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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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记载了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 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据抗战时期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 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一百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十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 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 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这4年中，将近1 000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长、甲长们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就被乡长当场喝令乡丁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也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先后采访近20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 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拋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代“许多学者”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残酷虐待壮丁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役工作：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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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以抗日战争兵役工作的见证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于抗战壮丁史的当代读者，然而，苍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乡却留下并出版了一系列驳斥流沙河的珍贵文史资料。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 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据查史料，民国28年2月14日至民国33年5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借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1、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 000万人。
2、《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万”；二是“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四百万。两项合计五百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3、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算账，“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八年征出的1 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 227 926人，其中阵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两项合计为4 165 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愈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八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4、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时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诚。
上述对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 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1、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 405万人；
2、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3、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
4、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5、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计算结果如下：
1、部队正常减员数
＝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2、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4、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 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的57%。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胡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 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1 000万人。
以抗战八年实征1 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八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6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八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 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在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而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进入军队后死亡人数总计为175.1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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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民党军队普遍残酷虐待广大抗战壮丁的基本事实，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除了数理考据外，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万，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188万人，其基本方法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所著文章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的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 546人在申请书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血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自诩为“四川人”代言的“许多学者”，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
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口径，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音”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探踪”方向。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修改稿
作者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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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地补充一下，似乎可以把国民党兵役署长被枪毙也作为例子列入吧，此外，似乎有资料说，一队壮丁被虐待，有死于张澜家门前，于是被张澜告发。此事也是发生在川中？
又，窃以为，流沙河老人的这句话，实在是错的离谱，已经到了不值一驳的地步，故，您的大作不如把侧重点放在拉壮丁历史的辨析之上，而不要以驳斥流沙河这段话为目的，似乎，更有力些？
本来，我已经和周军商量好了，这篇文章就不贴出来了，但这几天有位网名“绿霸滑稽护航”的，出来为流沙河当县兵役科长的父亲辩护，竟然声称“县军事科长也就是个盖章的角色”，而流沙河之父在“1946年，上面分配金堂县壮丁三千名，他（余营成）就私自多派两百名，每名卖三十石，共贪污六百石。1946到1947两年的壮丁安家费，全部被他们吞没了，反而还去敲诈壮丁家属。他搞了钱交不出壮丁时就到处乱拉，拉的金堂路断人稀……"
鉴于“绿霸滑稽护航”的辩护离谱得出奇，索性就把这篇老文在河里贴出来，让更多的网友看看。
“绿霸滑稽护航”的帖子见《双石：最烦奶油GD抹统战稀泥——兼与流沙河老师掰活几句》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65903
期待您更多的大作在此贴出啊，您的六十军纪实非常好！俺获益匪浅，一起谢过！
http://www.luobinghui.com/ld/wl/200510/6239.html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
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不便，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
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
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
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
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
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
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蒋梦麟先生的文章总是被人阉割。甚至凭空加入了“1400万”这个减员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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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厮倚老卖老颠倒黑白。
ZT http://bbs.saraba1st.com/thread-171087-1-1.html
原帖由 思考得人 于 2009-4-25 22:44发表
你错了 他全看得到 真相全知道 问题是 他爹就是他们县主管拉壮丁的兵役科长
没有一样罪行是他爹跑得了的 你说 他能够不颠倒黑白么？ 自己的老爹总归比非亲非故的泥腿子重要 ...
怨天尤人，就是不考虑自己能否努力去克服困难。难道没有飞机的时代壮丁就应该这样大批量地死亡？其实，不说别的，看看当时的中共吧，人家除了延安有几架飞机飞来飞去外，哪里有什么飞机和机场，但是，壮丁死亡率呢？
其实，那个时代的飞机空运能力不强，不可能运太多的壮丁（说老实话，二战时的任何国家都不主要靠飞机运壮丁，有条件的主要靠铁路，没条件的就是靠走）。我估计蒋梦麟所说的情况应该主要属于向驻印军运壮丁的措施——就是这样，还有些壮丁在空运途中被高空寒流冻死，因为衣服不够——我看过有的资料声称，一方面为了增加运输量，另一方面到了印度，美军会发衣服，因此，不少壮丁只被发放很少量的衣服，《大国之魂》里有反映：
飞机猛烈地震动起来，螺旋桨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这就是说，诀别的时刻到来了。机舱内的气氛沉重起来，大家全都默不作声。飞机开始滑动，机舱只有几个舷窗，大家再轮流看一眼窗外的祖国。有的人突然后悔了，抽抽噎噎哭出声来，于是又引起许多小知识分子感情冲动。
我父亲努力不去想他的母亲。他觉得鼻子直发酸，眼泪险些就要涌出来，但是他不想哭，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龚壮丁却不知羞耻地放声嚎啕，据说他良心发现，自责不辞而别，对不起祖宗和孩子。
感情的暴风雨很快就过去，雨过天青，飞机继续升高。不久，学生们的注意力就发生转移，他们不再留心窗外，而是集中精力对付机舱内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飞机上升到一万英尺，美国飞行员都穿上翻毛皮夹克，学生们却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有一个飞行员出于同情，扔出一些帆布，于是学生们就好像越冬的狗熊一样，争先恐后钻进帆布把自己裹起来。
飞机继续爬高。到一万三千英尺，机舱出现缺氧，气温骤降到摄氏0度，舱壁上的水汽结了冰。帆布完全不足以抵御寒气的侵扰，学生们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昏昏沉沉进入半休克的冬眠状态。
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空中飞行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他们后来才被告知，当他们被冻得不省人事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边缘。但是没有人感到惋惜，因为每个人都巴不得快快结束这种该诅咒的空中旅行。漫长的煎熬随着一声剧烈的颠簸和刺耳的摩擦声结束了。歪歪倒倒的学生毫无诗意地爬出机舱，然后跌倒在草地上，好像冻僵的大蜥蜴那样摊开四肢吸吮太阳。残酷的空中旅行耗光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把他们变成一根根毫无想象力的冰棍。南亚的太阳好像一只大火炉凶猛烧烤着草地上这些手脚僵硬的人们，把冰凌和寒气一点点从他们的血管和骨头缝里剔出来，然后再把生命和热情重新注入他们的躯体。
这种类似十八世纪贩卖黑奴的残酷空运险些要了我父亲的命。它初步扫荡了小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把他们对于坐飞机的美好期待变成一段痛苦不堪的回忆。直到四十多年后，当我为写作这部作品收集素材的时候，我终于替我父亲和千千万万抗战学生找到这种非人运输方式的罪魁祸首。
虐待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抗战期间，重庆政府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就把运往印度的士兵的棉衣裤扣下来装备国内部队。中国驻印军原副总司令罗卓英上将热情更高，他建议说：“让他们光着身子，一架飞机至少可以多装五十个。反正空中时间只有四个小时。“这个可怕的建议幸好由于美国顾问的反对才没有成为现实，否则我的父亲很可能早就变成一条冻带鱼，自然也就没有我了。一九四二年底，首批从国内运往印度的两个作战师中，就有不少体质羸弱的士兵被活活冻死在空中。
这段话也反映出蒋梦麟在此处不讲逻辑，他先说“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不便，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又说“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这不正好反映了主持人的认真办理就补救了那些缺点了吗？其实，仔细读读他的文章、再读读别人（例如美国人）对国民党壮丁的改善措施，就可以发现“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当然得切实实施这些措施）。
也不晓得当时怎么征的百越……没走到就先死光了吧
哪来的小飞机场？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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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这人跟陈MM笔下的那位胡适大师有的一比，萝卜丝兄先看看这段话黑字的部分：
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在这条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会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吧。”我说：“既已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和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
典型的JY思维，现在谁还听这种论调？1947年的苏联人民生活得很苦是建设国防弄的？活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