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西安事变前五个月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部分分析 -- frnkl

然而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思想，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首先提出的。

1937年初，蒋百里先生军事理论著作《国防论》出版。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并他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并告诉人们，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蒋百里先生的主要论点还有：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蒋百里提出：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1938年11月，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先生于迁校途中病逝，并获追赠陆军上将。至此，蒋先生先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持久战”已不是问题。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的望见了一个灯，好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那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二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的笔记中间片段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的告诉我：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但既或没有介个，中国抗战也并不是没有得到“收复失地”或让对手知难而退罢手休战的“有限胜利”的可能呀！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想，那岂不是连百里先生的见识都没有了么？

中国当然抗战有贡献，但不为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毛‘想的更漂亮’并没有实质意义。

第五，超前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所以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氏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应该说，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在蒋氏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1937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英雄所见略同，蒋、毛二人先后揭示了战争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重要的人口战略思想。

第四章 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著书难，译书难，可是读书也不易。序文的价值，就在使读书的人得到一种读的方法。因为凡著一本书对于环境的情感，和时代的趋势，不是著者自身所能说明，若果读者单看书里的理论和事实，是不容易了解，而且容易发生误会。

算来已经有二十八年了，我在德国军队中同伯卢麦将军 V. Blume 的侄子在一起，从演习地回家，两人骑在马上谈天说地，我忽然问他“你看我将来在军事上，可以做什么官？”他对我笑着说：“我有一个位置给你，就是军事内阁长。”（即本书中所谓德皇帝之军事秘书长）我说：“我难道不配做参谋总长？”他说“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德国参谋部要选择一个有性癖的，或有点疯子气的人做参谋总长。”我说：“那可怪了，不过陆军部长呢？”他说：“参谋部长是公的，陆军部长是母的，我们青年军人不想当陆军部长，因为他是陆军的母亲，要有点女性的人，才干得好，鞋子也要管，帽子也要管，吃的，穿的，住的，又要省钱，又要好看，又要实用，所以俄国用擅长军事行政的苦落伯脱金 Kuropotkin 去当总司令，牝鸡司晨，结果失败了。但是**皇帝多喜欢用这种女性呵！（当时日俄战事，德国军人资为谈助，而对于德皇之用小毛奇有些不平。）参谋总长的性质同陆军部长不同，不要他注意周到，要他在作战上看出一个最大要点，而用强硬的性格不顾一切的把住他。因为要不顾一切，所以一方面看来是英雄，一方面看来是疯子。军事内阁长是专管人事，要是有性癖的人去干，一定会结党会不公平。要是有女性的人去干，就只会看见人家的坏处，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闹得大家不高兴。我是恭维你人格圆满，不是说你没有本领呵！”

“把住要点不顾一切”可以解释大战时破坏比利时中立的作战计划。细针密缕，各方敷衍，可以解释自马纳河战役后至凡尔敦攻击为止之弗尔根海（他是由陆军部长转到参谋总长的）的一段不澈底作战经过。所以我那位德国伙伴的话确实有他的真理。

鲁氏是参谋部出身的一个参谋总长材料，他是有性癖的，所以当时很受各派的攻击，后来在希忒拉政治活动中又失败了。他的“全体性战争”就说一切都以战争为本，翻转来说，正是他“把住要点不顾一切”性格的反应。德国战争失败的原因，人家都说军人太偏了。在鲁氏说，正是因为偏的不澈底。如果偏得澈底，则不是偏而是正的了。所以我们读这本书，不可批评他偏，而要领取他偏得澈底的意义。

书中有几点是因为人家攻击他，他自己辩护所以有些过火。如同克劳寿维兹氏下战争的定义，谓“战争是政略的延长”，政客们就用此语，说军人应该听政治家的话，且举俾士麦以为政治家统御军人成功之证。鲁氏却说“政治应包含于军事之中”。其实政治于军事之不应分立，是千古不变的原理，而是否政治家应该指挥军人，抑或军人应该执掌政治，是要看当时政治家与军人本领如何而后定。战争是艺术，真正名将是一种艺术家，他的特性是“独到”是“偏”。所以需要一种艺术家的保护者，如威廉之于毛奇，克雷孟梭之于福煦，是一种形式；菲列德之为传统皇帝，拿破仑之为革命首领，又是一种形式。鲁氏因他人借克氏之说以攻击他，他却说克氏的理论已成过去，这是矫枉过正；谁都知道克氏学说是百年以前的。他又批评史莱芬的计划不适用，也是犯这个毛病。

鲁氏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就是对于威廉二世，他不好意思批评皇帝，其实政治与军事之不调和，及平时扩军计划（鲁氏的）战时作战计划（史莱芬的）所以不能实行之故，都是这位平时大言不惭，战时一筹莫展的皇帝的责任。不好意思说东家，所以把店伙一个一个的骂。读者应当观过知仁，不要责他蛮横，要原谅他的忠厚。

以上所谈不过书中末节，还不能说到本书根本精神。这本书的根本好处，在对于未来的战争性质，有明切的了解，对于已往的失败原因，有深刻的经验。他的好处，我可以综括的给他一句话，叫“民族的第二反省”。

当一个民族吃了大亏之后，天然的会发生一种重新估计运动。但是革新运动的人物，大都在当时失败过程中不曾负过相当责任。群众本来是情感的，所以这时候只知道清算过去，因为破坏一切的理论很容易成立，却不能指导未来；因为改造社会的实际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行动；民族第一次反省的过程，总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时代。这个时期大约总在二十年左右，所以法国七十年大败之后，他的真正国防力是到八十八年才成立的。大战后的德国第一反省，是社会民主党时代，所以到现在才有这第二反省的呼声。普鲁士军官，从小锻炼身体，寿命很长，所以在第二反省时代，还有得到当年身负重责的老人，本其实际经验，发为革新运动之指导。这在德国民族看来，真是鸿宝。

未来战争到底是怎样呢！如果我举德、俄、日、义等国的议论来证明，人家又要说：“军人蛮横”，迷信独裁，再不然又做了人民战线的敌人，破坏和平，罪该万死。

我如今一字不易，将世界上号为第一等爱好和平的国家美国人说的话，来证明一下，布罗肯比尔中校说“如果用毒气来杀人还不够刻毒，化学战不以杀人为目的，而以减少敌人抵抗力，增加敌人后方负担为最高原则。美国化学战部队所用的药剂虽有多种，主要者为糜烂毒液。该毒液有些茴香香味，色暗红，不易挥发，较气体易于保存，便于运输，地上动物着此液后，即能传染。中此毒者，若立刻进入病院，疗治得法，数月后可以全愈。盖此毒液之效能，不在致敌人于立死，乃驱敌人入医院，既不能战斗以为吾害，又不能工作以助国家，反加重其后方负担。且此人若不急进医院，则其衣履身体所到之处，皆有散布此毒汁之可能，吾人飞机、炮弹所不到之处，敌人可代为散布毒液。据现在所知，欧洲各国所制的防毒面具，对此毒液毫无用处，因此毒非藉呼吸而发也。此种防御服装，美国业已制成，惟全身不通空气，故不能久用，且为价甚昂；且此毒液之野存性，在最干燥之天气中，尚可达六时以上，若天气潮湿可达数日。其比重较水量为重，故可用飞机由空中洒射，决无因风向关系，而害及使用者之危险性。且其挥发性极低，比重较大，化学成分极稳定，故用普通解毒法毫无效力”，云云，这是以威尔逊十四条和平主义国家的办法，不杀人比杀人还要凶些。所以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 ”而是“国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

就既往的亲身经验而说，则此书第四章一字一珠，最为精粹，这是化了无数的金钱与生命，所换来的将来军事教育方针。如同世人谈到军纪，总以为就指兵卒能机械服从而言，其实德人军纪，立于（一）自发的精神力——信仰与觉悟，——（二）自动的行为力——技术的习惯与体力之支持——（注：技术的习惯就是中国所说的艺高则胆大之意）决不是区区集团教练所能养成。而有待乎最高深的精神指导。军纪所要求于兵卒者，在性格强硬，并不是柔软的服从。达尔文说得好，军纪者，在上下之信任，不是服从就算的。

我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们，切实的一想，世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逃是逃不了的——不过三四年罢？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蒋方震序

1937年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由限制战争逐渐发展到禁止战争。但因国际纷争具体情况复杂，有些国家就把禁止战争解释为禁止“宣战”。比如1933年7月，苏联与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斯、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立陶宛等国分别签定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就把首先“向他国宣战”规定为侵略。中国本来是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如果首先“宣战”，会不会被一些国家视为“侵略国”，这恐怕是当时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担心的，因为整个讨论连“宣战”一词也尽量回避，而只使用“绝交”。

第二，他们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日本将利用交战国权利，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对来往中国的船只进行临检，从而断绝外国对中国武器弹药及军需器材的供应。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在1937年7月17日召开的统帅部会议上就曾报告说：“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国民政府军委会就宣战问题向政府所提出的意见也认为，日本一经宣战，即可依照国际公法行使封锁海港权和海上临检权，尤其是海上临检，将会使“我方自海外购买之一切军需品，无法运入缅甸和越南”，所以应赶在日本对华宣战之前，尽量购买物品，运存缅甸和越南，以便转运国内。其实，上海战事爆发以后，日本就企图行使交战权利，封锁海岸并对来往船只进行临检。1937年9月20日，英、法均就日本封锁海岸线的通知给予答复，英国答复说，凡有英舰护送之商轮，驶入被封锁海面，日方不得加以干涉。其无英舰护送者，日方可向之询明，是否确系英船，如系英船，则无论是否载运军火，日方均不得干涉。法国答复说，法国航运利益，不受任何干涉。惟鉴于目前情形，可将驶往中国海岸之商轮，通知本国驻远东海军司令，转告日舰司令。但这种通知并非承认日方对未通知之法国商轮有干涉之权。

第三，他们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美国将不得不对中日两国施行“中立法”，而根据当时的中立法，日本尚有许多空子可钻，中国却明显受制。“维希达号”事件便是一个预兆。当日本把战事扩大到上海以后，作为实施中立法的前奏，美国总统于9月14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运载军火前往中日两国。而恰巧此时美国政府船只“维希达号”正装载着中国订购的军火在航行途中，按照一般的法理，新的法令只对此后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维希达号”在总统颁布禁令之前开始的行为并不受约束。但“维希达号”却于中途返回，在美国海岸卸下了准备运往中国的物资。表面上看，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同时针对中日两国，并无丝毫偏袒。但美国此项禁令只针对政府船只而发，商轮并不在禁止之列。且不说中日战争的是非，单就中日两国的海防及航运现状，以商轮运载军械赴日，远比赴华便利、安全，美国此举名义上“中立”，实际上却在帮助日本。

第四，他们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就会立即变成全面战争，日本就会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向我国的重要港口及长江腹地进攻。战争初期，日本一直对外宣布：卢沟桥事变是偶发事件，地方性事件，要求就地交涉解决。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虽预感到大战即将来临，但贪图侥幸，以便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的想法仍很有市场。与日本长期准备相反，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时就确定“攘外必先安内”和“依靠国联”的外交方针，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联的软弱，国民党当局仍痴心不改，国联虽不足依靠，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却毫不动摇。于是有使馆升格及何梅协定、土秦协定的成立，有华北特殊化的出现。难怪在1937年7月16日召开的统帅部会?肯定，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抗战初期之所以没有对日宣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深感自身力量有限，加之准备不足，故希望尽量限制战争规模或推迟全面战争的爆发。

第五，他们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日本仍可利用英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安置其侨民和居留民，而我国却无此便利。根据前引中国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的报告，他们认为：“绝交后，日本居留民及日租界之日人，仍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居住，依然可以作造谣、扰乱、谍报等工作，英、法租界必加以保护，我无法驱逐及拘捕之，但我国在日本之侨民则无法保护，将被驱逐，甚至拘捕，而我亦无如许船只装载侨民归国。”这种担心虽显得过分畏首畏尾，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