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十年磨一剑,一剑倚天寒: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1991年8月深圳绝密救市
深圳股市自1990年初升温，11月开始着火，大家把股票当金子抢。股票热了，股价跌了，这回着急的是深圳市政府了。于是想了个办法，就是今天仍在实行的涨跌限价。开始是涨跌10％，和今天一样，后来又缩小到5％。再后来，今天升幅不许超过1％，降幅仍是5％。最后，升幅降至0．5％。一句话，股价只许降，不许升。与涨跌限额前后出台的还有，卖出股票者，须缴纳股票市价金额6％的印花税，在年终分红中，分红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须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到后来，买卖双方都需要缴6％的印花税。很明显，管理层希望股市按照他们的计划涨跌。
如果按照这种思想下去，股市要不要都是个问题了。终于，1990年12月8日，深市掉头向下，不玩了。这回该是管理层着急了。1991年一开年，管理层就将深市跌停幅度由5％改为0．5％，使之与涨停幅度相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管理层想告诉大家：不希望股市再跌下去了，但，也别涨。一天涨跌0．5％，能有多大追求？但股市还是抹泪走了不回头，到1991年8月连跌9个月，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了五十个亿，市场一片恐慌。
从8月19日起，深圳市政府劝导大家：不要短视，要有长远眼光。9月7日，市政府筹集2亿资金，开始秘密救市。2亿元的救市资金主要用在深市龙头股深发展上。国庆节前后开市，深发展从14．65元开出，几天后站稳在26元。似乎直到这时，股民们才开始反应过来，有人在救市！于是奋勇向前。到10月上旬，除去原野（现在叫世纪星源），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
1992年5月上海放开股价
最初上海只有老八股，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豫园商场、飞乐股份、浙江凤凰等。其能流通的面值不足8000万元，如何能满足胃口？于是沪市有价无市，有价空涨。
1992年2月5日起，上海开始逐步放开股价，但涨跌幅度限制在5％。到5月21日沪市放开股价，一时万牛齐奔。5月20日上证收市指数是616点，21日竟达1265点。到5月25日登上1420点的高峰。股市来势之猛大大出乎管理者的预料。于是新股上市一拨接一拨，第一批7只，第二批34只，接着第三批第四批又跟了上来。终于，8月10日，上证指数跌下1000点大关。11月17日，沪市创出393点新低。5个月，沪指跌去千点，股民凉透了心。
1995年5月三日井喷
至今说不清1995年5月的三日井喷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但最大的输家是国债期货，是前万国老总管金生。这是由著名的327国债期货引起的。
5月18日起全国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这回股市成了独苗苗，牛气大了。18日深沪市场巨量暴涨。当日沪市以741点跳空130点开盘，收于763点，比上日收盘高出180点，涨幅达40％多。深市也不示弱，以1233点跳空190点开盘，尾市收于1287点，较前日上涨244点，涨幅达23％多。其后两天，股市继续精神抖擞，到5月22日星期一，上证指数收于897点，深成指收于1425点。
5月22日，国务院证券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宣布1995年的股票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虽然会议很小心地安抚股民，说新股发行要根据市场情况严格掌握速度，控制节奏均衡上市，但股民还是作鸟兽散。5月23日，沪市跳空106点以791点低开，在750点报收，跌幅16．39％，深市逃得更远，跌幅达16．9％，。
在短短4天里，股市遭受了跌、涨、跌的空前蹂躏。也许管理层根本就没想让股市涨起来，只是关闭国债期货不经意地连带刺激了股市，然后打压股市；也许管理层是想让股市热一热的，但没操作好。但所有对于管理层意图的猜测都是外因，内因是股民和机构的心态。大多数股民是想捞一把就走的。
1996年12月《人民日报》评论员使出霹雳手段
到1996年初，中国股市已经走熊三年，许多股票已跌到极点，深发展6块多，四川长虹7块多，什么叫脸绿？到股市里看看就知道了。
春节过后，股市连连跳空高开，宏观政策也利好不断。3月30日，央行宣布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4月1日，国务院批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加油打气的还有两个交易所之间的较劲儿。6月20日，央行上海分行宣布，欢迎异地券商在沪开办营业部。上海还推出上证30指数。在沪市的挤压下，深圳推出30家绩优公司相抗衡。此后，深沪大盘全线飘红，从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涨幅达124％，深成指涨幅达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两个领头羊更是雄纠纠气昂昂，深发展从6元起步，到12月12日达到20．5元，四川长虹从7元开练，12月上旬涨到27．45元。
从10月起，管理层一团团冷风吹来，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一句话就把股市定了性：“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依据……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
评论员特别对市场中流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评论员先生似乎还有一个看法，炒股的不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薪族普通劳动者。然而当时的中国股民散户，大量的是普通劳动者，有出租车司机、工薪族、打工仔、下岗职工，当时在深沪开户数超过2100万，每个人开户都会影响到亲朋，这样中国的股市人口应超过1亿。
大家于是奋勇出走。12月16日星期一，开盘4分钟后，沪市281只股票除去4只例行停牌外，其余277只全部跌停，深市也满盘皆绿。12月24日与12月9日收盘价相比，沪市跌掉31％，深市毁了38％，这意味着1200多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1997年5月胳膊拧不过大腿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出后，17日证监会赶紧安抚说：文章是为了规定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19日各大证券媒体都纪念八字方针一周年，这八字是“法制、监管、自律、规范”。一年前这八个字还寓意勒马缰绳，一年后到了股市狂跌的关头，意思成了《稳步发展，政策未变》。
上层的安抚是一回事，下面的小老百姓也不甘心被套牢。1997年1月16日，四川长虹开始往起拱，接着深发展也掉头向上。有领头羊，大盘也跟着转暖。到3月12日，沪市一马当先抢先补上评论员文章砸下的缺口，接着深市也收复失地。
从4月上旬开始，管理层又开始吹冷风。国务院证券委发布《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公布1997年年度40亿元可转换债券发行规模；证监会通知开始正式受理各地剩余的32家历史遗留企业的上市申请，但股市一直不理。
不仅不理，还要对着干。利空出尽是利好。5月1日证监会公布50亿元新增股额度，开市后股价不跌反涨。5月12日是印花税从千分之三提高到千分之五的第一个交易日，当天120只股票封在涨停板上，沪深大盘指数创下1500．39点和6012．22的新高。反过来，利好出尽也是利空。银行降息对股市是绝对的利好，1996年5月1日、8月23日和1997年10月23日，央行先后三次降息之前，市场主力早已悄悄潜入，股价步步抬升，而接近降息日，主力就开始撤出，及至降息日当天，股价反而跌落。再比如，两三年前就浮想联翩的香港回归，当香港真的回来了，股市反而矜持着冷淡着。
自此深沪股市感冒、发烧，转为慢性肺炎，一病两年。
1995年10月，中国高层第一次提到泡沫经济这个词，就将股市列入黑名单。也许这不是巧合，1997年5月中国挤了一下股市泡沫，当年7月2日，泰国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引发长达两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1999年5月网络股掀起狂潮
据说，1997年5月深沪股市扭头下跌之后，7月管理层就认为股价已经回落到合理的价位。这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会议上，关于股市有两个极度重要的信息。
首先是改变了公有制必须是国有独资的概念，而只要是国有资本占大股东，混合经济也算是公有制，这就意味着，股份制要迈大步子了。另外，国企改革有了更明确的说法，就是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实施这些想法，股市可能是最好的场所。
1999年5月19日，星期三。前一天大家还商量着割肉出逃。谁想一开盘，呼拉拉大家没商量脚跟脚地往前直跑，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中信国安、广电股份等，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份：网络股！当天沪市收于1109点，上涨51点，深市收于2662点，上涨129点。连续四天还在拉阳线。
大家以为又该吹冷风了，但这回管理层来了连串利好。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要求发展股市，珍惜大好局面。众人说：前一个评论员能让股市来3个跌停，这个评论员也应让股市来3个涨停。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
眼瞧着直奔沪市2000点杀去，谁想到大家一个跟头翻倒在地。7月1日沪市狂泻128点，深市砸掉298点，许多股民将5．19的胜利果实一日丢尽，只落得享受了过程消耗了感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表面上看是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早先的违规资金必须撤出。实际上，该撤的资金早就撤了，《证券法》不是真正的理由。这时候，《人民日报》评论员也该承认，自己的话不总是威力无比。
第六回、零成交量，深交所绝密救市；玩弄股权，原野股票遭停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不算！半夜，你的窗外，伸来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会变成什么？美女？不会吧……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
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冷笑，带鱼，红庙子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卖出延中和飞乐股票１７００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哂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杂志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１４０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２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１９８６年第四季度，飞乐和延中２只股票成交量共１３６７股，每日交易维持在３０股左右。
深圳也好不到哪去。１９８８年４月，深发展上市后交投冷清，有行无市，场面像一条懒洋洋的带鱼，翻着白眼爱搭不理，股价长期在２０元上下波动，市盈率只有２－３倍。半年后万科来了，又多了一条懒洋洋的带鱼。
带鱼在官家的内海里懒懒的，但到了外海就成精了，“妹”力四射。
１９８７年９月和１０月两个月，上海静安营业部只做了２笔国库券业务，４５５元。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营业部门口），公安当场扭住上海一个棉纺厂青工赵德荣，他正以１００∶７１的价格倒卖国库券。公安当场缴获人民币１８００元和国库券２０００元。在赵家里，还查出国库券２．６万多元。
这就是为什么杨怀定极力否认曾在街头倒卖国库券的原因。
红庙子街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四川省交易中心就立在这儿。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１日，交易中心发行了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工益券，５００元一张的债券转手可卖到８５０－１０００元。另外，四川八大家川盐化、川金路、川天歌、川乐电、川长钢、川金顶、川长虹、自贡东碳这些带鱼，都溜进红庙子街游荡。
有名叫华雪者回忆当时的盛况。
炒家天天在红庙子街边摆上桌子，桌上放着一迭迭万元一札的钞票，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样的白纸，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子后喝茶，谈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那些花一元钱买来原始股的人，那里禁得住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纷纷持票上街。
后来红庙子街还是被封了。但这不要紧，炒不了股票债券还可以玩传销，传销个会员证墓地之类的。
大坑村富甲天下
有一小兔崽子，死活不吃药，父母怒而拎脖领子要灌，兔崽子振臂高哭，父母惧而逃，兔崽子止哭，看扔在一边的药瓶有趣，打开一粒粒吃将起来――此乃一著名漫画。
深圳股票就是一瓶药。当初市政府连压带哄，连摊派带起模范作用自掏腰包，大家就是插手哂笑。某天早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哪根筋没来由地抖擞起来了，股票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１９８９年２月，深圳金田公司发股票，大家呼朋唤友通宵排队，１００万股（每股面值１０元）不到５天卖光。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蛇口安达发１００万元股票，１天全完。１９９０年３月，深圳原野发股１６５０万股，３天认购款就达３２００万元，超过计划发行量的１倍，最后只好抽签认股。
有发行的上火，就有转让的发疯，一夜暴富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张三买摩托了，李四买大哥大了，摩托大哥大都甩到股市上去。黄牛们在各交易柜台之间奔忙，赚着蝇头小利或牛头大利。２０元的深发展已经涨到１７０元。
发财的故事往往掺进演绎，发财的人往往不露真名，不足为据，而李向荣的真实故事令人扼腕。
武汉人李向荣是乘警，１９８８年陪夫人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１０００元买了５０股。在此之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每次都买了一点，总共用６０００元买了３００股，共６张券。
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１９９０年单位分房搬家股票找不到了。１９９７年，１０岁的女儿发现了股票。
当初投资６０００元的３００股股票现在应该价值多少呢？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到一张深发展历年分红送股一览表：１９８８年的３００股原始股票，到２０００年已分过现金１７．４０３２万元，３００股已经扩展为４２．４８２５万股，按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深发展收市价计算，市值为８４９．６５万元。
但深发展人士认为，深发展股票都经过股权登记，没有经过登记的就如同废纸一样。
１９８３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百十口人靠的是打渔种稻为生，当时人均收入仅几十元。１９８３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洗掉泥腿收起渔网住进了国家给他们盖好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国家给的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
１９８４年，宝安县投资公司成立后，便将村里的８０万元投了进去，第二年又增加投入５０万元。大坑人虽为县政府拿自己的钱心里恼火，但谁也不敢表示不同意。
１９９１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６月３０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后，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３块钱，经过１８个月的疯涨达到天价３３．９５元。大坑人最初的１３０万元变成了１７００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６００万股抛出，获利６０００多万元，将其中的３０００多万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来买房子购地皮。大坑人被天上掉的又一块巨大馅饼给乐蒙了。
大坑村靠股票一夜富甲天下的美名不胫而走，当时的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人手中的股票，被大坑人给拒绝了。
在ＳＴ深宝安基本资料第三项“大股东持股和情况变化”一栏中，持股排第三位的是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紧随其后的是大坑下村。大坑上村持有深宝安１５３３．９９万股??占１．６％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１３０７．５４万股，占１．３６％的宝安股权。按照２０００年４月７日收市时ＳＴ深宝安的收盘价５．６９元计算，大坑村的股票市值约为１．６１７亿元。这对于一个仅有百十来口人的村来说，年均每人就拥有一百多万元的财富，大坑村富甲天下的美誉当之无愧。
涨跌停板出台
也许可以从１９９０年夏算起，中国股市开始了市场与政府掰手腕的游戏。
市场的传闻多是有根据的。
１９９０年先有《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后有７月３日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
《调查报告》先肯定了深圳股份制的成就，接着指出问题：股票价格上涨过猛，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据调查统计，到今年４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１７６．７８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７８４％；４月拆股后，６月末又上涨到每股２４．８５元，比４月时的发行价格上涨５９８％。截止６月底止，其它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８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３０％；万科股票每股７．１３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６１３％；安达股票每股８．７６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７７６％；原野股票每股５３．２１元??比发行价格上涨４３２％。
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据调查，在炒卖股票高潮的６月份，每天约有２０００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挂失股票在黑市上卖出；有的涂改股票面值后在黑市上出售，有的在场外散布虚假消息和各种谣言，造成股市混乱。
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据统计，今年场内股票成交量分别是：１月份４９５．０１万元??２月份９１９．５８万元??３月份２１８７．３１万元??４月份２５８１．３６万元??５月份１１４７２．９１万元。５月份的成交量比１月份增加２３倍多。
另外，股票热也波及到企业经理、政府机关干部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人士。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据特区证券老总漆云生回忆，虽然北京注意到深圳的情况，但最后也没有一锤砸盘的动作，只是提醒要加强管理。
北京是温和的，但深圳不能不积极。
５月２８日，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１０％。
股市接着涨。６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大家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
６月１８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５％。
股价还在观望。
６月２６日，涨停板又压至１％，跌停板还是５％。
要跌可以，涨就没多大追求了。
６月２７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６‰的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１０％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这股市不好玩了。买的不多，卖的也不多，带鱼终又恢复到懒洋洋的了。
１１月２０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就像抗日战争刚结束，１０万中共军队丢掉辎重，踏入东北。
买家还抗争了一阵，你卖我买，水来土屯。这是一剂特效药，但很快就软了。１２月８日起深市抹泪掉头向下，不玩了，自此开始９个月的长跌。
救市，托市，一锤定音
９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３５个亿，一片恐慌。
什么叫恐慌？青面獠牙是一种抵死的惊吓，不算恐慌。半夜，一个头从你的窗外伸上来，这是一个圆冬冬的头，白煞煞的，晃悠悠的，上面无眼无眉无鼻无嘴，让你有无限的想像空间，一眨眼它会变成什么？你肯定不会想像它变成美女……于是你恐慌了。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深市恐慌了，这一天零成交！深交所两位副总王健和禹国刚日夜焦虑，商议救市。但王健自己先被抢救了一把。
７月１０日，深交所开会救市，王健突发大面积梗塞，抢救２０天后缓了回来，自此逐渐淡离股市。
禹国刚落单了。禹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并不符合市场原则。但是，深市这个婴儿当时只有１０个月大，没有很强的免疫力，必须用一下特效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黑猫白猫。
禹国刚这话是诚恳的。但１０个月是婴儿，１０年也不是成人，百年也需要精心呵护。禹国刚一言流于今，给无数使用行政特效药的来者以借口。
借口不要紧，只要主意真。８月１９日、２１日、２３日和２５日，深圳市连开了４次救市会议。
９月２日，深圳第５次救市会议。烟雾浓烈，气氛沉闷。这是要大家做贡献的时候，一慢二看三通过。
９月７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２亿元，开始绝密救市。射人先射马，打股先打深发展。９月７日深发展被托到１３．８５元。９月９日周一再开市，深发展停在１３．７元。挂入５０００股??吃进。再挂??再吃。只要有人带头抛??便有追随者。当日股价回升到１３．９元。９月１０日深发展又回落到１３．７元。９月１１日深发展以１３．８５元跳高开市。９月１２日爬上１４．５元，并从此到９月２９日一直坐在高高的土坡上。
这一切是为什么？经过国庆节几天的思考，股民们终于相信，有高人在托市。买进，买进！到１０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说：２亿元还没用完呢。不知这１个多亿以后是解套赚了钱还是沉淀下去了，也没见个公告。
据说，１０月３日深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从国外回到深圳，问：“老禹，大势稳得住吗？”禹说：“只要你们市领导别讲什么话，可以稳得住。”
禹国刚说，当时市值三四十个亿，而他向市政府要的钱只有２亿元，如果风声走漏了，怕是市也扶不起来，钱也打进去没了影，怎么向领导交待？但这个说法还是说服力不强。当然，在股市以后发展的１０年中，说服力不强的事还多着呢，许多事至今仍是欲说还休。
１９９０年下半年股市闹得凶时，《人民日报》出了情况汇编，人行审计署派员调查了，领导批示了，于是台前的深圳紧忙活起来，终于把股市砸瘫了。临了，还没忘了命令子弟兵解套。及至９个月后股市又起来了，不知深圳的干部该哭该笑。
正在深市瘫痪的时候，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周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部长。
禹国刚叙述道：“江泽民总书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趁在深圳参加特区１０周年庆典之机，约刘鸿儒等同志谈怎样看当时的股市，刘鸿儒认为改革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会走弯路，但不能稍有问题就上纲上线。这次谈话之后，江总书记回北京又作了进一步调研，还专门请周建南同志到深圳进行过调研。江泽民同志最后拍板，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或许是高层的一锤定音，使深圳不忍看着股市瘫下去自生自灭，于是有后来的托市。
真正锤重声亮的是邓小平。１９９２年１月邓小平南巡，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
他说：“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１／４（指在深圳），公有制３／４，１／４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６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解放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南客北佬，上海上课
１９９０年７月，深圳杀股正烈，６０００圣人转移阵地投奔上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了机场，叫出租：去离交易所最近的宾馆！深圳圣人不知道交易所在哪里，但知道上海有股票。
深圳人逢人就问：有股票吗？我高价收。
有文字记载（文字也不可信）的一个场景是：７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深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打开密码箱，拿出１５叠人民币，向一个手持１０００股电真空的上海人说，这是１５万元，你点点。
这不仅使当时站在旁边的人大吃一惊，就是在今天同样不可思议：当时治安这么好？不仅是深圳人北上，北方人也南下。同样是文字记载（还可以不信）：一个山东汉子只身来到上海，２０多天里他只是看，听，想，算，就是不开口。电真空从５３０元跌到３８０元，他还是想。后来他以３７０元买下４００股。接着他还是看，听，想，算，还是不开口。４天后，电真空上扬至４０２元，但收盘又跌至３８５元，别人抛，他不抛。果然，后来又升至６８０元。他快乐地收拾行李，退房，坐火车回家了。１年后他再回来，电真空已升至每股１１３０元。抛！他的４００股净赚３０．４万元。
上海股市牛起。
１９９０年５月底，上海股价指数刚刚达到１００点，股价刚与面值相等，６月底１１０点，７月底１５０点，８月底突破２００点，９月底到了３００点。
这就是说，５月底买进股票的人，只要屁股沉，９月底就可以赚３倍的钱。
为什么在１９９０年下半年有了这样一出股市大戏，并从此在真正意义上股爷升堂入座？有此一说――１０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已小有积蓄，１９８８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１９８９年后的急刹车，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这南客北佬给上海人上了一课？上海人不服，杨怀定就不服。在做国债的同时，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就进了股市。
进入９０年代，上海各种股票在分红后纷纷跌破面值。当时国库券收益率为２４％，百元股票分红为１５元。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而股票利息实际上是复利，若以９３元购入面值百元的股票，三年后会高于国库券２０％的收益率。他决定移军股市。
更大的背景是，国库券交易已大变，国债交易市场正从分割逐渐转向统一，交易方式也从柜台交易转变为机构交易。这里就没有杨怀定们可玩的了。
杨怀定从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２．４和４．３倍，其它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杨把２０万资金投入股市，这个决策使他在当年７月股价暴涨之前居于优势地位。
上交所陈兵
尉文渊是个兵，但不知他算不算个好兵，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比如说服从命令，让你眨左眼，绝不带着左眉毛一起跳。以此标准论，尉文渊不是个好兵。前面已说过，尉文渊甚至不像个上海人。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８日，上交所决定放开延中和飞乐二股的价格限制。此前的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７日，深交所已放开涨停板限制，波澜不惊。但尉文渊健忘，４年前北京闯物价关，匹夫之勇只识弯弓射大雕，闷了回改革夹生饭，曾让多少人尴尬。
２月１８日上午开盘后，延中最高买入价１２５元（前收盘价为９８元），最低卖出价２９０元，飞乐也以１１０３．８０元开盘。收盘时延中１６８．４０元，飞乐１５９９．９０元。３月１２日，延中曾达到３８０．０８元的历史天价。但此后交易萎缩，上海股市再次跌入死市。
４月１３日，尉文渊又放宽小飞乐、电真空、凤凰涨跌为５％。一市二制。５月５日，再接再厉，除延中飞乐二将无涨跌停，余者皆放宽涨停至５％。
一不做二不休，５月２１日上海全面放开股价。股市本是最市场化的东西，却偏偏不让市场规则。怕什么，我们有政权在手里。
５月２０日下午，已经有放开股价的消息传出。虽然交易场所都已关门，但几乎都被股民挤满。发财的愿望是不受责备的，发财的想像空间是无限的。
当时惟一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的城市是杭州，有上海大户不惜血本，包出租车连夜赶到杭州，谁知杭州的交易场所门前也早已排起了通宵长龙。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久受压抑的上海股市豪情大发，上证指数从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直升到２１日收市的１２６５点，到５月２５日更达１４２０点。豫园商城股票当日升到１０００９元，空前绝后。
面对如此股疯怎么办？刚刚宣布了的放开政策，再收回来？尉文渊又发奇想：不是网点越少越挤破头吗？来不及盖大楼咱就盖大棚得了。
６月１日上交所组织２０多家会员单位进驻文化广场，专门接受客户卖出委托，以抑制股价高扬。广场是一个没有座位的大剧场，大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９点不到，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股民恐慌，欲将手中新股抛出落袋为安，秩序大乱，冲倒栏杆，９时半宣布暂停业。文化广场的混乱更加剧股民恐慌，当周股价下跌。
一周后文化广场重新开门，有８家会员单位进场接受客户买入委托，股民心稍安。真正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运筹天地之间，广场内每隔５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文化广场结束使命。今天还有股民肯吃这个苦吗？下雨怎么办？说起上海放开股价，今天尉文渊坦言，这事就是他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不愿给领导添麻烦。不知当时是否像今天一样坦言。当年能担此责任，当有大勇气。随着股市监管越来越严密，留给尉文渊们发扬主观能动性，换一种说法，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有猜测，也正是尉文渊这些主观能动性，为他３年之后的离去留下了伏笔。当然，尉本人和上级都不一定同意这种猜测。
但英才如尉文渊者，依然没有摆脱涨也急跌也急，不涨不跌更发愁的循环，循环往复，不止不息。现在做得好的，也许只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位，但也是屡屡说错话，总想泼凉水而美国股市却打着挺往上窜。也许格老是为了艺术而献身，以自己的失语为代价平衡着股市健康向上？每当他话音刚落股市上涨，格老一定暗笑：逗你玩呢！
惊天原野案
就像沪市有老八股，深市也有老五股。老五股中有一个原野，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也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诈案。
这里的主角叫彭建东，广东潮汕人。
彭建东是这样发家致富的：１９８７年６月，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家小公司，注册资金为１５０万元，其中两家国企占股６０％，港资占２０％，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１５万元，各占１０％。
在不到２年的时间里，经过６次股权转换游戏，到１９８９年３月，原野只剩下两个股东，一个是原隶属于深圳市工业办公室的新业服装公司，占股份５％，另一个就是香港润涛公司，占９５％，而彭建东在此之前已升任润涛董事长。润涛公司是彭建东舅舅的公司。
就是剩下的新业公司这一点点国企的骨肉，也在５个月后退出了。当初新业公司入资４５万元人民币，一年半后退出时收回２９０万元人民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这算得上很大的成绩吧。
但更大的成绩是彭建东拿去的。１９９０年２月原野上市，彭建东这时还是不是中国国籍，谁也不知道。大家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大家争破头的好事一桩桩追着一个个体户（后来变成海外同胞）跑？此前，１９８９年夏，彭建东还得到一件好事，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一家是拥有房地产经营权的大华企业公司，另一家是拥有进出口贸易权的深圳国际贸易公司。在这之前，外商是不能涉足房地产和外贸的。
彭建东如此高深莫测，甚至作为一个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在原野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董事长及主要股东一栏内，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三个字。
原野股票节节攀升。比如在某一周内，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１日到２８日，股价从１４元猛升至２８元。如此成绩，为原野增资扩股摇旗呐喊，为彭建东的钱保值增值前呼后拥，彭建东的钱包更鼓了。
炒股不是为了当股东，而是为了套现。彭建东亲自挂帅，专门抛股套现。从１９９０年６月到９月，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１８４３万股。９月，原野第１１次股权变化为总股本９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其中香港润涛４７０７万元，社会公众４２９３万元。
但在此期间，原野与管理层的矛盾开始激化，主要矛盾在哪里？公开的说法是关于原野股权的设置，但传媒少有报道。１９９１年管理层对原野的审查，公众不知道；当年８月２６日对原野处理的会议纪要，也没有公开披露。
今日查到当年的会议结论是：“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到了１９９２年４月７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公众这才大吃一惊如梦方醒，以要求原野配合落实企业利润和归还贷款为由，原野部分工作人员被带走。显然，此时人行的态度还是缓和的，公告两天后，４月９日，人行负责人发表谈话，宣布“原野的前景是美好的”。
但原野感觉不美好，甚至是愤怒的。４月１８日，原野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也不高兴了。６月２０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公布了对原野的财务检查结果：润涛公司将折合１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资金转至润涛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有折合２亿多元人民币银行贷款逾期不还。
在这同一天，工商银行起诉原野拖欠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及３００万美元逾期贷款。
前台打着官司，幕后彭建东却将原野大股东润涛的股份转让给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驻港中资机构。自家人打自家人。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７月７日，原野被停牌。
１０月６日，工行诉原野案开庭，各传媒依然一字不见。只有《证券市场周刊》如实记录了辩论过程。这《周刊》乃是在美国坐下新闻病的王波明所办。
终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３日，原野股票复牌了。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了润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原野公司债务的清还，原野亦改名世纪星源。
彭建东呢？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判处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有期徒刑１６年，附加驱逐出境。其实，彭建东从没有坐牢。
这里损失最大的是散户兄弟，两年多的投资泡汤了。别急，后面还有更惨的。
第五回国库券破帽遮颜过市热心人鼓噪承购包销
推销队伍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有啥别生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杨百万钻空子
“你自己去查吧，我的资料很多，但那是我自己收集的，你写书有很好的报酬，我也要忙我自己的事。我每周一、三、五闭市后要给网络写稿，周四要给《证券市场周刊》写稿，周末经常要出去讲课，只有周二有点闲，泡泡澡。”２０００年６月６日，杨怀定说了这番话。
不应该计较杨怀定的公私分明，也不应瞎猜杨人一阔脸就变，也许杨从来就是这性格，酷。
杨怀定原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１９８８年春节前，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杨怀定清白了，但两个月后他还是辞职下海了。
杨怀定订有２６种报刊。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４．８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在温州存入每年可多得２４００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过了几天，４月５日，报纸上刊登上海市的证券市场２１日将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就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１９８３年的国库券百元卖出价１０８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净赚３７元，高出温州储蓄利率１２％。杨怀定吃进２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４元。他２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８００元。辞职前杨每月工资６０元，这８００元就是一年的收入。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杨从报上得知又有６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２元，投资１０万元，３天打个来回就净赚２０００元。关键是哪６个城市呢？于是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７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
于是杨怀定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采。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形成挤兑，银行国库券多得是但现金紧张。杨怀定当即买下，第二天赶回上海，把１０万元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２２００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杨怀定怕上海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免得断了财路。
去一趟合肥，可以赚几千元，于是杨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进太原，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７０万元，杨怀定占去七分之一。
好歹一家家大银行，一个个也算是社会主义的银行家金融家，怎么算计不过一个看仓库的工人？
国债出笼记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说：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那时候城里人拿工资吃喝拉撒，乡下人不许甩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人几乎完全不可以用钱去生产去投资，这钱实在不敢妄自称为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８年，先后发行过６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３８．４亿元，加上应付利息９．８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４８．２亿元，已在１９６８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１４．０６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１９６５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钱给中国人了。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１９７３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贷款，英国、法国和西德提供了一笔９３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是７年后。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１９８１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１９８１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５０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用它名字了，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他们专利费。
１９８１年中国开始发国债。
之后中国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如今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比眼下全国推销假日旅游的阵容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１９８７年４月，湖南省新邵县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以乡纺织器材厂名义在集市上贴出广告，推销电器产品和布匹，收得国库券４５９２元，４月１８日被工商所查获封存。新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对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罚款５００元，并责令办公室负责人黄新清写出检查张贴全县，以示警戒。
国库券还成为推销产品的好帮手。
１９８７年６月以来，湖南益阳市一些企业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８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９点多，日收券高达２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５０％―７０％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８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有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４家收券销货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账务清查，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１０余万元。市政府宣布对这几家企业做出没收国库券，并处罚款的处理决定。
这是在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上刊登的湖南省关于国库券的两件事，由此可以推见当时国库券问题的普遍性。
杨怀定再三辩白他从未干过违法的事，从没有进山或在城里大街上逼着大家忍痛割爱，他只是从甲银行把国库券倒到乙银行――这是合法的。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１９７９年安徽凤阳小岗村１８户农民冒死闹单干，便有省委书记万里这个一米八的大人物的配合。而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她也是个高个儿。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交易柜台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１９８８年３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不说国库券买卖说转让，就像不说失业说待业说下岗，一定也费了不少心思），主要说法是：允许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向机构发行的怎么办？）；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内进行买卖；国库券交易实行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两种形式，中介机构应每日公布自营交易价格，不得有行无市；自营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取买卖价差，价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所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１．５％（开饭馆也曾被规定过毛利润，厂长经理与工人工资的比例差也被规定过），代理买卖价格由委托人指定，代理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６‰。
４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７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６月又放了５４个大中城市，１９９１年３月，全国约４００个城级市都放了。
以下是１９８８年国库券首次放开后的几则记录：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两年前就经营有价证券的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交易所门前已聚集一批等候买卖国库券的群众。
８时３０分，证券交易市场开盘，亮出首批上市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国库券买进价和卖出价：１９８５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１０８元，卖出价为１０９．５０元；１９８６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９８．５０元，卖出价为１００元。
有个老干部模样的人买了３０００张面额为１０元的１９８５年发行的国库券，他说：“要算细账，还是买进合算。”是怎样算这笔账的呢？他慢条斯理地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分别是９厘和１０厘，如１９８５年购买１００元国库券，到１９９０年期满后可获利息４５元，而现在买进只用１０９．５０元。现在距离１９９０年只有两年时间，到期每百元国库券可兑换１４５元。１４５元与１０９．５０元之差是３５．５０元，如果买进３００００元的国库券??到期就可获利１０６５０元。如将３００００元存银行定期储蓄??按一年定期利率７．２％计算??两年只能获利４３２０元。同样是两年，您看哪个合算？”
（郑超、马春山）
４月２１日，重庆普降春雨。
重庆市５家金融机构和财政局在８区１６县设立的３０个证券交易点及证券公司全部开放，挂牌办理国库券转让买卖业务。１９８５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９．４２元??卖出价１１０．９２元??１９８６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１．０２元??卖出价１０２．５２元。
有关专家指出，按目前的卖出价，１９８５年的收益率１４％，１９８６年，收益率１４．５％。比目前市场上发行的各种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收益率都高。由此判断几天后卖出行情将上升。
（陈徐）
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距国库券交易开市还有１小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静安区证券交易柜台前，已有许多人在等候了。
９时整，国券库交易开始，挂牌价格是：１９８５年百元面值国库券卖出价为１０４元。开始时成交甚小，多数顾客还在观望。不久，有一个顾客以每百元１０４元的价格卖出２０５元面值的国库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库券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开盘４５分钟以后，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５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９５０元；接着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６元的价格成交１０００元。过了几分钟，又有人以每百元１１０元的价格成交１５００元。接近开市后的１小时，有两人以每百元１１２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１３００元。（傅天明）国库券于６月１３日在天津首次上市以来，居民竞相抛售。第一天证券公司国库券库存数为７．９５万元，两天后，库存升到９７．１万元，到了第十天，库存猛增到５００多万元，没有十足准备的各证券公司承受能力趋于极限，纷纷告急。与此同时，国库券黑市买卖却异常活跃。
自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的国库券可以上市转让的消息见报后，在街头巷尾不时可以听到一些议论，不少人希望尽快抛售。１３日证券市场正式开业后，人们的抛售欲望终于发泄出来。由于证券公司对抛售者应接不暇，许多持有者把目光转向了黑市，一些人以六折的价格卖出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有的持有者把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混在一起，以七五折卖出。
国库券上市近十天，抛售风有增无减，使全市３３家证券公司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公司采取了只卖不买或限制买进时间的紧急措施。这样一来，表面上减轻了各公司的压力，实际上却更激起人们尽快抛售的情绪。
（徐勇、曹健）
阚治东伸手国库券
有差异有缝隙就有机可乘，杨怀定正可以大显身手。但与阚治东相比，就小的溜了。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１９８６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人总行主导的，每个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人行的。这样，上海人行办了个申银，万国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上海人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人民银行办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
这种理性约束利益，脑袋指挥屁股的情形是不多的。
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人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
而申银，在成立了两年之后，１９９０年９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上海市工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上海人行的部下，因为龚送给人家一个金娃娃。
申银成立后转工行前，惟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４．５万股电真空。申银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买价是１０２元，卖给工行是１０５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１５０元，转眼间工行赚到１８００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就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申银之前，阚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出精明。
在国库券这件事上，现难以考证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但阚治东显然做得大，组织总是比个人强大。
１９８８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全国工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３６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杨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１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１０００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划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一千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５０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１０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本来想搭飞机走，但保卫处同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１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联办发行国债
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
１月２８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１９９１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ＳＴＡＱ系统，联办蹦垩了近２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
联办研究开发部李青原、戴小京率众先期收集了美、英、法、日等国有关国债发行方面的专著和技术资料，进行国债承销可行性研究。
１月２６日，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主持召开了联办内部第一次国债承销工作会议，算是正式开练。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总负责国债承销试点的协调工作。从１月底至３月底，意向承购额由９至１０亿元逐步增加到２５亿元以上。３月３０日到４月１２日为止，共有８１家公司确认参加承销团，承销总额超过３０亿元。后经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协商，取消了２家公司的承销资格，承销总额确定为２７．７４亿元。
技术设计由程序设计部主协调王莉主持，有联办首席律师高西庆博士、财会设计部主协调汪建熙和副主任龙涛、法律部主任何斐等人参加，完成了承销公司资格、发行条件、承销计划、调券划款、财会结算以及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和流通等方面的运行操作的技术设计。主要技术文件有《１９９１年国债承销结算办法》、《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规则》、《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业务规程》。
承销合同和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由高西庆总负责，有何斐和谢思敏等人参加。所有这些人，在当今中国证券业，依然好生了得。
国库券与宏观调控
１９９１年，国库券实际发行１２０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３８．７亿元，承销团成员公司共７９家。
１９９２年，承购包销仪式的规格提高了，３月３１日，承销签字仪式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了，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３９０亿元，其中８０家承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３６．３５亿元。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个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１９９３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国务院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朱槠基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惟独晾着国库券。
承购包销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发国债已不仅仅是政府集中财力找钱的活儿，而且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过去讲国库券还弄个转让之类的词遮掩些个，别闹了，彻底拒绝行政摊派，众口一词市场化。
从１９９４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等全数加入进来，咱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１９８１年第一次发国债４８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在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收支安排中，财政部长项怀诚公布：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债务本金为１５８１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赤字２２９９亿元，中央代地方发债５００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４３８０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发行３８８０亿元，比上年实际发行额增加１６５亿元。
从１９９４年起，联办不再担任国库券承购包销总协调，把重担传给人总行了。
王莉时任中信实业银行证券部经理。从１９８４年作为中信公司首席交易员算起，王在证券市场上已滚过了１０个春秋。这１０年间她不仅和众多国外机构进行过大量债券等不同金融商品的交易，而且还主持设计了以国债交易为核心的联办ＳＴＡＱ系统，在同行中有“国债第一人”之称。
１９９４年３月７日，王莉在《中华工商时报》谈了她对国债市场体系的看法。
市场没有层次按照国际惯例，国债市场应该是一个层次化的市场。一级自营商、其他中介机构、投资者在这个场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现在实施的方案，没能客观地考虑到每一个因素在市场这个集合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市场对于他们的不同要求。
一般地说，国债流通市场是以机构为交易主体的市场。它可以由内至外划分为三层：一级自营商、非一级自营商机构及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具体的运行过程是，一级自营商之间的买卖产生国债市场的指导价格，以这个价格作为参照系，其他机构进行交易。一级自营商必须满足其他机构买卖债券的要求，同时也通过和机构间的买卖达到调控市场需求、促进流通的目的。这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做市”。
从当前情况看，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层次化，对一级自营商在二级市场的地位缺乏深入的认识。财政部的眼光高度集中于发行市场，而对二级市场则过于依赖银行的作用，而忽视了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其它投资机构。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国债政策遭到割裂，打击了券商、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银行对于操作国债的认识也不够充分，认识不到其利益所在。因此，在无形之中，使国债变成了必须由机构背起来的沉重包袱，严重阻碍了国债的流通，影响了国债的威望。
必须开设场外市场目前国债市场设计方案中没能有效设计这部分内容，将对国债市场的活跃起到束缚的作用。
集中在场内交易虽然便于管理，但是场内机械的自动撮合成交，很难灵活地调节市场供需，达到分销、流通的目的。与此相比，场外交易，不需要缴纳高昂的场地费，只要通过电话就可商讨价格各取所需。这对于机构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一级自营商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和市场的重要组织部分，它们将通过不断吞吐债券的行为来保障国债市场的流通。这种连续性的买卖，只有在场外交易中才能得以极致的发挥。对此，王莉呼吁：要尽快建立一个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性国债结算中心
国债结算中心是主管部门监测、管理、规范国债二级市场的惟一手段。今年非实物券的发行使结算中心地位，以及在监控、确认等方面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突出。目前，将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全国统一的、惟一的国债结算中心，其中存在的两个很大的问题，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是否有能力担当全国国债交易的清算交割任务。
其一，现在的结算中心在运行上没有考虑非场内会员的交易，一旦开展场外交易将难以应付。
其二，Ｔ＋０的清算交割方式表面上看虽然迅速、便捷，但在运行中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Ｔ＋０资金、证券的同步交割，违背了清算交割的安全性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证券可以完成当天的交割，但资金却要滞后一天划款。由于国债的买卖数量巨大，每笔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资金数额大，资金、证券不能同步进行，万一出现信用风险，后果难以设想。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组织一个超脱某一交易所的全国性结算中心。
第四回：尉文渊倒在开业式，哥儿俩竖起深交所
当时上海人民银行行长、总经济师一干人马，年底了就不停地往北京跑，要来多少钱呢？也就几千万贷款额度。上海那么多企业，几千万给谁呀，更别说危房改造了。
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打的交道太多了。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这话反过来说也可以：不交不成打。爹娘和儿子分住着挺亲热，到一块儿反可能出磨擦，这时候就怨儿媳妇了。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ＳＴＡＱ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
大上海筹钱
１９８８年上海出了３件事：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流行，火车相撞。所有这一切都令骄傲的上海烦闷。
上海的街道多以其它省市命名，上海所需原材料８０％由国家调拨，名副其实全国支援大上海。与此对应，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的加工厂。上海是大哥，每赚１０块钱，几乎要交国家８块。而国家每收入６块钱中，就有１块钱是上海人提供的，国家再分给众兄弟，聊补无米之炊。
然而，改革了，众兄弟胃口大开，原材料自敛不及，价格大涨，怎肯再平价支援上海老大哥？这几年上海平价原材料只凑个３０％。原材料涨价，而上海的产品价格却被捆得死死的。中央讲，上海产品价格稳住了，全国就不会大乱。
腰包瘪瘪，上海人只好拿桑塔纳，拿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当时的副市长黄菊经常要往码头跑，看看运煤船来了没有。
上海还占不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而不是在上海。开放也轮不到上海，不敢把中国的工业放到国际市场去冒险。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市长朱槠基５月１日正式到任，他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警笛，上海老百姓的房子旧了，电线老化了，一着火就烧一大片。
朱槠基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任上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没什么权，尤其没有财权，没有钱。
朱槠基也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朱槠基的这个念头日益明晰起来强烈起来。
上海市人民银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日，当时朱槠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人总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槠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
王华庆觉得那天的太阳很好。
其实上海的冬天还是很冷的。
１９８９年底，北京联办与国家计委、人总行、财政部、体改委组成的调查组正在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和秘书长张晓彬忽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张晓彬记得，那天朱槠基感冒了，没怎么说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海的银行干部担心将来交易所起来了，会分流银行信贷资金。
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据说朱槠基将“协助”二字勾去，改为“共同”。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任小组副组长。
龚浩成总结了当时的４种说道，道道见血：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票，是不是分散了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此其一。
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影响国家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其二。
证券买卖有点赌博，一些人一夜之间就发了大财，一些人则搞得倾家荡产，这会助长投机思想，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此其三。
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上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是记忆犹新的，那些活跃在证券交易所里的资本家，贪婪成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股票市场，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就有生动的描绘。以艺术形象取代历史影响现实，是中国人思维一大特色。此其四。
上海人的每一步都得小心再小心，一慢二看三通过。
搭浦东开发船
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里了，在一个大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北京怎么反应。
北京没有驳回。
上海加快步伐。仅在１９９０年，上海就开了两个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个是５月与北京联办合搞的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中国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上海人行副行长罗时林、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董事长戴维逊、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香港总经理皮卡德等业内人士参会。
１０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利浦?沙委朗等。在会上，朱槠基将１６张电真空股票送给了外国客人。
严格说，不是朱槠基，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无偿送上了这份礼物。电真空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期限为“不限期”，股票上写着新股东的姓名。其实，不如再次送些已出售的股票，麻烦洋人再去一趟申银证券过下户，再做一把秀。当然，警车咱还是不免费。
所有的造势都不是给上海人看的，甚至也不光是给北京人看的，所有这一切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愿。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槠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槠基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有人认为，当时搞交易所，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如果说上海缺煤缺铁缺地皮，最不缺的就是股票，是交易所，是玩股票玩交易所的人。
１８５９年在上海的美商琼记洋行订造的第一艘轮船火箭号１０万元造价中，就让中国人入股１万元，有点像今天的农民工带资入伙。
洋务运动推出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股票，１８７７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共招商股３７万多两银子，与今天的国有民营类似。
上海的交易所更是多得可笑。汪荣祖和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里提到，１９２１年夏秋之际竟有１４０多家交易所茁壮成长。共产党执政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存活了３年，１９４９年６月到１９５２年７月，北京的苟且了两年半（１９５０年２月到１９５２年７月）。只有上海干脆，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宋时轮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捉去了２３８个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市长陈毅大笑：这是打了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上交所闪电出笼
１９９０年春，朱槠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或许就应了那句话：大寒之后必大暑。比如上海股市，如果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股价为１００％，１９８９年１月底就是１１６．６％，１９８９年７月底陡降至８９．３％。许多人以为改革要歇歇了，谁知交易所横着就要蹦出来了，表面上看着却又不动声色。
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消息时急坏了，忽又不急了，瞧，挖到个尉文渊。其时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９日，尉３５岁。
尉文渊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多不愿意离开黄浦江。
１５岁尉文渊就去新疆当了兵，在连队和泥打坯养猪。５年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曹阳电影院打杂，拿个小手电引座之类。后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一名小干部。高考时进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读书，龚浩成当副院长，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股份制。
１９８３年毕业时学校派京指标完不成，尉文渊北上赴京。尉不隐瞒到北京就是想当官。１９８６年尉文渊３１岁位居国家审计署处长。两年后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尉只好弃官回沪，追随老师龚浩成在上海人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
而１９９０年６月尉文渊的一蹦，就彻底断了他的官路。当时尉就知道，上交所没定级别。虽然他个人被定了个副局级待遇，但５年后也全数丢了。
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有许多活要干，招兵买马找房子，筹钱派款定规矩。令人还可以回忆起许多感人的故事，轻伤不下火线，孩子病了顾不上送医院，甚至还记得当年需要５０条电话线是某领导亲自出面才解决的。但凡感人的事，往往就不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最重要的？上海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但是，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３家，申银、万国和海通，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另外，交易所的经营品种主要还是想搞股票，但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才有１１家，能够上市的只有６家，原计划搞到二三十家，不知两三年内能否做到全国联网，是不是应该先以经营国家债券为主？第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第四，管理机构怎样设置，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如管理委员会，与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应是什么关系？当年上海的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元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先是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北京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１９９０年１月，在召开全国体改会议期间，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来到北京联办。贺说：市政府有关部门由于对建立交易所后，究竟对资金外流产生什么影响看法不一，故仍未最后确定交易所起步时的性质。就与联办合作筹建交易所工作，目前看无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先搞上海市地方的统一交易所，基本不吸收外地会员公司，如果是这种做法，则欢迎联办作为顾问参与这项工作；第二种，开始就搞全国性的交易所，并吸收少量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吸收联办的一些设计力量，但基本是以上海市为主搭配班子；第三种可能是获得中央支持，允许放手搞正规化的证券交易所，并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此情况下，就可考虑采取“上联筹”的形式，与联办通力合作，把交易所搞得好一些。
不仅上交所的框架牵扯到现实和长远的矛盾，连名字都关系重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一词的英文译名为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Ｓ，意为抵押品，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国际上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ＳＨＡＲＥ或ＳＴＯＣＫ。李祥瑞是这样解释的：“当时译成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Ｓ，也符合我们股票少证券多的实际情况，但也确实怕写ＳＴＯＣＫ上面不批。”
这里有个对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英文译名直书ＳＴＯＣＫ。
也许上海到北京的距离比深圳到北京更近，所以要更谨慎？但上海却显出更浓重的政府支持。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举行上交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槠基致开业词，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
上交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上交所是一张白纸，画啥都成。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交所累。
当日有３０种证券上市，国债５种，企业债券８种，金融债券９种，股票８种。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３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３６５．７０元。如此，上海三大券商都露了脸。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管规矩不规矩，深圳发股票比上海早。同样，不管正式不正式，沪市开得比深市晚。
深交所是王健禹、国刚哥儿俩闹起来的。
王健官运不错。１９８６年王３６岁，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一个副科长，正逢深圳公开招聘１２名局级干部，王健一考中的，正科、副处、正处、副局，连升４级。１９８７年３月，王健走马上任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任副行长。两年半下来，深发展大发展。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王健下台，一肚子气。正式的说法是领导班子改组。当时禹国刚已鼓捣深交所１年多了，爬上楼来拉王健入伙。王健怒言：“我不干！干得再好，上面又是一张纸，三行字，一个调字就把人打发了。”
王健是真不想干，不像尉文渊事后还谦虚一下，自己往外蹦。张鸿义原是王健的上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张对王健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要往前看。”想往后看也不成了，张鸿义把王健想去的招商银行的路堵死了。王健只好往前看。
王健的搭档禹国刚比王大７岁。禹国刚１９６８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声声震耳。１９８１年春节变卖家产得来６００元钱，带老婆儿子闯深圳，在爱华电子公司做活儿。
有日本老人名冈崎嘉平太，有事没事常来中国，每来必跟廖承志嚷嚷，要廖差几个中国青年去日本学证券。廖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终于，１９８３年禹国刚和另一中国小伙儿蔡靖华被派往日本，不远千里学证券。那一年，廖去世。
日本人很敏感，把两位中国小伙儿的照片登在《朝日新闻》上，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照片说明有点味道：在资本主义中枢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不能怪日本人怪里怪气。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一年后回到深圳，组织部果然不知该怎么办。禹国刚只好悄悄回到爱华摆弄彩电。
还是那个张鸿义，单枪匹马把禹国刚从爱华挖出来收在麾下，到要搞交易所了，便放出去闹腾――让日本人闪一下舌头。
１９８９年底，王健禹国刚联手加速深交所的筹办。说是１９９０年８月８日可以试营业了，又说不成了。说１０月１３日开练吧，到时候又黄了。也说不清怎地就卡住了，卡在北京还是卡在市里？搞不懂。
上交所将开业的消息刺激了深圳人。１１月２２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一干人来到深交所筹备组。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禹国刚说。
开业定在１２月１日。当然，前面加了个“试”字。
开业当天的情形后人少有叙述。有４点值得记述。
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
其二，出席开业仪式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
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８０００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券商及出市代表是国投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的伍德民，深圳最大的几个券商没露面。有什么想法？其四，有传言深交所是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１日批准的，但作为深交所两位副总经理之一的禹国刚说他至今从未见过批准文件。
审批工作是需要智慧的，不同的字眼都闪烁不同含义的暖昧之光。１９９０年５月，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到北京公干，禹国刚记得那次是和人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谈的，金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好。
“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问。
“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深交所的名称前后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换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在禹国刚心里，一定还备着些名称，如深圳证券事务所、深圳证券交易楼、深圳证券交易广场、深圳证券联合体、深圳证券第一国际……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
１９９１年７月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长李灏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成立的。禹国刚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北京ＳＴＡＱ系统
一帮人从国外回来，一帮人聚在北京，９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出资相助，一门心思就奔着在北京建交易所，虽说不上金光大道笔直朝天，但战战兢兢总在奔着。忽然斜刺里来了场政治风波，北京绝然建不了交易所了，该修自行车或卖包子的，也该操家伙儿了？高西庆王波明肯定从来没真想过修自行车卖包子，一拨人聚在一起，９家大公司勾结成一团，也不准许这么干，不乐意水往低处流。
１９９０年３月８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提到了Ｎａｓｄａｑ，提到了自动报价系统。宫说：根据外国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这两种各个国家都是分开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的公司，场外交易是小的公司。另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是纽约交易所，会员有１３００家，上市证券有１０００多种，但美国有一个自动报价系统，我们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它在华盛顿，上市的证券种类有３万多种，会员有６７００万家，其中有些同时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约证券交易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去年后者超过了前者，而且发展前景后者也比前者好，因为没有地区和时间限制。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实际上是受了美国的Ｎａｓｄａｑ的启发。这样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上海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能力小的公司也可以通过自动报价系统进行交易。联办把它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ＳＴＡＱ（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系统。
ＳＴＡＱ是技术手段，内容是国库券。１９８９年年底，在联办及国家计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体改委考察全国证券市场之后，提出以二级市场促一级市场，以国债促证券市场。ＳＴＡＱ系统这个二级市场建立起来了，国库券发行这个一级市场就有好日子过了。
联办挂靠国家体改委，便拽着体改委往上打报告。设立体改委本来就是想督促实权部门分割自己的利益的，但靠体改委自己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于是，１９９０年１０，联办又起草了一份以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的名义筹建ＳＴＡＱ系统的联合通知，琢磨着各家首长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人民银行很快就回复了，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应由筹备单位按正常手续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人民银行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在由人民银行会签联合发的通知中，提出由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也是不合适的；
经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目前，人民银行报价系统中心机构已经成立，要利用人民银行的卫星通讯系统，覆盖面较大，运转效率也将提高，能够满足目前和今后金融市场业务对报价系统的要求。人民银行报价系统将采取会员制组织形式，加入系统以自愿为原则，目前正在进行确定会员机构的准备工作；
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我们认为，如果在人民银行报价系统之外再建新系统的需要，联办可以进行研究与设计。但我们建议，联办证券报价系统筹备工作最好并入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纳入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联办分立倾向遭到坚决阻击。这里有经济理论问题：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是不是应该统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ＳＴＡＱ系统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中央银行是否合适？
这里更有利益问题。早先是统管的，但不是人民银行，而是财政部。在计划体制下，有计委一支笔定项目批资金，有财政部具体核算收支，银行还支一摊子有什么用？１９６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了计委的大出纳。
１９７８年之后，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出来了，后来又从中分出工农中建４大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变成行政管理部门。之后保险公司也分立出来，又滋出了国债，再生出股票。在此消彼涨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地位将会如何？
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交道太多了。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这话反过来说也可以：不交不成打。爹娘和儿子分住着挺亲热，到一块儿反可能出磨擦，这时候就怨儿媳妇了。而为国库券的流通，承办者又是外来户国家体改委及“非正式机构”联办这些个体户，对人民银行来说，这块痒痒肉不好挠。
建立ＳＴＡＱ系统的报告，在受到阻击前，就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源源不断地往上送。
有首长画个圈，没提意见。“知道了。”
有首长比较关心钱：“我对于此种试验无不同意见。只是国家是否要投入资金，我不清楚，请某某同志及某某委审查批准。”
回应是：“请某某司、某某司阅提意见。另计算机网络的问题，如果用民航现成的，可以不用投资；如不落实，还有个投资问题。结果盼告。”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８日，联办三个头儿王波明、高西庆、章知方给人民银行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就我们的本意而言，我们并不在乎报价系统的归属单位究竟是谁，而只求能多干几件实事，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考虑到中国的实情，如果必须选择一家主管单位，我们则倾向于挂靠到更便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单位之下。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倒是觉得，纳入人民银行系统对我们开展业务更为有利。虽然国务院领导同志已经批准报价系统暂由体改委代管，但是，我们认为，报价系统这一技术性很强的服务设施是不可能长期由体改委代管，体制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
最近，我们得知人民银行已正式成立了金融市场报价中心，其服务内容也包括有价证券的报价和交易。这样，在目前的市场上就将有两套利用计算机联网进行证券报价和交易的系统，并且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这显然既不利于统一证券市场的形成，也不符合节约的原则。如果当时得知人民银行也有意在近期建立一类似的报价系统，我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明显，人民银行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比我们容易组织得多，而我们希望借助联办开展的工作并不在于开发一个报价系统。
但是，既然目前的局面已经形成，为有助于证券市场向着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积极探讨与人民银行金融市场报价中心在证券报价和交易方面进行合作或合并的各种可能性。
ＳＴＡＱ系统终于没有纳入人民银行，４部委的通知也终于没有成文发出。在此前后，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的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５日，ＳＴＡＱ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中顾委常委张劲夫、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和刘鸿儒、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出席。
ＳＴＡＱ系统位于北京崇文门饭店开通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意买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５０万元面值的１９８９年国库券，价格从１１６．５０元谈到１１６．２０元。９时零７分，一个“ＯＫ”跳上交易监控屏幕，成交。
第一笔异地交易是在上海海通和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过程用时８分钟。
当日交易总额３８５万元。
这样，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ＳＴＡＱ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
转年，人民银行的报价系统（ＮＥＴ）成立。
第三回：丢八百万美金王石生反骨，为五十元飞乐约翰讲排场
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他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但１９９８年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已彻底改变了对股市的看法，股市已不是毁誉参半的试验场了，其为国企解困的功效被大为赞扬。
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座小楼。
王石出了一口气
找到了组织，王波明们终于顺了一口气。
但在这之前几年，另一个姓王的，却为组织的巨大关怀而烦恼，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上级的怀抱。此人叫王石。
时至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１日，王石仍然毫不避讳对上级关怀的反感。否则，此书会对这一点含糊起来，挑事儿可不是好习惯。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１日８时３４分２２秒，王石打开电脑，拨号上网，进入万网景，点击管理论坛，敲道：
昨天（１０／８／２０００），深特发公司和万科同时公布，原深特发持有的万科股票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消息是通过报纸公布的，集团的信息滚动条是在１１点钟才发送的，反显得滞后，敲打证券网查看万科Ａ、Ｂ股的即时表现，却进不了网，占线占线占线……
１９８４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只是１９８５年因母公司欲强行调万科账号上的８００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９年。记得１９８８年万科欲进行股份化时，深特发的董事长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万科如常进行了股份化，说上述话的董事长却因经济问题辞职了。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能收拢。在第１６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
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万科的磨难
回忆当年的磨难，王石道：
１９８６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当时国营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没有危机感，大家说：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了个婆婆，多此一举。所以没有国企响应。
我看到这份文件很兴奋。当时万科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分歧，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
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断然拒绝。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多亏市体改办采取了欢迎态度。岂止是欢迎，简直是喜出望外！总算有三家国营企业愿意试点搞股份制改造。万科、金田、原野成了体改办的宝贝，但同时遭到上级公司的反对，又成了烫手的山芋。
我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同志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的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有点微服私访的味道。
渐渐地，万科同深特发的矛盾公开化。当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于是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我硬着头皮去找李灏，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还是老的姜辣。
文件在政府办公厅耽搁了一个多月，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深特发老总的工作，老总终于同意。
上市公司的免费广告
《深圳特区报》对股票上市非常感兴趣，但万科马上就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要求刊登招股通函书。这到底是算广告？信息？还是文件？到底应不应该收费？这个问题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给解决了，他大笔一挥：支持。特区报也就第一次整版刊登了一个特殊的广告，而且免费。
以后就没有免费的了。而且，各上市公司的各类公告，已成为证券类报纸的主要财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政府发文件批准了，招股通函书发布了，接下来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万科发行总股本为２８００万股，特区证券和中行信托两家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各承担了６００万股，剩下的很大一部分是万科的一些老客户购买的，再就是万科招股队的功劳了。
万科招股队那时被公司内戏称为打狗队。他们摆摊设点，有时可以看到万科股票在菜市场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卖，此外他们还分成小分队，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就和今天的人寿保险推销差不多。王石本人曾跑到蛇口工业区，上台演讲做推销。有一次请工商局帮忙，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在会上反复向他们宣传股票发行的意义和股票的投资价值，可最后，个体户不耐烦了，说不用说这么多了，该捐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早晚要挨一刀，兄弟做活痛快点。
特区证券公司包销６００万股万科股票，但一个多月后还是有１５０万股没卖出，只好公司自己给买下来。
与此对应，万科的１０００万股境外发行的股票却被一抢而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隔着条深圳河，香港人抢，热热闹闹，深圳人捐，委委屈屈。
漆云生当时任深圳特区证券总经理，他回忆道：万科是第一家向境内外同时发售股票的大陆企业，王石说要按国际惯例办，说说容易，但马上就碰上具体杠杠，比如向外卖的那部分股票如何派息？也就是调汇问题。深圳市外管局也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有规定，对股票投资就没说法了。最后，市外管局还是开了绿灯，据说没经过北京。
童牧野是一位上海的投资者兼股评家，文武双全，骂人时满脸笑意。他在万科股票上小赚了一把，但并没有侠肝义胆守着老东家。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１日，童牧野以每股６．３元买进??捂到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７日??享受每１０股送２股??送后每股成本降至５．２５元。继续捂到１９９３年４月２日，每股分红利６分钱，同时享受每１０股送５股，送后每股成本降至３．４６元。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以每股１６元卖出清仓，在２年多的时间里，这个万科股票，爽爽气气，仅一个回合的买进和卖出，盈利３６２％。
送走老东家迎来新东家
万科首次共发行股票２８００万股，每股１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１３２４万元。
１９９１年，万科第一次配股，从股市上筹措资金近１．３亿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５０００多万元。有了这个１．３亿元，万科才能够拿出９０００万元去上海做西郊花园，从而进入上海市场。
１９９３年发Ｂ股，对万科同样意义非凡，那是在宏观调控前两个月，拿回了４．５亿港币，这笔钱使万科得以度过宏观紧缩的三年寒冷岁月。１９９７年增资配股募集人民币３．８亿元。
发Ｂ股以后，万科真正开始走专业化道路。在这之前，万科和当时的大多数新兴企业一样，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热衷多元化经营，商贸、工业、房地产、文化四面出击，想闹个综合商社乐乐。
有一天，在筹划发Ｂ股的过程中，一位香港基金经理的一句话让万科明白过来了：“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自那以后，万科卖掉了怡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了万科扬声器厂和深圳万科供电服务公司，埋下头来盖房子。
万科一次次扩股，股权一次次稀化分散，大股东深特发虽然仍是老大，但在万科总股本中不过８．１１％。深特发不愿再投资，王石的不满也日益浮上台面。
终于，王石送走了老东家，迎来了新东家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麾下另有一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来日必与万科有一番整合。业界惊呼：房地产巨鳄来了。
谁来统领这条巨鳄？是王石还是华远董事长任志强？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想像空间。
王石说他没什么钱，而且，在万科集团里只有很少的股份。万科的股份化改造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管理层并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彻底分离的。而在西方，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历了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现在甚至又出现了合一的趋势。
王石以为，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企业发展，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万科选择了分离的形式……
“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
通常王石都是直着腰板的，但说这话时，让人觉得他在含着胸。也许当年要脱离组织，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推进改革啦，转变机制啦，如果说出一句咱要股权啦，这还不让人家一眼错看咱在打小算盘？但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现在人家任志强年薪据说７００万元，同在华润系，凭什么我王石只有他的十分之一？王石还有一些话同样让人起疑。
王石说：“超过２５％的利润不赚。”赚得到赚不到是水平问题，想不想赚是态度问题。不想当元帅的不是好兵，不想赚大钱的商人――别说觉悟高修炼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想赚捆着你也得赚。相辅相成，不想赔踹着你也得赔。自夸定力超群，不妥。
与这话有相同味道的还有，王石特别强调职业经理人，给这个概念套上神圣的光环。什么叫神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经理书。王石打比方说，你想参加绿色和平组织吗？可以，但要辞去董事长职务。
谁都知道窗外事和经理书是无法绝然分开的，尤其在咱这儿，当经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多跑动，主要本事是酒桌海量。王石不屑于此，于是便把精神头用在爬山，玩滑翔伞。刘备当年不玩滑翔伞，而是去种菜，但仍免不了被曹操拉去青梅煮酒论英雄惊吓一番。曹操给刘备办了“双规”。
在上市公司老总中，王石也许是在传媒上露头最多的。有一阵子不过瘾，还剃了个光头，远远就照亮了别人。１９９９年中央电视台弄了个《２０年２０人》专辑，还把王石算个人物捆了进去。
就这么一块王石头，能从体制内挣巴出来并最终拜拜了老东家，能畅快或痛苦地驾驭着万科十几年，能光着头爬山并在传媒上当个人物，这就应了那句俗极了的话：还是改革开放好呀。
被摊派发行的深发展
万科股票是深市０００２号，０００１号是深发展。深发展的问世，就更有大悲大喜高举高打的色彩。
１９８７年５月，从信用社基础上改制成股份银行的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７９．５万股。据说，几个月时间，发行计划完成不到一半。１９８８年上半年第二次发行，依然门庭冷落。
有愤愤然的：又搞摊派！有客客气气的：买２０元做个人情。
有嘻皮笑脸的：你就把我当个屁吧，放了我，你也舒服我也爽快。
这时候，就出现了日后被广为传说的深圳市委市府以党性的名义，动员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支持新生事物。
就在这同一年，北京市也动员党员干部替政府分忧，但不是买股票，而是冬季买大白菜。后来这个事变了味，从动员个人变成动员单位，单位一并交了钱，把菜票发给个人，一人１００斤。那几天街头净是用自行车推大白菜的。也有那嫌麻烦的，废了票，菜也不要。
深圳股市从１９９０年初开始升温，烧得股民热情澎湃，烧得官员烦躁不安。左劝右说不管用，最后只好命令自己的干部抛股―一些干部由此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婆。
深圳领导的初衷是经典的：共产党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好是共患难但不要同富贵。
再后来中共中央明令禁止县处以上干部沾股，本意也是防止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与民争利。
但１９９８年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已彻底改变了对股市的看法，股市已不是毁誉参半的试验场了，其为国企解困的功效被大为赞扬。当股价下跌时，不仅股民眼绿，官员也着急，急了就请《人民日报》发文章。这时候，股民就成了支撑股市的英雄，成了为国企脱困的勇士。但是，此时，县处以上干部沾股的禁令依然没有解除。这就意味着，股民兄弟兀自支撑英勇沉浮着。
闲侃一句，此是后话。
飞乐音响响彻上海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南北混杂。尤其在南方，更显出其北方味道。高举高打，猛虎出山。像这头几员战将，深发展、万科、金田、原野，好歹都是国企，虽然块儿头不甚大。
与之对照，上海人的精明、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亿万巨资了。
比深圳人早两年半，上海人派出民兵探营。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８日，上海《新民晚报》在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１８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发行１万股每股５０元
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１万股，每股５０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音响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１８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盈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１９３５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属楼里（还有一说是天主教堂）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座小楼。
但当年有人注意到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要找上海同行聊。资本家总是对自家的东西感兴趣，为股票发狂。
上海人大多是安分的，这在上海街头都可以感受到，骑车闯红灯的都比北京少。飞乐音响（后被称为小飞乐）发股票，没听说过像深圳万科王石那样梗着脖子的动人故事。
此前，１９８４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
７月，８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１、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２、发行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３、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４、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５、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６、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百分之三至五。
７、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８、股票均以现货交易为限。
１９８１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３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３年后龚浩成把课堂搬出了教室，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
龚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１９８４年兴起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大发展了，要钱花了，但国家的银行不会给他们的，他们只好自己找钱，老的企业发债券，新的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１７００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２．４亿元。严格说??这不能叫股票。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暂行管理办法》，才出现了第一张股票小飞乐。
小飞乐定向发行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１个多月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
延中股票由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２０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股票发行额共５００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３５０万。可到中午１２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３５０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上海人行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４５０万以内。到下午３点钟一看，已经发到４７０万，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少在发新股时，１９８４年上海人比１９８７年的深圳人精明。
邓小平送老外股票
但上海人依然是忐忑的。直到１４年后的今天，上海人依然会百说不厌地把送给美国人小飞乐股票的故事讲给你听。送给美国人或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谁送的。
谁？北京。北京抬抬头或挥挥手，就有一锤定音之效。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一位叫阮江宁的上海记者闻到了味，他特别提到，参加会议美方有２０多人发言，中方只有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发了言。６年后刘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凡尔霖。
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这可忙坏了中国人，回送个啥？人行官员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到。
当时，１９８６年，沈阳市发行股票债券的企业有５０２家，发行金额４．１亿元，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有１４家，发行金额３亿多元。上海有１５４８家，发行金额２．４亿元，但只有小飞乐和延中两家向社会公开发行，发行金额只有５５０万元。此外，在北京、广州、成都、武汉、深圳都有企业发股票或债券，规范的或不规范的。其中有名的是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后改组为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１９８３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金证??１９８４年９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定期３年的股票??以及上海小飞乐――大家都说自己是中国第一股。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摆在人行官员面前有十几张股票，送哪一张呢？最后北京大手一挥，要小飞乐。为什么选定小飞乐？至少它印刷漂亮。
这漂亮的小飞乐经过北京的手，就变成上海人的尚方宝剑。
凡尔霖接过小飞乐股票，乐了。但他不高兴的是，股票上的名字不是他的，是上海人行副行长周芝石的。他要去上海过户。如果这名字是邓小平的，也许他就算了。
约翰?凡尔霖一行来到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凡尔霖第二天要去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要去世界上最小的只有１０来个平米的交易柜台办私事。凡尔霖要警车。上海人说只有国家元首才免费用警车开道。于是，凡尔霖花２０００美元雇警车去过户一张５０元人民币股票。
凡尔霖怕是被骗过，所以才像王海以后做的那样，要打假。
静安分部经理黄显贵说：“我们的股票发行多少是有数的，多出来的一定是假的。”
“这不管用，可以印重复号呀。”
黄说：“股票是上海印钞厂印的，有防伪暗号。”
“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暗号只有少数人知道，其它人一样会受骗，而且，彩色复印机连暗号也能印出来。”
黄说：“我们的股票至少有两处印鉴是空着的，是要后盖上去的，红印泥不同于印刷。
“这个好像也不难复制。”
黄拿出了绝招儿：“我们还有钢印，凸凹的怎么复印？”
据说凡尔霖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回各路好汉撰写白皮书，国务院里讨论证券路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
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挫折。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白皮书是这样出来的
“好孩子”王波明怎么进中南海？从美国回来，他是小老百姓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工作证，当时坐飞机还要工作证加单位介绍信。在中南海门口，横不能跟警卫说：咱是学国际金融的，在纽约交易所干过，咱要在中国也干这么一家伙，请让咱进去向领导汇报汇报。
其实，怎么进中南海，这个具体的把身体搬进大门的运动方式是不难的，关键是决策层怎么接受这些小老百姓，还是喝过洋墨水的小老百姓。总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源于领袖们对来自基层改革实践的肯定和承认，总有人说中国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话需要研究论证。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闹土地承包，上面还得有个万里，有改革的大氛围。而证券市场这个事，高西庆王波明们如果进不了中南海，那他们就是个臭皮匠，末了免不了还是要东边修自行车西边卖包子。
１９８８年，中国金融业大管家是中国人民银行，人行的一个重要部门叫是综合计划司，当时的综合计划司司长叫宫著铭。
宫１９７８年在国家计委工作时３２岁，在右派甄别小组跑腿，那次平反，计委系统１８个右派都一风吹了。
高西庆王波明在美国热血滔滔的前后，宫著铭等青年官员在国内也滔滔热血，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当时就有人提议过要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作为领导，宫著铭曾带头买下深发展３０００股。那时这样做还不算犯规。
１９８８年４月，交通银行成立８０周年，从北京赶去祝贺的最大的官员就是宫著铭。当晚，宫到上海市市长朱槠基家里，谈起上海金融改革。宫说了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当时上海就是信用社，还有交通银行总部在上海，其它的都是中央的。二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
宫举出美国的例子：美国银行业存款不过２万亿美元，但纽约交易所的市值已达４万亿美元。１０年后更不得了，纽约交易所加Ｎａｓｄａｑ市值有２０多万亿了。
７月９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人总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宫著铭主持。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除此之外，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这次会议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宫著铭、张晓彬等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该文被称为白皮书。
如此，高西庆王波明们开始有了组织。
张晓彬解囊１０万元
“好孩子们”在美国是挣了点钱的，但回到北京，一干起事来??就发现这钱不禁花，跑来跑去，查资料、复印、开会，哪哪都要钱，再热血滔滔也得有馒头垫底。
张晓彬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说：先拿１０万元去用。
张晓彬也熏过洋风。１９８７年年中，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基金学者到美国跑了５０天，研究美国投资银行和股票交易。艾林豪威尔学者活动，由美国大公司出钱，张晓彬的费用由波音公司提供。这一期共２０多人，有土耳其总理助理，新加坡经贸局局长等。
正是在美国，张晓彬结识了高西庆、王波明。张明白在资本交易中钱的分量，也深感中国对资本市场需求之急，所以一掷１０万实在是物超所值。因此，至少在钱上，张可以开玩笑地自封中国证券之父。
再早，张晓彬１９７７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学机械。１９７８年调到科委筹办中国第一次科学大会。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２年在欧洲研习科技项目管理。１９８３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主研风险投资。１９８４年开始筹办中创，打出风险投资旗号。风险投资的关键是上市，最后投资者要退出，要获得高额回报――这退出机制，没有证券市场，万事皆休。张晓彬鼓噪股市是有点私心的。
中创原本希望国家能搞出一个风险基金来，但没那么多银子，科委先给了开办费５０万元，后来陆续又筹来３０００万，又有财政部等单位入股。这样，中创以１亿的股本金每年举债１０亿２０亿，主要是央行的政策性贷款，后来还有星火、火炬贷款。既然是债，就不可能做长期投资，而且债的性质就决定了不能冒风险，要有短期盈利才能维持住――中创的风险投资名不符实。
张１９９４年７月离开中创，理由是心脏病。但有的香港同胞不这么看，当时的香港《经济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发文说，中创总经理张晓彬携巨款潜逃。张当时正在香港，大怒，“叫他们来看看我在哪逃着呢？”其实当时是首钢的周北方出了事。
“这帮人，第一天胡说八道登头版，第二天道歉在第二版只登了一小块。”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香港的出口转内销，反正在境内，特别是在金融业证券业，大家都觉得张晓彬出事了，要不怎么跑出去了，要想回国还自由吗？但大家都说不太清。
１９９７年后上层开始清理中创，至今没结论。
张晓彬说，中创是卷进海南房地产了，当时有多少公司没卷进去？其实中创还是做了许多事，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中创弄了个中国置业在香港上市，那是大陆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基金，那时香港人根本不知道内地还是有好企业的。
１９９４年中创还创了个能源基金，第一个大项目是山东邹县电厂，１２５万瓦，当时提出的概念是，把原有的电厂拿出一定的股份上市筹资，筹来的钱又可以盖一个电厂，一个变两个。当时是跟美国高盛做的，在人民大会堂签了字，１．８４亿美元，１０天就到了账。但后来被毙了。邹县电厂现在叫山东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事隔７年，转了一大圈又转回来了，今年年初才上市。
张晓彬离开中创时４２岁，他说他要退休了。这话说得轻巧，让人嫉妒得要骂娘。但他确实离开了中国金融业的前台，在美国给大公司做投资咨询顾问，他自己的公司是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Ｌｔｄ．。
各路将帅总动员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起草小组由８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办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
《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
《设想》附有历次参加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建研讨会人员名单，这些人当可囊括当年在京的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各路将帅，１０年后，其中一些人依然在前线厮杀。
吴明瑜??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宫著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司长）、金建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黄莺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副司长）、蔡鄂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处长）、李小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副处长）、李若谷（人民银行外事局处长）、夏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研所副处长）、聂庆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研所）、蔡重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博士生）、蒋祖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组）、杨凌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组）、高传捷（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许美征（国家体改委宏观局巡视员）、周小川（经贸部部长助理）、傅丰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刘士钢（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副司长）、贾和亭（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处长）、谢多（国家体改委宏观局）、修培生（国家体改委宏观局）、金立佐（国家体改委宏观局）、朱平壤（财政部体改办副主任）、杨援朝（财政部体改办处长）、李春满（财政部国有资产局处长）、张玮（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殷丽华（财政部财税改革办公室）、孟国珍（财政部综合司债务处）、刘声远（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刘波（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体改办主任）、张晓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贾虹生（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总裁）、郑伊雍（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王莉（中信实业银行经理）、尹蓝天（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李民吉（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王波明（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高西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许小胜（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历史时刻：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中央高层首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设想》的汇报。
晨９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以下是当时参会者的回忆和记录。
张劲夫同志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同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
王波明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劲夫同志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同志讲：“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成同志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同志问道：“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
高西庆同志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同志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
金建栋同志介绍了目前全国有７４５家信托投资公司，专业银行系统占４００多家。３７家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依林同志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
张晓彬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
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同志马上说：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
依林同志插话说：“同意。”
周小川同志说：“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同志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心里没底。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开始人才培训工作，着手建立有关法规。”
项怀成同志讲：“１、交易所作为明后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早起步，这并不意味着条件具备。交易所的建立应有非常发育的市场，要有严格的秩序为基础，管理上比较健全的企业，交易所需要价格税收体制合理，人才的条件。现在实际条件是可能只有几个企业上市。但交易所可以迫使企业面对市场，逐步上市。２、中国的特殊情况，规范化的市场应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国外基本上是股票，我国基本上是债券，中国很可能是从债券交易起步。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安志文同志说：“我让刘鸿儒同志参加会，他不在京。我的意见是两句话，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主要是企业股份化条件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已开始交易，要及早解决交易市场问题。”
张劲夫同志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依林同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中心思想是怎样探索所有制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企业、市场、宏观管理三个机制。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依林同志插话：“要紧锣密鼓地搞。”
依林同志最后说：“我讲一个意见，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不是实行股份制可以解决，也可能股份制是解决因素之一，我对股份制一直支持，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赞成志文同志的意见即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困难多，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怎么搞法，我赞成劲夫意见。”
１２时１０分，散会。
十年再回首
这次会议似乎很重要。但实际上，在金融证券业，人们大都不太知道这次会议。多少年后，当时参加或后来听说这次会议的人还各有说道。
张劲夫（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１９８７年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秘书长。和中央财经口其他领导人相比，张劲夫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六七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主任）：１９８８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困难。中央决定，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这样改革的步子似乎就要放慢了。怎么改？后来，中央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该不该推广股份制？另两个题目是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第四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前三个方面，经过十年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股份制方面以外没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做一次汇报。
吴明瑜（自１９５４年起，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近１０年，后任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那次在联办推动和参与下，１９９０年５月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我去了。到会的有美国证监会主席，我和他谈话时说，我们是理论先行。做一件事，先得在理论上讲得通，常常要打一阵理论仗。我还告诉他，我们找出了好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证券交易和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美国人听了以后非常惊奇：噢，原来马克思还讲过这样的话。
对于白皮书，我是非常欣赏的。可以说，我自己也从中获益不浅，因为当时我对二级市场方面的知识还很有限。总之，我把尽快让中央重视这件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１９８９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根本制度，商品只是方法。这就从以前倒退了。小平南方讲话，反复讲了市场经济问题。其实在那之前，他连续几年去上海，都谈这个问题，１９９１年春节讲的最明确，他和朱槠基谈了很长时间。朱槠基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精神。那年３月，《解放日报》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就是小平谈话的精神。可是北京有几家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皇甫平。后来一张报纸发表社论，提出“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篇社论当晚播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责成立即删除。但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发表文章，大讲姓资姓社。你们看，那次争论有多激烈！王波明（１９８９年起任联办副总干事）：白皮书的编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大宫（著铭）、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在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方方面面的人参加讨论。
总之，白皮书的完成，既是多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是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的成果，也是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产物。应该说，在中国的改革重大项目当中，并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办事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延续到联办成立以后，也对许多同行产生了好的影响。
李青原（１９８９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１９９２年任年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后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现就职于高盛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李家原在北京灵镜胡同，院内有一棵柿子树，众人时常在树下争吵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李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咱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美国什么树？――１７９２年，美国的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小道消息满天飞，终于导致股价大跌。于是，纽约２４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据说，这２４位先生财务状况健全，品格无可挑剔。从业人员的名誉和自律是其显著特点。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１７９２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我不太懂操作方面的事，只能参加一些方向性问题和大的定位、策略方面的讨论。１９８８年９月回国以后，当时康华公司要搞证券公司，邀请波明加盟。我认为，如果进了一个公司，将很难站在全局角度去推证券市场，起点不够高。真要干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民间性质的自己的组织。当然，后来联办真的以民间身份办事，遇到了诸多不便，所以我又特别积极地联络、推动挂靠体改委的事。这是后话了。
你说我学了一肚子的马克思理论对中国股市发展有什么用？至少他们问姓社姓资时，我还能搬出来抵挡一下。
高西庆（１９８９年任联办首席律师，１９９２年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任中银国际总裁，现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证券市场。我不同意这种过分强调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说法。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股票交易也在搞，交易所也会有。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波明毕竟真在华尔街工作过，王莉毕竟真在国际市场上操作过，还有青原等一批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造诣；而且大家的责任心，对这件事的投入，并不亚于其他人。所以，有没有我们参加搞设计、搞试点，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没法假设如果另一批人来搞会是什么样。但可以作横向比较――比如和东欧、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拉美一些国家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当年的追求和努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陈大刚（１９８８年为北京大学教师，１９９３年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现任光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的汇报会，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汇报前我们商定了一个目标，要争取在中央的层次设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抓筹备交易所的事。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主持会的依林和劲夫同志似乎也要认可了，后来有同志认为时机不成熟，结果就没能达成共识。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主持会的依林、劲夫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和会场上的气氛，给了我很大感染。
联办出笼
实际上，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达成共识，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
１９８８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７００元一吨，愣能闹到２０００元，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国家是不上心的，国家是不给编制的，更不出钱的。后来还是张劲夫同志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谁是民间？这话说起来就深了。
结果，王岐山、宫著铭、张晓彬这些青年官员，集合９家官办公司成了这家民办研究机构的老板。官商不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普遍而自然的现象。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５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仍简称联办。联办就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而生，并希望逐步将会员公司发展到６００家。但他们很快就把脚步放慢了，因为中国发生了１９４９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方泉是《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他说过这么一段野史：“当时联办‘研究设计’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联办的头头里，只有王波明、章知方是专职的。兼职者不常来，好像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专职这两位，却不能不坚持上班――毕竟还有若干员工每天等着听他们的指示，看他们的脸色。波明与知方共用一间办公室。工作没什么好谈的，甚至连电话也不很多。这样面面相觑一个多月，想必无聊得很。某日下午，知方显然是坐不住了，便告波明：“我有点事儿，先走啦。”知方走后，波明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也转不出什么，于是灵机一动：出门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随引导员坐入座位，几分钟的黑暗适应过后，波明发现前排座位上的一个观众怎么看怎么眼熟。闪烁中定睛一看，原来是知方――我想像得出，他二人当时打过招呼后，一定尴尬着嘿笑不止。
王岐山的一段评论后来高西庆有回忆说：那个时候??王岐山和大家聊过一次天，海阔天空，好像什么也没说，但过两年再想他的话，那是个高人，看得远。
笔者无缘在场，不知道王歧山当时说了些什么，不过查阅中发现当时在另一些场合，王岐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一年来，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个机构，有一些从海外回来做事的人，这些同志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连载之一
第一回尼克松解套高西庆大股灾洗礼王波明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把个物件捎回国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１２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谁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知道按６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８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
王波明失踪了
愣就失踪了４个月。
失踪者叫王波明。寻人者叫高西庆。
１９８８年５月到８月，王波明哪去了？失踪前王波明在纽约，Ｐａｒｔｙ都开过好几回，该哭该笑该作秀都有过好几回了，然后人就不见了――直到当年８月，高西庆在北京见到王波明，这才喘顺了气。
高问：“你去哪了？”王笑，不答。王波明这几个月的失踪，也许算得上新中国证券史的一大悬案。信不信由你。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回国去干件事。什么事儿？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那个物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在新中国，谁敢说股票身上还有优点，谁敢说交易所的缺点是可以改造好的，就请看茅盾的《子夜》。
高西庆、王波明自知难敌茅盾老先生，所以在叫板之前先就留下退路，他们约定：回国后干５年，５年内不言退，如果５年干不成事，各奔东西。
高西庆打算在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在西边卖包子。
这东边西边不是在美国。回国之前，他们把后路断了，不拿绿卡，不受任何诱惑。
话刚说到这儿，离修自行车卖包子还远着呢，人就失踪了，怎不叫高西庆起急？
高西庆进中南海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３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中南海，和中国最高层讨论证券问题。“我尽量讲慢点。朱槠基提的问题最多，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门儿清。后来时间不够了，我跳着讲，朱就打断，把话题拉回来。他最关心国有股减持问题。”
在高西庆身上，有一根筋是极强硬的，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政府走。初中毕业他在四川大山里修过铁路，打锤放炮。那时候能当兵，当铁道兵，是时尚的。可惜具体到高西庆身上，这个时尚弱了点??高西庆只是附属于铁道兵的民工，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上百万的民工推着独轮车跟随解放大军从北扫到南，怎么说也算跟共产党走了一回，也算加入过革命。高西庆和他们有点像。
虽然这时尚弱了点，但高西庆已觉幸福，因为当时家里还乱着套，老爹还在坐牢。文革中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有过铁窗岁月。
１９７８年高西庆２６岁，考上北京外贸学院（后升格为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随着时尚的变迁，这比当铁道兵更时尚了一点。
学了一年宏观经济，学校让高西庆改专业，学法律，上面定的。高有点不舒服：中国有法律吗？老爹关进去放出来从来没有法律给个说法，只退给７麻袋材料，一气都烧了。但高西庆还是去学法律了，听党的话。
求学美利坚
１９８１年９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经贸大学有一个交换工作一年的项目，于是高西庆又一次坐上了时尚的早班车。但一出国门就傻了眼。说起来还是学国际法的，到了那边高西庆就像一头栽进桑拿浴，两眼迷离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的玩艺，连边都沾不上。
不行，得留下学。当然，请示了经贸大学领导。
美国有两个行当挣钱最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美国是制造律师的工厂。当律师必经过法学院。法学院又分为两种博士，一是法理ＰＨＤ，一是法律ＪＤ。高西庆学的是ＪＤ，考律师的３０多门课都要学。最要命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学完，没人跟你玩马拉松。
法学院从来不给学生打分，没有绝对的分数标准，只是做一个曲线，在曲线上面的就是好学生，人家上去了你就下来吧。如今在中国考律师也学了这着儿，每次只录取１０％。
出了法学院校门做律师也是这样，必须在限定时间里做出到位的东西。这是对律师最大的挑战。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就是傻瓜也会光芒四射。
与残酷相对应，律师的报酬也是了得的。甭说洋人，中国律师也照样摆谱。有洋人咨询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柳谷书，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５００美元。”老头儿儿女成行，其中一个儿子叫柳传志。
１９８３年高西庆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全奖。法学院暑假挺长，高西庆便去打工，找到了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律师事务所。
在美国，律师分三类：一是华尔街律师，不一定是在华尔街开业，而是从事证券、金融类的；二是华盛顿律师，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三是城关街律师，就是在大街上开个店，打商业官司。三类律师相比，华尔街律师是顶级的。
高西庆加入的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就开在华尔街上。在这条街上的律师事务所一般干几种活，股票、公司债、政府债。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就专门做政府债，做地方政府债，当年这一个所就做了全国的２０％。在华尔街这个所很有名，有１２６年的历史，尼克松曾经是这里的合伙人。后来美国限制地方政府发债，这个所活就少了，衰了。
王波明是１９８０年去美国的，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文。“当时去美国太容易了，大陆去的没几个，美国大学很欢迎大陆学生，给奖学金，想着能杂交优势。去北京美国使馆办签证，美国领事把我请进屋，宣传美国的教育如何之好，真有点求着谁的意思。”
话是这样说，但凭什么你王波明就成了香饽饽？这事让今人存疑――又一个悬案。
在美国又学了两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２０００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往传媒钻――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大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翘二郎腿，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尼克松致信李岚清
１９８５年高西庆想回亚洲实习，就找到高特兄弟所，在香港干了３个月。当时美国与香港移民局和律师协会有约定，就是不能雇用香港本地律师，怕与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竞争。这时来了个高西庆，就含糊了，这是个中国内地人呀，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于是出了一大堆文件，证明高西庆是修铁路出身，不是赌香港马长大的，不会搅和大家的好日子。
一年后高西庆毕业了，还想再练点实事，就到处找辙。问了几个美国所，人家都要求签５年的约。美国人说，新律师前两年都是学习，要我们带，剥削我们，后两年才是我们剥削他们。高西庆想得挺美，干个一两年就回国，让人家剥削不着。这样自然谈不拢。最后还是回到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人家有老交情，眼光也远些――谁能料定这急脾气的中国人将来何等发达？果然，１９８７年５月高西庆就提出要回家。美国人好意相留：至少应该在所里４个部门都待一下，这一转就要两年。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这话太刺激了美国人：尼克松写信管用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果然写了一封３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
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
在以后几年中，尼克松还帮过高西庆几次。从１９８７年开始，高西庆每年都在美国杜克大学讲学。原来是一个月，后改为十天半月的，一年讲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另一年教ＩＢＴ，国际商务交易法，就是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合资法等，两年轮一次。
大股灾掀翻华尔街
１９８７年，王波明毕业后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驯牛或驯熊。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就能上２０万美元，比总统多。
纽约交易所的美国人没有想像得那般刻板，面试时他们更喜欢谈的是橄榄球，问问中国人是不是每人都骑自行车。这明面上是谈事不谈人，实际上是对人不对事，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股灾。事后他一点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一，早晨７点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经过前段时间股票较大的下跌后继续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是反常的。
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３００―４００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卖股票的人多，他们就要买进；买的人多，他们就应该抛出。但是，星期一９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８０％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３００万股东的ＩＢＭ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１／８美元之间，偶尔波动３／８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个星期五下跌了１０美元！菲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１０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１０点半，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１００多点。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
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１９２９年大危机的情况。王波明们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１０点４５分，股价指数掉到近２０００点。２０００点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是支撑股市的最重要因素，有信心，就有反弹的可能。１１点，当指数接近２０００点时，反弹真的出现了，指数回升到２１００点，人们松了一口气。
大人物梦断股市
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是不幸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炒股，比如做生意。
在１７２０年的英国股灾中，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天才伊萨克?牛顿爵士也不幸失手，损失２万英镑。但牛顿先生牛就牛在虽然熊了一把，但下台阶的技术很牛，他说：“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但对人们的疯狂却无能为力。”
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是格兰特将军，１８６９年他继任林肯当上美国总统，曾连任。格兰特的儿子与人合伙开公司，被人卷款而去，格兰特负债累累。为了还钱，格兰特开始写回忆录。动笔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咽喉癌，于是写书成了一场与时间相拼的战斗。格兰特的体重从２００多磅降到１３０磅，书稿完成几天之后他就逝世了。这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但没有提自己做生意的不幸故事。出版商为格兰特最后的努力所感动，把版税从２０万美元提高到５０万美元。这位出版商叫马克?吐温。
另一个失手的大人物叫卢德。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迅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菲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讨论对策。菲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
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卢德１１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卢德大概没有想到，一向听是风就是雨的股市对他的话会做出如此巨大的反响。日后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当卢德的话通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１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金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他们都是股票市场上的大主顾，交易的单位按批量计算。一个批量是１０００股。此刻，他们一抛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批量。在这种被称为加农炮效应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一下跌到１９００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１２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王波明说，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８０－－１００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６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忽然，王的一位同事意识到，历史将在这里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对大家说??“走，到交易厅去看看。”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设在２３层高的办公楼的一层，是一个独立的大厅。大厅有３／５个足球场大，高四五层楼。电脑显示屏围成１４个交易台。每个交易台固定进行若干种股票交易。周围有供各会员公司经纪人使用的专线电话、电传、电脑和播放政治、经济新闻的电视。进行交易时，经纪人接到公司转来的顾客指令后立即记下，到交易台执行，然后把信息反馈回公司。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５分钟。平时经纪人在电话、交易台之间穿梭往返已是一片忙乱，眼下的情景更是让人不忍目睹：交易台前，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声嘶力竭，高举右拳，大姆指朝下，发出卖的信号，但是没有买主。
回到楼上，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序交易不期而至。
程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８０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盈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中，矛头一致指向程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它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盈利垂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价格又跌了１３０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４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５０８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２２％。
下班后，王波明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着笔记本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般的袭击，多数人且答且退，唯恐说话不当惹出麻烦。也有少数人大概为第一次处于被世界瞩目的地位而忘乎所以，慷慨激昂，高声演讲。
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日常卖热狗的小摊主人也用料事如神的口气说：“我从前劝你们不听，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抬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格林斯潘救市
王波明没看到有人跳楼，其实那次股灾确实有人跳了楼，没窗户还有门呢，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王波明接着汇报自己看到的场景。
收市以后，菲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
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证券公司和股票商们尽其可能地购进股票，晚上结账时发现自己的资金干涸了！华尔街的资金干涸了！如果银行不给予支援，华尔街第二天将会停摆。
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大失所望：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账快还！明天华尔街用什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以下还是王波明讲的故事――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带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着“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
早晨７点半，我们准时赶到８楼的议事厅，出席１个月以前订好的早餐会，听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卢德演讲，题目是“证券市场国际化及清算体系问题”。卢德显然不会来了。我们这些人围在一起对当天股市的前景做了种种预测。
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产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菲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菲伦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了。”
９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价格上涨２１１点，回升到１９００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１２点半掉到１７１２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２４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看看崩溃竟要应验，菲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不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硬抱着能坚持一分种就坚持一分钟的决心，艰难地支撑着濒临崩溃的市场。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１０点整，奇迹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订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持证券业。同时，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９％以内。
国家中央银行此举与１９２９年危机时截然相反。那时，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没有限制。而这一次，到星期二中午，市场上充裕的资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两天的时间也使不少人冷静下来。股票市场上空由阴转晴。半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上爬１１３点。从下午２点到４点，股市价格稳步回升。
第三天价格继续回升２００点，中午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里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王波明。
高西庆有尼克松，咱老王有里根。
华尔街青梅煮酒
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
毕业前，王波明就弄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就像战国时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后来不养了，跑美国去了。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
酒逢家人千杯少，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国内社会上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们热血滔滔。
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不论干什么都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都有个师出有名的说道，聊天也不例外。于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就出世了，每月聚一次。在这里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洋人。
某日，有一位女士参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国内来的李青原女士，专门研究《资本论》，我们来请她谈谈马克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家哄笑。
李青原一口女中音，不温不火：第一，世界经济不会长期衰退；第二，股票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８年内肯定会建立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商品市场，有劳动力市场，怎么会没有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呢？第四……１３年后，李青原对重新发现马克思仍兴味十足，并更扩展到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她的工作早已不那么宏观。
对于马克思，李青原有这样一番论述：马克思一传入就变了味，很有些中国人看《资本论》，看第一章，看第一节，商品，哦，剩余价值，剥削，打倒资本主义！ＯＫ，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在１８８７年写完第４６卷，１９３９年才发现，这是马克思体系的一个总纲，这里面讲资本、讲人性，有多少人认真看过？在研究马克思之前，李青原时时发傻，当年她在北大荒农场，锄完草坐在地边歇口气，朗晴白日一望无边，虽平和敞亮却有一事不明白：老乡们一年到头汗珠子摔八瓣，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钱，这里面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５年北大荒后李青原成了工农兵大学生，１９７９年考上联合国同声翻译，专门找经济方面的会议去服务，得空就想：老乡们的钱哪去了？１９８３年李青原从美国回来，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研究资本，并且不远万里到美国做博士论文，不远万里传播马克思，在那里，碰上了王波明高西庆们。这伙人聚在一起??不仅关心老乡的剩余价值，更关心老乡们找回剩余价值之后，钱堆得多了以后，货币怎么变成资本。
末了，８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王波明说西庆那里有，高西庆说问问青原……《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
好孩子回家
在回国之前，《经济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和铭采访过高西庆和王波明。从口气上看，和铭代表祖国把二位当成了好孩子。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日，和铭在《经济日报》赞扬二位《回国工作贡献更大》：今年３４岁的高西庆同学来美后就读于杜克大学，专攻贸易法，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顺利地通过了难度很大的美国律师考试，成为在美国东部地区第一个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留学生。目前他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８万美元，并同时兼任福德姆大学教授和杜克大学副教授。像他这样一个已获得律师资格的留学生，要在美国留下来，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巴不得的事情。但他从未改变过回国工作的想法。他对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不回去，当然，不回去并不是没有贡献，但回去工作贡献更大。”
王波明同学来美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今年３１岁，现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４万美元。去年１０月１９日，他曾目睹了股市暴跌的场面。当记者问他在回国前有什么感想时，他很有感触地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确挣钱多。而且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是为了挣钱，但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还是觉得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
当谈到回国后的打算时，他表示回国后想先写本书，介绍一下外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到一个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的部门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兼两门课。最近，他对在国内如何搞好股票市场设计了一个方案，并准备在纽约学经济的留学生中征求意见。
高西庆和王波明同学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还热心于社会工作。他们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旅美商学会，为促进中美两国商界、企业界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为增进中美经济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国之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又有《纽约中报》追随报道，说高西庆王波明踌躇满志谈股市，从华尔街返归国门雄心高万丈。又说高王起草报告游说建立股票交易所，辩称投机不是贬义词，买空卖空亦属需要。
高西庆王波明们谈了什么？干了什么？欲知详情，下回分解。（王安／文）
我已经是千方百计将自己跟朋友的经历揉到一起重新组合(当然基本描写属实),都可能要露馅,别的更不敢写了.万一海归头破血流,我还等着老板赏口饭吃呢.
16的月亮,我在网上看不到了......
我们好到你手下当排长
一多嘴,就得写;一写,就花时间;一写完,就想贴;一贴,就想回贴......
俺现在只能把有限时间用来先务实吧,等踏实了再务虚.
各位老大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