙赤而为荥阳守军主将。更不用说此时吕泽极可能在荥阳城中。故有关周苛守荥阳而死的记载，或许真假参半。根据其子周成因周苛之功而受封，则周苛守节而死或没有疑问。可疑者为其未必是荥阳主将。

（祝阿侯高邑）以客从起啮桑。以上队将入汉。以将军定魏太原。破井陉。属淮阴侯。以??度军。击（项）籍及攻冂。

案，“以??度军 ”为击魏事，破井陉为击赵事，且表明出井陉有战。其记载次序颠倒。然其实则不可得。其人定太原，战功不少且不小，不知为何只授八百户。据此，击魏击代的顺序与《月表》、本纪有别。从地理上看，汉不得越过魏而击代赵。只有击定魏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作战。

（须昌侯赵衍）以谒者汉王元年初起汉中。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后为河间守。陈冂反，诛都尉相如。

案，传说中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示汉击三秦是有备而来，据此，则事成非常侥幸。此人除有指路一功外，整个楚汉战争无足称道。然此功非小，故受刘邦重用。另，此人亦与张相如条合参。

（宁陵侯吕臣）以舍人从陈留。以郎入汉，破曹咎成皋。为上解随马。

案，此吕臣当非楚怀王司徒。其与怀王司徒同姓名本就可怪，兼之其在功劳薄上的功绩，让人无法不认定其即为楚怀王司徒。楚汉战争期间，此吕臣数次为刘邦解追兵。所谓解追兵，无非是与追击者套交情，而能如此者，肯定是大有面子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此面子者，也只有陈胜、楚怀王的老臣吕臣能办到。但以怀王重臣之尊，也不可能在陈留这个敌占区以舍人的身份投靠刘邦。此事甚为难解，姑举出以俟有识。

（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千人，前二年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昧。

考证：《汉?表》前二年作前三年；阳夏作栎阳。

案，若按《汉书》，靳强于三年起于栎阳，则是沛公入关后的事。且栎阳在咸阳东，沛公至霸上前，不得至此。果如此，则沛公会项羽于鸿门，不当带此新来之人赴宴。故此人的出身，仍当从《史记》。

（阳义侯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几破之。

案，灵常之叛楚，与利几之叛楚，不知谁在前。 若早于利几，则灵常参加了击败利几的战斗。若迟于利几，则灵常参加了平定利几叛乱的战斗。

（戚侯季必）以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废丘破之。因击项籍。别属丞韩信破齐军。攻臧荼。还为将军击信。

案，据此，汉王都栎阳当有战斗。而此季必当是三秦降将。有关季必、李必之争，或难分正误。《水经注?河水》曰，戚，“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 。此戚侯李必，即《功臣表》之季必。然李必、季必，仍不可解。据《功臣表》，此季必初从汉王于栎阳，即为都尉，与李必为灌婴之骑士，大不相同。按刘邦功臣的经历，投降者，基本上都能以原官爵从军。季必既然为敌方之都尉，就不当以骑士从灌婴于荥阳。如果，季必为李必之误，于理不通。是否可以考虑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当时有两个李必。现称季必者，与后为灌婴骑将者不是一人。

（高梁侯郦疥）（郦）食其兵起以客从击破秦。以列侯入汉。还定诸侯。常使约和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袭食其功，侯。

案，《水经注疏》杨守敬案：“郦疥所封之高梁即《左传》高梁之墟，《汾水注》载之其地不在此。食其号广野君，生前固未封侯。而史表云，以列侯入汉。此《风俗传》所由有异说欤？然表又云，以死事，子疥袭其功侯，未尝云改封。疑疥所封本为高阳，而误为高梁也。” 案，此说亦颇有理，梁、阳，音相近。在当时，以其人之故地，授其人封爵，正是理所当然。如吕公封临泗侯即是此例。

（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起丰。别以郎将入汉。

案，《汉表》记煮枣侯起于薛，与《史记》异。班固毕竟是亲眼看过原始《史记》之人，故其记录应当尊重。且今《史记》已失其名，惟称靖侯赤。从起丰也好，薛也好，总之都是吕泽的战争线路。

此人或许一度脱离刘邦部，到刘邦入汉时重新加入。因其不言从入汉，而称别以郎将入汉。

（张侯毛泽）以中涓骑从起丰。以郎将入汉。从击诸侯。

案，此处中涓骑，似与曹参、周勃等人的中涓有所区别。可能是吕氏的人，因吕氏的部队有骑兵的成分。

附 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成陶侯周信）度吕氏淮之功。（成陶侯周信）度吕氏淮之功。《惠景间侯者年表》。

案，此处言度吕氏淮有功，不详所指。若为吕后，则吕后遇楚军，留军中为质。若为吕泽，则吕泽时居下邑。下邑本就在淮以北，并在睢以北，其所度之方向或并非由南向北，完全有可能由北向南。由南向北，或可理解为汉败彭城，有救援之功；而由北向南，多半为汉向楚地胜利进军，则无功可言。故不详史表注出此事意义何在。其用心或是揭示封功时的任人唯亲倾向。

（樊侯蔡兼）以睢阳令高祖初起，从阿。以韩家子还定北地。

案，其所从时间不详。此人为秦县令，其在刘邦初起就追随其后，可疑。睢阳与阿原不相属，故睢令却从起于阿，费解。

当今有点旧学功底的老先生在说到不赞同某事时，常说什么“期期以为不可”，以表示自己不赞成的较强烈态度。而这个“期期以为不可”即典出汉初名臣周昌之口。有个描述口吃的成语“期期艾艾”之期期，也典出此人。出典的具体场景是，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周昌因为口吃的缺陷，在表达不赞成时就说了这个“期期以为不可”。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周昌是个正派的梗直之士。近有程念祺先生的《高祖托孤》一文也是持此认识。该文重点写了周昌，基本上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子写的。给人的感觉是，此周昌（不幸也可能是菜九的远祖）是个梗直之士。但菜九恰好也通这一段历史，认为司马迁的本意未必是要将周昌写得多好，只是想通过周昌这个个例，反映刘邦的容人之量。周昌并未忠于刘邦之托，在程文中也体现出来了。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我们说周昌是个伪君子，并不算是冤枉他。

周昌的伪具体表现在他的会察颜观色。他对刘邦敢于事事顶真，那全是因为他吃定了刘邦的脾胃，知道刘不会真的为难他。于是他顶撞皇帝之事，为他捞到了敢于直谏的美名。这个假像骗过了刘邦，刘以为周昌可靠，就把心爱的儿子托付给他，以求自己百年之后，小儿如意或可得周昌之庇护，得以极自然寿命。可是刘邦的知人之明，在这里算是走了眼。司马迁记得很清楚，周昌被吕太后一顿痛骂之下，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当初的与皇帝抗争的气概荡然无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初周昌的所谓抗上直谏，并不是用骨头做成的，而是用心计做成的。刘邦不会杀他的头，不抗白不抗。吕太后敢于杀他的头，他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在刘邦面前，心机与骨头都能派用场，周昌就倾其所有。在吕太后面前，无论是心机还是靠了心机而长出的骨头，都归于无用，索性也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故周昌一言不发，老把戏穿帮了嘛，尚何言哉。所谓一物降一物，周昌能吃定刘邦，但吕太后又能吃定周昌。

如果说周昌仅仅是未能完成刘邦交下的任务，那还只是个能力问题，于人害处不甚大，换了别人，或者同样完不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他的画皮披着也不碍谁的事，索性让他披着。可就是这个周昌，还干了一件陷害功臣的事。就在周昌领了刘邦的重托赴任不久，他就上书告诉朝廷，赵代地相国陈冂图谋不轨。于是朝廷令人侦察陈冂，终于逼陈冂反叛。这个陈冂是信陵君魏公子的崇拜者，他不过是效仿战国魏公子招揽了几千门客而已。朝廷的侦察结果是什么，《史记》说得很清楚，无非是陈冂的客人当中有人干了些不法之事，从理论上说，与陈冂的关系不大。陈冂怕牵连到自己，于是反了。这个陈冂在战争年代应该是有大功之人，他在反秦胜利后便受汉封为侯，又与刘邦臭味相投，都是魏公子的崇拜者，所以地位相当高。反观周昌，其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基本上不值得一提，而其受封地位之高，多半是因为其兄是汉的烈士，沾了这个光而已。用句俗点的话来说，当陈冂出生入死的时候，周昌这样的人或者还在为刘邦提夜壶呢。就是这样的人，要以莫须有的罪名乱咬功臣，将有大功的陈冂逼反，并从功劳簿上将战功一笔勾销，这等罪过，岂可不提。故司马迁对陈冂事件是痛心的，他说：“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于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韩信卢绾列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难怪司马迁要惊叹不已。周昌逼陈冂造反，也直接给人民带来苦难，因为在汉初的几次造反中，以陈冂之反最难平定，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甚至连刘邦亲自出马都不能讨平。可见周昌此举，实有祸国殃民的成分在内。故不得不指出来。

周昌的貌似梗直骗过了刘邦，但未能骗过吕太后，也未能骗过司马迁；骗过了程先生及很多后人，却未能骗过菜九。所以前贤有言，一个人可以行骗于一时，不能行骗于一世；可以骗过许多人，但不能骗过所有人。印之于周昌事迹，诚哉斯言。

旧署 菜九段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n，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n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n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n。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n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n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n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n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n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钦，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n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n传到所谓的司马钦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n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n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保?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的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n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　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保?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贽，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贽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保?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对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