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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视野待整

专家称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4亿人非事实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xcmzk/20100701/2363936.shtml

专家称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4亿人非事实2010年07月01日 10:58《中国改革》【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573条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王丰蔡泳

近年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同时作为延续独生子女政策的依据。在中国，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但说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了4亿人”，却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而且这种说法更经不起推敲。这种缺乏严谨论证的说法，不符合以事实与科学论证为基础制定公共政策的发展观，同时影响中国政府的国际声誉。

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30年少生4亿人”？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起国际社会一阵喧哗。

其实，上述说法并非新创，最早来自前任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6年，张维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

张维庆在上述文章中同时指出：上述估算，“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少生的人口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人口数。”也就是说，抑制生育的因素较多，而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其中之一。

现任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上述说法，只是重述了“30年少生4亿人”的数字，但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即把“少生4亿人”的时间区间从“1970年至2005年”改为“1980年至2008年”。这意味着，少生4亿人是由于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缺乏人口学依据。

上述官方说法，在论证时都引用了总和生育率这个概念。所谓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终其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如果总和生育率是2，就意味着每个女性平均一生只生育两个孩子。在这个生育率水平上，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动态稳定。

对上述说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30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年的5.8降至2.75(1979年)。而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也就是说， 1970年至1979年十年间，中国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当时的“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下并通过普及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总和生育率下降了50%。

这个时期在人口学界一直被认为计划生育的“黄金十年”。这是因为，1970年至1979年实际上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而且，这个巨大的成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取得的。

事实上，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从2.75降低到目前人口计生委认定的1.7。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无论如何计算，即便把这30年来的生育率下降全部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也少生不了4亿人。

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预测方法计算，假定40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970年5.8的水平、死亡率则按近40年的实际数据计算，1970年至2009年39年间，中国出生人数将比实际出生数多出15亿，而不是4亿。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4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目前，200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考虑到该普查的漏报，官方的修正数也只在1.8左右。

时至今日，世界上高生育率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集中于少数极不发达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全世界216个国家和地区中，2008年时只有16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5.5或以上。而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也很高，包括乌干达、索马里、乍得、安哥拉、阿富汗等，期望寿命多在50岁左右，与中国的73岁相差甚远。

与此相反，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生育率依然在下降。1970年，总和生育率在5-6之间，且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有23个；至2008年，上述国家中大部分均已下降到2左右。这包括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小国，还有印尼、巴西等人口大国，也包括土耳其、黎巴嫩等穆斯林国家。

因此，要搞清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减少生育的影响，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与其他因素对降低生育的贡献各有多少。二是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怎么起作用的。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追溯一下“少生4亿人”说法的源头。

“少生4亿人”怎么算的？

“少生4亿人”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上世纪末，为评估计划生育的人口效益，当时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与部分学者组成了“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 2000年，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组成员在评估过程中意识到，“生育率变化不仅受到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经济等非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为了排除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采用了趋势分析法，根据1950年-1970年粗出生率变化情况，使用曲线拟合方法推断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的预期粗出生率。然后比较按预期粗出生率的出生人数与实际出生人数之差，得出了由于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1971年至1998年间，由于计划生育而减少的出生人数累计达3.38亿。课题组同时还运用了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的趋势分析。在咨询“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研究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后，课题组对未实现计划生育下妇女生育水平做了魔术般的修正，得出了和用粗出生率分析几乎一模一样的结论。

尽管“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计划生育不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惟一原因，但其估算方法并没有直接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只是采取了非常简单而间接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个研究的方法还是从人口到人口，用粗出生率来模拟粗出生率。借助一条简单的拟合曲线，就得出了少生3亿多人的结论。

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1970年实际的出生率是33.43‰，而拟合出来的、假设没有计划生育影响的期望出生率值，1990年是29.71‰，1998年是28.43‰。

“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在讨论该结果时强调：“无论是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的发展模型，还是按照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平均值，相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种接近30‰的出生率水平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估计偏高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在1990年和1998年预期出生水平真的会接近30‰吗？换句话说，这种依靠简单曲线拟合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信吗？一个简单直觉的检验就是把拟合出来的期望值与其他类似国家实际的人口变化趋势对比。

我们选择了1970年时出生率与中国相似，即出生率在30‰和38‰之间、人口在100万以上的16个国家作为比较。这16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在1970年时出生率比中国高，但都没有实行严格控制人口的独生子女政策。

分析发现，上述国家中，绝大多数在1990年时和1998年时的出生率都低于或大大低于“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的期望值。如，韩国1970年为31.2‰，而1990年为15.4‰，1998年则降至13.8‰；巴西则从1970年的35‰下降到1990年的24.2‰与1998年的21.4‰；泰国从1970年的37‰，下降到1990年的19.7‰，与1998年的16.4‰。

更直观的比较是，把16个在1970年时与中国人口出生率相近的国家的平均值与作为计算“少生4亿人”的中国的基线加以对比。

1970年时，“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预期的出生率比这些国家略低。然而此后不久，“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得出的预期出生率便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分道扬镳，相差越来越远。其测算的中国期望生育水平远高于同期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同时，1985年以后，中国实际的出生率与16个比较国家的实际出生率越来越呈同一趋势。如果我们以16个比较国家的平均出生率做参照，“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对中国期望出生率存在严重高估，在1990年高估幅度约17% ，1998年为29%，到2005年则高达45%。这已不能说是误差，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误。

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所引用的“计划生育30年或40年少生4亿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假想的“中国生育水平过高”得出，其依据仅仅是对计划生育人口效益的十分简单的估算。假想的生育水平越高，这个“效益”就越大。

而上述假设在现在看来，显然存有很大的问题。通过比较这个假设的期望值与同期和与中国类似的国家真实出生率的实际变化，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除非我们认可中国人的生育理性远远不及韩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或阿尔巴尼亚等国。而这一点根本无从证明。

上述研究结果，显然缺乏相关学者、专家更严格的论证与讨论，并对其来龙去脉做出详细考证。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口计生委相关领导就把其写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并借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并在国内外大加宣传，显然是不妥的。

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

那么，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人们会不会主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当然，用中国自己的案例来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生育过程不可重新来过。

但图1显示的中国出生率下降过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并非是在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公开实行后，相反，生育率的真正大幅下降发生于1970年至1979年。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而这十年中国所实行的是“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手段是提供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药具，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

与此相反，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至1987年，生育率并没有继续下降。而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发生于1987年后。而显然，1987年至今的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年代。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那些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信奉“多子多福”“生的越多越好”的人，其理念还停留在30多年前，只是把目前极少数多生育者的行为夸大为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比较亚洲几个人口大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生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比较中国、印度、印尼、伊朗和泰国从1970年到2008年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世界银行对各国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笔者未作任何调整。

我们看到，这五个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近40年中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的生育率下降有一个滞缓再加速的过程，印度的下降最慢，基本呈一个直线趋势。而印尼居中，其生育率在2008年也已经下降到2.17的低水平。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泰国生育率下降的轨迹。1985年后，这两条曲线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这些国家，除了印度，都没有强制性节制生育的政策，而只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广和提高避孕节育手段。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为那些不想怀孕和意外怀孕的人群提供支持和服务，而不是罚款和强制。

因此，要比较计划生育与非计划生育对减少出生数的影响，应该直接考察经济发展等非政策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如果以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为例做一简单判断，结论也很简单，90%以上的生育水平下降是由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时，泰国和印尼人均GDP与中国的水平几乎一样，而它们的生育水平均值为2，略高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1.7。如果把上述两国的生育率从5.8降至2.0归因于社会经济变化和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2.0至1.7的差别归因于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那么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仅占过去35年间生育水平下降总量的7%。

1970年后，与中国出生率相似国家都出现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没有哪国像中国这样巨额的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控制生育，更没有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让个人家庭做出沉重牺牲，同时孕育未来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中国取消社会经济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会造成所谓的人口失控。

30年到底少生多少？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30年，中国到底少生了多少人呢？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人口预测方法，对此做了一个简单计算。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远低于政府官员所宣布的“30年少生4亿人”。

请注意，我们所得出的这“少生2亿多人”的前提是假设这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水平根本不变。也就是说，是把少生的2亿多人全部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完全不考虑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巨大影响。

大概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没有任何变化的判断。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

总之，“30年少生4亿人”是对一个原本没有经过认真科学论证的计算并被进一步误传的说法。这种说法由国家主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高级官员之口多次强调，并传播于国际社会，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官员在引用该说法时，不仅缺乏足够的科学和谨慎，而且还重复地引入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误导国内外媒体和公众，也不得不使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产生疑问。

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怎样从实际出发，从百姓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而不能传播根据不足、缺乏事实支撑的说法，更不应把“30年少生4亿人”当作回避检讨现行生育政策、拒绝调整和改变的挡箭牌。

王丰为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蔡泳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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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仅就经济来说,这些年的大体情况是

复什么叫一刀切回城,就是一刀把几年的功绩切了,

家园

你很鸡冻的扯了半天

连着回了三个帖子，我看了看，和我说的意思不是一码事。

算了，不跟你扯了，你压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复你很鸡冻的扯了半天

家园

这架式好象是范德彪的,有本事你按套路来.

复这架式好象是范德彪的,有本事你按套路来.

家园

不在一个层次上，鸡同鸭讲，何必呢

复不在一个层次上，鸡同鸭讲，何必呢

家园

你无非是想把问题都推给知青,对功勋则不计.

你这还算好的,我见过一个,前面拿知青吃苦说事,后来我一提功劳,就开始骂,说他们下乡就是祸害,没干实际工作云云.

这种层次我太了解了,可能的包袱套路也见了七七八八了,要学那调调也很容易.

因为这套玩艺不止用在知青身上,改开后三十年,这种先悲情把人注意力引开,然后利用情绪惯性,办一些自己有利,既不符合实际客观,又对当事人有害的事的手法,一直在用.当然不是说凡会用这调调的都是这种人,大部分人只是见多了习惯了这种思维定式.

我既不指望靠这种手法得利,又看出里面的门子,不想人云亦云的,给这种烂逻辑,作背书.

自然是要踩着这种玩艺,按着客观实际来作新的思维了.

复今天是这样的回忆

家园

所以说,感情是次要的,客观才是主要的.

算一算当时城市有效工作岗位,农村工作人员需求,以及相应的可工作人员数.

再看相关人员调入农村后,城市是否因此缺少相应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在农村,这些投入人员的工作,产生了多少成绩,生产的物资和兴建的工程对国家当时,乃至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

看一看当年的宣传引导,有没有欺骗的成份,有些事该干,但事先动员可能会用骗,比如明明是去作坚苦的工作,事先说是去享福的.

以我所知当年动员全是明说叫大家去农村作坚苦的工作,通过农业劳动来为国家建设作供献.

这个宣传,与后来的实际工作是一致.

坚苦当然也是要计较的,工作从来不是什么享受,我有几位当知青的长辈,他们当年干的是很坚苦的.

我虽没插过队,但当过几年工人,一线的工作也是有不少坚苦的,这还是北京的大国企,都不可能完全舒服,更别说我那些长辈,在农村所吃的苦了.

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巨大供献,又同时吃了与供献成正比的坚苦,现在上了年纪.

要达成相应的公平,那就应该,对他们的功勋给予足够的肯定和彰显,比如我前面说的,建一个说明知青在农村生产建设成绩的博物管,发给每个知青勋章.

除了面子上的文章外,

象我长辈那样眼下混的还不错的也就算了,但有些人日子是不太好过的,对于这些人,给予一些,相应的专项经济补助就比较重要.

明确了以上这些,除了对知青好外,对国家和其他人也有好处,因为明确了这个国家,明确的建设者是谁,各物有其明确出处.

这个是谁的功,是谁的血汗换来的,现在发展起来了,该给谁相应的回补,用什么方式补.

就好象现在征地,有些地方是有乱征的,但一些执行力比较好的地方,特别是京沪这种大地方,补偿到位和补偿数是很大的,很多农民斗然而富,有人就觉的他们得这么多钱是不应该的,甚至用这个挑动农民和小市民的关系,但如果考虑农民为这个国家几十年发展,所作的基础性供献,这个钱该不该给就很清楚了,那是他们几十年为这个国家工业化作供献,所付出的,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应得的回补.

这样一来,过去乃至现在还在为这个国家作出供献,为这个国家吃苦的人,虽不能保每个人都可以,但至少就人群整体来说,可以相对大范围的,尽可能有效的,得到与他们付出相应的回报.

而那些投机取巧,偷盗他们生产出的财富,和他们应得荣誉的人,才能最大限度的,被压制.

象叫中国小百姓向印度贫民看齐认命的话,才不能被理值气壮的宣扬.一些窃国害民的行为的理论基础,才能瓦解.

他们理直气壮的窃国,理直气壮的害老百姓,理由就是,那些资产没来由,所以是无主的.

那些百姓是什么都没干的,虽然建立这些逻辑时,他们会提到百姓为建设付出的坚苦,但他们把坚苦和什么都不干,两个矛盾一起用,都从来不觉的纠结.

要杜绝这种情况,就要理清各种关系,那些资产的来龙去脉,是谁们的血汗.

进而基于对功绩的确认,再理顺回补的应当.

每一块资产,都客观的明确了,实际的生产者,明确了付出和对付出的回补.

国贼们骗盗挑拨,玩给两只小熊分饼的把戏也好,声东击西也好,这些把戏的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

百姓付出的坚苦劳动,随着国家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实际的回报和认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奸邪之徒的作为,不能通过简单的情绪挑动,甚至是无礼的漫骂,就形成有效的引导,不能简单的依托一些有问题的习惯逻辑基础,建立逻辑合理性,就越来越难成功,越来越难产生实际的危害.成功得利的机率下降,失败受损的机率加大,犯罪动力也就不足了,日久就会减少.

正兴邪退,天下太平.

复所以说,感情是次要的,客观才是主要的.

家园

倦了，不争论吧

首先是客观问题。要还其本来面目，等一切事实都掌握了，至少没有禁区了，再说吧。否则怎样才叫客观呢？证据都不敢说权威，结论又怎样能权威呢？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做好自己的使命吧。

复【原创】【讨论】毛时代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上山下乡

家园

我们乡下把一些上海知青称做：

“上海阿唔卵”，就是混混、流氓、二流子之类的意思，但无恶意，被称呼者听到一般也不会介意。

复倦了，不争论吧

家园

最明显的例子,那么多人下乡了,但城里没有地方缺人,

另一方面,不管是从我长辈的回忆,还是看许多其它人的回忆,大部分知青在下乡期间.都在非常坚苦的,不停的从事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的修建.

在相应工业建立起来前,除了扩军,把这些年青人都招了兵,是不可能有其它安置方法的.

事实上直到改开后,不仅依托四三建了大量新工业,还由于建国三十年,很多早期企事业单位的人大量退休,还又放开了私营,有这三个大方向吸纳,还是不能完全吸纳全部回城知青,使大量知青因失业转向黑道.

如果当年没工作但还叫这些知青在城里吃商品粮,农村大量工作只由农民作,那么现在何偿不会被说成,对农民的迫害.

中国农业基础物资的生产,最终是由于大庆增产,四三又引进足够的化肥化纤,以及新种子研制成功这些,实现了相当的工业技术化,才解决的.

这些直到八十年代才完全完成,而在此之前,基于小农的粮布生产,一直是严重不足的,虽然实行了很严的配给,但还要一定量进口.

在大庆四三和新种完成前,投入更多人力,和兴修水利,是保证增产的惟一办法.

复倦了，不争论吧

家园

1975年美国国会研究报告

http://wyrnjia.blog.163.com/blog/static/551808082009931101014743/

1975年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默认分类 2009-10-31 22:10:14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1975年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

　　【本刊讯】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今年七月间发表一份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分五章，七三七页。报告前附有该委员会行政负责人斯塔克写给该委员会主席休·汉弗莱的信，汉弗莱提交报告时写给该委员会的信和国会研究处高级专家哈特写的一篇报告概要。斯塔克在信中说，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安排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的各种选择办法”。

　　现将汉弗莱的信和哈特写的概要，摘载如下：

　　汉弗莱的信

　　随信附上的是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真实而具分析性的研究报告，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众使用。这是一份征集文件的汇编。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关系到世界稳定的一个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潜力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情况当然是人们首先关切的问题，我们显然迫切需要了解这问题。本汇编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对于本委员会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将提供一本宝贵的原始材料。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适时的。这样一种考察在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知情的作用，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当中许多人有幸不久前曾到中国去旅行，亲自看见了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综合材料将加深对那些印象的了解。

　　我们以前发表的材料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提供了真实的基础。我们希望这本材料将不仅为以前的努力补充了新的材料，而且提供了当前的重新估计。

　　哈特写的概要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程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在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它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商业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纲要《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更新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这本纲要共分五个部分：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商业关系。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　　治动　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它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遍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后，很快就会制订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

　　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的来说，中国的统计从它的可得性、可靠性和有用性来看是充满了问题和困难的。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使有可能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中，特别是近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南伦)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为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口根据假设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国外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它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看来中国由于明智加上‘运气’，将不会遭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的情况。

　　中国一直很明智，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良好的卫生、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他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之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中国有‘运气’，因为它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有‘运气’，因为它并没有对环境那么有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俭朴的经济。在俭朴的经济中，‘不要浪费’的道德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必然成为社会固有的东西。”(奥林斯)

　　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一九五○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力量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公吨。

　　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有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使上述估计数字有很大的增加。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一艘半潜式钻井船在渤海湾工作。

　　原油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在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为大约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二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还在海港、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以出口。

　　北京不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它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同外界的交道将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威廉斯)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公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公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头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公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公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公吨)。

　　到一九九○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它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公吨的话。”(金)

　　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它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是二千五百万公吨左右，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大得多的钢铁工业的潜力。妨碍发展的是这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别处理。

　　当苏联技术人员在一九六○年撤退的时候，中国人尚未训练一支能完全挑起担子的劳动队伍。

　　整个经济缺乏资金，因此钢铁业出现不平衡现象。

　　中国人正在设法纠正这些缺陷，主要是通过进口现代化的资本设备。最近几年中国购买了一些采矿和处理矿砂的设备和大型的轧钢设备。

　　这些设备的安装需要几年工夫。与此同时，对钢产品的需求将继续增加。因此，由于产量增加的速度不会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大概将持续到七十年代末。

　　在一九八○年以后，工业领域里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生产那些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时也将取决于它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制钢设备和技术。”(尤萨克和伊根)

　　在基本金属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钢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顾(最大主顾是美国)。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万吨钢。钢铁占日本对中国的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因此，中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的和稳定的市场。”(金)

　　建设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中国当前的建设活动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对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修正的情况。根据这个修正的次序，北京试图弥补工农业方面的缺陷。现在建设活动的重点是建造支援农业的工业项目，加强发电能力，改进港口和码头设施，使原料工业(采矿业)有基本的改进。一九七三年，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签订购买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整套工厂设备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厂和人造纤维厂。一九七四年，购买的整套工厂设备约值九亿美元，主要是将设在武汉的轧钢厂(五亿多美元)。

　　今后两年到五年内建设活动的重点将是生产化学产品、原料和电力的工业。这个活动将包括建立现在已签订合同购买的许多进口的工厂。采矿工业的建设将优先考虑露天采矿。在露天采矿技术方面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在国际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设备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而加速。钢铁工业将在建设中继续占最优先的地位，而且主要重点将放在生产成品钢的能力方面。石油工业正在加速本来已经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敷设油管和开发渤海湾的浅水矿藏的工作将占主要地位。”(麦克法兰)

　　农业产量的增长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也能够使他们的人民丰衣足食？

　　尽管农业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农业情况仍然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改善农业情况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得多好，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证能满足中期的谷物需要，并且为了长期解决农业问题已在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规模的调整。

　　进口总共十三个大化肥厂的整套设备以提供一级肥料和人造纤维厂的整套设备以补充天然纤维的供应。

　　这些化肥厂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当这些工厂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产时，中国的氮肥供应将达到八百万吨，比目前的供应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显然将对农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虽然实际收益大概会是很低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化肥增加的程度将超过高产所需要的下列补充条件提高的程度——对水的有效控制；产量非常高的种籽；磷肥和钾肥；农业化学品等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八○年谷物产量可能增加到大约三亿吨。北京利用它的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的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消费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时更是这样。此外，中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对粮食和纤维的需要量的增加。尽管有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许还不能在谷物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埃里斯曼)

　　“中国农业在今后十年中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同其他欠发达国家将面对的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只要农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举办能够教他们新方法的业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来，中国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础上的业余教育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没有采用的新技术等待着政府采取行动以供应必需的资金，今天已不存在那样的新技术没有采用的现象。问题就在这里。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增产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过去不同的努力。将来的扩展不仅仅是再挖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问题，虽然这两者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科学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国北部河流灌溉潜力方面需要来一个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国在六十年代把农业列为优先项目的这一转变既是实在的，也是大规模的。

　　但是，尽管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农业产量并没有很大的跃进。农业生产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个时期来说，农业生产增长率仅仅稍高于人口增长率。

　　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

　　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很高。

　　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继续增长，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作一些调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北部河流的淤泥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对基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些变革，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变革大概是会付诸实施的。中国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欧洲而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它的粮食需要。”(珀金斯)

　　估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武力的情况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战略政策作出的专业性判断的根据一直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维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从这一估计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体安全。现在和将来的要求主要是准备对付苏联地面上的大举入侵，并且避免他们的工业和运输系统遭到越南战争中那样的破坏。

　　(2)第二个战略政策目的是再次坚持中国对诸如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台湾和其他边界地区等据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区拥有领土主权。在领土问题上以军事行动进行有控制的联系是中国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在朝鲜，一九六二年在印度边界问题上的行为的特点。

　　(3)第三个政策是扩大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认为并不构成威胁的那些邻国主要看成是缓冲地带而不看成是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希望跟美国和苏联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谈判桌边。但是，对于取得这个亚洲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问题，中国看来是抱耐心和现实的态度的。”(弗雷泽)

　　自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哪些妨碍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障碍？

　　“从数量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幅员广大，但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的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国贸易总额约等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贸易额来看，中国平均每人约为十四美元，它属于世界大国中最低者之列。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额很低，但是对外贸易是它为了追求它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由于对外贸易是在中国的控制经济范围内由国家垄断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成分。”(陈)

　　“一九七○年还不存在的(美中)贸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亿零五百一十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亿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中美贸易关系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显然还阻碍着贸易关系取得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如果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问题和美国私营企业提出的财产权要求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将为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扫清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海运和直接的空运联系，因为这会有这样的危险：挂本国旗帜的船只和飞机会被对方扣押起来以使上述的要求得到满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也不能互相在对方举办展览会。

　　另一个重大的商业问题牵涉到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最惠国非歧视性关税待遇的问题。

　　今后几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中国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中国国内是否能够提供美国所需的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商品。

　　向美国出口石油看来不成为一个因素，虽然美国拥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购买中国石油然后在东亚销售。

　　中国对美贸易的逆差一九七五年将大大减少，大概减少到五千万美元。这种逆差可能会持续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

　　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五年来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忽儿热情接受，一忽儿又坚决拒绝。

　　一九七○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购进资本设备和知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

　　(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

　　(2)创造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

　　(3)动员国内履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

　　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它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但是在质量方面，技术进口仍旧是发展中国工业生产系统中比较先进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曼)

　　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规模、效果和负担有多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年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重新决心要表明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它谋求充当第三世界的负责的发言人以使它的地位取得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中国在充当新的领导角色时，不再强调它以前采取的关于促进激烈变革、推翻现有政府的直接行动政策。因此，作为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的工具，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贸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强它在欠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的同时，还设法削弱苏联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五年中，中国把它向欠发达国家承担的经济援助义务增加了二十四亿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给非洲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援助工程项目是即将完成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年起，北京平均每年为这条铁路投入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活跃起来也表现在军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过去五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过去总共只提供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给巴基斯坦的。

　　至于贸易，欠发达国家成了中国大米、钢铁和纺织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供应橡胶、棉花和有色金属的重要来源。此外，东亚的欠发达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向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约为十四亿美元，进口为九亿美元。”(福格蒂)

　　前景和问题

　　基于下列几个原因，这个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文集对美国的决策人、学者和一般公众可能很有用：

　　1、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以后，政治、商业、社会及其他关系一直在增加。商业关系的扩大是由于对西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用以增加农业产量的现代化肥厂整套设备。石油收益的增加以及对信贷和西方市场的其他方面采取的比较灵活的态度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广泛的商业联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把改善经济情况放在优先地位。尽管节制生育可能取得进展，在今后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中国的未来。从西方进口谷物和获得农业技术的转让，虽然在短期内有些帮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农业肩负的维持人民生活的沉重长期的负担。

　　3、公布经济资料的情况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进，从交流中凭经验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及更多地注意准确的报道，这样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作出估计。

　　要把经济情况中的长期趋势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易变的因素区别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执政二十五年后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与超级大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满足其公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工业国。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不存在要在一个规定的很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的紧迫做法——这曾经是他们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要为超级大国地位奠定经济基础的长期目标背后，看来有一些不时使国家建设的短期进展受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几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响经济情况。

　　在连续进行的每次经济估计中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它的优先的经济需要。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1.17～197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