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所大学五十多年来的零星琐事1 -- 东张西望

一，老校长走马定校址

五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一位中年学者在上海市中心叫了辆马车，车夫问先生要到哪里去，学者抱歉地一笑：“我也不知道。嗯，你就往这个方向一直走吧，先离了闹市再说。” 边说边随手指了个方向。车夫虽然一脸狐疑，还是按吩咐驾车往前行去。

那时候上海的市中心小得可怜，没一会儿路两边就不见了楼房，代之以大片的农田。车夫停下了车，问道：“先生，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学者看了看：“地方不错，只是太近了，麻烦再往前走一段路吧！”

车夫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搞得越发糊涂了，没奈何又赶了很长一段路，前方募然出现了一大片坟地。学者突然叫停，下得车来极目远眺，赞道：“此地远离闹市，幽静非凡，真真是个安心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这个中年学者正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一个物理学家，其时受新中国教育部之托成立一所工科大学。就这样，马车的信马由疆决定了校址。八十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的占地已经扩到了一千多亩，但四周仍可见零星的古坟，可见此片坟地初时的规模之大。

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土地的价格按照离市中心的远近差异也变得极大，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当年一心做学问的老校长做梦也没想到的。后来听老师们开玩笑，说如果老校长在第一站就停下来，那现在学校的无形资产怎么说也得翻上个几翻啊，我们的房子(老师们大都拥有学校分配的房子) 也得大大值钱了。

二，从无到有的五十年代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这是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十年。到了五十年代末，学校已经初具规模，成为了一所完备的工科大学。

又是一个夏天，一个年轻人背着铺盖卷向学校大门走去。提起这个人可是大大的有名，他不是旁人，正是我爸。这所学校是他填的第十七个志愿，也就是倒数第二个。我爸年轻时立志这辈子为国防科技做点贡献，所以他的第一志愿是哈工大，按他以后的说法，分数肯定是到了，可他当时被美好的憧憬冲昏了头脑，忘了(其实是他当时根本不懂)家里是什么成分，能让你读上大学就不错了。我倒是要感谢这个政策，如果我爸去了东北，别的不知道，肯定是遇不上我妈了，那也就不会有我了。人的一生很大程度是由很多不能预测的小事所决定的，其中有很多个人不论多努力都控制不了，也无从选择。既然这样，那就无论什么结果都开开心心地接受吧，毕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惜我爸很久以后才想通这个道理(比我差多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开始了大学生活。

其实那时候学校已经通了公交车，我家虽然和那时大多数人家一样，都很艰苦，倒还不至于需要徒步从家里走到学校。问题是这票价设计得不尽合理，从终点站到学校的前一站一毛钱，而到学校这站就要一毛五。因此，包括我爸在内的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选择了走这一站路。

都说上海人精明、会算计，可这也是让没钱给闹的。当年的老师学生们心安理得地在前一站跳下车，结伴走向学校，根本不用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一样，还美其名曰锻炼身体。可是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当年热衷于锻炼身体的教师们出门拦起出租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也是那样的心安理得。

这站路我爸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先是和同学同事一起，后来和我妈，再后来抱着我走，最后改成搀着我走了。从这里也能看出来这二十多年物价没有变动过，当然了，工资也没长过，大家都和原来一样的穷。

忘了从哪一天开始大家渐渐不在乎这五分钱了，而路两边残存的坟地也慢慢变成了高楼。

三，文革

毕业后我爸得到了班上唯一一个留校当老师的机会，我要再次感谢他老人家，因为如果他不好好读书，成绩不是班上第一名的话，按照当时的政策，一定被分配到外地去了。去不去外地还是次要，关键是这样的话他就又没机会碰到我妈了。这也说明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也不是样样事情政治挂帅。但凡有一点不正之风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机会怎么都不可能轮到我爸的。

就这样，我爸开始了他这辈子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当老师。可直到七十年代末，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这个老师称号一直都名不符实，非但没教过几个学生，还尽接受学生的教育了。

我爸对他这十年的经历一直讳莫如深，但我还是从亲戚朋友中旁敲侧击知道了不少。

我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老师满脸大胡子，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却是我大学里遇到的最nice的一个老师。有一回课上他看我们都昏昏欲睡，突然说，今天正课就讲到这里了，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他说文革初期他还是个学生，那时候流行过一阵学生考老师，他们就把老校长拖到实验室，要他回答实验规范操作的问题。

我在初中的时候，碰上过一道复杂无比的平面几何题目，我那个大学教授的父亲和交大研究生毕业的叔叔研究了一个周末，最后答复是他们不会。可到了周一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轻轻松松就给出了答案。术业有专攻，别说多年来老校长一直被行政束缚了手脚，就算他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也未必回答得出这些琐碎的问题。因此同学们拥有了一个极好的理由很畅快地开了一次校长的批斗会，口号就是----“大家来看看这个所谓学术权威的嘴脸！”

老师讲故事时真情流露，表达了深深的忏悔，说到最后我仿佛看到他眼睛里有着泪光闪烁。回到家我说了这件事，我爸感叹良久，说：“这个‘阿胡子’有良心啊！”我说你认识他呀。我爸说当然认识了，一起在农村劳动过好几年，那时候大家都叫他“阿胡子”。----忘了谁说过，知识分子也应当参加劳动。这话没错，但怎么都得有个度吧。比如说，让每个大学生参加为期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军训，我虽然憎恨军训，但还是不得不说这很合理，但如果四年时间里训了三年半，还有半年政治学习，是不是就有点过了？顺便说一句，老校长最终还是熬过了文革的岁月，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世。

有关学生考老师还有一段趣事：学校有个老教授，外号叫“硝基苯大王” ，也就是说，至少在五六十年代，老先生在国内工业生产硝基苯方面是绝对权威。造反派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出硝基苯的分子式。没想到老先生脖子一梗：不会。为此是不是也开了批斗会我不知道，估计是跑不了，不过主持人在喊老先生“不学无术，混进权威队伍” 口号的时候，多少也有点心虚吧。这个倔强的先生也熬过了文革，并且在我出国的时候仍然在世，以近一百岁的高龄成为了学校第一人瑞。

我爸在文革中一直安分守己，十年里除了没教过书和搞过科研，其它似乎什么都干过。比如说种地，挖防空洞，建主席塑像，甚至还开过机帆船，当然了，干得最多的还是在农村种地。剩下的日子在学校政治学习，开开会，闲时他用抄药方来打发时间，也算自得其乐，在文革中他算是逍遥派。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我爸也有过一次极大的危机。有人告发他用一张报纸擦桌子，而那张报纸上有伟大领袖的头像。工宣队极其重视，专门派了调查组。我爸的回答当然是没有，事实上他也记不清了。可那个告密者说出了时间、地点和当时在场的另两个老师。把那两人找来一问，一个结结巴巴说没印像了，另一个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没有这回事。衷心感谢那两个老师，还有那个并不想生事的调查组组长，否则结果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

我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故事，当时的感觉就是奇怪。因为文革后学校进行了很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每个系都成立了很多科研小组，那个告密者与我爸居然曾经在一个组(我爸是组长)，而对那两个恩人这些年也没见我爸和他们的交情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老师也觉得奇怪，因为那年成立科研小组的时候，没有哪个组愿意要那个告密者，最后还是我爸做主收下了他。我当然要去问我爸为什么，他说当年那个人的日子很难过，急于摆脱困境，逼不得已才想用告密来立功，反正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再说他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搞科研是把好手。对于后者，我爸没说什么，我猜想那大概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表现吧，但我明白他心里是不会忘了这件事情的。不过，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我爸的系，那是因为后来他又出了件事，和我爸却没有关系。

系里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系主任，从学校成立的那天起就是系主任了，那年他组织了一些老师合作翻译了一本书，别人都没什么，可那个人觉得稿酬分配不公和老系主任打起了官司(八十年代打官司的事情听着还是很新鲜的)，结果当然是惨败，因为法院调查下来老系主任干的活不少，自己拿的钱却是最少的。事后他自己也觉得没脸再在系里呆下去了，自己申请调到了图书馆当上了管理员。

很多年以后，有个老同事要调走，我听见我爸对他说：文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老同事们都知根知底，谁的爷爷是干什么的都一清二楚，对每个人的脾性和人品更是摸了底，你现在去新的地方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优势了。

终于，终于，文革结束了，学校里又忙乱了好一阵。倒不是忙着平反(事实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而是大家连轴转地赶场开追悼会，死者包括批斗斗死的，武斗打死的，还没轮到斗自己先吓死的和没斗死但斗过以后自绝于人民的，等等等等。虽然日夜加班，但这件事两个月后才忙完。

叫个好，爱看别人写故事

原来的华东化工学院？

不过我想东张兄不必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对人生心态这段写得让老萨很有感触。

这要对号入座找上门去，我就不敢往下写了

与其对你父亲收留害过自己的人表示敬佩，这是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风。

文革以及前面的错误时光，给每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不过也能看清楚每个人的修养和底细，也不能说是坏事！

不想我妈妈这里，哎！怎么说呀！我妈妈和另一个科的科长，每年给公司最少拿回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整个公司其实就靠着这两个科赢利。结果，99年省里安排了一个新头儿，一上来就在一帮宵小的谗言中，把我妈妈和另一个科的科长全给开除了（名义上是强制内退，其实就是不让你上班）。当时我妈妈和那个科科科长张某真是几天晚上都睡不着，张某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还流过泪。那帮宵小，平时干不成什么事情，就会煽风点火，造谣中伤。平时都是大吃大喝，年底的时候因为没有盈利就和财务部串通好把花费算到我妈妈这个科和张阿姨的那个科上面，平时还对我妈妈她们趾高气扬。真不知道这些人受的都是什么样的教育。

后来我妈妈和张阿姨与公司签订协议，参加广交会我妈妈和张阿姨自费，公司不给摊位，自己申请到的摊位不准离公司摊位近，来回火车票、吃住自理，每年广交会得到的利润公司得到80%，自己得到20%，就这样屈辱的条件我妈妈和张阿姨都同意了。结果那帮宵小还和公司的头儿说利润太少，我妈妈他们赚的钱太多，最后公司没签。

我妈妈从公司被强制内退了，原来我妈妈科里的那些后辈（自己都承认是我妈妈的徒弟）马上翻脸不认人了。客户寄过来的一些私人物件全部截流，客户发的传真全都隐藏，回复的时候就说我妈妈死了（真他妈儿的没有心肝），原来指定必须给我妈妈的东西也都扣下。我妈妈自己想少做点业务，他们就跑到工厂去威胁，把工厂做出来的东西都给毁掉，连工厂都说过真他妈的都是畜牲。广交会看见我妈妈和张阿姨后就回公司打小报告，在内退的基础上弄个记大过。唉！当初没有我妈妈，他们那里懂什么业务，这下可好，良心都他妈的让狗吃了！

至于那个新来的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卖配额以及贪污公司的钱一共一千多万，外面又养着一个姘头，和那个姘头分手，给了人家三百多万（都是公司的钱呀），现在已经被双规了。那些宵小，自从我妈妈他们走了以后，公司的利润从一千多万美元变成了连年亏损（前几年还可以靠卖配额赚点，加入世贸以后全完蛋了）他们也发现自己也真的再也没有了以前可以大吃大喝的感觉了，他们以前对那个头儿说的长痛不如短痛（指让我妈妈他们强制内退）现在才察觉到变成了永远的痛，因此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家访，想让我妈妈他们回公司继续工作，利润嘛可以五五开。五年了，他们也良心发现了？做他妈的梦！才不会去呢！我妈妈和那个张阿姨都想开了，为什么要回去？傻子才回去给他们挣钱呢！

至于那些徒弟，自从我留学回来以后总算把我妈妈说明白了，自己做自己的，那帮徒弟现在做的都是我妈妈以前的那些老客户，我让我妈妈慢慢做大，以后再把那些客户赢回来。这次参加广交会，有几个老客户就说以为我妈妈已经死了，哎！真是让我妈妈不知道如何说起。我妈妈就说那都是一群白眼狼！

半年前的时候，我妈妈说过一句话：国有企业迟早要完！

现在想想，除了几个跑业务的，剩下养着一大堆白吃饭的，他们整天不干活那还不就整天琢磨人呀，等到他们把那些干活的都挤走，那公司不就完了吗？

东张的父亲认识人用了十年，我妈妈用了五年，看起来我妈妈还算是有些侥幸呀！

听长辈说，以前平民子弟哪有坐公车的。我父母读住宿学校，每个礼拜从人民广场走到桂林路。 工人上班也有天天走20多公里来回的。所以说上海人民也算艰苦的。住沙丁鱼罐头，坐‘11’路电车。

老校长是物理化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他40年代写的胶体化学到80年代还是教科书。他当年可是中央大学的教务长，不是等闲之辈。文革中没太吃苦头，据说周总理保的。一直身体不错，八几年时洗澡摔了一交，从此身体就不行了，直至仙逝。

坟地不在校园，有两片，一片在沪闽路虹梅路立交附近，58年造沪闽路时迁到原址以北3公里的华村（当年村口有一颗特大的银杏树），现在也没有了。另一片是中国公墓，在上中以西、老沪闽路西侧，到80年代还有一些散棺、碎碑，现在也都是新村了。

如果当时校址选在曹河泾，下场会和华纺（中纺大）一样，后来就扩充受限。学校在70年代末时，还只有800多亩占地，80年代征了好多地，陈敏恒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的。最遗憾的是，校本部和二三村始终没有连起来，据说那里是祖传的风水宝地，农民不肯卖。

看样子东张西望兄（或许是弟？80年代还在读小学？）是子弟兵？或许我们还是邻居呢！

这个选校址的故事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

90年代中期我入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老师有事没来上课，另一个老师来代课。告诉我们说“x老师今天有事去上海了，课由我来上”。

习惯上还不认为学校这地儿是上海呢。

最近在奉贤又搞了块新地皮，1500亩，建新校区了，老校区还是太小了。

东张西望兄还来对学校非常熟悉，期盼下文！

看了下，好像不是，难不成真的是华东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