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摘抄]著名的毛泽东1959年7月3日庐山会议讲话（一） -- 乔治华盛顿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讲话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之前会议还是以正常程序，对当时的形势和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交流，之后也就开始的对彭德怀及其所为军事俱乐部的批判。这一个讲话是李锐根据他自己的纪录，并结合其他人记录组织出来的，很完全，很真实，对于人们真正了解1959年庐山会议很有用，并且也可以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完整，具体的了解。欢迎大家讨论。因为比较长，分几次发出。

以下就是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小时，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纪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缘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两头是对立的，正确和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去。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事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青睐。向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听，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的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在公社运动。我到涿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垦郎焦?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那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行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高，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有30%。总之，家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月了，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了，社与队的帐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帐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为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是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那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到今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种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穷，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这个我看可以，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在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财产呢？只有一个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加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个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性，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世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学大庆，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的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一个姓曹德将军（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坐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一听政治经济学么？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工人学哲学么，农民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过，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来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只省以下的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打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了多次检讨，难道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嘛，要让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这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我非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做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个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那个方向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这些人在关键时会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扭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使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有些同志和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这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得有失”，“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东药型，或降一等，使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高级社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等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了。只要你登70万条，专等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事坏的，都登载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鉴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作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的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当时讲，你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众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要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那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顶了20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8上庐山，蒋介石3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这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轨迹。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一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1亿5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一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一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一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的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功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功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1年，2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的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跨一半，还有一半，跨7分，还有3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各个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关，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四楼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益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部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肉。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可以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要讲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人是触不得，听不得坏话；一部分人是方向危险。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一件事驳谁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垦郎秸飧龅湫停?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将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报了。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做决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了。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跑得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公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谢谢你的资料！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个明快，一见形式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了，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呀！（刘少奇插嘴：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到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少奇：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没有将）一国可以胜利，到那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少奇：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的，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了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呢？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有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也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的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早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是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万吨（1958年6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年全国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创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断子绝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又屎拉出来，又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了，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 不到两个钟头嘛. 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