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可以与共产党的清算罪行相提并论吗？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和驻防潍城外围的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而国民党军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根据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的密令，国民党第八军（群众称之为“顽八军”）、交警第十总队和整编第四十五师相继进驻潍县。同时，国民党将日军占领时期昌潍地区的杂牌队伍以及汉奸、土匪等残余势力招纳到潍城附近，编为“国军”，形成了4000多人的准正规军，在潍县形成了军事优势。此时，国民党潍县当局也将潍县一带的汉奸、土匪、地痞流氓和地主富农分子纠集在一起，先后成立了所谓的“难民流亡团”、“难民管理大队”、“潍县难民大队”等反动组织。
1947年9月初，潍县伪县长张哲把伪潍北区区长邢汉东、副区长兼民政指导员王子东召到县府，下达了进驻潍北重镇固堤、抢粮杀人的指令。自9月9日至10月18日，敌人把从各村抓捕到的400余名干部群众，一批批押解到李家营据点，在进行惨无人道的刑法之后，大都被活埋在李家营一带。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敌人就杀害革命群众494人，其中共产党员34人，县区干部16人，村干部113人，妇女131人，武装民兵16人，土改干部和群众394人；60岁以上的老人50人，12岁以下的儿童29人。在这次屠杀中，敌人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有些是旷古罕见、闻所未闻的，其杀人手段多达40多种，有活埋、铡刀铡、火烧、零刀割、“大卸八块”、开膛扒心、“点天灯”（即把人头顶浇上煤油点燃）、“卷苫子”（即把人卷在席筒里，倒吊在树上）、“披麻带孝”（即把人身上割开一道道口子，沾上麻，然后再一层层揭下来）、豁唇剪舌、枪打活把子、割耳朵、剜眼睛、铁锨铲、铁镐劈、刺刀穿、绳子勒、割脚大筋、灌水、“跑秧歌”（即把妇女的衣服剥光，用凶器打着逼迫在火中跑）、拔头发、捋胡须、割气管、破小腹、“穷小子翻身”（即把铁锅烧红，把小孩放到锅内翻炒）、“扫八路毛”（即把人身上用开水烫起水泡，然后再扫掉）等等。敌人用这些残忍的手段迫害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致使有的一村被杀70多口，有的一个村10多户人家被杀绝，有的被杀后曝尸旷野，不许掩埋。李家营一带到处呈现出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的悲惨景象。
潍县是抗日根据地，老百姓为抗日流血牺牲过的，国民党给予这些奋起抗日的淳朴百姓的回报，就是灭人全族。
俺学校有一位特别支持藏独的PHD，小光头俺一直一直以为是哪国畜生，然后才发现是一位之前在学校华人圈宣传传统文化的国人，俺最后听毕业的师兄说他凭借藏独的言论，得到了PHD全额奖学金和公民资格。唉！
生长在国外华侨数代说说这话还可以，她是吃在祖国喝在祖国最后还把排泄物送回祖国，真是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接触过军事机密的人在辞职、离开之后，都应该有几年的“解密期”；还在解密期内的涉密报备人员，一般不能出国（除非是‘潜伏’类的任务）。在敏感单位或岗位工作的人，一般应该在中国护照办理处（公安局）有备案，一般不能办理出国护照，要有工作单位向公安发出解除文件才可以。
我找遍你的博客都没有。给和谐了？
如果没有，给个连接好吗？谢谢。
对老大的热血肝胆，有限正义钦佩一下，花一个。
何为有限正义-----盖相对某些滥情小资的无限人性，正义是以道德为疆界的。
天道不仅赏善，而且罚恶。
谢谢您为工人仗义执言。
我说过我党在这方面比国军好的多。在我们那边，敌我矛盾没有像山东那样严重。
好像说什么都会被故意误解。。。这些血淋淋的东西，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是讲了自家的一点事情，一大群坚决拥护d的领导的人就好像找到了什么突破口似的。
你也看看我跟那位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国军个别人做过的坏事，不该记录在整个集体身上。解放战争有像你说的那么凶残的，也有像傅作义那样放下屠刀的，也有投诚的，也有张治中那样顺应潮流的，像李宗仁那样回归故土的，像后来回来的那些老兵们那样，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情的。
在那个年代，国军的黑暗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能由此说所有的国军就是失去人性的。诚然，国军的上层，对下层这些事情是有责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该为此付出代价。
建议你去看看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在里面黄仁宇写了他目睹的国军的组织结构和涣散漫怠。国民党部队虽然说是一个集团，实际上是由n个派系组成。有的是凶残的，也有的，并不是那样。你最好列出来你所见过的那些部队的番号。
当然，即使是清廉和明正的上司，也有对下属约束不力的时候。整个国军对政治和纪律并不如共产党这样约束严明。这是由国军的练兵方法和组织纪律性所决定的。
我们那边当年是何柱国将军的驻地，何柱国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从1938到1945年，何柱国在豫东呆了7年时间。豫东基本没有遭到日寇大的骚扰。但是当时虽然何柱国对部下要求已经算是比较严格的了，仍然有小兵扰民的事情发生过（相比其他地方可能还是要好的多）。为了编县志，我爷爷解放后跑到杭州去采访过他。他说他当时只能尽力而为，很多小事情他也管不了看不到那么多了。
要论声讨国军，我想我们也很有声讨的资格。毕竟是黄泛区。当年我姥爷因为花园口决堤逃难逃了好几年。我听他不止一次的讲起过那个时候的经历。但是并不能因为蒋介石本人的决定就将所有的国军一笔抹杀，乃至在每个曾做过国军的人头上都贴上标签，大写“我是坏人”吧。
营妓是自古即有的。国军的营妓一直保留到九十年代，这个的确是最黑暗的一幕。
当务之急不是反腐败，而是防止精英淘汰和逐级博弈
与工人的一夜回到解放前相对照的，是猪头鸡的儿子年薪1700万USdollars还在喊人工太低，和贡献不般配。
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不记得名字，只好临时搜索，不一定对：
中金的朱云来和中信的王东明，谁敛财更胜一筹？外链出处
朱镕基长子朱云来陷入股票风暴
连接：外链出处
有阵捧臭脚的还“考证”出猪是洪武帝某世孙。太搞笑了。就算真的又如何？就算他是袁承志和长平公主的私生子又如何？
朱家失德而失天下，拿这种“豪门”来忽悠，不嫌寒碜。
有人还说猪自己如何清廉。我想：他的金融系统干将如王雪冰，猪小华之流都出事，他撇得清吗？
不是有句话：看一个人，看他交些什么朋友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大腕，看看他的马仔如何应该也说明一些问题吧？
有机会抽小资，决不错过。
我觉得黄仁宇最关键最想说不是的国军组织涣散或者国军腐败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适应不了发展了国内和国际环境，内部不能组织民众使国家奋发图强，对外不能形成合力抵御外侮。因此国民党的失败对他这个曾经的一分子来讲，既是痛心的也是实在是必然的。
自身组织不力，没有救国的能力，又面临风云飘摇，大厦将倾的大势，国民党的个体腐败和对人民反抗的残忍镇压就一定只能是必然的结果了。因此尽管单个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政党，但是这种普遍的腐败和对内的残忍却是这个政权本质的写照，也是它必须也必将被推翻的铁证。
黄仁宇先生承认国民党必败(当然他认为共产党的法子也不是最好的，尽管肯定比国民党的方法好得多)，号召大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命运和发展，这跟龙应台用所谓大量个体的被伤害来否定那场大历史过程所蕴藏的积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眼界。
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反映的个体命运，我认为这正是面对那种客观环境个体最自然的反映，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颠沛流离、失亲殒命，恰恰是那个时代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这种代价对后来人实在是太重要了，后人应该感激，而那种试图否定这种付出的积极意义的说法，只能反映出我们人类智慧的发展程度和分布的不均匀现实。
更何况，那个时代的个体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害与被害谁多谁少这是一个永远也算不清的帐，只不过从美君(龙的母亲)亲人的角度看，她必然善大于恶，而稍微远点的人就未必尽然了。
破mm就是破算法.算法是那么容易的事?
即使是破了算法,那只能说是有可能泄密.如果,给你一个天量计算.你试试.
- -- 系统封号 --。偏要看
营妓相比起来，只是小儿科。
《红星照耀中国》中有记载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
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国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屠杀红军家属，甚至苏区老百姓，不是什么“当然，即使是清廉和明正的上司，也有对下属约束不力的时候。整个国军对政治和纪律并不如共产党这样约束严明。这是由国军的练兵方法和组织纪律性所决定的。”
文革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多数还能活下来控诉文革和老毛。
落在蒋介石手里的红军和其家属，甚至苏区居民，多数连活下来控诉蒋介石的机会都没有。
你是把别人强加给我的思想当做我的思想了。你去看看我所写的就知道，我是说不能将国民党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因为整个国民党的结构涣散，造成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国民党内部既有何柱国、张治中、戴安澜这样的人物，也有韩复渠、戴笠这样的人，也有四川、山西、广西等勾心斗角的派系。这样的话，你能将蒋介石手下的蓝衣社犯下的罪行记到后来维护国家统一的张治中和何柱国头上吗？
这些人的治军和政见都有很大差别，因此既然不能将其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将某些人的恶扩散为整体又有什么意义？
大多数国民党的下层官兵，虽然可能参与过国民党的某些军事活动，但是其本人也是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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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组织涣散，腐败，这还不是由其组织形式决定的？不能搞清楚这个特点，就无法充分的理解那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和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对龙应台的部分理解，虽然很多问题我也并不赞同。
这段话我是赞同的。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必须感激，这种付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时代发展，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些在历史里被碾碎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然也可以有相当的警示。当初跟我舅爷一起去台湾的那些人们，有的贪污军饷，以致巨富。我舅爷是很清廉的，他后来的营生是以卖咸菜为业，好像是开了一个小厂子。当年很多国军上层是拖家带口去的，有的人是带着自己非法积累的黄金白银去的，这些并没有必要隐晦不提。但是我更不赞成的是，因为某些人的不义，而将所有的国军将士，都指责为不义。国军对中共和治下的人民的确是犯过一些罪行，但是这不能强加于所有的国军身上，乃至得出国军比纳粹还可怕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