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生百态：之： 树 哥 的 故 事：（三） -- 老光

68年的腊月里，我们一家搬回了乡下老屋。暂时借住在树哥家里头。

树哥家的房子很高，很大，是解放前建造的那种老式的大瓦房。房子中间有个蛮大的厅堂，中柱呢，高达一丈八尺八寸，这在当地来说，算是出格的了。

从前，乡下人讲究风水吉利，凡事求个发达。修房建屋时，总是以中柱为尺度，尾数上要留个“八”，图的是：若要发，离不得“八”的缘故。故而，这中柱的长度，最后的数目，不是“八寸”便是“八分”。若是八寸呢，则叫作“大八”，意为“大发”；若是八分么，则称为“小八”，这意思摆明着，就是求个“小发财”嘛。无论是“大八”或是“小八”，都是讨个“口彩”，寻求着发财。

因为房子太高太大，显得空旷，尤其是夏天，一走进这屋里， 显得是特别的凉快呵呵。那怕是再热的天气，只要走进这厅堂内，一会儿功夫，身上就不再冒汗了。

因为这缘故，周边的几家人，一到夏天的中午，晚上，都喜欢端起饭碗，聚在这厅堂里边，一边扒饭，一边扯闲散白话，一边也顺便歇歇凉。

树哥的这份家业，是靠先人挣下来的。

树哥的祖父，在世的时候，是开“花行”的，也就是做棉花生意的。都晓得，棉花是“泡货”，收棉花的季节里，一屋堆的尽是棉花，一大堆，不压称，但堆放起来很占地方的。所以，先人们把房子造得特别的高大，宽敞，为的是屋里头空旷，可以多堆码些。

不仅如此，房子修得高大，宽敞，这也是气派，有钱的象征。当日前，树哥家的房子，便是老屋里最高最大的房子了。

这份家业传到树哥父亲手里时，这老人更有眼光。有了钱便购买新式的轧花机器，速度既快，质量又好。于是，这棉花生意便越做越大。再加上生意人经常走南闯北的，地方转得多了，见识也就多哦。

挣了钱，树哥老父亲也不像当地一些土财主，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却拼了性命去攒钱，攒了钱搞么得呵呵？置田买土哪。

可树哥的父亲呢，赚了钱会享受，除了吃喝玩乐，还讨了小老婆。家里头除了祖上传承下来的田土，再没买过一分一厘。

所以，人精明后来就没吃亏呀！

到了解放那阵子，树哥家除了家里有钱财，底子厚，可田土却不多。那时候是按田地数量与人口划成份，结果，土改工作队把土地一丈量，树哥家只划了个上中农的成份。这上中农嘛，还是俺党的团结对象么！所以，解放以后，树哥家没吃过大亏哟！倒是因为家底子厚实，几十年里头，无论是吃呀，穿呀，在队里那都是首屈一指，没得说呐。

家族里的人都说，树哥家几代人的精明，真的是与众不众不同呵呵。无论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手里，这一家子都是玩得团团转的角色哦。

像俺幺爷爷那就不同了啰！一辈子吃没吃着，穿没穿着，挣得几个钱，拽在手里头，买啥都觉得不值，还是置田买土放心些。所以，攒下七八分，便要凑一毛，有了六七毛，便要攒成一块。几十年下来，住的破房烂屋，穿的破衣烂衫，凑合着过了一世。手头有了几个钱，第一个念头便是打听哪个地方，有哪个人，要卖土卖地。

几十年有所得，尽置成了地产。一解放，呵呵，划成了富农成份。从此，一顶帽子顶在头上，连子孙都跟着倒了血霉，窝 了一辈子。

树哥打小起就帮着父亲管账，跑腿，所以，耳濡目染，深得乃父的遗风，练就成当家理事的一把好手。

在上世纪70年代，农村管制特别严重的岁月里头，因为树哥善于精打细算，一家的小日子过得倒也十分的自在。

树哥的盘算很精，他常对我讲：“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盘算一世穷！”。

那年月，光靠地里刨食，挣几个硬工分，仅仅是分一点粮油。一年到头，一家老小，添衣置被和扯不清的人情往来耗费，花钱不少啊？这钱，从哪里来哦？偷哇，抢哇，都是犯法的事儿，干不得的！这钱嘛，只有靠自已想办法去挣哟。

树哥的小日子过得撑妥（圆满），靠的是喂养了两头母猪呢。

人家喂母猪，一年只下两窝崽。树哥人精明，盘算足，他喂养的母猪两年能下五窝崽。两年下来，就要比人家多两窝仔猪。一窝猪仔至少是十二三头，一头仔猪少说也要卖个四五十块钱，两年里头，就要比人家多挣个千儿八百的呢。

还有，树哥喂猪舍得下本钱。

他对我算过账：小猪满得一个月，就得上粮食喂养。有人打了算盘，说是用粮食喂养划不来。其实，这帐是没算通呵呵。当年，黑市米是五六角钱一斤。上粮食喂猪，两斤米能长一斤肉，小猪仔一斤卖两块多。两斤米才一块多钱，两下里一比，哪一头合算啰？树哥还说，这帐还有另一头呢，不好公开得：粮食喂养出来的小猪儿，长得是稀毛白皮，肥肥壮实，一头能长三十来斤，往市场上一搁，买主们看哒就喜欢，行家都晓得，这猪儿没掉过食的，买回家好喂养嘛。

久而久之，树哥喂养的小猪儿出了名，跟着进门来的，也就是源源不断的钞票哦。

这也就应了那句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呢！树大招风哟！

俺全家下放的日子里，也正是大斗资本主义的时候。眼看着树哥大把大把地赚钞票，队上有人眼红得流血水，不服气的，暗地里跑到大队部告了树哥一状，说是树哥一门心思扑在了自家的家庭副业上了，根本没劲出集体工。

于是，有一天的晚上，大队的某支书专门跑到俺队里来，召开全队的社员大会。

支书在会上说：“我晓得呢，你们队里有极个别的人沙，搞社会主义没得劲哟，搞起资本主义呢，那是一包子的劲呢！人家天天大干社会主义，可他呢，天天搞些么得哟？养“娘”呐！不养就不养！一养就养了两筒“娘”呢！你猜他养的么得娘呵呵？养的猪娘啦！”

树哥坐在角角里的，本来是不想理睬支书的，可听着支书越讲越不是个味道，心里头窝了一肚子的火。等不得支书把话讲完，就陡地站哈起来开了言：

“支书耶！你不消东一榔头，西一凿子，有话就明讲！俺队里养两头猪娘的只有我一个。俺是养了两头猪娘！可养猪娘一不偷，二不抢，犯了国法哪一条呢？现在的政策，也是讲的要发展养猪沙！不管是县里的大头头，还是公社的小头头，逢会就讲，要发展牲猪呀！要发展家庭养猪呀！都不喂养猪娘的话，这小猪儿又从哪里拱出来呢？如若是没得小猪儿，又哪扪发展得起牲猪来呢！你说我养“娘”养拐哒沙，我偏要养！老子往后要养它“炮”（十）把个娘！看你又把我哪扪整啦！？”

树哥的话讲得不无道理嘛。

支书被他几句抢白，噎得眼睛睛一翻起，半天吱不得声。

接下来，便转了话题，扯起了棉花的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