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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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黄河和雪君的文章,无论是共产国际的特工还是潘汉年系统的特工,解放后都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实在为他们的命运感到悲哀.LD的祖父是老红军，部队里一直从事情报工作，是不多的搞情报和反情报工作的开国将领之一。但是他要求他的子女绝对不能做不能光明正大公开的工作，他说做谍报的人多数没有好结局，无论是哪一边的。这也是我们家的家训。

这个还是应该说一声。

许集美的事其实主要跟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有关，因为重点是在解放后而不是解放前，所以请原谅，我就不想说了……

好得让我看的时候都感觉抓狂了~

网上常见的说法都说团长不是连震东，而是谢汉儒，连震东是举荐谢汉儒为团长。而这个谢汉儒恰恰是那边叶飞叶司令的表弟：

正因为西西河里有您这样细致的河友，马甲在挖坑的时候断不敢草率大意。

为弄清慰问团团长的事情，我去查过49年10月的厦门报纸，按报上的登载，当时的团长是连震东，没有提到谢汉儒——想一想也知道，谢汉儒是民社党的议员，当时不过三十出头，一不是台湾人二不是国民党，既没有声望也没有政绩，凭什么担任这个“台湾民众劳军慰问团”的首领？

仔细看看网上材料，发现有关“谢汉儒是团长”的说法其实都源于同一篇文章，也就是谢汉儒1990年回大陆省亲时的讲话。当时，叶飞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侨委员会主任，所以谢汉儒实际上是在和叶飞拉关系（叶的父亲是谢的舅舅），并且特意强调了“10月16日，表兄弟两个同在厦门岛”的戏剧性。

其实，49年10月16日，叶飞并没有上岛，谢汉儒的团长身份也颇值得怀疑——当然，因为“金厦前线慰问团”分为好几个组，从谢汉儒身边的几个人来看，黄震球是青年党的、《自立晚报》记者萧枫是无党派的，所以我猜测谢某当时或许是个慰问团中“国民党党外的分团长”也说不定。

以上是我的分析。

兵熊熊一个，将熊就是熊一窝了。

马甲兄谬赞了，在下只是看见感兴趣的东西都喜欢放狗搜一下而已，属于爱狗人士，呵呵……

看来厦门这疙瘩的事，还是掌握第一第二手资料的马甲兄说的靠谱，即使推测也是有据可依。花马甲兄的敬业精神，弟并奉此以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dgfa.html

谍报奇才啊，搞不清为什么毛恨他到那个程度，单单为他被挟持见了汪，我觉得似乎不仅于此，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他的结局太惨，让人不忍再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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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黄天献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度过的——连续多天的紧张和焦虑已经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先前的恐惧情绪反而变成了昏昏噩噩的麻木，使他陷入了仿佛弥留一般的迷茫之中。

环顾四周，夜色沉重,远远近近的枪声此起彼伏。55军的防御已经全线崩溃，成群的败兵象受惊的兔子一样逃进了市区。城外的据点与警备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各部队的长官再也顾不上军事通讯的常识，电台里充斥着凄惨的哀告、凶狠的漫骂和惶恐的叫喊，所有的声音都在嚷着：“喂喂，船在哪里……哪里有船？”

停电了，厦门岛上漆黑一团，虎头山上的厦门警备司令部也陷入了夜的包围之中。这座阴森恐怖的砖石建筑曾经是南洋水师的官邸、日本海军的要塞、警备司令毛森的指挥部，但这时候却在恐惧的重压下显得摇摇欲坠，如同纸盒子一般的脆弱。

司令不见了、参谋长不见了，战情室里人去屋空，几个参谋、副官和书记员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犹豫着是应该投降还是应该开溜。黄天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长吁短叹、不知所措——他既不愿意继续付隅顽抗也不敢立刻逃之夭夭，因为抵抗在这时候显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如果就此逃跑，却又难免会受到“纪律惩戒”的处罚。

黄天献还记得10月7号那天，厦门的团（处）级以上干部在厦大校园举办“团拜会”，蒋介石总裁即席发表了一番“中秋感言”。他说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如果是太平盛世，本应该在家里享受天伦，但遇到乱世危时，就没有这样的清福了。夫人出国办外交，自己也仆仆风尘上前线，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如此冒险犯难，无非为国家尽最后之心力耳”……还说自己虽然已经下野，但还是革命的领袖，时刻都把国父的理想记在心头，他希望大家也赶紧振作起来，以国家的生存为考量，再也不要胆怯畏惧、醉生梦死，争权夺利，“唯必击退来犯之共军，巩固金厦，为公私争气，复可再言其他也……”

领袖的讲话痛心疾首，把蒋经国、谷正纲、俞济时和曹圣芬（《中央日报》社长）感动得直哭，其他人也跟着眼泪哗哗。于是大家都拍着胸口说起了狠话，市政府和市党部发誓“忠孝救国”、军长师长们赌咒“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警备司令毛森自然更不肯落后，决心率领军统的同志“杀身成仁”，誓与共党血战到底……那气氛真是既感伤又悲壮。

这番慷慨的誓言当然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但经过那个“中秋之夜”，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人再敢讨论撤退的事情了。大家虽然公开里都高调“积极备战”，可私底下却在狐疑观望，以骑墙的心态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而现在，最后的关头终于来到了——前线被突破，城里的党政官员首先就慌了手脚，厦门市长李怡星、参议长陈烈甫、地方法院院长林浩、首席检察官余高坚等人匆忙登上舰船，跑到台湾去了。不久之后，第166师也宣布“转进”金门归建（166师虽然名义上是厦门战场的总预备队，但他们属于第5军的编制，接受金门第22兵团的调遣）。于是，其他的人都开始焦急地盼望着“总退却”的指示，可是等来等去，汤恩伯司令长官部那边却没有任何消息……

黎明时分，黄炳炎参谋长突然回到警备司令部，并且带来一个令人意外的命令：汤恩伯长官已经解除了毛森中将的职务，改派第8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少将接任厦门警备司令。

原来，自从第8兵团退到福建以后，保密局就派了许多特工组，成天象防贼一样的盯着刘汝明（8兵团司令）、刘汝珍（8兵团副司令，68军军长）和曹福林（8兵团副司令，55军军长），搞得这帮军阀头子非常冒火。前线崩溃以后，他们就拿毛森出气，不说自己部下作战不力，反而指责警备司令部骄横跋扈、干扰防务、动摇了军心。毛森哪里担得起这个责任，一着急就把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给西北军将领写劝降信的事情给抖了出来，说第8兵团心怀叵测、行事诡异，有叛变的嫌疑……这下子可就把事情给搞大了，8兵团的司令、军长、师长们齐声抗议“毛骨森森，血口喷人”，一个个拍桌子砸电话，非要汤恩伯立刻拿出个态度来不可。

这时候，第8兵团是厦门岛上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他们的态度原本就比较暧昧，先前是靠着蒋介石亲自出马、百般鼓励才能够勉强维持场面的，现在被军统特务当面揭了老底，别说眼前的这一仗打不下去，甚至立马翻脸、就地造反了也说不定……结果情急之下，汤恩伯赶紧撤了毛森的职、又把刘汝明一帮人带到金门去安抚（其实是让他们与部队隔离），只留下8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负责收拾岛上的残局。

——写到这里，罗嗦几句。

《叶飞回忆录》中说：“16日黄昏……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逃往台湾，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军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们从监听的报话机中听到了，听得非常清楚”……还有文章描述得更加生动，说汤恩伯在海滩上用明语向军舰呼叫：“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

其实汤恩伯是17日拂晓（早晨6点左右）搭乘炮艇去金门的，并没有坐军舰去台湾。而他坐的炮艇就是“海军军士学校”那帮士官生先前开出去打过一仗的训练船，原本就停在厦大码头上，根本用不着用步话机叫喊，其中一艘运送汤恩伯、刘汝明，另一艘运送万建藩（汤恩伯的参谋长）和毛森，所以应该不会象故事中所说得那么狼狈……从时间上看，叶飞听见报话机呼叫的时候，在厦门海滩上的应该是“金厦慰问团”的那些人才对。

新上任的厦门警备司令李诚一是黄埔5期生，说起来也算是军统的人，但由于先前一直在北方担任“情报联络工作”（实际上是军统派往杂牌部队的“监军”），所以南方的特务对他并不熟悉。如果换在平常时候，这种违背地缘习惯和派系规则的职务调配在军统单位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现在却无所谓了，因为谁都明白这位司令的任期其实不会超过几个小时，所以听说毛老板已经跑掉了，大家也就作鸟兽般散去、开始为各自的前途做打算。

17号上午8点过钟，黄天献回到柏原旅社（今思明西路的民主大厦，当时是厦门最高档的饭店之一），躲进房间里换衣服。

先穿一套海员衫，照镜子以后摇摇头：“不行，象个船长”，于是又换西装、再换短褂……结果不是象科长就是象区长。“平常嫌官小，现在嫌官大”，最后找出一身白色的网球服，才勉强打扮成了洋行买办的模样。

装扮完毕又开始处理随身物品，烧文件、烧信件、烧照片，把公章私章全敲碎。抽屉里有两把手枪，一把从新加坡带回国的韦伯利左轮、一把华侨商会赠送的袖珍毛瑟，房间里还有几口箱子，里面装着茶叶药材、字画瓷器和丝绸金银……黄天献揣了几个戒指，门也不关就走了，并且还对走廊上窥头窥脑的“西崽”说：“赶紧收拾，屋里的东西都归你”

相对于普通官吏而言，黄天献在逃亡的时候是显得比较从容的，这主要因为他曾经受过专门的训练。作为职业特务，隐蔽和逃跑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人物大多都具有“敌后工作”的经验，比如毛森在抗战时期曾经“大闹上海滩”，黄炳炎更是有名的“外勤高手”，黄天献的本事虽然比不上两位长官，但化装潜逃之类的事情还是可以办到的，所以尽管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他依然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做不得。

但其他官员却没有这样的本领了。在柏原旅社的大厅里，黄天献遇到了第6兵团副参谋长陈腾骧少将，这家伙穿着一身绸布凉衫，手里头大包小包，后面还跟着几个毕恭毕敬的大汉，那副招风惹祸的高官派头在一百米外就能瞧得清清楚楚——黄天献连招呼也不敢跟他打，低着脑袋就溜出去了。

写到这里，再罗嗦几句：

有些军史记载：解放军在漳厦战役中俘虏了国民党第8兵团的正副参谋长。就连《厦门日报》在庆祝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也原文照抄，说：“国民党第八兵团参谋长何同堂、副参谋长陈腾骧、74师师长李益智等被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首先是名字不对。没有“何同堂”、“何同棠”、“任同棠”这个人，只有“任同堂”；其次是职务描述不对。任同堂和陈腾骧不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兵团）的人，他俩是第六兵团（李延年兵团）的正副参谋长，而第八兵团的参谋长是杨然、副参谋长是李诚一；第三，有关“被俘”的说法也有问题——八兵团参谋长杨然（山东沂水人，东北讲武堂十期生）跟刘汝明一起跑到台湾去了，1972年去世，并没有被俘虏；八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兼厦门警备司令）是主动自首的，而且还积极配合解放军剿匪，所以应该算做是“投诚”才对；六兵团的参谋长任同堂（山东广饶人，黄埔6期生）和李延年是同乡，李延年逃出福州的时候把部队交给他指挥，结果他和李以匡（福州警备司令）一起“宣布起义”，虽然这小子后来又革命队伍中开溜了，云南、缅甸、香港、台湾的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在嘉义当了农场主，但始终没有来过厦门，所以无论“起义”也好、“潜逃”也罢，都不能说他是“厦门战役的俘虏”。

真正在厦门当俘虏的只有第6兵团副参谋长陈腾骧。陈腾骧是福州人，闽军出身，毕业于陆大特别班第13期，福州战役时丢下部队跑到厦门，躲在柏原旅社里当寓公。厦门局势吃紧后，他又想逃，当时进出厦门的客轮只剩下两班，一班是招商局的“仲凯号”，每隔三天往返基隆，一艘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安徽号”，每隔三天往返香港。陈腾骧原本买了10月11号“仲凯”的船票，但因为听说李延年被老蒋抓起来了（李延年后来被判了10年刑），他一害怕就不敢去台湾，于是改乘10月14号的“安徽号”，可“安徽”轮那天没有头等舱了，陈腾骧又不愿意丢面子和老百姓挤在一块，所以决定10月17日再走……结果当天就被解放军抓住了。

10月17日的厦门港已经没有了客轮的踪影，码头陷入了一片恐慌。天亮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人群中有军人、有平民，有拖家带口的官吏，也有孤单绝望的伤兵。

飞机在空中呼啸，战斗机一次次的俯冲扫射，竭力延缓着追兵的步伐；军舰在海面激战，“太康号”驱逐舰冒险冲进海峡，拼命压制着大陆炮兵的火力。港口外停泊着招商局的“中字103”和“中字109”，因为担心解放军随时会冲进码头来，所以这两艘负责接应的坦克登陆舰只敢停在离岸二三百米远的地方，登舰的人员要靠渔民的小船来回转运。

人多船少，随着枪炮声的临近，码头上的紧张情绪终于造成了混乱，栅栏被掀翻了，人群冲上栈桥、冲进海滩，不顾水手的呵斥和宪兵的打骂，拼命挤向每一艘不堪重负的舢板。为了能让小船搭载自己，有的人挥舞钞票，有的人朝天鸣枪，大家死死地攀住船舷，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撕扯摔打、推攘踢踏，一位妇人绝望地抛撒着自己的金银首饰，“都给你，都给你，求求你让我上船……我的男人在那边啊，我的孩子在那边啊……”

海滩上一片狼籍，随处是敞开的皮箱、散乱的衣物，遍地是枪支弹药和旗帜徽章，证件和文书在水面飘荡，哀嚎和咒骂在空中回响。55军骑兵营的人在杀马，当兵的抱住马脖子喊一声“兄弟，对不起……”，顶着马耳朵就是一枪。马倒下了、人也倒下了，扑在血泊里放声大哭：“畜生啊，我连畜生都不如！”

但也有人不甘心当“畜生”。三十多名军官组成了“忠孝队”，自愿豁出命去抵挡越来越近的共军，但条件是要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先上船。闻听这项“孝举”之后，原本拥挤的人群闪出了一条通道，可那些家眷却迈不开步子了，瘫在地上哭呀喊呀，直到宪兵上来把他们抬走……（那支38人的“忠孝队”随后在白石炮台附近被92师274团1营歼灭）

10月17日上午10点，解放军29军85师255团和31军92师274团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抵厦门码头，来不及登船的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55军残部及大批官员眷属被彻底包围。

11点10分，停留在海面上的“太康号”和“中字103”、“中字109”拉响汽笛向厦门告别。持续了近40个小时的厦鼓战役由此宣告结束。

（发不完，补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