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古史杂识　　连载 -- 菜九段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风，齐则联宋、联卫、联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谴，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它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预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轶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征之于《春秋》经传，除僖十六年外，鲁未有与淮夷有涉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轶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3][7][9][10][11][12][13][14][15][16][17][18][19]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 《春秋》经传庄九年。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一、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二、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 “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恐不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理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注释：

[1] 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 [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强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

《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

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辖列国之师的攻齐之役，其时间持续六年之久，故而在先秦的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战败国，齐国于此期间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中有两种较为笼统的提法。按《燕世家》的提法，即除莒、即墨、聊之外，齐的其余部分皆属燕。《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口径较为统一，齐所有者，仅莒、即墨二城，而没有聊地。这种提法最深入人心，大概是从众为实的缘故，史学名家全祖望、梁玉绳等都据此判研史料之真伪。另一种提法是《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齐世家》），称楚与燕共分齐侵地卤器。至田单破燕复国，《田齐世家》的说法是：“齐故地尽复属齐。”然而，深究于史，就史料所能发现，实际情况绝非此上述说法所能包容。试论如下。

一、 齐的原有疆域

有关在此役中齐失地的具体情况，《燕世家》称除莒、即墨、聊外，余皆属燕。《乐毅列传》称：下七十余城以属燕。那么，破齐之前，齐究竟有城多少，史无明证。史书中专门提到的齐地城邑的具体数字有，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有地七十余城。但后世的齐之规模，显然不如齐愍王盛时。何况城有大小之分。如《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六年，秦击魏，得城大小六十一，魏并未因此而濒于灭亡。全盛时的齐比魏大得多，其国土绝非七十余城可限。自齐威王至愍王，齐的疆域呈扩张态势。有史可稽者，为齐威王与梁惠王关于国有宝之答问：[1]齐东临海，齐之南境在南城一带，其地不详。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鲁有城武城，又称南城（地在今山东枣庄、费县之间）。齐之西境在高唐一带（今河北高唐）。北境在徐州一带（今河北大城一带）。其实，且不说齐愍王时期，即使是齐威王时期，这种框定已不够充分。如齐威王封驺忌为成侯居邳（今江苏邳州），[2]其地就比南城更南得多。而其后齐境更大大向南北扩张。《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年，齐佐赵伐灭中山，理当有获地。日后赵将廉颇攻齐之昔阳，即为原中山地。齐宣王时期，齐曾乘燕国之乱，入据燕国五十天。在列国干预下，不得不退出，估计还会有部分燕地为齐占领。日后坚守抗燕之莒，原为莒国，楚简王时灭于楚。何时属齐不详。根据莒人杀/逐楚将淖齿拥立齐襄王之事来看，齐在莒显然经营甚久。莒为齐所有的时间或相当长。从现有史料分析，齐得莒有以下机会：1，齐威王时，越北伐齐，西伐楚，莒或先沦为越有，及楚威王灭越，齐可乘机并取其地。[3]2，齐、秦、韩、魏攻楚，楚败后或割地于齐。[4]3，楚怀王入秦不返，齐送楚太子归国立为楚顷王，齐或乘机索要莒地。而上三种情况，无论何者成立，齐之得地于楚，似都不以莒为限。除此之外，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年），齐与魏、楚灭宋，在据有全宋的基础上，又拓地取楚、魏地，其西南境又大大向外扩展了。[5]由此可见，齐的疆域在乐毅破齐时相当可观，绝非七十余城可限。所以，燕据有齐全境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燕有全齐之地，也与当时的情况不合。早年列国不允许齐独占全燕，此时就不应默许燕拥有全齐。

二、 破齐之役列国对齐地的瓜分

破齐行动是燕昭王长期策划，由赵国发起、组织推动，最终让当时所有大国――秦、楚、燕、赵、魏、韩共同参与的。其中的楚国后来转而助齐御燕。应该看到，列国参与攻齐，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燕昭王的心愿，它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必然是各有所图。而所图者，又以土地为最直接的获利目的。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齐灭宋之役是列国伐齐的导火索。《宋世家》载，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诸侯皆曰桀宋。……不可不诛。告齐伐宋。……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梁玉绳认为，楚、魏未参与灭宋事。[6]梁氏此次判断错误。之所以《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均不载助齐灭宋事，或者两国均未得到原本许诺灭宋后自己应该分得的哪份战利品。事实上，齐伐宋之役的参战国甚至不止于齐、楚、魏三国。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齐攻宋时，曾征调燕国军队参与。燕为了麻痹齐国，派了二万人马。这里显然是效仿春秋时勾践事吴故伎。这说明齐对燕是有疑虑的。仍据《吕氏春秋?孝行览》,燕广泛搜罗反齐人士，估计这类举动被齐所侦知，故有齐伐宋时征燕军力之举，实则是挟以为人质，并削弱燕的作战能力。据《赵世家》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意即赵出兵助魏攻宋，但赵与宋不接壤，不能分得宋地，作为助魏的交换，魏割河阳予赵。如此看来，灭宋一役，实际上有齐、楚、魏、赵、燕诸国共同参加。《战国策》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而齐尽管于此役得以独吞宋国，却也由此使军力大大受损。但齐国当政或不这么认为，于是便有乘灭宋之余威，齐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7]这种穷兵黩武的后果，必然将其周边国家悉数得罪完了，从而造成齐在国际间极度孤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且惹人嫉妒。列国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嚣张。而齐国力之衰敝也决定了它无法继续嚣张下去。此时只需要有一国出面组织，立即就能发动一声声势浩大的攻齐运动。因此便有了由乐毅发动的列国灭齐事件。

为什么灭齐这件大事由燕出面呢，那是因为齐与燕有世仇。当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后，燕国大乱。孟子以为吊民伐罪，此其时也。于是，齐宣王出兵，仅用了五十天便占领全燕。齐有燕地打破了原有的列强并峙局面。于是列国纷纷起来欲讨伐齐。[8]说到底，也就是不能容忍一齐独大的新形势。齐不得已便从燕退出。燕昭王即公子职得赵之助称王燕国之后，便处心积虑欲报齐灭国之仇。以燕之孱弱，灭齐之事只能算是梦想。诚如乐毅《与燕王书》中追述的那样：“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伐之，必以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应该说，这些谋划最初只是燕国君臣的一厢情愿。但到了齐灭宋之后，燕国期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赵世家》于齐灭宋后，有连续击齐的记载；其年代与《秦本纪》蒙武伐齐时间吻合，这些充分表明因为齐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头，列国联手攻齐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燕昭王于是利用了这种国际形势，通过赵国的联络，组织了破齐之战 。战争的第一目的，应该是消除齐的战争能力。而第二目的，无疑是从齐取得土地。战争的进程表明，其第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齐自此战败后便一蹶不振。而第二目的是否达到，可以验证于燕以外国家的从齐得地情况。

《楚世家》及《六国年表》均记有楚取淮北。这个地域概念相当模糊，估计包括：1，楚早年失地于齐的部分；2，宋国旧有部分；3，旧齐固有的部分。楚将淖齿所入之莒，或许就是新的齐楚分界的标志。日后楚侵蚀鲁国，最终灭鲁，就是此役后楚与鲁为邻的结果。《田齐世家》称：“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愍王。淖齿遂杀愍王，而与燕共分之齐侵地卤器。”是否可以推断，破齐之役，除燕而外，得地最多者应该是楚。必须指出，齐愍王、齐襄王所居之莒，于燕破齐固守之时及以后是否为齐之疆土，尚未可轻断。因楚出兵助齐守莒，以淖齿为相，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向齐索要土地，而这块土地就包括莒及莒以南的齐旧有之地。田单破燕复国之后，并未见有齐在莒活动的记载，倒有楚在莒活动的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楚灭鲁，迁其君于莒。[9]此莒即为齐愍王、襄王所居之莒。《鲁世家》记此事作，楚迁鲁顷公于下邑。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下邑的解释为，国外之小邑。莒之规模不详，但其从未属鲁来看，称之为下邑倒也合适。田单复国后，未见有齐楚交兵的情况，莒落入楚的唯一解释，当是在楚答应助齐御燕时，齐便同意以莒作为对楚出兵的酬谢。至于齐愍王乃至齐襄王居莒，可能是一种寄居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被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莒本身并没有加入田单的反攻复国事业。只是在逐走燕人之后，齐人才从莒迎回襄王。莒作为燕人在齐之南境，其南当为燕人未到之地。如下邳等地，此后当归楚所有，与燕无涉。

魏之具体得地情况不详。估计亦有三种情况：1，以前与齐灭宋时，魏应得之份额；2，魏本身为宋所侵之地；3，灭宋后，为齐所侵之地。其中后二者本来就是魏旧有之地。根据秦朝末年，魏将周市称丰为故梁徙，诱降沛公部将雍齿一事表明，魏地于战国期间曾拓地至丰（即今江苏丰县）一带。此一说法为汉人刘向认同，据《汉书?高帝纪赞》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此地原属宋，破宋前或许诺分给魏。战国末年并入魏名下，极有可能是在灭齐一役后才并入的。因此，魏于攻齐之役有得地，至少是讨回了破宋时应得之份额，当无疑问。

秦在此役中的得地情况不详。因秦与齐无接壤边境，秦即使分有齐地，获利或也不大。但秦在此前的行动中已从齐得过九城，[10]因是飞地，故有巩固扩大的需求。而此时秦之当国权势人物魏冉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即原在齐掌握之中。陶原属宋，与齐邻近。当初魏冉封陶属实封抑虚封，已不可考。但齐灭宋后将宋地全部据为己有，则明显损害了魏冉的私利。破齐之后，陶当归秦所有。日后，秦就以此为根据地向齐蚕食。[11]直到魏信陵君破秦后，此地归魏所有。[12]

秦的扩张行动几度受到齐的阻挠，故秦是列国击齐的积极参与者。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齐助韩魏攻秦，迫使秦于两年后退还了侵占的韩、魏之地。[13]摧毁齐国的作战能力，已成了秦国军事扩张的当务之急。而摧毁了齐国的战争能力，也就为从齐取地扫平了障碍。破齐后，秦屡次鼓动赵与其共取齐地，就是这种情况。

韩与秦情况相同，与齐国无接壤。史书中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韩从击齐中获得土地。韩加入列国击齐的军事行动，或是受了秦胁迫的结果。在行动以后，韩或者可以从其它国家获得一点土地补偿，如当年赵助魏击宋，从魏得河阳模式，但也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或者，韩之一无所获，是参加击齐各路武力的唯一例外。

赵与齐的关系比较微妙。于此之前，赵拓地甚多，赵得中山地之后，更是国力大增，扳倒齐国，无疑可以奠定赵在东方的霸主地位。所以赵成了此次击齐的召集国。其得地情况将在下文另行交待。

除了上述大国之外，弱小如鲁，亦从齐之溃败中收复了若干失地。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其地在今山东滕县。[14]直到田单复齐之后，徐州仍未能收回。据《鲁周公世家》，鲁顷公十九年（据《六国年表》为楚考烈王三年，时当公元前260年），“楚伐我，取徐州”。表明此徐州并未因田单复国而收复。另外，据《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在列国灭齐一役中有推波助澜之功。破齐之后，至少可以令其在薛之封地大大扩充一番。只是这个薛与鲁取之徐州在地域上有重叠，当以徐州属鲁说更可信。

以上情况表明，破齐一役的获利者为数着实不少，不得以齐地皆属燕为结论。

三、 齐地的其它存在形式

除了上述情况外，齐地的其它状态都与燕在齐的存在状况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燕在齐的状况，以确定是否如史书论定的那样，全齐皆沦陷于燕。

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列国的联合作战地点在济西。其具体地点，史无明证。唯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述济水范围，亦未说出个所以然。按六国联合用兵计，其地当在济水的南段，较适合各国军队集结并展开联合进攻，估计这个地方在聊城以南。在齐主力溃败后，燕军单独深入齐地。实际情况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各国便忙于瓜分济以西的齐地，而任燕军攻入齐都报仇雪恨。应该考虑到，齐主力丧失，只能看作齐已失去了对外构兵的能力，并不等于守土之力丧尽。《乐毅列传》措辞曰：“乐毅独留徇齐，齐城皆守。”是否可以认为，在齐愍王出亡，齐国无主的情况下，出现了齐之城邑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事实或正如此。当时齐地由各自的城邑长官分理，即墨大夫出战身死，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乐毅列传》另有记载，燕“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这表明燕对齐之征服遇到了广泛的抵抗，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燕军始终都在作战，燕军不得不逐城逐邑地蚕食齐地，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从燕军数次攻莒不克，围损兵折将的即墨城数月不下这两事可以看出，燕军的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在齐推进的速度，燕完全有可能与齐之某些城邑达成某种默契，即，只要齐之城邑不公然与燕为敌，燕可以保证其自治的完整性。这样一来，燕在齐地的军事推进确实加快了，但也为日后留下隐患。田单仅以区区数千之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复国大业，就是这种隐患的总爆发。《田单列传》曰：“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也就是说，这些畔燕的城邑并没有真正落入燕的掌握，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到了大势逆转之时，这些以往被迫降燕或中立的齐城，皆加入了反攻复国的阵营。除了落了燕掌握及与燕达成某种默契的城邑之外，一定还有如即墨那样不知为谁守土的地方，它们即没有可以效忠的对象，也不肯屈从于燕人，呈现出不少各自为战的场面。正因为齐国这种广泛存在的缺少主心骨的涣散状态，才给了燕以外的国家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秦和赵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充分考虑到齐地会有上述特殊情形，就能理解《赵世家》中于破齐之后关于赵“与秦击齐”，赵攻取齐地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前文已说过，除韩以外，各国都从破齐中得到土地，赵国肯定也不想成为例外。赵国是这次列国攻齐的召集国，其对齐的领土占有欲，理当不逊于他国。齐破之前，列国已攻齐取灵丘予赵，[15]齐破后，赵又与秦击齐，其目的仍在于掠地。燕军从济西战场长驱直捣齐都临淄，势必留下大片未征服齐地，这就给其它国家，如赵国等留下了可供酬劳的战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苏代为齐向赵求情的场面（梁玉绳氏以为司马迁无理出错，他认定齐此年仅莒、即墨二城，秦、赵又有何求。其实这种认识是梁氏之偏见。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赵世家》中的许多材料不见于《国语》、《战国策》，当另外来源。司马迁撰《史记》时定别有所本。事实上，《赵世家》的许多材料非常珍贵可靠，此不赘述）。只是苏氏受何人指使这样做，目前尚不得其解。大胆地估计一下，应该是那些各自为战的城邑出面求情的。据《赵世家》记载，赵王开始接受了苏氏提议，但很快就招致了秦的报复。于是，赵又转而攻取昔阳[16]及麦丘。[17]估计这是赵为了求得失利于秦的补偿而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齐此时已类似于无主之地，取之无害。可以肯定，赵于齐破之后攻取的昔阳、麦丘均不归燕人掌握。因为乐毅与赵的关系很好，他身为赵之相国，失势于燕之后，就到赵避难，赵即以取之于齐的观津封乐毅为望诸君。所以，赵所取之齐地，应当是从不在燕掌握的势力范围中所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世家》以赵将廉颇攻齐昔阳，在列国联合用兵之次年，而此地是故中山国旧疆。当是齐赵合力灭中山之后，此地划归于齐所有。齐佐赵灭中山，取中山地当不止昔阳一地，或有其它未载之于史的疆土。赵对于在齐的无主之地尚且侵伐不已，可以肯定，其对曾与齐共同瓜分的中山之地当悉数攫为己有。日后，再也没有赵在中山的军事活动，而中山之地直到秦灭赵前，仍为赵所有。则齐所有之中山分地，当于燕军在齐之际，即为赵全部吞并。行文至此已可得出结论，在列国瓜分以外的地方，燕对齐地的征服也是很不彻底的。

即使是秦、赵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甚至燕未能征服之地也不止于莒、即墨两地。《田单列传》载：燕攻莒“数年不下，燕移师东围即墨”。那么，即墨以东地区即胶东半岛之大部，此前及以后显然均没有落入燕人掌握。而燕在即墨时间不长便全面溃败，即墨以东的胶东地区在燕在齐的五年之中完全可以维持原状。其实燕围莒之说也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楚将淖齿在莒的时间难言。《田单列传》称淖齿在莒坚守数年，而《田齐世家》称淖齿去莒，则淖齿放弃对莒的坚守。

总而言之，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归属情况甚为复杂，无以辨识之地甚多。但可以肯定，得齐地者非止燕一国。而齐自存之地亦不止二城。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七十余城，或许是燕在齐得地的实数，只是这个数目未必都是名邑大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此说可以作为旁证。同样可以肯定，田单复国战役所收复的旧齐之地，也仅限于燕军所占之城邑，而未能从其它各国（包括鲁国在内）收回失地。故《田齐世家》所称“齐故地尽复属齐”的提法，也是不可信的。

附注

[1][2] [5] [7] [8]参见《田齐世家》。

[3]参见《越世家》。

[4]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四年。

[6]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宋世家》。

[8]参见《秦本纪》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年。

[9]参见《六国年表》秦昭王五十二年。

[10]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年。

[11]参见《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

[12] 《韩非子》

[13]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七年。

[14]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39--40。

[15] 《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

[16]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

[17]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九年。

顺便问一句:

这个"扫楚"是啥意思?

楚人在周面前总是讨不到好的。除了逃跑，别无他法。

敬候佳作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一、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二、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征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四、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 参见钱穆《诸子??年考辨》

[2]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 《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 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 [15] 参见《赵世家》

[6] 《六国年表序》

[7] [9] 《秦本纪》

[8] 《范雎蔡泽列传》

[10] 《白起王翦列传》

[11] 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 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 参见《乐毅列传》

[14] 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 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后记：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它。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它。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老乡好见识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 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熟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而己。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存在。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一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相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 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 [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旧题《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附 秦楚之际称臣考

对于《鸿门宴》刘邦对项羽称臣一事，今人常常会误解为刘邦在项羽面前行君臣之礼，实属时代语言隔阂造成的误会。《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的说法颇能纠正这种认识，顾氏说："汉初人对人多称臣，乃战国之余习。《史记?高祖纪》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天下已定，则稍在差等，而臣之称惟施之诸侯王。故韩信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曰，大王乃肯临臣。至文景以后，则此风渐衰。"的确，在秦楚之际称臣之事多见，即以《史记》中的各类非专对帝王称臣的记载，还能找出一些，就很能证明顾氏所言不差。如赵高对李斯称臣（《李斯列传》）；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时自称臣，说武臣时又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陈余与张耳辩难时亦自称臣，客说张耳夺陈余军权亦自称臣（《张耳陈余列传》）；彭越起事前，对泽间少年亦自称臣（《魏豹彭越列传》）；宋义对项梁称臣，对高陵君显又自称臣（《项羽本纪》；鸿门宴时张良对刘邦、项伯俱称臣，樊哙对张良亦称臣（《项羽本纪》）；随何说黥布前，对淮南之太宰亦自称臣（《黥布列传》）；韩信破赵后，部将对其称臣；李左车被俘后，对韩信自称臣（《淮阴侯列传》）；郦生说沛公自称臣，陈留令拒绝以城下沛公，对郦生亦自称臣（《郦生陆贾列传》）；刘敬欲见高祖，对虞将军亦自称臣（《刘敬叔孙通列传》。凡此种种，表明称臣确系当时习惯，不得专门视之为自卑求容。其称呼固然以卑对尊使用较多，尊对卑有此称呼亦属正常。

秦二世现象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 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乃父秦始皇之下。秦二世崛起之快，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历历在目，可圈可点。司马迁更以犀利的笔触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可见到的秦二世的可靠、可借鉴史料，基本上都记载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之中，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人们或可更深入地了解封建专制统治其残暴、其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由秦二世本人引发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

一、良好的教育不能保证产生有道之君

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之中，胡亥无疑是最受宠爱的。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出巡天下只带他一人同行看出。那么，在他接受教育问题上，也应格外受重视。这一点，有赵高自称“受诏教习胡亥数年”[1]之语即可为证。汉人贾谊以为，赵高所教，就是胡亥的全部所学，他说：“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2]这种说法全面否定了胡亥所受的教育。但考之以胡亥的早期言论，就可以看出贾谊之说的片面性。秦始皇方崩，赵高即怂恿胡亥篡立。在这种重大的机遇面前，胡亥的最初反应表现出他完全是受正统伦理观念左右。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3]即使被赵高说动了心，胡亥仍以为：“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4]可见，即使已到了准备按赵高教唆行不义之事的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正统的行事准则。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胡亥的正面教育还是相当彻底的。以胡亥之受宠程度论，他的教育不应止限于赵高一人。赵高只是负责教育胡亥的专人之一。那么，赵高所授是否如贾谊所言，一味灌输残暴呢？当然不是，至少其劝说胡亥篡立的言辞不支持这一点。赵高丝毫未用什么刻薄之辞劝进，完全是一味出于公义，诱胡亥入其彀中。他说：“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不难看出，胡亥本人在当时对这些人的事迹就是清楚的，也有可能有步这些先贤的后尘的意愿，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由此可见，在正式接手权力之前，胡亥完全是用圣贤教育塑造成功的一个典型。

就上述赵高言论来看，或可从侧面提示了赵高所授内容，也包括了圣贤之言。事实上，赵高的教习内容确实不是如贾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刑律。《秦始皇本纪》就明确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这里的“书”有别于“狱律令法事”，就应该是前贤著作。践位之后，胡亥能熟练搬用韩非之言，或封堵臣下的劝谏，或要求臣下迎合自己。凡此种种，均显示胡亥可能从赵高处所受教育相当系统，其所学也相当深入。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刻薄少恩著称。然通观《韩非子》一书，刻薄处均为人主驾驭臣下时的容易施行之术。而在术的外衣下，其内涵则又是为君者必处以公心的大道理。毕竟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儒学是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要宣扬为君之术，无非是要结秦始皇之欢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种行为模式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所有的差别只是进言的内容不同，而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韩非的失败，与李斯的成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二者都应该有好几套理论体系，以便投合人主的不同需要则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学说也只是这类术士的主张之一，而非全部。有关这一点，有商鞅说秦孝公的事例为证。商鞅说秦孝公，就变换了几次说法，最终是以治国强兵术得逞。

可以肯定，崇尚武力、崇尚铁腕统治的秦始皇在对其子嗣的教育中，推行的完全是正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胡亥又因极得宠爱，其受这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众多兄弟，应该毫不逊色。尽管如此，胡亥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道之君，在他主政的三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现一条有道的执政记录。可以说胡亥所接受的系统的历代圣贤激励教育，从来没有转化成的行为动力。

胡亥在位不过仅三年时间，起先他也不是立刻荒淫起来的。人君之位自然产生欲有所为的冲动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社会。贾谊《过秦论》提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说明社会对新君有所企望，而胡亥面临的社会环境，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欲有所为的冲动，在放纵声色的本能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司马迁记下了胡亥的这一质变过程。胡亥登基之初，还考虑到要做一个让天下服气的皇帝，如厚葬秦始皇、东巡勒石，乃至于加速修建阿房宫等等举措，都或多或少为了一个愿望，即，不让天下之人小觑于他。他的有所作为的企图，或许还可包括效仿其父穷兵黩武。其实这些举措无一能增加他的威望。而他在营造形象方面的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自从当了皇帝，自然就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束缚。处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胡亥的放纵本能就企图得到最大的释放。只有一种潜在力量会阻挠秦二世的放纵――既存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由此引发的臣下劝谏。对于这个难题，胡亥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很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交代。

而有了类似的理论为后盾，胡亥的放纵享乐便益发不可复制。并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透过胡亥这个典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过的荒淫之君，他们大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类教育，也没能阻止其成为无道昏君。这个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放纵本能。换言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这些昏君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得道德施教者的愿望及社会的期待全部落空。

二、终极权力对人性恶的放大作用

胡亥堕落之快，不仅是为其登基出了大力的丞相李斯始料未及，即便他本人也不可能逆料。能反映胡亥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只有贾谊提到：“二世胡亥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5]将别人陈列整齐的鞋子故意弄乱一事，充其量只能说明其顽劣，还不足以上纲上线到品性卑劣的地步。而这唯一的记载，又因为汉人说话一向不严谨，其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秦不搞分封，就不存在什么诸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诸多恶习全是在拥有最高权力后发展起来的。根据秦始皇初崩、赵高向李斯竭力举荐胡亥为太子的言辞，胡亥早期的品行似无可指责。赵高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6]照此说法，胡亥的公开形象相当不错。而李斯对胡亥的人品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就不可能完全听信赵高的一面之辞，作出废长立幼的大逆不道之事。另从前面所引胡亥不肯即允赵高谋划之说辞来看，胡亥也算是个循规蹈矩之人。这与赵高向李斯描绘的形象相吻合。因此，可以确认，胡亥日后的诸般恶习在其践位之前没有露出丝毫痕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胡亥很善于掩饰，毋宁说是皇权绝对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因为皇权的绝对重压，使得循规蹈矩是臣子的唯一选择。即使品行卑劣的人臣十分受宠，也只能将其罪恶欲念善为掩藏。但是这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自觉，终究是一种扭曲。凡扭曲者，皆需伺机释放。因此，忽然有一天，这种令人窒息的重压不仅消失殆尽而且操于己手，可以施之于人，其对人行为的冲击力是不可估量的。就胡亥而言，原本蜇伏于其本性中的恶迅速加倍放大，释放出来令人瞠目结舌。而贾谊所说的“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的场景也终于出现了。

还必须指出，这诸般恶习决非是师长所能教授，完全是与生俱来。如果赵高之流欲对此有所作为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引导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胡亥的自身因素。因地位之变化，产生了从有所顾忌到无所顾忌的质的飞跃。胡亥当了皇帝，就意味着原先的有所顾忌的循规蹈矩，其实质是一种本能压抑。当这种压抑有了释放通道，又以一种穷奢极欲的形式出现。最终呈现为能量极大、冲击力极强、足以令天下震栗的施暴癖。

尽管胡亥登基之前，犯下了矫命赐长兄扶苏死、并在安葬秦始皇时殉葬者众诸般暴行，但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登上权力极顶之初，其本性还不是太过残暴。如在即位之初，他有开释蒙恬的打算就是一证。[7]但他这种难得一现的仁慈之心，很快就被戾气所替代。究其因，还是源于最高权力对人性的盅惑使然。

为了清除对皇位的威胁，胡亥发起了一场针对诸公子与大臣的大屠杀。对于杀戮诸兄弟及大臣的动因，司马迁给出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胡亥欲寻欢作乐时接受赵高示警而大开杀戒；[8]其二为胡亥自己提出对权力的担心。[9]在后一种，暴露出来胡亥的本性恶要超过前一种。这一事件可以有两种解读。首先，它清楚地表明，至此胡亥已开始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次，它表明骄奢淫逸与残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其底蕴或许就是，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君王称心。这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心理共识及行事准则。从此，胡亥为了一逞己意，不断使用自己的巨大权力。一旦为恶具有了这种极其功利的成份加入，其程度和规模都会成倍地放大，而令整个社会为之颤栗。但不论事变是出于哪一种，均表明胡亥从此开始行暴政，直到覆灭。

由于邪恶的本性使然，皇帝的职责便被胡亥简化成了为放纵而驱使民力及使用暴政。胡亥的及时行乐倾向是很突出的，这种行径显然与传统上提倡的君道不相容。自古以来，人君处于权力极顶，为天下瞩目，自然会有许多道德戒律制约或曰规范着他的行为。这些戒律既为历代君臣所共遵，且为天下所共知。严格地说，这些戒律存在的本身，对胡亥的纵欲就有所制约。但胡亥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到了陈胜起义烽火遍及天下的时候，也不为所动。朝中的老臣，如丞相李斯、去疾，将军冯劫都试图对胡亥祭起圣贤古训以规劝之，但这样做的结果，为已坐稳帝座的胡亥所不能容忍。而惹恼了胡亥，就给进言的各位带来杀身大祸。[10]胡亥的暴戾，已使得任何想尽臣道的臣子无能为力。

胡亥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开创性的，他仅仅是将一种暴政气氛推向极致而已。这种君道失控及二世朝的暴政，胡亥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臣子为此局面的奠定之责，也无可推托。由于秦始皇对传统的蔑视，已使得传统说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个前提下，产生暴政的理论基础也就早已由臣子们提供了。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为了推行极权统治，李斯就提议以吏为师。[11]这是指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实李斯主张之所以被秦始皇所采纳，完全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始皇的本心。而有了这个前提，就很难说清这个主张究竟是李斯的真实意见，还是投机取巧、博主子欢心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提案的成立，使得朝廷政治生活顺理成章地必然要以君主的个人好恶为是非。而投主子所好，本身就是自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之一，无论是以合纵、连横，还是尊法尊儒，都是瞅准了当权者的内在需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的好恶有效结合起来，他们也就在满足当权者需求的同时，取得了自己所欲的功名利禄。

或许由于皇帝之位有超越前人的要求，更加大了胡亥放纵和暴政的力度。于是放纵和暴政便相辅相成地构成了秦王朝的统治特点。尽管关东烽火遍地，但秦二世仍有足够的权威维持自己的淫乐。而因这种淫乐增大了开支，就势必要加倍地压榨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暴君的荒淫，都是靠暴政支撑着的。荒淫是人性中最易诱发的恶，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势必会发展到荒淫无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以陈胜为首难的农民大起义，无一不是暴政压榨的结果。虽然那些靠了农民起义开创了王朝的统治者，每每以秦二世的过失警策其子孙，但仍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命运。农民起义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最有力量的工具。

或许胡亥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苦闷，即他想超越秦始皇。这是赵高诱使他篡权的动机之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藏有渴望崇高的内在冲动，胡亥也不会例外。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要超越其父秦始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对此，他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挫折。而身为皇帝，要宣泄挫折，又以荒淫无道最为方便简捷。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惩罚，也是对他自身企求崇高的反动。其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荒淫施暴。于是，历史就不断产生这样一种怪圈：由于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影响，统治者坠入荒淫之道；由荒淫而无所作为的沮丧感，又促使其进一步荒淫。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直至灭亡。

三、过分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发明

有关皇帝的行为准则，本来是有一套传统认定的，即按照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去做。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前贤论述、先帝教诲、相傅传授均不在少数，应是为君之道的共识。但到了胡亥这里，连这个不成问题的事都成了问题。在胡亥的新界定中，有道之君，就应该像他这样专心享乐。

处于高度集权的秦王朝，胡亥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仅仅是专横地行己所好，似过于野蛮，这样既不符合君道，也与其所受教育不相称。只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如此，对自己及外界都无法交代。所以，胡亥在行荒淫无道之事以前及其同时，也势必要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可堵塞群臣之口，对己则能坚定这样荒淫的信念。所谓有所本。如他责备企图劝谏他的丞相去疾等人时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g，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裴，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12]再如他应付李斯的劝谏时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s水，致之海，而股无眠，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3]胡亥如此“高明”地曲解先贤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风如草，可以称得上是昏君中的荒淫有理的理论家。不如此，则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昏君。这些理论的发明或阐述，恰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臣下对胡亥谬论的屈从，乃至帮助他完善，更说明封建专制时期的君臣典型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昏君，不论其享乐借口有无上升到胡亥这样的理论高度，其内在实质应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在荒淫无道的同时，是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之感的。

当然，胡亥的这种理论素养也离不开臣子的灌输与补充，而胡亥则善于对那些他认为对他胃口的话有选择地采纳。如李斯让其不要耽于声色，就有赵高提供相反的建议，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蚴耳而后行远乎！” [14]这番话正中热衷享乐的秦二世下怀，立即转化成其享乐的重要支柱。而胡亥的暴戾，也逼得臣子不断揣摩他的脾胃，说些中听的话投其所好。如李斯子守三川，而陈胜部将周章逾三川入函谷关击秦，为逃避胡亥的追究，李斯上了一大通讨好的话，其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R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雎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5]原来帝王的欲高枕无忧地享乐，就要建立在天下震怖恐惧的基础之上。难怪历朝历代的暴君但凡是残暴的，也无不是荒淫的。李斯这一派胡言献上，等于将胡亥胡作非为的所有顾忌全部解除。由于当时秦军反击得手，反秦战事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二世就更变本加厉地施暴享乐，秦地百姓的生活也就陷入了更加黑暗之中。而李斯最终还是因为干扰了二世的享乐被治罪处死，当然是安了个谋反的罪名。

四、自成体系的权力控制术

秦二世在位虽不足三年，他的最大追求是从篡立前的有为憧憬，转变成唯享乐是务，并彻底葬送了秦王朝。用荒淫无道来评价他这三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成分。若论智力，他当在常人之上；若论权势，他也是大权独断，从未有一丝傀儡气息。如果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只是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昏君，是利令智昏的那一种人。胡亥为君之道的主干是享乐和滥用暴力，他所关心的重点，也就是外在形象和权力控制。而这两个重点又与享乐、暴力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他登基之初的东巡，厚葬秦始皇、续建阿房宫诸事，就是在享乐的同时，着眼于形象的营造；他下令对公子、大臣进行大屠杀时，又听从赵高之计出京巡幸，以避残暴之名，还是注意形象；当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等提议减轻赋税、停修阿房宫而大拂胡亥之意，他是找了其他的罪名，达到逼死二人的目的，却可不背拒谏之名，他总不想破坏社会共认的明君形象。由于胡亥以明主自居，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都为其不喜。如陈胜初反时，前线来使如实通报形势，却被秦二世治罪，这就逼着臣下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以至于陈胜武装攻到国都附近，他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急忙遣将剿伐。正因为胡亥大权在握，一旦他不作为，其他人只能干着急，一点也使不上劲。而耽于享乐的胡亥尽管误事，但从未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胡亥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对权力始终牢牢控制，或者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韩非子》一书就有相当篇幅谈御下之道；赵高为胡亥献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有道是：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其目的在于贬逐旧臣，启用新人。新贵们自然会对新主竭诚效忠。除此之外，胡亥自己还掌握了一套对臣下的平衡术。他同时倚重赵高、李斯，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居间调停的地位，便可沉溺于享乐，不问朝事。臣下不和，皇帝便可高枕无忧。胡亥对李、赵矛盾之延续十分留意。为了维持这一对矛盾状态，他表现出罕有的耐心。因此，尽管他倾向赵高更多一些，但赵高说李斯谋反，胡亥并不急于将李斯法办；李斯进谏称赵高不忠，胡亥也未置可否。以胡亥之暴虐，如果不是刻意制造矛盾，他的这种耐心反而是无法理喻的了。正是这个缘故，在李斯入狱痛诋胡亥为不道之君并历数其罪过，胡亥也没立即将李斯处决。直到李斯经受不起赵高的严刑 拷打，自承谋反，胡亥才下决心斩了李斯一门。[16]这意味着胡亥显然是中了赵高的计，否则他不会亲手将他精心维护的这对矛盾毁于一旦。李斯一死，胡亥精心调护的这对矛盾自然解体，其最终死于赵高之手，也是这种矛盾瓦解的结果。因为直到最后关头，胡亥的大权仍未旁落，只是他过于沉溺于享乐，让赵高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胡亥在应付陈胜起义引发的土崩瓦解形势面前缺少办法，但在驾驭朝廷权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胡亥对赵高的依赖也有他的一套见解。李斯以为秦二世的荒淫赵高有脱不了的干系，于是就在二世面前说了赵高一大通坏话。二世以赵高是宦者，值得信赖。他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这段话不仅说明赵高的当时身份确实是宦官，而且道出宦官为人主所信赖的原因。原来宦官无子孙以继其业，故能死心踏地为人主效力。难怪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例子层出不穷，其秘密就在人主认为他们的私心最小。在赵高的宦官身份上，历来有不小的争议，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不死活不承认赵高是宦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错了。赵高的宦官身份不仅有秦二世的认定，也有他本人的自承，如在沙丘之谋时，赵高自称其“固内官之厮役”。更有《樊郦滕灌列传》为证。刘邦不见群臣，樊哙闯宫，称，陛下“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这些均表明，当时都以赵高为宦官。但秦二世在赵高问题上大概犯了个差错，因为赵高的宦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根据日后其婿阎乐参与杀害二世，表明赵高的宦者身份是成年后所得。据《蒙恬列传》，赵高因犯法，受处罚，执行者为蒙毅。大概以秦律之重，赵高所犯过失可以判死罪，只不过秦始皇惜其才，饶其不死，其所受刑罚或许就是宫刑。这就是其宦官身份的由来。而二世或忽略了赵高的本来面目，只认他当时的宦官身份，故产生了认识的偏差。 大概正因为此，他才听信了赵高，杀掉李斯，破坏了自己精心营造的权力矛盾，使得赵高揽得大权，最终被赵高杀害于望夷宫。

总而言之，秦二世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其性格、其知识程度与其不可复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集专制的一切丑陋于一身的暴君。从这个个案中，人们看到有道之君的需求敌不过放纵声色的本能，荒唐的实用主义竟产生于系统教育之中，将聪明才智用于祸国殃民且理直气壮。裕于应付政权内部的逆耳之音，而应付不了来自政权以外的威胁。

附注

[1][3[4]][6][8][13][15][16]参见《李斯列传》

[2]《贾谊新书?保傅》

[5]《贾谊新书?春秋》

[7]参见《蒙恬列传》

[9][10][11][12]参见《秦始皇本纪》

[14]《史记?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