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一） -- 井底望天
看有些穿越小说,把北宋写得富得流油,这二十万岁币能占当时财政的多少呢?
30万确实不是大钱。但问题是，如果这个钱是拿来援助盟国，比如说唐朝对回纥那样，人家还心存感激。
也不知道听故事的人听得进去不
帝制时代，皇帝觉得大好山河都是我家的，我雇的伙计要是敢毁我生意就是我仇人，所以还有改革的积极性。不过长于深宫妇人之手，见识能力都差点。
现在的官僚是觉得：反正都是国家的，我捞点个人好处算了，出了问题都是大家集体负责，或者归结到制度问题，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且还可以跑国外享福。他们在官场和社会上摸爬滚打是有能力的，但是能力越大危害也越大。
所以民国以来国内大多数时间里，中央多的是李鸿章那样的裱糊匠，都想着糊弄到我捞够或退休就可以；地方多的是土皇帝，要的是我自己安安稳稳在这捞，我儿子孙子七大姑八大姨也安安稳稳在这捞，谁动我就跟谁急。
至于P民，一匹马五束丝而已。中国世俗社会唯物主义，谁也不怕死后下地狱，至少有的捞的时候是不大怕的，虽然这些年官僚供奉的和尚道士越来越多了。
和辽国作战多年，基本上没有丢失土地。
但是进攻能力有欠缺，一出国境每每大败。
后来宋军对西夏打得比较出色，零敲牛皮糖，把西夏整得很惨。
金朝勃兴太快，而且金军当时的战斗力确实非常强劲，但是靖康之耻，更多是政治腐朽，而非军队战力不足——比如金军第一次进攻东京，宋军最强的西军赶到勤王。金军退军后，宋朝居然不把西军留下，却赶回了陕西。结果金军第二次南下时，京师缺乏有力部队，最后沦陷。
只会挨打，不会反击，防御再好，也就是一个肉沙袋。
被人家练拳的沙袋。
井大“两头大中间小”的设想我是深为赞服的，但是关于元行省制的说法似有些不妥，讨论一下。
元代的行省制度并非是对地方权力的加强，而切切实实是中央在分割地方权力道路上前进的又一大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是这么评价的：“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因事设官。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于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为明、清所承袭，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遂失。”（商务版，六四零——六四一页）。
汉唐之时，州郡是保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的，其中包括人事权、经济权和一定程度的行政自由。中央政府和郡县之间的关系颇似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唐末有藩镇割据之乱，自宋以降，地方权力可以说节节日下，宋有非常设的转运使（财政）、提刑使（司法）、安抚使（军事）等代中央处置地方事务，所有地方官员的任免始由中央（这个很重要），元开设有常置的行省制度，至明清时，只闻总督巡抚代天子巡牧，不见各州府的最高长官布政使按察使等再有任何实权了。
类似行省、总督、巡抚这种虽说具有较大的地方自主权，本质上还是皇帝权力、意志的直接代表，其任免升迁皆直接由皇帝决定，延至清代甚至多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之流，他们实在不能代表地方。
当然，这跟井大的论点并不冲突。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些疑问。
一旦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则必然导致机构臃置，官僚主义滋生，政令不能通达，即使在上者有意为善，在下者也不能获得实际的好处，往往被地方势力所劫持。当然，井大提到的信息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潜在契机，但窃以为契机也只是契机而已。事实上，就算政出中央即能得闻于我等升斗小民，中央政府的运作能公开化、透明化，政令的执行至少在俺可预见的将来也还是要通过“人”，或者说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只要需要有人来执行，问题就变得复杂和现实了。此时，再借井大观点，需要削弱地方势力，实现地方民主自治。那么问题就来了，实现什么样的地方民主自治？
就我能想到的，其一种可能，将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分割开来，将政治势力收归中央，经济权利下放到具有民主性质的自治团体；第二种可能，将地方政治经济权利皆下放人民手中，实现小范围民主，将中央的手收回来。但这两种选择，都似有些问题。
先说第一个，首先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是否能区隔开，这个问题太大，我不敢乱发议论，但直觉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其次，当地方行政人员一方面缺失了政策制定的权利，完全充当了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地方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处在如此尴尬的位置，最终只能两头受气，能够做好上下之间的这根桥梁？再说谁还愿当这货真价实的“人民公仆”，靠觉悟么？至于第二个，地方小范围的民主自治同样不免会产生地方主义，当地方利益与全国整体利益冲突时，中央政府又当如何自处？
其实，提出这些问题并非对井大观点的质疑，只是觉得改革并非口号，必须是非常具体而微的，任何环节上的疏忽，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当然，俺相信井大这些胸怀天下的前辈英才心中必然早已对我这点不成熟的问题有了答案，只是还请不要藏私，多指点俺一二。
就我自己看来，要应对以上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既要保持强大的控制力，能够有力地对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全局调控，又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的后院，安安分分的做好裁判员，同时又要能找到实现党内、政府内不断自新的逻辑，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制度。这些说白了也就归结到一个被人口水了无数遍的东西上面，那就是制度化。话说俺今年刚毕业，在外企干了不过几个月，却深深为老外那种把一件复杂的事情归结到严谨的制度和流程的能力而惊叹。虽然俺也对老祖宗以人为本的理念深表赞同，但是制度化确实是制衡人性之恶的一大法宝，应当多多借鉴。这也算他山之石吧。
应该说是内线作战比外线作战好。在国境内的防守和反击都还可以，就是出境作战每每大败。
一来，和大部分朝代一样，北宋是没有财政预算的，花多少就征收多少。所以岁入高未必是生产发展了，可能只是征收本事提高了。这个不一定引起造反的，合理提高可能“只会”降低国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像保险公司把多收的保险费当作盈利发了红包。
二来，宋朝处于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关头，他的岁入通常包括“贯高丝两”，然后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折成岁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trick。简而言之，这和明清的岁入多少钱从数字上完全不可比。
比“皮洛士的胜利”还要惨啊。
抗日战争是因为中国已经衰了一百年了，放到其他朝代这个基本上就是不好意思提啊。除了宋朝。
如果说官商勾结的话，那也要看谁占主导地位谁是依附寄生，谁是藤谁是树。我勾勒的大致轮廓是地方政府在目前财政压力下仍然需要政绩满足考核，加上腐败的机会成本有够低，因此大家勾结起来分一分老百姓工作创造的价值红利，而官依托公权力必然成为强势一方，黑社会也好，奸商也好，都得给官僚进贡换取入场券。君不见一个县换届，单酒楼生意消长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更不用说企业、地产那些行业。官、商一茬茬换，不换的是联手瓜分国民财富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