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上） -- gaogeli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在哪呢？

比较而言，潘朔端部虽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但后期的改造却非常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潘朔端部在随后的日子里，也就是郝鹏举部和高树勋部还没有发生叛变或疑似叛变之前，摸索到了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进而闯出了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新路。

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

1946年8月初，当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从北安东北军大总校调来担任民主同盟军政治部主任时，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了在坚持先“稳定”、后“改造”分两步走的工作步骤基础上，实行“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的改造方针，实现“打破旧制度”，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目标，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

根据新的工作精神，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政治工作干部对旧军队的改造进行了大胆探索。

起义前，该部军官殴打士兵非常普遍，方法五花八门，十分残忍。士兵江源涛揭发，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说，在云南补训团时，连长叫吃逃兵的肉，刘不吃，连长说：‘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江源涛所在分队共有4名士兵“被压迫吃过人肉或喝过人血”。在笔者采访过程中，一些古稀老人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然而，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不巧的是，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我南满解放区。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改造工作不彻底，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在部队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的石人车站发生了。

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后，我东北民主联军派入的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总结了两条主要教训：其一，是组织上对军官、尤其是对“团营两级的争取未做到应得成绩”，对少数占据重要职位的反动分子在组织上“未作适当处理”。

基于这条教训，后来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便实行了这样一条组织原则——“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

对起义部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是对军官的调整。调整的方针是“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在此方针指导下，“对军官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将多数军官送军政大学学习，一方面，从组织上割断旧军队内部的封建联系；另一方面，组织军官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学习，一边审查历史、改造思想。学习毕业后，根据个人表现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分配具体工作。

如1946年5月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于当年10月叛变事件发生不久，部队即着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或者发路费放他们回家，或者调离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正式开始之前，部队在已经送了160余名起义官兵到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系统培训的基础上，又抽调150余名军官前往黑龙江省北安县，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为第9队，学期9个月；然后，在兴隆镇成立了两个士官训练队，从班长和士兵中选拔了300多人参加培训，其中1队学期3个月，2队学期6个月。

又如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正式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之前，大体作了如下组织调整：

第一步，清洗少数反动分子。部队刚一起义，就将因有国民党嫡系背景或“特务”嫌疑而在起义时被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52师师长李嵩及所属3名团长，移送解放军；起义部队一进入解放区，全军各级国民党政工人员和谍报人员立即集中，有特务身份的，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注：“解放军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创建的词汇。本来，俘虏就是俘虏，中国共产党却明令各部队一律将俘虏兵改称“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俘”是一种耻辱，“解放”却是一种新生。一词之改，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其余人员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随后，个别清洗或资遣了一些特务、警察、宪兵、土匪、恶霸等；对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不愿留在解放区的军官，还网开一面，准其以“请长假”形式离队。与这部分人同时离队的，还有一些老、弱、病、残人员。

第二步，迅速为起义部队调配政治工作干部。解放军干部大体到齐后，首先宣布取缔旧军队中一切反动组织和封建组织，同时，以精简整编形式取消军、师两级八大处，在全军团以上单位重新编组司令部和后勤部，建立政治机关，配备连以上各级政治工作干部。

第三步，将2 490名起义官兵（多数是军官）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编为第11期第5团，200余名军官眷属亦随之同往，参加学习。

2 490名学员经过10个月的系统学习，除极少数外，均于1949年9月毕业。其中，有557人分配回第50军，其余人员分别编入第四野战军其他10个军。在此前3个月，另有经牡丹江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后选取的467名原国民党第93军在锦州战役被俘的中、下级云南籍军官（其中中校1人、少校10人、上尉64人、中尉88人、少尉150人、准尉154人），分配到解放军第50军任职。

虽然，上述组织调整确保了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控制，但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满足，因为人民解放事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八、泪血大控诉

早在1947年，徐文烈总结“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第二条主要教训，是“政治上尚未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在旧军制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盲从军官的反动思想传统没有打垮”。而如何迅速、有效地“打垮”起义官兵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苦苦寻求的改造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

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的排列组合直接影响教育的效果，进而，在“倒过来讲”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控诉运动。

潘朔端部发生“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造起义部队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起义部队于1946年年底到达北满根据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亲临指导，由红军干部徐文烈、李毅具体组织实施，起义部队展开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彻底改造。

从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经典绝活儿。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其349团2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其某师副师长×××是个性变态狂，过去他的部下只知道他经常利用职权强行鸡奸下属，谁知，通过诉苦一揭发，被他鸡奸过的部下竟然多达89人，气得起义官兵群众纷纷要求把这位副师长裤裆里的玩意给割了！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 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该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中，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 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 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 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 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还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起义官兵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

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减息的办法，即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十分之一），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

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实际收多少地租？士兵全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最重时三七开，农民只能留三成，七成归地主。“驴打滚”的高利贷就更不用说了。

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气得跳：原来穷人受穷都是地主剥削造成的！

原国民党第158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受苦，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穷的，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账才知道，原来是被封建地主剥削穷的！”

原国民党第36团士兵梁士统过去一直认为人有贵贱之分，并说：“要是不租地主的田地，不就把佃户给饿死了吗？”他自己的哥哥被人打死，他还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没有享受儿子福的命。过去他几乎年年都要求神保佑。有一年他给神上了5升苞谷的供钱，但那年却下了一场暴雨把苞谷打了个稀烂，还以为得罪了神。经过思想教育，梁士统终于算清了旧社会的“思想欺骗账”。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的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是回归人民阵营，起义官兵多数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由同班的起义学员进行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坐在大通铺上，围成一圈，面对面地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学员们还被告之：“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117师师直属队士兵刘孝春控诉：自己被逼给长官太太洗“月经布”，不洗就罚跪。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472团徐排长揭发：在江西修飞机场时，他亲眼看见某连长抓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为了发泄其兽欲，竟然用刺刀把女孩子的阴门割大，致使女孩子被强奸后惨死。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并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第351团4连排长黄××坦白：去年他带一排人在湖北放排哨时，截住一队小学生，全部刺死，留下女教师女学生4人，被全排轮奸致死。

仅据对117师、144师、158师坦白反省情况的统计，这三个师7 449人中，曾有1 903人企图逃亡，有658人企图叛变或当土匪，有108人有企图杀害我政治工作人员，有478人贪污过，有291人盗卖过公物，有1 424人抢劫欺诈过群众。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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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能使其一分为二，发生链式反应，并释放巨大的能量。铀原子裂变释放的能量是惊人的。1克铀原子完全裂变，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吨优质煤完全燃烧释放的能量。

起义官兵经历的“泪血大控诉”，则是一次灵魂的裂变，是百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这不仅在五千年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在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也有着前所未有无可估量的思想资源价值。

改造起义部队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组织国民党第7兵团起义官兵开展控诉运动的后期，还开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动，公祭全体起义官兵在阶级压迫制度下惨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亲人，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会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设置灵堂，安放花圈，制作血债图表，撰写祭文、挽联、誓词，张贴标语，准备全体官兵佩带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内容和形式提交士兵群众讨论，并让士兵群众参与布置灵堂。一些士兵专门为自己死去的父母制作了灵牌和花圈。

经过隆重的“公祭宣誓”后，起义士兵纷纷反映：“这次‘公祭宣誓’活动对我们教育太大了。过去在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谁理睬？连副棺材板都装不上！如今，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这样隆重的祭奠活动，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还有人说：“前几天，我的思想还有些糊涂，想回家找压迫过我们的地主保长报私仇。看见这么多的人都有一肚子苦水，现在我明白了，公仇不报，私仇也报不了。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干好革命，也就报了我的家仇！”

原国民党第351团机一连士兵温××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不信任共产党，还公开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他还不够，一个人来到会场上，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有9 519人（占92%）递交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占7.2%）的申请书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有4 546人（占44.1%）在申请书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控诉运动和思想还家运动之后，起义部队又进行了官兵团结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诉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引导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斗争中去，还开展了战争观念教育、政策纪律教育等。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

在起义部队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其典型标志，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

据当年改造曾泽生起义部队的连指导员浦绍林回忆，建立士兵委员会正经八百地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是八路的规矩，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酝酿，按指导员动员时提出的要求，全连官兵先就士兵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再组织差额选举。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候选人一律背向全连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指导员端来一小盆黄豆，按应选举人数，发给每个官兵相应数量的黄豆作选票，选举人依次从候选人身后经过时，想选举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上一颗黄豆。投票完毕，再由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几位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20年前在井岗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不多，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起义士兵徐树礼领到“伙食尾子”后攒了半年，买了一枝自来水钢笔：“革命了，不加强学习咋行？”

军官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尝到甜头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徐树礼回忆，起义后深得民心的群众运动真多，歌也多，搞什么运动教唱什么歌。鉴于部队改造之前纪律很差，曾给驻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小的损失，政治整训后期，军政治部发起全军性的“彻底清查赔偿运动”和“人民军队爱人民运动”，对部队改造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政治上赔礼道歉，经济上按价赔偿。

各连队士兵委员会不仅号召大家通过节约粮食来赔偿群众，还安排民运干事每天检查驻地的群众工作，收集好人好事，然后代表士兵委员会在全连讲评。大家为老百姓做好事真积极，抢着干。助民劳动的工具，经常被抢活儿干的战士事先藏了起来。

部队起义之初，一些官兵曾耀武扬威地对待老百姓。这种态度，在控诉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后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心态：怕赶集时被受害的老百姓认出来，挨打。

起义官兵挨打的事始终没发生。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怕群众的时候，群众不敢惹他们；他们怕群众的时候，群众已经爱上了他们。

1949年6月，当这支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九台县召开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誓师大会时，九台县的县委书记代表驻地群众在欢送大会上留下了天壤之别的对比评价：“你们刚来时，群众怕你们，恨你们，盼你们快点离开。现在，我们爱你们，亲你们，真舍不得你们走哇！”

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陆陆续续发展中共党员，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

笔者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采写了一批亲历者关于在起义部队“建党”的如下经历：

在起义部队发展新党员，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一个一个地发展，只与指导员保持单线联系。等到每个连队发展到三五个党员以后，团政治处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对外称“政治训练班”，成批培训新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政治整训后期，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自上而下全部建立，连有小组（整训结束不久，支部开始建在连上），营设支部，团设党委，整个起义部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曾泽生的长春起义部队结束政治整训后，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并前往河南商丘地区集结。

在商丘集结期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部队开展了一次“拥党运动”，公开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组织官兵评议党员。先学党章，让官兵们明确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然后告诉大家，经过政治整训，咱们连队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现在，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将党支部和党员全部公开，在公开之前请大家评议一下：咱们连队谁够党员条件？

评议，由士兵委员会主持，并公布评议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公布党员名单，让大家都看看，党组织发展的党员和全连指战员心目中的党员，是不是一个样？

评议之前，党员那个紧张呀：要是评不上，多丢脸！

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3团8连评议结果，全连140人，有40人被提名，21名党员全在其中，内有一半多的党员得了满票。得票多的都是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积极、团结同志、遵守纪律的党员。党员名单和评议结果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一并公布。21名党员除指导员浦绍林外，全部登台戴上大红花。

台下掌声一片，台上泪花闪闪。党员们激动呀：跟着共产党干，不但不挨打受骂，反而给这么高的荣誉，受这么多人尊敬！

也有个别党员得票比较少。有的连队，对得票比较少的党员暂不公布。不是指导员不愿公布，是战士党员不干：“公布这种党员给党抹黑！什么时候不被群众戳脊梁骨了，什么时候公布！”

浦绍林连得票比较少的党员也公布了。公布后，这些党员羞得满脸通红，从此，换了个样子。

全军各级党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改造旧军队，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一项堪称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的奇迹：培养先起义的官兵，去滚动改造后起义的部队。

以改造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之滇军为例，国民党第60军之184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后，虽然我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仍处于明显劣势，但并没有把这支起义部队投入战场，也没将其编散分给前线各战斗部队，而是让他们撤往后方根据地集中“学习”，其中，有五六百名官兵先后被送往军政大学和轮训队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占这支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后实有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在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战争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耗费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彻底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并在起义官兵中下大力气培养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其着眼点在战略上。

这支起义部队经过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后，面貌焕然一新。一部分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起义学员到驻地附近的奉天屯，实地调查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临时组建的军士训练队学员则加入1.2万干部下乡行列，赴宾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起义学员每四五人一组，编入各土改工作队，深入贫下中农，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学习，一边发动群众。农民发动起来后，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给农民分地、分房、分牲口、分浮财。再往后，这些往日被国民党捆来的壮丁，挨家挨户动员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翻身不能忘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该部于政治整训后期还陆续组建了3个支队，派往吉林、辽宁，遂行对国民党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等任务。经过实战锻炼，许多海城起义官兵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来自敌对营垒的云南籍优秀干部被相继培养出来。

1948年10月17日，滇系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派解放军干部410人，其中海城起义的云南籍官兵在60%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的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或营教导员。

基于远见卓识和博大的胸怀，当年，我军培养起义官兵的速度是惊人的：海城起义的中尉排长李荣贵、少尉副官王世臣、准尉电台副台长林家保、上等兵刘进昌，在两年多后改造长春起义部队时，都担任了营教导员，与一些并肩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的职级不相上下。在派入的政治工作干部当中，甚至还有在起义之初曾编歌“解放区的天是黑压压的天，解放区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骂共产党的起义军官。

培养起义官兵来改造起义部队，以现身说法，让事实胜于雄辩。改造的主要办法还是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由此，又在长春起义官兵中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20兵团和范绍增的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由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干部派入这两支起义部队。这几百名干部骨干，90%以上为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一言九鼎：“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当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先生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百万倒戈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不仅是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根植于华夏大地无与伦比的人文奇观！

也正是在这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崇高人生目标的心灵归依。在我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参与策动营口起义的少校团附（注：在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中，团附职务比副团长低）刘凤卓5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88岁。

——曾经“痛恨共产党”的海城起义士兵刘绍云，如今随时随地主动佩戴“共产党员”徽章。

——长春起义的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该文——是在我的一篇旧文基础上大幅度扩写的，之后，王小强主编《香港传真》（内部刊物）2009年第26期首次刊登，总装备部《神剑》2009年第5期首次公开发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2010年第1期转登。

王森昊（在我第三次指出后，承认“王森昊”是化名）：

Ip地址：220.173.96.*

言论处：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39344

经典言论：“军人最大的耻辱是变节，而你的系列文章却在为那些变节者的变节行为寻找借口。”“你所列举的事实中几乎全为当事人对社会现象的评价而缺乏国民政府系统有意识政策性迫害的文件证据，你的事实只能说明当时社会生存环境恶劣而不能说明其他。”

博联社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入中共的博主：

经典言论：“陈伯达在上世纪曾写过一本书《人民公敌蒋介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刑满释放后，台湾民进堂媒体再版了的他的书——实际上他的“书”又成为‘台独’邪恶势力反蒋、搞民族分裂的炮弹！高先生……真是当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走狗还得意忘形！”

邓元耀：

IP地址：60.209.168.144

言论处：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264193

经典言论：“强烈要求审判高戈里的邪教爷爷毛泽东”“马克思的孙子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絮，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的造反导致中国内战，腥风血雨几十年，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搞的中国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的孤儿寡妇，这些难道不是罪恶吗？毛泽东是叛乱分子和造反者们的‘神’，下层民众崇拜毛泽东，必将会威胁中国的社会和平。”

gaogeli:【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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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西西河特色啊

作者重点讲了东野的情况，改变旧军队当时在各个解放区都是有的。新式整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从西北野战军叫起来的。不知道在东北是如何想到的通过士兵来进行自我教育。记得看到的材料是说指导员通过给一个解放战士做思想工作得到了启发，后来开始的这项运动。

想起了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的那段话了。

谢谢高前辈。

好文章，一定要花

gcd当初得天下，真是不容易，把工作做到家了。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以后，中国人再做些别的就太容易了。

gcd的后人们如果在解放后用前人们百分之一去努力去发展经济，那international恐怕早就实现了。

好文章应当送花，得宝的确意外~~

KMT不亡没天理啊。

谁要是忘记了这个朴实的真理，以为可以对草民为所欲为也离那头不远了。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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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人的观点，对于革命造反批为离经叛道，我觉得这个观点的形成和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系，衣食无忧的人不会理解底层的生活，如果知识分子都活不下去了，那整个社会已经起码死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