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郭汝瑰等：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 双石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是原国民党军作战厅长郭汝瑰老将军等一批国共抗战将领参与编撰的一本反映抗日战争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史学专著，参阅海内外各种资料并结合各自亲历，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于１９９６年编撰完成。很有意思的是，出版时有些发行商连书的内容都没仔细看过，就当作吹捧国民党政府抗战历史的东东嚷嚷起来，结果很多人捧在手中一读，却对这部著作产生了“打着白旗颂红旗”的顿悟：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幽默吧？呵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国民党将领。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和平望以南地区时，于11月16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人们不禁要问：在11月8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12]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国民党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13]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14]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15]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敏会战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这本书俺有，很干，没啥水份

正本清源，功劳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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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刘峙公对蔑视猪族的言论表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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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必要侮辱敌人。战胜了一只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实际上蒋其人反动，但是绝对并不愚蠢。

是不是国民党认为沦陷区日军公正严明，百姓安居乐业，举国无不“艳羡”，都巴不得身为沦陷区良民，等待皇军的临幸？

而新四军进入沦陷区，破坏了皇军良民的融融祥和，使得大批中国人没有机会安安静静的做狗？所以才是“多事之秋”？

是作者没脑子，还是这话另有深意，我等无知之辈不能尽解？

沦陷区倒成TMD纯净的了，大有老佛爷的 宁与外贼、不与家奴 的风范。太阳！

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敌后战场，但是看到1937～1938，华北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迅速壮大的局面，很快回过味来。出于防范和限制中共的考虑，国民党开始划定敌后战区（冀察、苏鲁）、派遣和随意加委了大批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同时对中共敌后武装和敌后政权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这导致了敌后战场上摩擦不断。在华北，八路军的敌后展开已经完成、占了先手，本来就不“纯净”了；江南和苏北，因为新四军成军晚、一开始又未能迅速展开、向敌后挺进，这些敌占区还是比较“纯净”的。但是，随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主力部队向敌占区调动、从延安直接派往敌后的大批干部陆续展开工作，这种“纯净”局面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