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王世贞著史 -- MP4

嘉靖至万历年，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乃是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泰山北斗级人物。《明史》里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不过文坛的盛名并不能让王世贞满足，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学毕竟并非“正途”，他的意愿是修史，如明初的文坛首领宋濂、杨士奇等那样文而优则史，更大的愿望则是如太史公那样成为后人尊崇的历史书写者。

虽然也确实被视为治史良才，可惜仕途坎坷，数度起落的王世贞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他连一天“太史”都没有当过，名字更从未出现在朝廷修史者的行列之中，不过王世贞依然提起笔来著史，成为一个私史作者。

这里说“私史”，是相对于官史而言，官史在保证伦理正确的前提下，对客观性和真实性有很严格的要求，中国的帝王将相，土大夫文人一向看重身后名。成败誉毁在当时虽也重要，然更重要的是怎样被写入历史。那白纸黑字里巨大的道德重量，甚至让你生前就感到了沉重。因此，官修正史，乃是一项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

然而，明朝的学术，乃是朱学一统江山，学术水准不仅逊于宋，亦不及元。如顾炎武说的：“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修史也不例外，《国榷》作者谈迁评价明代的实录编写曾言：“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尚不见其里。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载笔者，皆逆奄舍之人”。而由明编纂的二十四史之一《元史》更是“被认为是一部编得拙劣、不完善和不准确的作品，是官修史书中最差的一部。”（《剑桥中国明代史》）

官方主流学术思想的落后造就了民间学术的兴盛，泰州学派的王艮甚至喊出了“道在民间”的口号，从王阳明、顾宪成、李卓吾、刘宗周，一直到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明一朝有创见的杰出思想家反超过前朝。

在历史领域，则是野史对正史的僭越。发生在朝廷中的种种重大事件，本来讳莫如深．不出宫禁之外，然而现在通过“私史”著述，在市民井坊间流传。历史再也不仅为政府掌控的秘藏，而是民间可以随意谈论的故事，这是“私史”超越“官史”的价值所在。中国一向并不缺少稗官野史，而明朝中叶后，个人对于本朝重要史事的私撰热情达到鼎盛，比如万历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宫廷疑案，在民间就成为符合社会阅读口味的通俗故事，它消解了官方实录的历史严肃性，而带上了民间文学的幽默性和荒诞性。“历史”对于帝王一贯的尊崇，在这种故意的改写中亦不复存在，所有的正剧在此变成了漫画式的喜剧。这是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官方的挑战，是对官方权威话语权的消解，对王朝的政治基础有着不可低估的撼动力。

显然，王世贞就是在这种“史氏失职”，私史盛行的气氛中出现，并卓然成为大家。

王世贞作为私史专家受人推服，是因为大家相信他出身世家九卿，对朝廷之事了解得非常多，掌握的材料更详实可靠。而他本人也绝对视史乘为己事，放心大胆在有明一代的历史疆域里驰骋。他的史述篇幅不下于其诗文著述，广泛涉及了宫廷、民间，还仿《资治通鉴》编过一本《纲鉴类纂》，有些著述如《皇明奇事述》、《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等记录了当时明宫廷的各种典仪、封号渊源和轶闻，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不过即使在当时，王世贞的“私史”就受到了学界的置疑，尤其是到他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同时代另一大学者归有光曾指其为“妄庸巨子”，更有人直言：“本朝大小记载，一出此公之手，使人便疑其不真”。这“不真”有两个缘由，一是记述同时代的历史因为著者身在局中，往往更受情感和立场取向的影响，此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二与王世贞个性有关，其人倾向感性，好恶心重，记事主观色彩太浓，“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王世贞在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史著《首辅传》，恰是最典型的实例。《首辅传》记述的是嘉靖以来的内阁首辅，其中的很多人王世贞不仅熟识，且有很深的恩怨纠葛，更无法不夹带个人的感情色彩和褒贬取向。

比如严嵩，《明史》载：“（世贞）父?笠糟?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笥?，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缶顾牢魇小Ｐ值馨Ш庞?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严家理所当然被王世贞视作不共戴天的杀父仇敌。

再如徐阶，则刚好相反，是需要感恩戴德的大恩人。“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蠊佟！备?耐人寻味的是，徐阶之所以肯卖王世贞这个面子，是因为徐阶早看出了“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据不足锢才士，找是以收之。”（事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此说真假不论，但王世贞感激之余，笔下不仅溢美，连其不法之举也都一笔勾销了。所以沈德符说：“严、徐品行，不待人言，而?m州（世贞）每于纪述，描画两公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新郑（高拱）秉政，瑕瑜自不相掩，?m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辞。且词及?矬?，则未必尽然也。”

还有张居正，两人本是同年进士，张居正大柄在手，而王世贞仕途不顺，故而王世贞希望老同学照顾一下，为此，“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书法”(见《万历十五年》)。那时张居正在朝廷重要部门确实任用了不少私人，但对于世贞的要求，居然没有答应，王愤而加入倒张的队伍，结果“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黄仁宇评价“（王世贞）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宇里，酸辣兼备”。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评价王世贞并不具备太史公那样的历史品德，其历史著述参入过多个人利害得失，缺乏公正客观，多有失真之处，但历史的真实，又哪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回想一下嘉靖登基初的“大礼仪”之争，皇帝为自己的正统地位正名，不惜授意大臣修改皇统，从传统道德观念看来，这不咎是一种颠覆。中国史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往往就是合道德性。当嘉靖一朝的历史书写方式，可以越过道德规范而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亦可以在人为的?]作下轻易放弃，正因为有这种背景，坊间方有如此多无凭无据的野史流传，在一个对历史不负责任时代，对“私史”似乎就没有必要做更苛刻的要求了。

据说还有两部文学性作品也出自王世贞之手，一是《鸣凤记》，演说严嵩父子的故事，另一则是大名鼎鼎的《金瓶梅词话》，据传也有影射严氏的意味，当然这已不可考，不过假如是真的话，我们不妨也以看待《金瓶梅》的心情去看待王世贞的某些史著――反正都是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