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题的杂谈（二)（中） -- 厚积薄发
倒是想不朽的。。。胡宗南的宗南县啊。
理想主义者都是盯着事情去的，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呵呵，首先，称我兄台折杀我啦，我在河里可能年纪算蛮小的了（关键河里平均年龄偏大啊
），我主要是来河里学习的，偶尔打打酱油
我也是个理科生，就是偶尔从我LD那里贩点私货卖弄一下（她是学大众传播的），我这水平离发主题贴差远了。
像观众如何选择媒体和报导，新闻对观众如何产生影响，谣言是怎么产生的，在传播里边都是属于经典课题，研究几十年了。这也不难想像，人家就是专业干这个的吗，要是这个都没有研究不是真成骗钱的了。你对国内文科的偏见其实是对社会科学的偏见。国内的中文，历史这些有传统的学科还是很强的。社会科学一是没有底子，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难免有点不靠谱。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就是学术研究不错，解决具体问题还是困难，不然西方不早就社会大同了（偏见啊偏见）
还回到原贴。因为原贴是谈言论自由的问题。你说放松言论自由会导致舆论主阵地被自由派抢占。我不觉得彻底放开媒体管制后会导致“南方系”一统天下的局面。媒体其实说到底是赚钱的，有需求就有供给，没有道理出现只有右派报纸的情况。因此我说你立论的基础是假设群众短时间内会被“南方系”蛊惑，因为“南方系”的媒体比左派媒体实践经验更多，准备的更好。
这样问题就变成“群众，或者部分群众会被蛊惑，并且会造成恶果”对不对上了。这话对不对就真是个大问题了。我想说没有定论是比较保险的。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这句话政治上正不正确。其实如果我们承认这句话对的话，那几乎所有涉及民主化改造的问题都不用谈了。如果我们都不谈民主化，那为啥还要搞言论自由？现在不就蛮好。
而且我觉得从左派的思想来看，群众会被蛊惑是肯定不对的。这句话精英色彩太浓了。群众会被蛊惑，那怎么能让群众自己当家做主，或者发动群众呢？至少需要精英领路吧。这不就意味着精英治国吗。精英治国我想肯定是自由派的思想，在国内应该算在右派里。
呵呵，也就是我个人的想法，说出来多个参考。请多斧正。
同时不要认为自己才持有绝对真理
哦，原来，记者就需要每天看毛列，学三个代表？任何放松都是对不起你啊？是啊，每几周学习，不够了？学了这个，可以了解国际政治？可是看出人民日报的言外之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您旅游么？别告诉我，您从来不旅游，坚决把时间留给保先教育哦。
全是放屁，却必须指出屁是香的，这个是否是您心中的要求？哦，所有的记者都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否则就是记者的错？
那么您这个行业，所有人都能做到么？
学政治有什么用？搞笑死了。你为什么不每天学呢？怪谁？哦，即使是专职网评员，会每天学么？
什么是象样的媒体人？
就我认为，就现在，敢说真话的媒体人就是最了不起的媒体人。
什么是扯淡？莫非是每天学习三个代表保先教育的人最不扯淡？全是假话，立场不站在老百姓这里的人，最不扯淡？
真是莫名其妙。。这个世界里，喉舌就没有一点自主权。却是一切问题的来源？
谁说过记者要无所不知了？
谁说过记者是一切问题的来源了？
谁说过学政治有多少多少用处了？
每次扯淡被人戳了立马就开始新的扯淡，您这套做派倒是跟某些“敢说真话的媒体人”一个德性。
有一个看法可能和你的看法可以类比：“我觉得彻底放开市场后不会导致XYZ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ABC产业其实说到底是赚钱的，有需求就有供给，没有道理出现只有XYZ公司一家独大的情况”。
呵呵，不好意思，我实在是不厚道，兄台莫怪。我只是觉得这个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会自然产生优胜劣汰”一样，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想法。首先，这种“优胜劣汰”的理想平衡局面是否能达到是个问题。其次，即使能达到，花费的时间和代价又是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济史已经给了很多例子，说明有先发优势的人或者团体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绝对优势。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看看台湾的情况就行了。我个人认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这还是在没有人故意想搞他们的情况下。（坚信阿扁是地下党员的筒子们别打我的脸。
）
另外美国内战以后、大萧条之前的自由经济，据葡萄说，是建立在美国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之上的。就算如此，也还是出现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垄断。有一本书，叫《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另外河里的《蓝血与混血》也有涉及。
有些扯远了，我觉得我可能比较谨慎一点，因为还有考虑到周围强敌环伺的情况和中国的人口红利要抓紧利用的因素。我不妨把我的底线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亮出来。如果中国远远领先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不虞列强捣乱，我赞成言论自由马上放开，大上快上。
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审时度势的问题，而每个人的判断都是有偏差的。我尊重别人的判读和我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检验谁的判断更接近真实，还是要靠实践，也就是要分析一次次的官民博弈，一次的群体事件，包括这次新疆的77游行。
我不是不赞成搞民主化改造，而是推荐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就是“鸟笼经济”
。我觉得这个论点用我自己的一些例子来说明是比较好的，不过最近比较忙，只好以后了。
老实说，我认为现在的“言论自由”不好：该发出声的发不出来，胡说八道或者陈词滥调倒是满天飞。
群众是否会受蛊惑，我觉得是个实践检验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算哪一派。我只能说从大尺度上，我承认人民创造历史；小尺度上么，呵呵呵。这次美股自三月以来的大涨，和长期基本面就完全符合？可是多少看空的人都失手了。
我以前说过“精英离不开群众，群众也离不开精英”。我个人也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我觉得不该把精英与群众分割开来：群众应该是产生精英的最肥沃土壤，而精英则应该是群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共建政就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在和平的今天，要实现这个理想，就要有一整套的淘汰选拔体制，用普适的话说，就是“社会的流动性”。所以我特别看重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不过我必须声明，我实在没有资格谈这个话题：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街头运动的书生，有什么资格谈“精英与群众”？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到此为止了，呵呵呵。
因为在有选择的时候，观众是会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体。就如现在国内看环球时报的人不会去读南方周末，有可能的话谁都不会天天去看和自己唱反调的报纸。我们还是在主动的选择报导而不是被动的接受。
如果说垄断，只能说会出现一家媒体集团旗下拥有左中右各色报纸，但是不会出现一个阵营的报纸一统天下的局面。比如墨多克集团的报纸，不太能看出他这个集团有什么明确的政治面貌。基本上读者想看什么他这个集团就有什么。而且民主国家一个特质就是言论多样性。一个声音似乎不太可以理解。
不过先发优势我是承认的。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大亨余纪中就是深深蓝的。现在台湾泛蓝的媒体水平就要比泛绿高很多（我个人感觉）。但是泛绿媒体的声音还是很大的，台南极端的地下电台也有。
其实从实际操作角度讲，tg除非给逼的狗急跳墙，不然是绝对不会放弃对舆论的控制的。军队国家化也是一个道理。对tg来说这都不存在讨论的余地。真要是哪天tg自己说要取消zxb，那tg真是出了叛徒了。
我个人并不支持国内的民主化改造。我说白了还是有点大棋党倾向的。关键是我觉得国内的左右都靠不太住，还是党看起来更成熟可靠些。tg自己一直也在进行政改，未尝不是一条道路。
我赞同厚积薄发兄的观点。媒体可以被“放松管制”，但绝不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媒体市场。那种认为因为媒体归根到底是卖钱的（市场竞争），所以在放松管制之后各派媒体会因为支持自身的读者的力量（购买力）产生一个力量均衡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经济意义上说，媒体这个市场是绝对不完全的。
首先，媒体提供的是一种排他性产品。一般性的产品，比如说打印纸，人们可以用A牌的，也可以用B、C、D...牌的。但是媒体贩卖的是“公义”，在观点竞争的前提下，消费者不可能既相信A也相信与A相竞争的B，除非读者是得了精神分裂，逻辑能力严重不足。
其次，这个媒体消费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单纯是内容的排他性，那反驳者还可以说：虽然消费者不可能同时相信2+种竞争性观点，但起码消费者可以同时选择2+种竞争性媒体产品，这就构成了充分竞争的媒体市场。这种观点也是荒谬的，消费者消费媒体产品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时间。时间的边界约束是很死的，一个普通消费者，每天用来检索信息阅读社评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他绝不可能同时阅读多种多样的媒体以检索信息，相反他只会阅读他惯常的媒体。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并造成市场的不完全。绝大部分普通读者不会有强烈的动机与能力去搜寻信息并分析不同的观点，相反他们会而会倾向于阅读惯常的媒体----除非媒体业产生重大的结构失衡。而在媒体业当中，现阶段各派媒体的起步是不均等的。在现今的媒体管制的背景下，主流的媒体都是右派媒体，并且出现了如同深青社这样势力强大的话语权团体，那么他们就拥有了在影响读者惯例上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会通过管制的消失而得到疯涨，而因为管制消失而被竞争击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管制背景下，好歹政府也基本上确保了各种不同媒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通过市场垄断权就可以轻易实现），那么好歹弱势媒体不至于破产而经营不下去。
强势话语权媒体的优势，是事实存在并势力强大的，并在社会中有多种形态。比如说在西欧的传统阶层社会中，比如英国，人们在做一些调查问卷时，为了在言语上避嫌直接询问受访者的“阶层”（比如说出身、收入、教育程度）而经常采用的问题就是“你平时都读哪一份报纸？”因为在这些相对稳定的阶层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人士阅读相应不同的报纸，已经是一种强大的惯例。
其次，从认知角度来讲，人们只是有限理性的。
有限理性使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令自己满意的结果，而并不是“真相”。即它限定了读者们“求职”的行动边界----遇到“满意”即停止。“兼听则明”是需要时间与心理上的成本的，没有几个读者会为了“追寻真相”而翻阅大量的竞争性信息。现今这年头，连大量作者都不对自己提供的信息负责，又怎能渴望读者普遍地去检索比对呢？
所以说读者只会选择很少一部分令他们满意的媒体。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能令读者们满意呢？
这个问题又不能完全直接地这样问。因为“满意”本身是如何产生的，还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满意”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当事人对周边事物的一种累计性的回馈反应。那么，“满意”就是可以“被教化”的。正所谓谎言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相”；就是说当把受众放在一个环境中，用谎言对他们进行累计性的轰炸，那么他们对环境的回馈就会趋向于受教的谎言。那么，假定“100次”真的可以产生谎言变真相，如果某系有100份媒体——每份的标题和载体都可以做得不一样，让你深感这是大众的呼声这是不同的声音，那么你全阅读了这100份普通读者就容易把谎言当成真相了（可见串谋对于实现“教化”的目的是重要且有效的）；如果因为时间有限、或者你还有一些教你敷面膜的看美女的以及讲法制故事的媒体需要看，你每次只能读10份某系的媒体产品，那某系只需要用不同的事件和文章把同一观点唠叨10次普通读者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媒体“教化”三要素：嘴多、话多、串谋。可见为什么深青社这样的组织可怕又可恶，即它促成了信息传媒业中的共谋，而不是竞争。
从“有限理性”“追求满意”的角度上来讲，它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技巧上9句真相加1句谎言是最有效的。因为这种手法能够在受众那里产生足够的“满意”（依靠9句真相），然后让读者在满意之中不经觉地把最后一句也吃下去。
这种手法还可以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即教化手法的深入可以从9-1变成8-2，7-3或者5-5，因为教化过程使得广大普通读者越来越多地笃信“谎言”并当成“真相”。就好比大家反复讲“某些年份死了3000+万人”，到头来是不是真的3000+万人这个思辨过程已经不重要，因为广大群众们已经不再质疑，它已经变成了“真相”的一部分——大家都这么讲嘛！转而这个“真相”可以用来支持新的谎言，比如“老Mao一直在鼓吹亩产万斤”。如果这个也成功了，说不定下一个被“构造”的真相就可以是“赵zy在大跃进中是小白兔”了。
“满意”还会促成人们排斥“不满意”。因为普通读者基于寻求“满意”的认知探索很有限，那么读者内在的产生“满意”的决策过程只能是基于浅层的价值判断即可完成的，而不用基于深层的信息比对和推理。那么，在某种定式的“满意”是主流的背景下，读者也就会产生内在的排斥“不满意”的信息。因为读者的浅层搜索并不支持“不满意”的观点，从而导致了读者的内在排斥。也就是说，假定现在是某系主控传媒，那么即便媒体管制放开，很有可能的情况也不是迅速达成媒体间立足于不同观点的均衡，而是读者排斥正在成长的“不满意”的信息（“以前报纸上都不是你这样讲的！”“你这样讲不是（像）真相”），然后某系就会“顺水推舟”攻击持竞争观点的另一方“你丫不讲真话！”“政府怎么能容忍这种如此CNN的报纸存在！”“媒体不能太自由了！”
那么，如果新来的、提供“不满意”的观点（不管它是否反映了真相）的媒体，如果它们的呼声不能与处于“满意”中的人群产生某种由浅层引向深层的内在共鸣的话，或者如果它们没有强大的背后推手以支撑它们的市场忍受力的话，“不满意”很有可能就会速速被饿死在市场上。难道这就是“寻找真相”的市场机制？
所以，某些同学讲，现在中国很自由，什么都能讲。这句话既对又不对。自由只是相对于某种价值观而言的。之所以现在什么都敢讲，很有可能只是当前控制媒体的集团认为它们的教化卓有成效，于是口子再大些，淅淅嗦嗦，从袖口里给广大普通读者又放下一单蒙汗药。
当然，哪怕从国际范围内来讲，媒体早已堕落。传媒课本里所讲的，不是“自我教化”就是“如何教化”。“如何诚实地传媒”已经不是目的，而“传媒什么”早已暨越为王。即“传媒”已经成了“媒传”，它追求的目的早已不是诚实的传播客观世界的信息与分析，而是“客观地”传播自己的信息与分析。媒体把自己由信息观点的传播者，变成为了“信息观点的制造者”。而CCTV连把阅兵演播的网调观众满意率都能手工改成95%，这不过就是媒体“制造并传播”信息，而不是仅仅是“公正地传播”信息的一种惯性罢了。
即便不考虑国外势力操纵，今日中国媒体的现状，何尝又不是贪恋自己“无冕之王”权力的一种堕落。魔戒之王索伦今日的形态不就是媒体吗？
唠唠叨叨。综上所述就一句话，认为放开管制就能够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言论上的均衡，那是不可能的。
做个理论假设，为了产生一个理论上完善的媒体市场，估计把现今的媒体人都枪毙是个好办法。然后大家都不读报不上网5年，嗯，然后再来开张办媒体——
估计到时候肯定媒体上，满版面的都是“五笔输入法”“微软拼音输入法”培训班广告。。。。。然后前深青社仅存的一个人会说爬起来，用往事并不如烟一般沧桑的声音说——
“《XX周末》好....信《XX周末》，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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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你是不会看南方系的报纸的。那么放开媒体后，如果有左派报纸你肯定会去买。你的意思是，类似于你的左派读者数量根本不够支撑一家报纸？
我的意思是说，媒体市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完善的、基于消费者个体选择的市场机制。用这种并不存在的市场机制做辩护，构筑“放开媒体管制=言论自由”或者“放开媒体管制=多派言论制衡”是不存在合理基础的。
言论自由或许存在，多派言论制衡或许也能存在，但跟所谓的这个媒体的市场机制没有关系。
左派报纸现在有，今后也或许会有，或许活得很边缘，或许能获得很好。但他们的和兴旺的基础并不是你所说的“归根到底是要盈利”的理想化的市场机制。
我抨击了对媒体业理想化市场机制的想象，但可从来没有说过能够影响媒体市场的只有市场本身。恰恰相反，我说的是，这些影响力量们从来就不是市场本身。正如舆论、认知以及“满意”是一种可被教化的价值观一样。媒体产业的作用准则从来就是政府导向、文化精英起主要作用的（而新兴网络的作用还是个未知数，同时今天网络媒体的大部分由已经受控于少数集团）。而“深青社”不正就是某派的“文化精英”吗？
同样“呼吁放开媒体管制”本身也不是一个中立无害的市场呼声。它也只不过是政治力量、是对人们教化的动机中的一部分。
所以，你问的“那么放开媒体后...类似于你的左派读者数量根本不够支撑一家报纸？”本身就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左派媒体到底能有多少读者，不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市场机制决定的，是由一个挂名为市场的制度下，由各种力量（包括我在上个帖子内所描述的力量们）左右决定的。
不然的话，我们应该去问今天为何南方系能够大行其道？如果把我们的讨论背景放到1976年或者1978年的话。
我只是提出我的问题，尝试指出我觉得的，你观点中不太严密的东西。你如果先把我放在对立面上我们就没有办法交流了。
其实我们在谈论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个伪问题。言论自由本身就是反tg的。又要tg又要言论自由这个事情就是矛盾的。
我一直很糊涂国内左派的政治诉求。自由派的非常好理解。基本上就是西化或者改良西化，目标很明确。左派的诉求是什么？是回到76年以前，还是要从头开始再做一次改革？我看的非常糊涂。
我觉得你的结论就是，我理解，放开后左派是斗争不过右派的，力量悬殊太大。
在这个问题中，依同上面我的帖子，我们依然要审视我们的视角。如果出现了这个“力量悬殊太大”，那么到底是在媒体中的力量悬殊太大，还是对资本控制的力量悬殊太大，还是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悬殊太大，还是民间的力量悬殊太大？
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市场（读者选择）的力量对比悬殊太大——尽管它很有可能最后是以市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这跟左派或者右派具体的诉求是什么，你是否清晰，没有关系。
另“言论自由本身就是反tg的”这个判断我得不出来。
不太容易弄懂这些东西，不过还是多谢赐教。
比如赵，他自己都坦言也不清楚社会主义到底是咋回事。你叫他如何把握宣传口？
-----我不想质疑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大批党员入党的动机，如果真的让他们为党为国而牺牲个人的生命，如果革命需要他们捐献所有财产，我相信他们也能都做到。
但是观念，比如“抢人财物”是贼！几千年来在人的思维中已经根深蒂固。真正的无产阶级观念，与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与西方的主流文化都是巨大的颠覆！是不是能够完全替代了资产阶级观念以及其他的私有制观念呢？大部分党员都没有！所以有“走资派”之说。所以老毛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冲击洗涤（虽然这么激烈的手段我不认同，但我认为如此“洗脑”对tg来说是必要的）。
文革失败了，走资派重新上台，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鼓励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的宣传才会合当权者的胃口，才会有意无意的堂而皇之发扬光大，才会有人要求在宪法中提出加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这对tg来说，是致命的，如果有了这一条，那么老毛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tg统治的合法性也完全失去了，也意味tg完全转变成了承认资产阶级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人党，农民党。
这就是现在南方报系鼓吹的“自由民主”下所要的最后要求。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如何“民主自由”？在什么制度下“民主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分歧。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分歧，导致你觉得我们讨论不到一起去。
即，你认为媒体业中，或者什么媒体能够“兴旺”，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
而我这几个帖子，唠唠叨叨，其实核心观点只有一个，相比哪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在媒体这个行业里，自上而下的力量影响要大得多。
这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影响有很多，包括我所强调的媒体的串谋“教化”，也包括我所未提及的政府的影响、文化精英、传统以及新闻手法等等。
而你后续的问题在问，难道左派读者不能支持一家左派报纸吗？或者左派的诉求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讨论有交错。
如果我们从长一些的时间维度去考虑，就会发现，的的确确，自上而下的影响要强大得多。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在过去30多年中国媒体媒体业价值观的惊人的转变。
我有一个过去的好朋友，在15年前常常跟我抱怨，说政府的教化是很厉害的，厉害到无时不在，超越我们平常所能想象。但是后来她去了南方系，她现在见过就鼓吹政府应该放开媒体，应该让他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还是我，她还是她，我们的其他朋友们还是那样，但是媒体先变了。重点在于，媒体在无视或者轻视草根力量地先变了。这种变化，自然就不是来自草根的市场力量的选择，起码很大部分不是。
如果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那么有用，那么曾经在去年曾经说过——
“甚至外逃的贪官，到了美国，他也不贪了，老老实实低调度日。而且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美国把自己洗白了，成长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语，遭到无数读者反对的吴澧这样的作者，就不能依然日复一日地在南方系上登报出专栏了。
这是在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也无法想象的事情啊。那么，市场的力量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