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 转载说明 -- 温雅颂
也不会下乡，照顾对象，最多实现去菜市场买菜卖肉，或者去电影院卖票的伟大理想
所以看的多，发言的少。很正常。但您的回忆，作为当时历史的一个真实记录，还是很有意义的。官方的正史，干巴巴的；有了个人的体验在里面，才是有血有肉的。
盼您的下文。
“反走后门罪”......
历史有时候真的是能让人啼笑皆非的。
您的第二节，还没有写自己下乡的得失感受呢。
这些细节，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是很珍贵的。
当年的北京郊区，基本上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下面再分若干小队，一般就叫生产队。陀头庙共有六个生产队，我被分在了二队。
二队位于村子的东北角，是全村最穷的生产队。当时各生产队的人数差不多，土地条件也差不多，自然粮食产量也差不多。二队之所以穷，主要穷在缺乏副业。二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是队里老车把式的儿子。我在队里的时间，只见过他有数的几次。平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外面跑运输，用当地的俗话讲叫“拉脚 ”。用一台手扶拖拉机“拉脚”，就是二队唯一的副业。
陀头庙村民以姓杜为主，几乎占80%以上，可见历史上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因此在村里看到花白胡子的老头管穿开裆裤的小孩叫“爷”也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下了乡我才知道，当地农村有个词叫“穷大辈”，是说穷人家一般辈份都大。想一想其实也很有道理，国人很重视传宗接代，农村又是孩子多劳力就多，因此只要是力所能及，都恨不能让孩子早早就结婚。而穷人家往往因为没钱娶亲，早婚不成，富人家都抱上孙子了，穷人家说不定还打着光棍，这样几辈下来，穷人家的辈份自然就高起来了。我们二队的队长，六十来岁，就是这样一个“穷大辈”。他的辈份究竟有多高，几次问过老乡，但从来没人说清楚过，总之是比所有人都高得多。队长为人正直，在村民中很有威信，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按照当地的规定，队长，会计都算干部，是不需要下地劳动的，但他只要没别的事，总会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可是，老队长不苟言笑，嫉恶如仇的性格，也使他没什么关系网。我在前面提到过，生产队主要靠副业赚钱。像陀头庙这样一个位于远郊平原产粮区的村子，既没有种蔬菜卖给城里人的地利，也没有山区农村采集山货到城里贩卖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干的副业似乎只有“拉脚”，而“拉脚”却是一个非常依赖关系的副业，能不能总有活干，挣钱多不多，都由关系来定。因此可想而知，二队自己恐怕没有能力找到“拉脚”的活，只能靠其它生产队的关系，那就只能是别人吃肉，自己喝汤了。记得老毛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话用在二队，也是很合适的。
尽管老乡们辈份分得非常清楚，彼此该用什么称呼就用什么称呼。但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没法按照老乡的规矩称呼他们，所以我们就根据对方大致的年龄，大爷，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姐之类的一通乱叫。老乡们对此也不以为怪，任我们随便乱叫了。不过，当时村里大多数人的辈份彼此还是差不多的，估计解放前都是下中农吧，这从他们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多数都姓杜，取双字名，头一个字按辈份排，大部分我们称为“大爷”的人，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廷”字，叫杜廷Ｘ，而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们，其辈份字都是一个“尚”字，叫杜尚Ｘ。辈份再高或再低的，因为人数少，平时难得听到别人叫他们的名字，我们也没有为此专门做调查，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村里的劳力分整劳力和半劳力，一般青壮年男劳力都是整劳力，女人，老人和未成年的劳力根据其具体情况再定。整劳力干一天挣六个工分，半劳力出工一天能挣多少工分也因人而异。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都不算整劳力，男知青干一天挣五个工分，和村里女青年一样，女知青干一天挣四个工分。
在我们去的前一年，二队的工分值是每个工分五分钱，也就是说一个整劳力干一天只能挣到三毛钱，男知青则能挣到两毛五。一个月不休息的话则只能挣到七块五。显然，单靠知青自己的力量，第一年挣到的工分，绝对不够自己第二年的口粮。而且，农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有时忙，有时闲，忙起来的时候，知青要是不出工队长会找上门来骂你去出工，但要是闲下来时，只要你出工稍微晚了点，队长就拒绝给你派活，那你一天的工分就没戏了。其实想想也有道理，农闲时大家出工其实就是为了混工分，队长还必须绞尽脑汁地找活给大家干，自然是出工的人越少越好。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村民就靠着这点工分活着，而知青总还有父母的接济，当队长的也不能让知青抢了村民的活计。
算是“知青黄埔”的最后一期吧。
此标题好像是77年高考的北京作文题，与四川的比起来，是很容易滴！
队长和会计都不做活路？咋个京边的队长和会计都整成了“七品官”涅？！
嘿嘿，45斤的月定量，太奢侈了！
应该是倒数第二期。北京最后一届知青是78年。
七品那是县委书记。
七品是县官。公社书记八品，村长九品，到队长就只能是十品了。
当时北京城镇居民一般是30斤的月定量，重体力工人是60斤月定量。知青45斤，基本是按照当时北京城市居民的定量标准而定。
一天一斤半的定量，确实是相当奢侈，一般用不完。
以前知青的待遇太差，发生了很多的悲剧。到后期情况确实要好多了。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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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刚下乡的时候，因为什么农活也不会，只能干一些不需要技术的体力活，其中干得最多的活，就是和车把式一起，用大车向地里送粪。也因此，二队里我最熟悉的几个老乡就是队里的几个车把式。
二队一共有三套大车，三位专职的车把式。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一位，就是五大爷。
五大爷也姓杜，他的儿子就是队里开手扶拖拉机的。五大爷六十来岁，个子挺高，身板魁梧，光头，下巴上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因为是带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维定式，对老乡们都有点敬而远之，而老乡们大概因为跟我们不熟，也有点端着架子，不敢太随便，所以开始的时候双方都有些拘谨。这种拘谨的消除，还要感谢一位早我一年来的知青。记得那是一次工间休息，我和五大爷正坐在地头聊天，那个知青正好路过，看我们在休息，就凑过来一块聊了起来。从他那里得知，他刚来时也是跟着这位五大爷往地里送粪。聊天的时候，我和五大爷都坐在地上，这哥们站着和我们聊。聊了一会，他忽然伸出手，用手来回抚摸五大爷又光又亮的秃脑门，把我看得简直是目瞪口呆！而五大爷依然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任由人家抚摸，丝毫不以为意。从这时起，我才对五大爷的性格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才开始和他有了更多的交流和玩笑。不过，我还是一直没好意思去摸他那个秃脑门。
五大爷生性豪爽滑稽，年轻的时候也曾干过醉卧花楼的荒唐事，每当被人提起，老头总是哈哈一笑，赶紧把话题转开。
五大爷赶的大车，架辕的是一匹壮年大黑骡子，性格沉稳，任劳任怨，真是一头好牲畜。正因为这头牲口性情好，我也就敢拿它开练，很快，赶车套车一类的活我就都会了，很多时候都是我当车把式，五大爷反而成了我的跟班，倒也乐得清闲。
跟着五大爷干活可以冒充车把式，这给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增加了许多的乐趣。
三十年过去，恐怕五大爷已经不在了。
队里的第二位车把式，是个傻小子，比较缺心眼，岁数不小了也娶不上个媳妇，整天就知道傻呵呵地傻笑，谁都敢拿他逗趣，就连比他还小的，也常常用略带训斥的口吻说他。对这些，他也从来不介意，真应了那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跟这样的人一块干活也有另外一番乐趣。他自己整天被人呼来喝去，也因此从来不会对我们甩脸色，所以跟他干活总是比较轻松，而且他年轻力壮，我要是偷点懒少干点他也不在乎一个人多干点。五大爷虽然也不会计较我干多干少，但毕竟人家那么大岁数了，我总是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偷懒。但在这位傻小子把式面前，偶尔找个借口偷点懒就成了很多跟他干的知青常玩的把戏。
他赶的车辕牲口是头老黑骡子，它已经相当老了，毛色没有一点光泽，我刚去的时候还好，后来就眼看着它越来越弱，走路都站不稳，有一次路上走着走着忽然就摔到在地，而且倒下以后根本没有像别的牲口那样努力自己往起站的样子，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在当时车是空车，我们把车从它身上卸下支在一旁，然后才把它拉了起来。
这头黑骡子，还有给五大爷拉套的一头白驴，终于没能活过那年。就在黑骡子这次摔倒后不久，队里就把它俩宰了，肉分给了队里的村民，没我们知青的份。
人说：上有龙肉，下有驴肉，想必驴肉应该非常好吃。不过驴肉一老怎么也好吃不了。
队里的第三位车把式，叫杜尚举，是个又高又瘦的汉子，三十来岁，一副干练的样子。他皮肤特殊的黑，简直和黑人差不多。以他当时的岁数，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甚至当爸爸了，可他仍然孑然一身。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脾气太暴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一起干活，领教了不少次他那臭脾气，但也在偶然的时候看到他赤诚的心灵。
我是到了队里以后很晚才见到他，因为给他架辕的牲口是一匹枣红母马，当时正怀着孕，常见队里的老饲养员拉着它走来走去遛马。它是一匹非常漂亮的伊犁马，体型高大，四肢匀称，光马背就有一米六几。两三个月后，它产下了一头小骡子。这已是它为队里产下的第三头牲畜了，前两头分别是一匹马和一匹骡子。它与那两匹已成年的马和骡子，组成了队里最雄壮威风的第三套车。而拉套的那匹骡子，由于年轻脾气古怪，也使这套车成了最难驾驭的一套车。这样的车和牲口，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车把式才能驾驭的了。
我虽然不喜欢他，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有跟他一起干活时留下的记忆最多最深，我准备单独用一个篇幅记录下我跟他干活的几次经历。
老铁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我小时候长起来的农场，就有不少知青。我父母是文革之前就下乡的，算是资历很深的了。
大约有二十年没回去了。农场早就没了。
我一开始发贴的时候发在那了。而这个“主发”似乎只能从论坛首页看到，别处都看不到它。
后来好像禅人把它转到青史微言了。现在在青史微言里能找到它。但在论坛首页里依然能看到它在“青史微言主发”里，而且是蝎子拉屎--毒遗粪（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