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梦难遣身后意——学界二老之逝兼谈所谓国学 -- 酒门提督

一梦难遣身后意，

道场翻成欢场来。

文津街外穷庐尽，

成府路西孔庙拆。

谁为旧情肯倾觞，

徒因科名罗钱财。

学苑此恨代代有，

话到阖棺万事哀。

2009年的7月11日，这一天对于中国文化界绝对是个堪称‘残忍’的日子。这一天里，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人的逝去让本已非常缺乏深度的中国文化界进一步“削薄”。

两位前辈学人均占籍山东;)，都堪称著作等身，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中的一席之地早在其驾鹤西去之前即已铸就。而两位先生所遭际的生荣死哀也很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SIZE=3]一[/SIZE]

简单说，新浪、搜狐两大门户对两位先生去世的报道力度上的前后变化，颇让人齿冷。

两先生仙去当日，无论新浪、搜狐，在新闻处理上，季先生都是头条，是焦点，同时另有五六条附属新闻；任先生的讣闻则是由头条下数数行，仅一条普通新闻标题，既无加粗也无变色。轻重赫然不同。

然而到了7月12日，事情悄悄起了变化。

两大门户的头条都变成了：GUOAJIA领导人对任继愈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季羡林先生的内容反倒成了这一头条新闻的附属文章。我相信，之所以有这种变化，除了领导人的关注之外，任继愈先生生前所在的国家图书馆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本人也的确认为，对于两大门户在7月11日对两位先生的新闻的处理，国家图书馆有所不满甚至愤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后，如果国家图书馆采取了一定的公关措施，虽属无奈，但绝对算是任先生生前之同侪和门生们的份内之事。

任先生和季先生生前可能从来没争过这些谁正谁陪、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是其门生后辈会争。即便其中一方本无意去争，但终究抵不住时事发展，再不争的话，估计他们自己心里都觉得将来在另一个世界都无颜面拜见先师。

学术圈里的名利之事一直以来都是暗流涌动，但基本还算斯文。但如今有一个大变化是：以前名多利少，现在则是利随名来。所谓斯文扫地之时指日可待。

在很多人眼里，所谓师承，余荫为大。后面来的可劲推崇前走的，有些就并非不为私利。现在先生生前去后，一直有人要抬高自己的先生，高帽戴的先生自己都怕。还有人说，从吃一顿饭上也能看出先生的品格来，实属矫情。就像民国时候，章黄之学大盛之时，连那些从不治小学，更不识音韵之流都想以附尾余杭学派以自重。今日宇内，如此之徒也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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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IZE]

不管世事如何，季先生寿算98，任先生享年93，都堪称高寿。（民国那会的先生们像陈寅恪似乎大多享寿70多）。

本人专业虽然还忝列在季先生的治学笼括之内（西域），但就对学术界影响至广的大观点而言，倒是觉得，任先生提出的“儒家即儒教”似乎更容易让后辈铭记。

唯一比较意外的是，听闻任先生更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理由是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不知道这个看法是否贯穿任先生的一生。

有些资料中提到，当初任先生和夫人冯钟芸即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谈亲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对任先生曾有“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这样的评价。这个评价放在如今尤其值得记取。

任先生在治学之外，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做出的贡献也巨大。他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都是今日研究传统国学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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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此前的文章一篇。稍谈国学之界定和误解。

国学与绝学

摘要：

“国学”之要义在于统帅士心，化导国民；蓄一脉之水，保一族之墒；上有经典保持元意不失，中有士人负责言传身教，下有大众时时心诵笃行。是故，可称“国学”者，必能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由古及今发展不辍。由是，一国之“国学”绝非一国之“绝学”，妄以某学问之奇绝而忝列“国学”门者，皆不足道也。

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此后，对于他的某段爱情经历以及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褒扬之词也再度浮泛。近日，又有新闻称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成立，国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国学文化的努力正在逐步落实。但是，学生的疑惑在于，在国学重新取得国人重视之时，何为真正的国学？所谓的“国学”教授和大师们又是哪些具体“国学”门类的专家呢？

“国学”概念

“国学”此一字眼，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其时适逢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国学”正是在与“西学”、“新学”之间的相互对抗和转化过程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阵营旗号深入士心。上世纪末，文化和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此消彼长，也再次掀起了所谓的"国学"热。

那么，何为“国学”？很多人一直都以为“国学”两字一出口，因字生义，何须再论。上世纪初的国粹派代表邓实曾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其中所谓的“国学”概念虽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但其涵盖似乎太过于宽泛。不过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在其作品中也曾认为：“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其中所言几乎可以作为邓实之论的具体诠释。但平心而论，若以此来定义“国学”，既消弭了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特定时代性（至迟也要在二十世纪初之前），也忽视了其外延上的相对封闭性（其经典类目已经比较稳定）。

就学界而言，其实至今也没有对“国学”做出明确的界定。就内涵而言，笼统的说法是，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也有一些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当代研究机构，在结合了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后试图给国学一个更为明确的概念，比如有人就称，国学是以精神和哲学为基础的、以修身修心为手段的、以科举制为制度保障的、以知识书籍为表象的一种能力、成就及学问的综合体。

相对于内涵在表述上的可扩展性很强，“国学”的外延其实倒是可以比较固定。所以，其实如果从外延上确定“国学”的范畴可能更为明确。大体而言，“国学”若以学科分，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宗教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关于国学知识的系统论述，上世纪初有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和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演讲录》。比如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就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梁启超先生此后曾将列出了一个国学入门的最低限度书目：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后来钱穆在香港开设学术文化讲座时，也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其中前五书，更是我国学子必读书。

由此，如果我们要判定今日学界何为一个合格的“国学”教授，不妨就看一看他的研究著作有多少是涉及到了梁启超和钱穆列出的这个国学最低书目。

季氏与国学

国人传统上对于长者学人的公开评价大多从传主离世才开始，但自现代起，似乎出现了一个倾向是更想提前为生者作评。比如对于季羡林，估计现在先生自己私下里对此也已经不胜其烦。名文人李敖就曾表示说，季羡林不符合“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等“三项桂冠”，如果抛开李敖向来嘴硬的意气之争不谈，需要得到季羡林先生谅解的或许应该是李敖力图在另一层面上还其“清白”的努力。

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经历看，自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学习梵文，成为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唯一听课者。（数十年后钱文忠又成为季羡林吐火罗文的惟一听课者）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其"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内，一直在研究印度学、斯拉夫语言、佛教混合梵语。1946年秋，季羡林在北大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时的同事也多为语言学家或外国文化专家，如**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如果按照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的总结，他们把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分成10个方面，即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比如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丛书的总编纂）、散文创作等。

总起来看，季羡林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从来都是和历史语言学（或者说印度古代语言）联系在一起，至于真正能和“国学”扯上关系的也多局限于其荣登“国宝”之后的那些总编纂、说国学等宏观性工作。对此，那位专门在电视节目中向季羡林先生行跪拜礼的钱文忠教授也在其《季门立雪》一书中说：“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等于间接承认了把季羡林先生看作“国学大师”是不妥的。而即便季羡林先生自己，也在一年前的《病榻杂记》中就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因为他“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

那么，如果季羡林和其后学都曾表述对“国学大师”这一称谓的否定，如今国内铺天盖地的高帽又从何而来呢？

简单说，这实与现今文化界名学者总爱“玩过界”的不好倾向密切相关。比如像物理学家大谈美学，西洋油画毕业生耍弄传统书法等等，如此做法要在小范围的交流也就罢了，设若通过现代传媒再添油加醋送到普罗大众面前，不变形变味才是怪事！

以季羡林先生而言，自认“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而且出了书，甚至给“国学”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季羡林先生这里的国学才“说”了一分，但是经过媒体和阿谀者的宣传就成了十分。这显然与其辞谢“国学大师”之谓的本意不符了。

另外像季羡林先生之所谓关门**钱文忠在电视节目中向季羡林行跪拜礼，无疑是向黄侃拜刘师培、刘博平拜黄侃等“国学”先贤故事致敬，但在具体处事中却辨称“至于‘国学大师’，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诚可视为彻底的狡辩之辞。因为如果连国学最关注的经学都不关注的话，那还能是什么样的“国学”？国学本来就是以其传统而得以彰显其价值意义，试问“并非传统意义的国学”是否还是学界众人所体认的“国学”呢？

题外话

波斯纳在论述“公共知识分子”时曾经说：“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不得不说，现在国内的各类文化学者们正面临着成为媒体宠儿兼人质的险境，而国学也往往成为一些人的万用招牌。学生以为，如果说现在精研“国学”对有些学者来讲已经为时已晚的话，那么，他们如果能够接过“国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勇敢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也可谓勇矣。

至于大师之争，吾以平民观认为：凡大师者，必承前继后，且重在后世影响大成者，可谓大师 。

老先生承前继难，后继不足，自有局于楼阁中，管他春夏与秋冬，故可为 一代 学术大师，足矣。

至于国学之争，更为荒谬。

如一男一女，男张，女王，天意中结为夫妇，其子若归夫姓，则张，归女姓，则王。按传统，则可为张家之后，或王家传人，其实皆不然，是为张王之后。

如中华民族，为多民族文化之融合，若要分辨你是儒的后，他是道的后，他为孺子你为牛，岂一家所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