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链接如下：桥上:抄书
丛书里可以看到，至少对某些人，是开放了当年的档案了，我感觉数字还是可靠的，这书也是公开出版的，我在公共图书馆（不是专业图书馆）借小说时偶然借到的，既如此，就不必要靠人口数字外推了。事实上要细搜，可能还有其他的材料，我还见过山东某地的材料。
还有安徽一个什么地方吧？其实我基本相信那些地方饿死人的数字属实，但全国所有地区的死亡比例是不是都那么高，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我看现在网上很多人只拿着几个地方说事，通过这几个地方的数据去推全国的数据，自然不会合理。
您这篇回复写法很好，把您的观点表达地很清楚，但您的观点仍然不对头。道歉之余，还顺手给俺贴了个了个“情绪波动”的灵符，俺仿佛已被咒为更年期的半老嬷，而您却是谦恭有道，智珠在握的高人。 不厚道呀不厚道。
论及香港报摊，是否充斥着对三年苦难的“渲染“，我不知道，三心二意相信您。这些“渲染“，是否全是“宣传战“，尤其是不是国民党的“宣传战”，我亦不知道，且再葫芦提相信您。 但是，您还得论证，为什么“宣传战“的内容，就不可信。 说起打“宣传战”，我党远远比蒋匪帮骁勇，一个《白毛女》，就扫平了彼等大小文胆文案。为甚？因为白毛女，是国党统治下的真事，且非孤立个案。 盖真枪实弹，自然大 有杀伤；三十年河东河西，我党治国，天下大饥三年，人家嚷嚷出来，也只好掩耳不听，怎能埋怨彼等“渲染“？或者“宣传战”？
究此人祸，史老师的意思是: 领袖虽然决策错误,但本意是好的,主要是执行面的责任. 倘若这话是旁人说的,我就不论了,但语出史老师之口,不得不认真反驳. 第一,评价领袖们,当然是只问结果,不问其居心;不然历史上就没有昏暴暗弱之君们了. 第二,权利多大,责任多大;究责当然要究头头脑脑,不然二战后得把全日本和全德国的成年男人都绞死. 第三,就算执行面有问题,但这执行面,所谓"权力是不受群众监督的""下"，是"上"一手建立选拔打造的,上情不能下达,"上"脱不了干系. 第四,"下"们辗转把"下情""上达天听" 后,"上"出于种种或者不得已的苦衷,把上达者们全打倒.这种"上情",责任尤其重大. 第五, 正如史老师所说,彼时的执行面,到现在为止,"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并不曾改变, 但自从那位"上"驾崩后,我国我民的日子就好过了. 责任何在? 不言自明.
史老师自期"严肃，认真，深刻",但您关于"执行面"的创见,不能作为深刻的表现,勉强点可称为眼光独到. (说勉强是因为林育蓉元帅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须知深刻过头，是另一种肤浅，海岸线的长度，是不能精确到毫米地。比方说，您认为执行面有问题，我可以再“深刻“一些，那帮“被执行面“，才是责任最大的一方，他们居然就那么被执行而不反抗； 我还可以再“深深刻”一些：我国国民性问题最大，我还可以再“深深深刻”一些，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 我还可以再“深深深深刻”一些，这是人类的原罪啊。 这样深下去，到什么地步是头呢？ 史老师善于从支微末节中梳理历史脉络走向，善于把孤立的事件嵌入历史洪流考察前因后果；我是佩服的；但是这种重大恶性事故的总结，是不是更应该就事论事，而非拉扯纠缠于说不完的前因后果呢？ 前因到什么时候？ 后果要到什么时候？ 我只想知道那三年中的真相，可不可以？
回过头，说说我的“情绪波动“。我最不爽的，就是您对杨继绳先生的调侃。事实上，对那三年灾难的研究，我觉得，杨先生才是“严肃，认真”，并且“深刻”的--他尽一己的可能，亲访各地，对灾情努力给出了他能给出的最准确地总结。他的总结中有没有错误？肯定有。他只是一个人，他力不能及；但这是一个人最“严肃、认真”的做法。我尤其佩服的是，他作为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作为养父成为饿殍的儿子，竟然没有简单地把错误归咎于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而是深刻地指出了，其时的制度，才是灾难的根源。
对于杨先生的这个结论，史老师是不同意地，而且斥之为“简单，粗率”。但是，我可以看到，史老师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揭示了彼时的制度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东哥发动大跃进，基于他过于磅礴的自信和过于稀薄的经济学基本素养”，简单、粗率地发动全民运动； 当时的下情，并未上达，（或者不可能上达）；基层干部，。。。。。。在最广泛的基层面，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群众监督， 等等。这些不正是制度的问题？ 无论从人性本善看，还是从人性本恶看，如史老师所言，“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基层干部”，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统统有责任！ 一个人行为失当，他自己该死。十个人行为失当，彼等有罪。一百个人行差走错，他们的良心统统地坏了。一千个人胡作非为，好吧，忖了，坏蛋都扎堆了。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不是制度有问题，是什么？ 怎样的深刻、细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依我看，史老师竭力避讳“制度有问题“这一呼之欲出的结论，不是因为“简单，粗率”， 而是因为这一结论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认为，事实可能被利用，但不能因此回避甚至掩盖真相，你越回避越会被利用。我党也不曾回避制度上的问题，不然改革做甚？风风雨雨三十年，我党好不容易学到了“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四个字说来容易。睿智聪明通达世故如史老师，也难做到啊。
史MM的文章一向简介明快，可这篇，实在让人糊涂。借宝地歪个楼，理理思路。
三千万的事，俺认为，应该这样考虑：
1）是否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从已经公开的材料来看，是存在的。不管饿死的是三千万，三百万，还是三十万，在和平时期，在一个中央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国家，出现这样的事，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3）原因是什么？
4）谁负责？
我们那有吃人的，南蛮，地少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就没有意义了。而且也不能说还不公布云云，至少已经出书了。
史教头这样的中间偏左路线, 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啊.
如果史教头按你最后一段的意思写了, 恐怕就不是一两个鸡蛋, 而是一二十或者一二百的问题了, 相信您也看得出来.
所以, 也许不必执着于"给个明确说法", 其实只要看看史教头是不是承认某些事实, 是不是分析了灾难的成因, 就算是"同意"了.
农村里吃的更好。城里比较紧张吧。我爹妈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们生活最舒服的日子。他们下放到农场，吃的比城里都好，干的是农村的活，猪肉鱼虾不缺。
对于你提出的1），对于大规模饿死人，官方也没有否认，但提出这个3000万数字的人其实关注点也许并不在这个数字上，正如你所说
2）数字肯定是有，而且不会小，但这个数字无论多大，哪怕只有300，都是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而这件事的原因是由于TG自身的施政失当造成的，当这件事在80年代开始被大炒的时候，当年的负有责任者很多都在台上呢，一旦承认，咋办？从政治伦理来说，你就得下台，这恐怕也是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人的目的所在。要不然，在当时挖这个20年前的坟意义在哪里呢？现在领导人都已经到了第4代了，也许要第一代领导人基本凋零殆尽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公布了。
3）至于原因，青史版块前一段时间就有讨论，可以去挖挖史MM的河泥，我觉得他在《那年庐山》里说的说的比较透。
4）自然有人负责，文革中很多高官被打倒、恶整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基于政治原因，这些人改开后又上台了，那就不好说鸟。
不然不会不顾面子说出口的。
俺没有直接上贴的权限，所有会贴，都需要史老师批准才能显示。
所以俺也是他老人家的粉丝啊。
" 就我自身经历而言，口耳相传的死亡人数虽说不大，我以为，重点却在活着的人水深火热。就此一点，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