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史文恭”谈起，（3）数字问题 -- 史文恭

您这篇回复写法很好，把您的观点表达地很清楚，但您的观点仍然不对头。道歉之余，还顺手给俺贴了个了个“情绪波动”的灵符，俺仿佛已被咒为更年期的半老嬷，而您却是谦恭有道，智珠在握的高人。 不厚道呀不厚道。

论及香港报摊，是否充斥着对三年苦难的“渲染“，我不知道，三心二意相信您。这些“渲染“，是否全是“宣传战“，尤其是不是国民党的“宣传战”，我亦不知道，且再葫芦提相信您。 但是，您还得论证，为什么“宣传战“的内容，就不可信。 说起打“宣传战”，我党远远比蒋匪帮骁勇，一个《白毛女》，就扫平了彼等大小文胆文案。为甚？因为白毛女，是国党统治下的真事，且非孤立个案。 盖真枪实弹，自然大 有杀伤；三十年河东河西，我党治国，天下大饥三年，人家嚷嚷出来，也只好掩耳不听，怎能埋怨彼等“渲染“？或者“宣传战”？

究此人祸，史老师的意思是: 领袖虽然决策错误,但本意是好的,主要是执行面的责任. 倘若这话是旁人说的,我就不论了,但语出史老师之口,不得不认真反驳. 第一,评价领袖们,当然是只问结果,不问其居心;不然历史上就没有昏暴暗弱之君们了. 第二,权利多大,责任多大;究责当然要究头头脑脑,不然二战后得把全日本和全德国的成年男人都绞死. 第三,就算执行面有问题,但这执行面,所谓"权力是不受群众监督的""下"，是"上"一手建立选拔打造的,上情不能下达,"上"脱不了干系. 第四,"下"们辗转把"下情""上达天听" 后,"上"出于种种或者不得已的苦衷,把上达者们全打倒.这种"上情",责任尤其重大. 第五, 正如史老师所说,彼时的执行面,到现在为止,"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并不曾改变, 但自从那位"上"驾崩后,我国我民的日子就好过了. 责任何在? 不言自明.

史老师自期"严肃，认真，深刻",但您关于"执行面"的创见,不能作为深刻的表现,勉强点可称为眼光独到. (说勉强是因为林育蓉元帅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须知深刻过头，是另一种肤浅，海岸线的长度，是不能精确到毫米地。比方说，您认为执行面有问题，我可以再“深刻“一些，那帮“被执行面“，才是责任最大的一方，他们居然就那么被执行而不反抗； 我还可以再“深深刻”一些：我国国民性问题最大，我还可以再“深深深刻”一些，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 我还可以再“深深深深刻”一些，这是人类的原罪啊。 这样深下去，到什么地步是头呢？ 史老师善于从支微末节中梳理历史脉络走向，善于把孤立的事件嵌入历史洪流考察前因后果；我是佩服的；但是这种重大恶性事故的总结，是不是更应该就事论事，而非拉扯纠缠于说不完的前因后果呢？ 前因到什么时候？ 后果要到什么时候？ 我只想知道那三年中的真相，可不可以？

回过头，说说我的“情绪波动“。我最不爽的，就是您对杨继绳先生的调侃。事实上，对那三年灾难的研究，我觉得，杨先生才是“严肃，认真”，并且“深刻”的--他尽一己的可能，亲访各地，对灾情努力给出了他能给出的最准确地总结。他的总结中有没有错误？肯定有。他只是一个人，他力不能及；但这是一个人最“严肃、认真”的做法。我尤其佩服的是，他作为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作为养父成为饿殍的儿子，竟然没有简单地把错误归咎于一个人，或者一个阶层，而是深刻地指出了，其时的制度，才是灾难的根源。

对于杨先生的这个结论，史老师是不同意地，而且斥之为“简单，粗率”。但是，我可以看到，史老师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揭示了彼时的制度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东哥发动大跃进，基于他过于磅礴的自信和过于稀薄的经济学基本素养”，简单、粗率地发动全民运动； 当时的下情，并未上达，（或者不可能上达）；基层干部，。。。。。。在最广泛的基层面，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群众监督， 等等。这些不正是制度的问题？ 无论从人性本善看，还是从人性本恶看，如史老师所言，“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基层干部”，如此庞大数量的人，统统有责任！ 一个人行为失当，他自己该死。十个人行为失当，彼等有罪。一百个人行差走错，他们的良心统统地坏了。一千个人胡作非为，好吧，忖了，坏蛋都扎堆了。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不是制度有问题，是什么？ 怎样的深刻、细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依我看，史老师竭力避讳“制度有问题“这一呼之欲出的结论，不是因为“简单，粗率”， 而是因为这一结论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认为，事实可能被利用，但不能因此回避甚至掩盖真相，你越回避越会被利用。我党也不曾回避制度上的问题，不然改革做甚？风风雨雨三十年，我党好不容易学到了“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四个字说来容易。睿智聪明通达世故如史老师，也难做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