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北大医院11月8日针对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的回复 -- 大袋鼠

实际情况是：2006年1月，北大医院心内科研究员熊卓为因患腰椎滑脱，于春节前入住北大医院骨科，并于住院后第二天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顺利成功。为避免手术后发生静脉血栓，患者于手术后第三天遵医嘱开始下地活动。术后第6天（年初二）熊卓为在病房突然跌倒，在医院二线值班的主治医师刘宪义接到骨科病房护士报告后立即赶到病房，此时熊卓为已没有脉搏，也测不到心跳和血压。麻醉科和心内科值班医师接到通知后也在5分钟内赶到病房。为帮助患者恢复心跳，他们边为患者做心外按压，边把患者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此后骨科、心内科、心外科主任都相继赶来参与抢救，时任院长也亲自坐阵。抢救从当晚 9点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据病历记载，当天参与抢救的专家有：朱天岳教授（原骨科主任）、丁文惠教授（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王东信教授（麻醉科主任、ICU专家）、李岩主任医师（心外科副主任）、刘宪义副教授（当时的骨科主治医师）、于峥嵘主治医师（当时的骨科住院总医师）、洪涛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峰教授（心内科副主任）、赵明辉教授（肾内科主任）、章友康教授（当时的北大医院院长），还有应患者家属要求请来的阜外医院两名院长以及北大医院相关辅助科室多人。如此强大的抢救阵容，在北大医院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中的“三个学生”当然也参与了抢救，但抢救的主角怎么可能轮得到他们！

　　狭义的“抢救”概念就是指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等措施），实施复苏的前提一定是患者心脏、呼吸停止，换句话说是“先濒死、后按压”，如果当时不按压必死无疑，怎么可能是因为复苏致死的呢？一般在抢救中，心外按压持续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如果病人仍无自主心跳、呼吸，就不再继续按压，因为这种情况下即使病人后来恢复了自主心跳和呼吸，也多成为植物人。而对熊卓为，一方面是应患者家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她的同事与好朋友，大家实在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去，所以体外按压一直持续到凌晨5 点开胸取血栓时。这样长时间的按压难免会伤及肋骨和脏器，但是当时最紧迫的是保持患者有心跳和血压，否则一切抢救都无法进行。

　　那么术后需卧床的骨科手术患者是否需要预防性使用抗凝药物是一个学术问题，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我们不能只看到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的益处，还要看到其加重术后出血倾向的弊端。如果我们当时预防性地使用了抗凝药物，其后熊老师因大出血死亡，大家会不会又说我们不该用药了呢？目前的骨科抗凝剂使用指南中，也只是要求大关节手术要在术后使用抗凝剂。熊卓为做的是脊柱外科手术，这方面至今没有形成常规使用抗凝剂的指南。

　　人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医学也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否则医学界早就攻克癌症了。

　　很多网友说我们在第一篇文字中回避了这个话题，其实不然，原因也是因为此话题的敏感性将有可能出现更长时间的争执而终无所获。

按照运行情况分，病历有两种：一种叫运行病历，另一种叫终结病历（即病案），定义的区别就在于这份病历的主人是否出院，病历归档进入病案室。病历的客观部分（如化验报告单）是允许患者复印的，主观部分（即有医师书写记录病情的内容）是不允许患者复印的。病历的书写是医生根据诊治过程所记录的依据，会随着病情的变化和医生新的发现而日趋完善，我院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老教授不满低年资大夫书写的病历（一定是指主观部分）而将其撕碎扔掉责其重写的故事。一般医疗纠纷出现后，会当着医院医务部门和患者家属的面封存病历，如果在病历封存后再去修改病历，那是不允许的。

　　广大网友们，有没有“篡改病历”是法律说了算的，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患者家属说了算的，更不是央视经济半小时说了算的。

央视的这期节目放弃了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表一篇批判北大医院的大字报。其后果从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已经可以看出：一半人在骂医生没医德，另一半人在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妓者”这样一个任何新闻从业者都很不愿意看到的词再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不信任医生的人更加仇视医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些讨厌记者的人则更加坚定“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信念——更不用提医生和记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沟通之门被关得更紧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又少了一些。

今天，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来北大新闻学院讲课。他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为本文作结：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