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选择改良主义的青年毛泽东――纪念毛泽东逝世28周年 -- 燕人狂徒
记得我在大学里买的第一本书扉页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男儿志在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当时并不知道这首诗是西乡隆盛所作，只是觉得此诗气魄宏大，兼之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于是随手写下以作纪念。殊不知，八十多年前同样的一个秋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先于我近一个世纪，改写了这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1909年）。诗中“孩儿”原为“男儿”，“誓不还”原为“死不还”，其余均照抄。这样一改，既恰当地表现出他的身份，又很鲜明地抒写了他外出求学的坚强决心，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身怀远大抱负及革命理想。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往往在不经意间显示其不平凡之处，即便是在近一个世纪前，当时年纪比我还小的毛泽东的思想和境界就已经超越我这个“现代人”不知凡几了，笑。
一 改良主义的思想历程
二 改良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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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接受的教育有限，起初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随后是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历和当时的其他文人并没什么区别。另外，小毛泽东和我们小时候也有很大的相似点，就是爱看闲书，在被他自己称为是“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偷偷的阅读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 等等小说。书本身没什么，可一旦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书本的作用就无法估计了。当时农民生活困难，社会上经常会发生一些饥民暴动的事情，令毛泽东觉得“影响了我的一生”的一九一○年四月在长沙发生的饥民暴动。当时清政府镇压了因饥饿到巡抚衙门请愿的农民。这件事使得毛泽东把现实和小说里描述的“官逼民反”联系了起来。这个时候，毛泽东从一个维新派教师那里听到了维新变法的故事，同时接触了讲社会改良的书籍，毛泽东的思想渐渐起了变化，一个改良主义者的雏形渐渐形成。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进了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康梁本是一代人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拥有和他们一般见识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和晚清政府的相对映，初出乡关的少年毛泽东崇拜他们并不足奇。记得当年我读了一本朱槠基传就对朱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之为偶像，无非是缺乏多方面的了解以及足够的横纵向对比。今人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尚且常常局限在自己所见及所闻的狭小范围内，当年的毛泽东能够迅速接受康梁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其实当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可见宣传的重要性，一个思想的传播没有强有力的宣传机器是不行的，即便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超越康梁的维新思想一大截不经过深入民心的强力宣传也是事倍而功半，难以获得更多民众支持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我们的宣传部和文化部却切切实实成为了毛泽东所痛恨的“帝王将相部，老人死人部，才子佳人部”，成天上映的不是乾隆就是康熙，不是李鸿章就是慈禧，看不出想要观众接受些什么有意义的思想。毛泽东真正开始思考我觉得大概算是从他阅读《新民丛报》合订本起的，在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毛泽东有这么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据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革命党异常活跃的湖南省省城，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派的思想和言论。“跃跃欲试”的毛泽东曾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着手于行动了，较之接受改良主义思想时的进步体现在他敢为理想而实践的勇气上。然而当时的毛泽东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无非也是一个较为激进的“愤青”而已，没有清晰的理论指导，稀里糊涂的把各派混为一谈，行动上自然不可避免的具有盲目性。然而，即便如此，只要其出发点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改造落后的社会现状，无论如何我们也是不能袖手做讥讽状来贬低毛泽东们的探索性行动，正如现在我们也不能故作清高的看不起许多忧国忧民的“愤青”。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切切实实的做了，而且将越做越好，要是我们只有一张嘴比他们厉害，那么我们还是闭嘴为好，因为光动嘴皮子只能说明自己是更大更纯粹的“愤青”，不代表你更高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毛泽东投笔从戎，投入长沙革命军，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这一段军队生涯使毛泽东更接近革命队伍，同时也接触了更多的时事政治。他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始自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然而军队里的其他士兵却反应冷淡。基本上，在一般士兵心目中，革命大约也就是那么个样子了，割了辫子，赶走了满清皇帝，应该算是成功了。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实际上我以为，袁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恰恰代表了革命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毕竟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控制政权的应该是资产阶级代表，而非袁这样的旧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我对中山先生的意见主要就在这里，我以为中山先生对于这场不彻底的革命要负上主要责任，妥协得近于懦弱，拱手将革命果实让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保守封建人士，枉费了若干大好头颅，毁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良机。当然，我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什么好感的，但在当时来讲却着实是个历史性的进步，由此，将中山先生捧为“国父”恐怕有点盛名难符。不过这恰恰也给毛泽东的成功铺好了一条路。
退出军队之后，毛泽东继续其学习生涯，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段时间他兴趣最大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恐怕现今很多年轻人都走了一条同样的路，以上的书也有很多人读过，或许当年的毛泽东跑到我们论坛上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共鸣，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近二十岁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青年毛泽东了。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无疑是毛泽东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受梁启超“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的影响，毛泽东觉得自己还是当个教师较为合适。对于将来，毛泽东是这样为自己设计的：“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记得当年我们也是立志成为“四有青年”而读书的，而后越大越堕落，继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读书之后逐渐退化为“为了钱途”而读书。呵呵，何其讽刺，这不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的翻版吗？敢情历史又倒退了一百年。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第一师范的前身就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Ы惭У某悄鲜樵骸Ｔ谕瞥缧岳碚苎А⑶康骶?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前段时间大家笑谈还是湖南人最适合做国家领导人其实并非无稽之谈，湖南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的确无出其右者。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其中谭嗣同为了维新，唤起民智，甘愿“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今仍让我热血沸腾，唏嘘不已。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我觉得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方法和曾国藩有神似之处，不过毛泽东的理论更加完备，偏重于战略，曾国藩则偏重于基础训练，提高士兵的基本素质，虽有差异，然都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儒帅不为过。
注重社会实践是毛泽东的一个良好作风。在一师求学期间，他曾经和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本身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读书之于不忘更多的了解农民和其他各阶层的人物，对他的世界观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充分体验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才使得毛泽东后来几十年不变，不管在认识上有什么变化，始终能够和大多数贫苦的群众站在一边，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前后，毛泽东初次体现了“赞成无血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当时毛泽东非常赞成梁启超的主张，认为应该南北和解，维持稳定的政局。对于湖南人驱逐都督汤芗茗事件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更加着眼于驱汤后的种种消极现象，认为不利于中央统一，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自嘲的说自己曾是保皇党的由来。不过毛泽东对世界大形势的分析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一九一六年毛泽东曾断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果然于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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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俺是留备份了。
有点怀念去年了
去年？嘿嘿，不时有句诗：桃花依旧笑春风么？
俺虽怀念去年的十一月份，可更想念的是支持李梅写《黑白西西河》的那阵子。
人所能够接触到的知识面和他思考的深度，是很有意义的。当年河殇引起的反响何其大。当时有一篇西部在移民，曾给我很深的印象，但一旦有了些生活经验，有了些社会体会后，对这种东西就很有怀疑了。我一直想，毛如果去西方去看一看，是否会对中国的建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没有人比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深远。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是个改良主义者，但是随着认识的提高，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其间的原因不可不研究。相信燕兄不会让我们失望。
当年毛泽东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但是等他到了北京，别人都出国了他却选择留了下来。
按太祖自己的解释，理由如下：
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这三条至今看来都有道理。没留过学的太祖打败了留学日本的蒋介石，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当然，核心力量还是本士知识分子。看胡适，傅斯年，那批人，确实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而且，夺取政权也许不要学习西方，
搞建设，搞发展不学习西方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