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就巴以关系也来说两句。 -- wolfgan

“伊扎布特”在新疆的危害及对策

“9·11” 事件后 ,国际社会对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联合打击 ,大大压缩了暴力恐怖犯罪的空间。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不得不调整策略 ,竭力淡化其暴力色彩 ,寻求新的犯罪形式。此间悄然兴起于中亚的“伊扎布特”极端宗教组织 ,为了争夺思想阵地 ,也开始加紧向中国新疆渗透、蔓延 ,妄图在境内“三股势力”遭到严厉打击的低谷时期 ,借新疆跨国民族和穆斯林群众较多的条件 ,重新整合力量 ,伺机进行新的破坏活动。“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的出现 ,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宗教极端势力的问题 ,更是目前新疆恐怖主义犯罪新的发展趋势之一。

一、“伊扎布特”的组织形式及特点

“伊扎布特”( Hizb2ut2tahrir) 系阿拉伯语音译 ,译为“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拯救党”,前身为“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机构。由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教法官塔吉纳巴尼法拉斯蒂于 1952 年创建。“伊扎布特”不是一般的宗教组织 ,而是一个国际宗教极端组织。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中亚地区发展、蔓延。该组织主张以和平方式推翻现政权的世俗统治 ,实现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的梦想。即“通过发动非暴力的和平‘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该组织的中央机构是“伊扎布特委员会 ”,其下层组织逐级为“伊扎布特”君主、“伊扎布特”君主部、玛扎里木宫廷、木依塔买德、乃克甫、加哈孜等。基层一般分为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由五至七人组成 , 并有一个小组长[ 1 ] ( P148)。极端宗组织“伊扎布特”有这样一些特点值得注意:

1. 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主张通过非暴力的“圣战”建立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家的政治目标。其步骤就是:首先 ,用伊斯兰意识形态和伊斯兰教规来统一大众意识;其次 ,使信奉伊斯兰和执行伊斯兰教规逐步合法化;最后 ,建立伊斯兰政权。

2. 有严格的加入程序和组织规则 ,行动诡秘、隐蔽。“伊扎布特”主要采取说教的方式发展成员。对愿意加入组织的人员 ,首先培训 ,再考察 ,最后才吸纳符合条件的人员为正式成员。为保证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下级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并且相互间互不透露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在联系方式上多采取单线联系 ,上级熟知下级的情况 ,而下级不知上一级的情况。同时“伊扎布特”组织的犯罪行动十分诡秘 ,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隐瞒真实身份 ,既无真实的身份证 ,又不办暂住证。其成员禁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 ,并且多以偏远出租房为活动据点。

3. 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势头迅猛。中亚的“伊扎布特”组织在国际势力的联合打击下 ,受到到了限制和挤压。但其发展势头并未减弱 ,漏网的残余分子还在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发展活动。他们瞄准了新疆 ,继而加紧向我境内渗透。新疆有不少的普通信教群众出于朴素的宗教感情 ,为“伊扎布特”思想宣传所蒙蔽 , 最终被裹挟加入了组织。自1999 年首次出现“伊扎布特”组织以来 ,我公安机关近年相继又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破获了数起这样的组织。虽经打击 ,但很快又死灰复燃 ,并在我区一些地方迅速发展蔓延。新疆各地的“伊扎布特”组织不仅在本地区发展成员 ,而且加大了与各地“伊扎布特”组织漏网成员、刑释人员的联系 ,并且有向内地渗透和发展的势头。他们尤其瞄准了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各级各类学校 ,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

4. 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极端宗教思想进行分裂活动是“伊扎布特”组织犯罪活动的又一明显特点。“伊扎布特”组织主要采取说教方式传播思想发展组织成员 ,除了所谓“自由传道人”、“民族思想家”去做思想动员工作外 ,他们还印刷和散发了大量宣传“伊扎布特”思想的宣传品 ,包括书籍和传单。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互联网又成为“伊扎布特”组织的宣传舞台。截止目前 ,该组织在欧洲、南亚等地建立了“伊扎布特政府”网站、“哈里发”网站等十几个网站。用英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乌尔都语等 10 多中语言向外界发布信息[ 1 ] ( P150)。利用宗教教义进行煽动蛊惑是其与暴力恐怖分子的明显不同之处。

5. “伊扎布特”组织拉拢和利诱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新疆近年破获的数起“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案的成员主要是各类在校学生。这表明为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妄想 ,“伊扎布特”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 ,企图通过向青少年灌输泛伊斯兰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 ,培养所谓“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

二、“伊扎布特”组织的本质

“伊扎布特”组织所鼓吹的思想及其做法都表明 ,它不过是“三股势力”在国内外遭到重创时 ,改头换面、欺世盗名的另一种形式。在本质上与老牌的“三股势力”如出一辙 ,是一丘之貉。

1. “伊扎布特”组织的言论不过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老调重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直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惯用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泛突厥主义所宣扬的“突厥民族”至上、鼓动民族敌对仇视以及联合所有操突厥语族的民族建立纯粹的“突厥民族”国家的反动思想 ,都被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吸收和继承 ,并在改造和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观。他们针对新疆特殊的民族结构状况 ,时时刻刻向人们灌输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意识 ,在操突厥语族与其他民族间制造对立情绪和摩擦 ,制造民族矛盾 ,利用民族矛盾来达到其分裂国家的阴谋。民族分裂分子利用伊斯兰教在新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特点 ,大打“宗教”这面旗帜 ,完全吸收泛伊斯兰主义的反动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鼓吹伊斯兰至上、伊斯兰教的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妄图以宗教狂热鼓动广大穆斯林的民族情绪 ,制造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从而借机扩大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社会基础[ 2 ] 。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那里 ,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一体的。泛突厥主义者面对伊斯兰教在突厥语族广大群众中有广泛、深刻的影响的现实 ,竭力加强同泛伊斯兰主义的联系 ,充分利用伊斯兰宗教 ,从事极端政治活动。正如他们的典型口号所称:“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国 , 我们的民族是突厥 , 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 3 ] 。

“伊扎布特”组织所鼓吹的思想与以往民族分裂分子别无二样 ,也不是什么新思想 ,无非是重弹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的老调。只是出于分裂活动的需要 ,在思想策略、行动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变换了手法。他们更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宗教四化”的最终目标 ,即通过宗教教育化、宗教年轻化、宗教社会化来达到宗教政治化的目的。具体而言 ,宗教教育化 ,就是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宗教教育唤醒穆斯林群众 ,重点向学校、机关单位渗透 ,在大中专学生中培养分裂分子;宗教年轻化 ,就是用宗教争夺青年人 ,培养更多的塔里甫和懂教义的年轻人参加“圣战”; 宗教社会化 ,就是夺取宗教领导权 ,通过普及宗教知识结成联合战线 ,团结所有的穆斯林反对非穆斯林人民群众。以上“三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宗教政治化 ,即建立“古兰经”为宪法的“东土耳其斯坦”国家[ 4 ] 不管他们如何掩盖 ,其目的都是昭然若揭。

2. 表面上是宗教组织 ,实质上是政治组织“伊扎布特”组织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综合反映。它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 ,但却有极端的政治主张 ,企图通过思想控制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 ,来实现他们用伊斯兰教改造、统治社会的目的 ———实现所谓的“伊斯兰政治

化”。

3. “伊扎布特”口头宣称非暴力性 ,实际施行的是暴力恐怖主义策略尽管其口口声声称决不诉诸武力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已破获的此类犯罪组织来看 ,“伊扎布特”组织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放弃先前宣传的以“和平方式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主张转而采用武力方式达到其目的。有消息表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组织保持着密切关系。这就意味着“伊扎布特”组织开始与国际恐怖势力联手 ,或者说国际恐怖势力要以“伊扎布特”为掩护进行新的活动[ 1 ] ( P154)。

三、“伊扎布特”组织的危害性

“伊扎布特”的种种言论和行径都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稳定危害极大。

1. “伊扎布特”组织的诡秘性和极强的反侦查力 ,使得对其打击难度加大较之其他类型的暴力恐怖组织而言 ,“伊扎布特”的组织形式更为隐蔽 ,结构更为严密 ,纪律更为严格 ,彼此相对独立。因而对其犯罪动向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和彻底铲除。这也与其固有的国际性、政治性、欺骗性密切相关 ,在短期内有迅速做大的势头 ,如不尽早打击 ,一旦形成势力 ,在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体的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 ,尤其在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非法宗教屡禁不止的一些地区 ,将具有极强的煽动性、蛊惑性。

2. “伊扎布特”有极强的欺骗性与极深的危害性“伊扎布特”组织在公开的、激烈的暴力恐怖活动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各国严历打击的时候 ,转变“斗争策略”,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非暴力手段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 ,这较之公开的暴力犯罪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危害也更深远。有不少参加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的。“伊扎布特”组织所谓的“非暴力”思想的宣传以及积极寻求与各国政府对话 ,谋求其活动合法化 ,都与以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崇尚武力的宗教组织不同 ,包裹了一层“非暴力”的伪装 ,让人误以为他们的活动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 ,没有什么危害性。容易产生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 ,从而给分裂分子以可乘之机 ,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是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5 ] ( P254)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总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 ,是各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我们以往的斗争就有深刻的教训 ,过去有些地方在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忽左忽右 ,该管的没管好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断层。在宣传工上 ,信教群众听宗教宣传多了 ,听党的声音少了 ,甚至有些地方宣传阵地几乎被宗教所占领[ 5 ] ( P209),

这就给打击民族分裂分子带来了许多不利。所以说 ,意识形态领域从来都是各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 ,谁失去了这个阵地 ,谁就有可能失去了民心 ,失去政权。

3. “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发展重点对象 ,用心极为险恶、危害极大1999 年 ,新疆首次发现中亚“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建立的分部 ,其重点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2000 年 ,有关部门再次发现境外“伊扎布特”组织在新疆的渗透活动。而且 ,其成员不仅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 ,大量的“三股势力”残余分子也混迹其中。有资料显示 ,新疆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犯中 66. 1 %的人年龄在 20 ～30 岁之间[ 5 ] ( P179)。近两年在新疆一些高校接连破获了以大学生为主的“伊扎布特”反动组织。更有甚者 ,在 2003 年破获的一起“伊扎布特”反动组织中 ,其成员涉及 27所大中小学校 ,情况十分堪忧。这表明 ,包括“伊扎布特”在内的敌对势力愈来愈重视与我们争夺青少年 ,在屡屡遭到打击的时候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由老年人出面活动转向发动青年打头阵。这是与我

们争夺青年一代 ,是与我们争夺接班人。

分析以往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无不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与非法宗教活动有关;二是与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有关。“伊扎布特”也不例外 ,其宗旨和任务表明了它反政府、反社会的性质 ,危害性也比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更长远、持

久 ,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类似的犯罪组织存在、发展。境外的“伊扎布特”组织已经把新疆作为中亚“哈里发”国家的一部分 ,如果任其蔓延 ,势必会影响全国的稳定。因此 ,对“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的渗透活动 ,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1 ] ( P158)

四、铲除“伊扎布特”组织的对策【下略】

文/安然

第一次听说“长平”这个名字是在去岁年初，他写了一篇涉及西藏的雄文，网民争相传阅。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向以敢言时议著称的《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自此，对他的文章、消息就格外留了意。

很长时间不买报而读报的我，前几天一时兴起，在街头买了一张《南方周末》，算是怀念一下没有网络的日子。巧的是这期南周就有特约评论员长平的新论，而这篇谈古论今的文章照旧触动了保守派紧绷的神经，原委是这样的：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在经济缩水和政治乱象中，台湾官民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起飞的经济和他晚年毅然肇兴的民主政治。作为时评家的长平，不失时机也是在尽本分地对此进行介绍，不想却惹得北方诸公再度声讨，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嗔怪长平为何不让人们记住毛邓，反要去记住小蒋？指责得如此堂而皇之而又左得可爱，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倒”地——难道小蒋的冥诞，要去为我朝太祖、太宗庆生？而且，在海峡两岸关系正在升温、国共有望三次合作之际，新左人士（一看文风就知道出自此派手笔）依旧将对台湾现任领导马英九先生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小蒋骂为“独裁专制者”，实在有点为私愤而不识大体。

在那篇署名“北关”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中，有一句党报批判各种敌对势力时通用的名言“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用在往日倒也罢了，用在同属体制内同志的长平身上并不适当也非事实。这位“北关”先生要么是没怎么看过长平的文章，要么是在无视别人曾经的善意。长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上写过一篇言及小人物们对春运中黄牛党勾结权力倒卖火车票表达不满的文章，我对之印象很深：一位没替大家买到票的民工在火车站向自己的伙伴愧歉地发表了一番颇具奥巴马语言风格的演讲，用“恶搞”别国高官的方式表达自己卑微地想要回家过年的心情。这算不算一件重视“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的实例？而且，我想它绝不是孤例，因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民众的代言是有光荣传统的，往往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冒死地进谏。没人可以昧心地说知识精英是在罔顾民生，只有党国才心忧天下，那是在以献媚邀宠换得借刀杀人——实是小人之举！

其实，长平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面的名为《奥巴马演讲的中国文本》的文章中，我更为重视长平提到的一本书——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

因为下面这段话太有启发意义了，所以我不舍一字，全段照搬：

“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斯科特对于弱者行为的研究部分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心中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疆小偷在近十年内突然出现在内地的街头上？现在看来，这不仅与大规模移民垦荒导致南疆绿洲生态恶化、民生维艰有关，也是这个国家执迷不悟的某些边疆苛政在暗中推波助澜造成的。所以，有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奉劝他们的穆斯林说：他们是在偷窃汉人！某种悄然存在的反抗意识在为这种错误的行为正名。

读文至此，我知道肯定会引发有“News Censorship”心态的部分国人不满：国家对少数民族施予了多少多少的天恩雨露，这咋不提？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连我这个曾经只身犯险闯过禁地的人也长久有苦难言，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来都被遮掩在浮华的背后。

谈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真相”，就不能不提长平那篇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无数人开始思索也令无数人备感恼火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他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说出了中国新闻控制的真相，批评了“Anti-CNN.com”网站只反西方媒体偏见，不反国内新闻控制的伪善，在西藏问题上他质疑中国愤青并不在意真相：“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他反问中国国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是第一次从一位汉族知识分子那里听到如此能够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的坦诚之论。

我这个处于少数地位的异族实际上早就认识到长平是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但他并不比我更安全，“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长平的家国之爱深沉、内敛，不同于大汉愤青张牙舞爪、一点就燃的自私民族主义，而是透着理性与宽容，这份识器既源自对历史的反思，也因为获得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吸纳能力。刘知几就说过，知人论世需要三种能力，即才、学、识，而我觉得这三种能力，长平都具备，这也是我爱读他的文章的原因所在。常能在长平的时评文章中看到他征引西方学界新理论，娴熟地运用来读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困境。《北京日报》的那篇批判文章竟然将这也列为一项“罪状”，难道只有党八股才“最红最专”，只有不学无术才是正统派？我真不知道那进步意味着什么了。

由于无法在事实与逻辑上以理取胜，一些深恨长平的人就不惜在背地里选择“洋奴心态、文化汉奸”等具有强烈情绪化的恶谥来回击。在一个爱国情绪有着深厚基础的国度里，这样的煽动很可以利用来激起一批思维方式简化至非黑即白者的天涯追杀。所以，遭过追杀也被捉进过大牢的柏杨总结中国的这种“爱国”现象时说：“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酱缸震荡》）好在历史与命运让柏杨那批台湾人能在有生之年幸遇明主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