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家园 【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命令传达下去，部队准备出发。先前抓获的俘虏没办法带走，只好把他们关在机场的仓库里。也不派人看守，指导员双手叉腰，先讲了几句“端正态度认清形势，与地主头子蒋介石划清界限”之类的话，然后又说：“不服气的尽管跑，反正全国都解放了，看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凌晨四点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候，海风吹来一阵阵寒冷的潮气。战士们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于是就有人随手套上了国民党军的服装——据张明诚说，在东南亚战场，乱穿敌人制服的举动通常会被视为“丧失军人的尊严”，不是被当作叛徒就是被当作间谍，后果非常严重，但这事情在中国却好象是很无所谓的，大家尽可以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去打国民党——这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部队在暗夜中行进，前方的高崎至安兜一线正处于激战之中。战线左侧的机枪“嘟嘟嘟、嘟嘟嘟”，是大家熟悉的“歪把子”，而右侧的枪声却是“哐哐哐”的，射速明显慢得多。战士们当时都弄不清那是什么武器，到后来才知道是法国的“艾蒂安”式重机枪（艾蒂安机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于堑壕战的“要塞武器”。它的威力很大，能够打穿登陆艇的装甲，对付木船就更不在话下，但这东西的毛病是太笨重，连支架带驻锄有好几百斤，靠人力根本搬不动。厦门的海岸要塞大多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为防御美军登陆而修建的堡垒，其中配置的“艾蒂安”或许是他们从东南亚缴获来的战利品）。
255团的干部都是久经沙场的老行伍了，凭感觉就能对战场的情况知道个大概。听见枪响，几位营长连长喊了声“前面是254团，快跟我来”，也不等领导吩咐，就带着各自的队伍冲上前去。
部队增援上去没多久，枪声就逐渐平息了。这时候天色已经蒙蒙亮，借着依稀的晨光，可以隐约地看见前方的山坡上有好几堆人正跑过来跑过去，虽然双方都戴着同样的钢盔、穿着差不多的军服，但从各自的姿态和动作之中，却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是狼奔豕突的国民党败兵、哪些是乘胜追击的解放军战士。
10月16日凌晨6点左右，85师254团与255团会合了。
注：
254团号称“叶挺团”，但其实与叶挺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支部队的前身是45年1月成立的“苏中军区4分区独立团”，而后成为华野11纵31旅92团。1947年8月，苏中军区发起了旨在“消灭郝鹏举”的盐南战役，因为盐城一带在当时被称为“叶挺县”，所以战役后就颁发了一大堆以“叶挺”为名的荣誉称号，从叶挺团、叶挺营、叶挺连到叶挺勇士总共好几十个，其中的“叶挺团”有两个，一个是12纵35旅103团（30军89师265团），而另一个就是11纵31旅92团（29军85师254团）。
解放后，254团被改编为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一团），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警备区宝山旅（海防第二旅）。
那天晚上，254团的船队也被敌人的岸防火力打散了，团长和政委都没有能够登陆，随队上岸的只有正副两个参谋长。但这“叶挺团”的战斗力确实非常强（29军的“头号主力”是解放集美的253团，254团可以排第二），虽然在航渡过程中遭受了很大损失（包括三营教导员阮也平在内的三百多人牺牲）、虽然是在黑夜里仓促抢滩，可他们却照样攻坚拔寨、接连攻克了几座要塞，等到与255团会合的时候，部队已经突破了石湖山防线、敲开了通往厦门岛腹地的大门。
天色放亮，85师的两路劲旅聚集在一起，清点战果，255团抓了74师的221团团长、254团逮了181师的120团团长，大家的兴致当然也就格外的高涨。“叶挺营”（254团1营）的袁国铭营长豪情万丈地要跟255团的1营打赌：“咱俩比比看，看谁先冲进市区”，那黄启昌营长又岂是个肯服输的人，立刻就要跟他拍巴掌……可正在这热闹的时候，通信员却忽然传达了口信：“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大家顿时都懵了。
下达命令的是吴森亚参谋长。
凌晨6点，就在主力部队攻克安兜山要塞的时候，侦察人员也带回了各自的消息。左路的侦察班没有找到256团，只在海滩附近发现了一些阵亡者的尸体，右路的侦察班同样没有收获，他们刚出发不久就遭遇了敌人的巡逻队，牺牲了四名战士也没有发现31军部队的踪迹，只看见前方滩头硝烟弥漫，具体情况难以判断。
其实用不着更多的情报判断。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解放军的掩护炮火一直没有停息，炮弹始终倾泄在海岸边的寨上至殿前一线，这已经表明友邻部队的登陆行动进展不大，敌人仍处于有效防御的态势之中。
这样的局面让吴森亚感到十分为难——战事陷入僵局，而他的手里却正抓着两个建制还比较完整的主力团，这五千多人是厦门棋盘上解放军唯一的“活子”，如果用好了可以直擒大龙，但如果用得不好也有可能全盘尽墨，如何决策，真是关系重大——在当时，两个团的团长和政委都不在，一切只能由吴参谋长自己拿主意。考虑之后，他的决定是：255团就地（在安兜山）构筑工事转入防御，254团调整为预备队，1营在园山附近集结待命、2营和3营则在机场至安兜东北一线进行休整。
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守为主、静观变化的方案。
原本势如破竹的淋漓进攻忽然改成了后撤防守，战士们的心里都难免有些郁闷。但年青人的性情永远是活泼的，即便是撤退休整也能够找到点新鲜的事情来做。
254团向指定的集结地域转进，大家都是徒步行军，只有4连长黄仲和、6连副连长王志明硬拉着2连的许魁去骑摩托车。先前，2营在安兜要塞缴获了一辆日本“陆王”摩托，这“电驴子”的模样挺漂亮，可全营的人都弄不清应该怎么使唤，一帮土包子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诀窍，结果1营的许魁跑过来、跳上去就耍了两圈。许魁是2连4班的副班长，过去当过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通信兵，摆弄起摩托车来是个行家，可他这么一显摆不要紧，2营的几位连长和副连长顿时都来了兴趣，大家抓着“许师傅”就不肯放手，非要跟着拜师学艺不可。
学开摩托当然免不了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决定到飞机跑道上去试试身手。师徒三个兴高采烈地纵情飞奔，进机场的时候遇见一溜人马，黄连长随口问了声“哪个单位的？”，听见回答“一连”，摩托车就“突突突”地超过去了……等在跑道上转了大半圈，才忽然想起有问题，“不对呀？1营1连应该在园山要塞休整，怎么跑到禾山机场来了？”
急忙把摩托车推进机窝。许魁站在大门外招手，“那边的兄弟，过来一下”，于是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个瘦猴似的小子，刚进屋就被两把驳壳枪顶上了。审问过后才知道，这家伙是厦门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的，奉命“对登陆的共军实施反击”，刚刚才到达机场。
“警备司令部特务营”是汤恩伯到厦门之后才拉扯起来的队伍，全营只有一百六十多人，主要由流亡到厦门的各地军警宪特分子组成，这些人都是因为穷极无奈才重归行伍的，虽然意志顽固、也有点打仗的本领，但彼此间却很生疏、互相也不认识。许魁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站在机窝的门口，见人就喊“兄弟，过来”，没过一会儿就活捉了快一个班……三位解放军乐得不行，正准备再接再厉、把机场上的敌人全都骗进屋子里，忽然听见一阵枪炮声，外面打起来了。
按照上级的安排，从机场到坑园山一线是254团3营休整的集结地。上午七点过钟，3营7连来到了禾山机场。
头天晚上，7连有差不多一个排的兵力没能渡海登岛，再经过一整夜的激战，能够保持战斗力的就只剩下了五十多个人。连队从安兜阵地撤下来之后就由南向北鱼贯而行，刚刚走到机场边上，突然听见前面响了枪，抬头望去，尖兵双手一扬就栽在地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让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7连长卢福祥（80年代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赶紧拎着驳壳枪往前跑，跑到跟前才看见，机场的对面停着两辆坦克和几辆十轮道奇，一群国民党兵正嗷嗷叫着朝解放军这边冲过来——原来，就在7连从南边走小路进入机场的同时，厦门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营也乘着汽车由西边的公路赶到了这里——双方在跑道的两头不期而遇了。
狭路相逢，7连仓促投入战斗。没有时间布置战术，甚至来不及下达命令，战士们就在这毫无遮掩的跑道上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
敌人的坦克开了过来。一个爆破手迎上去、被打倒，再上去一个、又被打倒，机枪手急了，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密集的弹雨打得钢铁装甲“砰嘭”直响。
在福州战役的时候，7连曾经用机枪把敌人的战车打着了火，可这一次却怎么打也不管用。那坦克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先是碾翻了重机枪，接着又肆无忌惮地闯进人群，咆哮着追逐、扫射……二排长何通元牺牲了、三排长许汉林牺牲了、战斗英雄李一民牺牲了、一等功臣陈光牺牲了……指导员罗维干的头部中弹，但他仍然挣扎着高声呼喊：“同志们不要怕呀，上去打坦克！”
7连被敌人逼到了机场的边缘，队伍已经有些乱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副连长王洪芳的身影出现在了阵地的前沿——这位二十六岁的苏北汉子先是抱着炸药包蜷伏在路旁的水沟里，等坦克开到跟前的时候就猛地跳起来、拉燃了导火索。
炸药包被甩上了坦克，但紧接着又掉了下来——王洪芳手里的炸药包是爆破堡垒用的那种“加重型号”，体积比较大，可坦克装甲裙板间的空隙又太狭窄，无论横放侧放都摆不稳当——那坦克“突突突”地向前窜，王副连长就跟在侧面使劲跑。炸药包放上去又掉下来，导火索“嗤嗤嗤”地越烧越短……眼看炸药就要爆炸了，大家都紧张地喊起来：“连长，快躲开！”
但王洪芳却没有躲开，他猛跑几步，大吼一声，双手紧紧地把炸药包摁在了坦克的裙板上……一道耀眼的红光闪过，先前耀武扬威的钢铁巨兽变成了废铁。
（王洪芳，江苏赣榆县人，1923年出生，1944年入伍，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9军85师254团3营7连副连长。他的墓碑后来被安放在厦门烈士陵园，但墓室里只有一双鞋）
在随后赶来的兄弟部队的支援下，7连最终守住了机场。敌人的这次袭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厦门的国民党军仍然具有反扑的实力，解放军确实有必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战场上的攻防转换有时候是件非常棘手的难题，不仅在战斗的过程中难以拿捏，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也不大容易评判得清楚。比如有人就觉得254团和255团在“势头正猛”的时候由攻击转为防守，显得有些消极，但吴森亚参谋长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由于两个侧翼的进展迟缓，自己当时已处于孤军深入的状态，部队的右侧有敌74师、左侧有181师，而前方的云顶山又有敌166师，如果继续前进就必须在大白天向敌人的既设要塞发起正面攻击，这极有可能导致重大的伤亡，给战局的发展带来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及时转入防御，把攻守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图稳固再求发展，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从客观上讲，吴参谋长的做法当然是没有错的，但从主观上看，85师的两个团在明知友邻部队攻击受阻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援，而是停留在原地采取守势、足足观望了十个小时，虽然自己的作战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可兄弟部队的损失却很大，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满的情绪。
（作为一个很能打的战将，吴森亚后来只当到师长就早早退役，其仕途的夭折不知是不是与这次“消极”有关系。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事情其实也怪不得吴森亚，当时他只是85师的参谋长，代行的仅仅是255团团长的职务，能够在上岸以后把本师的254团统管起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并没有权力和责任去照顾86师甚至31军的团队。更何况，当时由于通讯中断，他们也不清楚友邻部队在抢滩的过程中究竟遭遇了多么大的困难）
就在吴参谋长命令254团和255团转入防御的时候，31军275团的王亚明团长正望着自己的部下号啕大哭。
31军92师275团又称“建阳部队95联队”，这是一支解放战争期间由山东民兵升格组建起来的队伍，战斗力比较一般。虽然他们的政委认为自己在31军的九个步兵团中可以排行第五，属于“比大哥差点，比小弟强点”的“二把头”，但其他的几个“联队”却似乎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通常情况下，275团的任务只是打打阻击、断个后路或者担任二梯队什么的，很少充当先发主力。厦漳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打外围而已，后来因为在漳州郊区抓住了68军参谋长张星伯，所以才成为了登陆厦门的主攻。
主攻部队的攻击线路都是事先确定的。29军三个团面对的区域主要是山崖峭壁，抢滩后还需要连续攻击几座要塞，而31军274团、275团的登陆地点则是平坦的海田，看起来好象比较容易一些。
10月15日晚上7点过钟，275团从海澄的郭厝村出发，向厦门的寨上一线前进。
（顺便说一下，15日当天的退潮时间是晚7点10分，厦鼓战役的渡海行动是从退潮阶段开始的。
联系到后来金门战役的失利，经常有朋友觉得奇怪：“10兵团为什么总是忽视潮汐的规律？为什么不选择涨潮的时候登陆？”，好象他们特别笨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当时，解放军的航渡工具主要是人力驱动的小船，而北方人划桨摇橹的水平又比较差，在涨潮的情况下，逆水的船只根本就无法划出港口，只有借着退潮的力量才有可能让木船排成编队出发。所以，选择在退潮阶段渡海并非“不知情而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举动）
275团预定的登陆点是厦门的寨上，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坦，但平坦也有平坦的毛病，就是在夜间找不到参照物，出击部队容易失去目标。为了克服这个缺陷，31军事先派侦察员在海滩上安置了马灯，那马灯的三面用白铁皮围着，敌人不大看得见，只有面向大陆的一边留有空隙，光亮特别显眼。
部队出海不久就遭到了敌人的炮击，一些船被击沉、一些船受损后被迫返航，但剩下的船只却没有退缩，继续朝着信号灯指示的方向勇猛前进。275团的指挥船上，干部战士们人手一支桨，大家齐心协力、奋力冲锋，划了个把小时终于来到了灯光跟前，可是，团长王亚明跳下船去转了一圈之后却觉得有点不对头：“咦——这是个啥地方？”
指挥船停泊的地方叫宝珠屿，是海峡中的一片乱礁，这地方在涨潮时只露出几块石头，退潮时却变成一座小岛，礁石顶上常年立着一盏航标灯，王团长他们就是被这航标灯“蒙骗”了方向。跟着上岛的还有2营5连的几条船，大家面面相觑都有些哭笑不得，可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潮水继续往下退，停在岸边的船只全都搁了浅，受“骗”的人们想走也走不掉了，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前方的炮火，无可奈何。
船队被打乱，指挥船受阻，但275团仍然有许多战士抵达了厦门海岸。
1连1排的战船最先靠岸，他们在突击的过程中遭受了很大损失，排长牺牲，全排仅剩下的六个战士在副排长杜树和的率领下攻占了海边的一座地堡。接着，2连排长王德明也带人冲了上来，他们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为后续部队保住了滩头的屏障（战后，杜树和、王德明都被授予“战斗模范”称号）。
但是，在率先登陆的这两个排攻占地堡十几分钟之后，后续部队的其他船只才陆陆续续地接近了滩头。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多分钟里，海水已经退出去好远，滩头阵地和海潮线之间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海沟和一大片“海田”。
所谓“海田”其实就是牡蛎、海蛏的养殖场。闽南地区很早就已经普遍掌握了贝类海产品的滩涂播养技术，当地民众经常选择风浪较小的中潮区和低潮区（水深2—4米）作为水产养殖地，他们把牡蛎的种苗播撒在泥砂质的海滩上，一般七八个月就可以收获。由于壳类软体动物是靠吃浮游生物和有机杂质长大的，所以养牡蛎的时候就需要“肥水”，这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破坏。时间长了，“海田”上的淤泥就越积越厚，并且还会在其周围出现因海潮冲刷而形成的深沟。
登陆的后续部队就遇上了这样的“海田”。但在当时，来自北方的战士们却并不知道面前这平坦宽阔的滩涂里会隐藏着什么玄机，他们毫无戒备地从木船上跳下来，结果立刻就陷进了淤泥里。
那可不是一般的淤泥。淤泥的底部是流沙，如果站在原地，泥水就会从小腿、膝盖逐渐漫到腰部，把人困得无法动弹，可如果匍匐着向前爬，淤泥中又尽是牡蛎壳，锋利的贝叶布满地面，密密麻麻，就象“钉板”一样，从头到脚把人的肌肤划得遍体鳞伤。
更可气的是，在这样的淤泥里根本没办法打仗——机枪没地方架设，只能让人用肩膀扛着打，刚扫了几梭子，连机枪手带“机枪架子”就全陷进了泥潭，要费好大劲才能够爬出来；六零炮的架子也无处可放，只好用手扶着打，那炮口刚露出水面只有两公分，一开炮就连人带炮翻进了泥浆……这样搞了没几下，手中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就灌满了淤泥，身上的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也受了潮，大家一时间都丧失了还击的能力，只好顶着敌人的火力往前爬。
黑夜里谁也看不清谁、谁也帮不了谁，战士们拖着装备走，每爬一步，就要回过头把自己的枪支弹药再往前挪一挪。这样的动作身强力壮的汉子还可以勉强支撑，而那些身体弱的或者受了伤的就力不从心了，有的人爬着爬着没了力气、什么时候被淤泥吞噬了也不知道。
竭尽全力爬了两三百米，前面又遇到了“海沟”，这深沟有十来米宽，却不知有多长。艰难行进到这里的人们分成了几路，会水的跳进海沟游了过去，不会游泳的只好沿着沟壁横着爬，有的向左、有的朝右，继续寻找可以涉越障碍的地方。
向左边搜索的人们终于在六百米开外的滩涂上找到了海沟的尽头——那是一片红树林，密集的灌木用发达的根系挡住潮水、护住了泥土——战后，解放军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友谊林”，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天夜里，为了找到这片救命的树丛，战士们曾经在弹雨横飞的淤泥中爬行了整整四个小时。
能爬到“友谊林”的人们得以上岸了，可是，却还有许多战士始终没有能够脱离困境。
这里引用275团宣传干事林拓（离休前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回忆录中的一段描述——
天快亮了，枪声未息。首长焦急不安地凝望着对岸的战斗交织的枪炮火光，随着夜色逐渐退去的海面，望远镜里看到的是对岸海滩上一大片人头，那里大海涨潮了。被困在海滩上的几百个战士，先是趴着，后是坐着，然后站着，海水淹没他们的胸部及脖子了，海面仅露出一片脑袋。在他们前面，抢占了滩头的几个排，正在和敌人进行殊死的反复搏斗，掩护着困在海滩上的战士们。这情形，越是天亮越看得清楚了，就连海上的红日，都象是被我们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团长王亚明同志举着望远镜哭了，他双眼象要喷出火来。他与政委林风决定使用五连增援，并对五连的同志动员说：“我们几百个阶级兄弟被困在海滩上，怎么办？”，全连同志喊声如雷：“坚决打上去！”
…… ……
应该说明的是，五连并没有能够救回自己的战友。他们的船只刚启航不久就遭到了两架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攻击，包括连长陈风祥在内的全体官兵阵亡。
厦门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片海滩进行了祭奠，收殓遗体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烈士依然面朝着海岸、在淤泥中保持着站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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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厦门，解放日（完） 1949年10月18日拂晓，太阳升起，这是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
战火平息了，但战争的创伤却依然历历在目。城市的周边到处是爆炸后的弹坑、燃烧后的灰烬，到处是倒塌的工事和废弃的车辆，学校的教室空了、工厂的机器停了、银行的大门锁了、监狱的铁门却开了，电灯不亮、电话不通、收音机不响、公共汽车不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更没有治安的警察，污水遍地横流，垃圾堆积如山，可是连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找不到。
街头上徘徊着焦虑惶恐的人群，有失业的店员、有失学的学生、有没能赶上轮船的官宦家眷、有被国民党遗弃的残疾伤兵，还有一大批犹豫着是不是要逃往海外的侨眷侨属。处处是茫然紧张的情绪，处处是凋零破败的景象，美丽的厦门失去了往日优雅的风采。
10月18日这天，厦门妙释寺的白墙上还留有毛森签署的惩戒令——“图谋暴动，破坏国体，触犯戒严法第八条及海陆军刑法第二条者，奉层电准就地枪决”——布告旁边，穿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张逢明（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中了两枪，穿褐色短衫的陈炎千（厦大党支部支委）中了两枪，穿白衬衫、黄短裤的修省（厦大学生党员）中了三枪……
距离警备司令部不远处的鸿山上发现了秘密屠杀后的弃尸坑，其中有陈绍裘（厦大党支部支委）、周景茂（厦大学生党员）、周烈（原国民党厦门要塞少将参谋长）、刘惜芬（女，地下党与周烈之间的联络人）、伍文祺（执业医师，因“周烈案”被捕）、杨越（海外新闻社记者）……遇难者的手脚被绳索捆缚着、脖子上还留有绞杀的勒痕。
血雨腥风，悲歌惨烈，许多烈士牺牲在了黎明前的黑夜。但是，当曙光升起、晨雾散去的时候，这座惊魂未定的城市却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
军号声中，在路边屋檐下宿营的解放军战士整装集合，开始清理战场、打扫卫生，并且挨家挨户地向居民们宣传：“金门还没有解放，厦门现在仍然是战区，请大家留心防空警报，注意安全，严防敌特骚扰……”
军管会的接收小组也陆续出发，分头开往市政府、参议会、警察局、区公所、田粮处，开往海关、法院、工会、渔会、商会、侨会，开往银行、税务局、盐务局、邮政局、电信局、航运局、招商局、公共汽车公司，开往报社、电台、工厂、学校、剧场、医院、文化馆、慈善单位、宗教社团……一队队身穿草绿色军服或者浅蓝色列宁装的人们走进狼籍一片的旧政府大楼，拆掉里面的青天白日和蒋介石画像，着手整理文件档案、钱款粮秣、设备物资，统计国民党没有来得及带走和破坏的“家当”。
广场上贴出了军管会的通告，宣布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原则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整套接收、分清主次”，宣传队也深入到街头巷尾，呼吁旧政府的人员主动登记，接受教育、划清阵营、争取立功表现……消防队重新开始工作了，救火车又忙碌地在街道上穿梭；发电厂的经理上班了，和工人们一起抢修被破坏的机器设备；在政策的号召和民众的监督之下，陆续有4818名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向军管会坦白自首，包括原厦门警备司令李诚一在内的许多高官也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解放军的登记站，接受审查、听候处分。
从这一天起，劫后重生的厦门进入了漫长的军事管制时代。
从常理上讲，城市解放之初的军管阶段原本应该是很短暂的，但厦门的情况却比较特殊——金门战役的意外结果使闽南一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长期军事对峙的海防前线。于是在其后的三十年里，有关炮战、海战、“心战”以及特务和“水鬼”的故事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商业传奇，这座曾经以“海上花园”著称的金融城市也就因此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当时的人们在事先所无法预料的。
10月18日这天，一大早，集美学村就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校园里挂出了庆祝的横幅，学校的播音员在喇叭中大声宣布：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厦门战役获得了胜利！
海滩上人潮涌动、群情激昂。前段时间，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集美码头在白天是实施了戒严的，木船藏在岸上的树丛里，军队和民工也要等到黄昏以后才能出来。可是现在，这里却聚满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无数来自江苏、江西、浙江、上海的青年挥舞着“华东随军服务团”的大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唱啊、跳啊，用各种不同的方言纵情叫喊着：胜利了！解放了！
解放了，这是个好消息。但“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却搞不大清楚。有人说解放就是国民党垮台、换共产党坐江山；有人说解放就是民主平等，从此自由自在；有人说解放就是共产，把土地拿来平分、钞票也拿来平分，大家都有饭吃，欠了钱也不用还；还有人说得更简单：这解放嘛，就是当年的“红毛反”……
1932年，毛泽东曾经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闽南地方上习惯把那次战役称为“红毛反”。可是到了49年10月份的这一天，却还真的有人在街上现场表演“闹红毛”——“郑地雷”带人砸了施记钟表行的店面，把施家的老板拖出来批斗，并且还大义凛然地振臂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劳苦人民翻身”，“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暴动成立革命政权”，“暴力抗租、抗税、抗捐，抗粮”，“工人万岁！农民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搞得就跟早先的朱毛红军一个样。
郑地雷原本是集美街上一个被人称为“闯棍”的小混混。大概在一年多以前，这家伙不知道用了个什么手段，居然把钟表店施家小姐的肚子给搞大了。由于历史上郑成功和施琅的原因，闽南的郑姓和施姓是向来不通婚的，更何况一方是家财万贯的富商千金、一方浪迹江湖的混混流氓，所以施老板一怒之下就向官府告了状，把这街头闯棍以“诱拐妇女”的名义抓了起来……按照过去的行情，郑地雷跟施老板作对，即便是把牢底坐穿了也没地方喊冤去，但现在却不同了，社会解放，穷人翻身作主，郑“闯棍”打着朱毛红军的招牌来抄家，施老头儿也只好自认倒霉——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家的娃娃会天天哭？
说实话，谁都明白“郑地雷闹红”是在瞎胡闹，但是在当时，对于象他这样的街头“闯棍”，就连解放军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由于受日本浪人文化的影响，闽南地区很早就有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当地江湖帮派的头目大多是台湾人，有的甚至还跟台湾共产党有着些许的联系（说明一下：这里的“台湾共产党”不是中共，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民族支部，搞台独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浪人被国民党杀了不少，闽南黑帮也吃亏很大，可现在遇到厦门解放，原本沉寂多时的“闯棍”就又突然活跃起来了。在刚解放的那几天里，解放军还有点搞不清对这些“被白色恐怖迫害过的”人物应该怎么定位，所以眼看着他们瞎折腾却无从下手，结果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地方治安一片大乱……但这样的混乱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这帮“闯棍”越闹越不象话，终于把叶飞司令给惹毛了，桌子一拍，说这些流氓无赖这么浑蛋，一定跟国民党的特务有关，于是一通严打，立刻就把所谓“闽南历史上的浪人文化”彻底消灭了。
（八卦一下：当时的治安整肃运动是非常猛烈的，就连陈伯达的侄子都被扯进去枪毙了。陈伯达当时还替自己的侄儿求情，但厦门军管会接到他的来信的时候，人已经杀掉了）。
10月18号这天也是集美人民银行开张的日子。印斗路上贴满了庆贺的标语，有人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共产党解放了人民的政治，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建设人民的经济”……号召大家把手里的美元和光洋兑换成人民币。
金融改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汇是闽南地方的经济命脉，这里长期以来就采用“美元为主，银元和其他外币为辅”的货币流通方式，外国的美元、英镑、法郎、荷兰盾在市场上畅通无阻，中国的纸币却不大受人欢迎。尽管在解放后的这些天里，共产党一直在宣布人民币的好处，但商家却始终不肯买帐，市场上虽然挂出了人民币的价格牌，可买卖双方照样用美元来算帐。就连民间的“批馆”、银号、民信局等金融机构也跟政府唱对台戏，黑市上的人民币价格平均每天都要贬值180%左右，所以老百姓对解放军的“红钱”普遍缺乏信任，对共产党的金融权威充满了怀疑。
如果换在其他地方，政府或许可以采取比较严厉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人民币，但在集美却不能这样，必须考虑到陈嘉庚先生的影响——解放前，海外有两位福建籍的华侨领袖，一位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另一位是陈嘉庚。若论声望的话，两人原本是旗鼓相当的，但在解放以后，国家对他俩的政策却不大一样，“星岛系”的财产大多被没收，而“南侨系”则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和尊重。换句话说，“五星红旗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依次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那最后一颗星星的标志性人物，不是胡文虎而是陈嘉庚了。因此在这面“华侨旗帜”的家乡，革命的举措就必须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必须显得从容理智、柔性和缓才行。
推广人民币的工作或许可以稍微缓一缓，但有些事情却是不能延误的，比如粮食问题。
49年10月18日这一天，厦门、漳州一带的粮食紧张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闽南是传统上经济比较富庶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原本是不应该缺粮的。事实上，10兵团在发起漳厦战役之前也曾经做过相关方面的咨询，当时有人回答说：“漳州是福建的乌克兰”，后勤部长立刻就放心了：“嗯，在乌克兰打仗还怕没有饭吃？”于是大队人马就轻装简从的开了过来，可是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漳州这个“乌克兰”是出产蔗糖的，大米的产量并不高。
厦漳一带土地肥沃，又是平原，但由于长期受商业化运作的影响，农田里更多地是种植水果和蔬菜（解放后提倡“以粮为纲”，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直以来，当地的粮食主要依靠进口，市场上除了漳州米，还有暹逻米（泰国）、仰光米（缅甸）、占城米（越南）、暹粒米（柬埔寨）……品种丰富，花样繁多，可以随吃随买，所以当地的财主家里是没有粮仓的。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个情况。厦漳战役爆发后，大部队开了过来，战士们还是老习惯，遇见洋房别墅就去分派军粮，这家五十担、那家一百担，财主商人没办法，只好拿白糖到市场上去换，9月份的时候一斤白糖可以换三斤米，10月初变成三斤白糖换一斤米，等到了10月中旬，即便有白糖也换不到粮食了……
十兵团的大部队、南下工作团、支前民工和那些成群结队的俘虏兵，林林总总将近二十万人，平均每天要消耗50万斤大米，厦门解放后，岛上数十万居民的生活需求立刻又压到了军管会的头上。一时间，漳州缺粮、泉州缺粮、厦门也缺粮，各地的粮店空空如也，军队没饭吃、民众没饭吃，老百姓的情绪日渐恐慌，身为十兵团司令和厦门军管会主任的叶飞急得接连给魏金水（闽粤赣边军区政委，后担任福建农委书记、福建省长）发电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粮食”，让他赶紧想办法把闽西的粮食弄到前线来。可闽西根据地是福建最贫困的山区，一时半会地到哪里去筹集那么多的大米去？干部们的手里变不出粮草，只好安慰群众说：不要慌不要怕，现在是蒋介石封锁住了咱们的出海口，只要等解放军打下金门，轮船一开通，大米和白面很快就能运到了……
于是就在10月18日这一天，驻扎在集美的29军85师253团拔营出发了。他们奉命前往马巷东南一带集结，准备参加解放金门的战斗。
行进的队列里有253团的团长徐博、政委陈利华、参谋长王剑秋，有1营副营长杜柏林、2营长王开德、2营教导员赵树荣、2营副营长李金玉、2营副教导员沈捷、3营长李子元、3营教导员季伯明、3营副营长刘德培、3营副教导员唐余鼎（1营长沙杰和教导员李克成因伤未能归队）……三千将士军容严整、步伐坚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也许是当时部队调动比较频繁的原因，253团的突然行动在集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惊扰。街道上没有举行告别仪式，没有壮行的美酒、没有欢送的标语、也没有喧闹的口号，一切都显得淡定从容、井然有序，
队伍中走着团政治处干事顾浩。这位来自长江边上的解放军战士头戴一顶崭新的49式军帽（就是后来被称为“解放帽”的圆顶软军帽），胸前的口袋里没有挂钢笔，却很有趣地插着一柄牙刷。看见在路边上嬉笑奔跑的黄柏雄，他微笑着招了招手，并且亲切地叮嘱说：“小朋友，你们的学校好漂亮，一定要努力读书呀”。
就这样，29军85师253团，这支曾经驰骋华东、突破长江、鏖战上海、挺进华南的钢铁劲旅，告别了自己刚刚用热血和生命保护过的美丽校园、告别了牺牲在集美的战友们，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走上了他们绚丽人生中最后的征程……
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许多年以后，当有文章再度谈起这些年轻的人们，谈起金门失利的原因是过于轻敌的时候，集美的老人们却不同意了：“才没有轻敌的事！厦门战役死了那么多人，海上漂浮着尸体，从海澄、龙溪到同安，每个兵营都在哭。人人都知道打海岛的牺牲那么大，还有谁敢再轻敌？”
的确，10月15日至17日的厦鼓战役，29军伤亡两千、31军伤亡六千，战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在这样惨痛的教训面前，任何有理智的战士都是不应该疏忽麻痹的。
说起来，厦门战役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航渡和抢滩阶段——船只被风吹散、进攻队型混乱、登陆地点选择错误、突击队难以向纵深发展，现场指挥不好、通讯联络中断，担任主攻的七个团中，有六个团的团长都没能够随队上岸……战役中部队的伤亡主要发生在登陆之前，而一旦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哪怕只有一两个团，战略的态势立刻就能大为好转。
攻击金门的部队也并不是没有总结先前的经验教训，事实证明，他们的表现也确实发生了很大改观——船队安全抢滩了、人员成功登岸了、所有的团干部都顺利地抵达前线、无线电台始终与指挥部保持着联系，部队登陆时的数量和战斗力也基本保持完整，这些都比厦鼓战役开始阶段的情况强得太多太多……各级指挥员事先最担心的是登陆的问题，所以听说登陆部队已经顺利向纵深展开突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谁知道，灾难却在这以后发生了……
从表面上看，金门作战中船的问题、潮汐的问题、战术的问题在解放厦门的时候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但这不能说是29军、31军做得就比28军好，只能说明厦门也是险胜而已。如果国民党军可以镇定一点，解放军原本早就有可能吃败仗的——纵观整个厦漳金战役，十兵团的隐患还在于太“赶”了。本来打算在10月1日以前就结束战斗，所以人员和物资的准备都很不充分，9月份解放漳州就是靠长途奔袭抢时间，然后又赶着去打厦门，结果打下厦门之后粮食就不够了，只好迫不得已匆匆忙忙地打金门……
所以有个观点是这样的：金门失利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没有船，而是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没有精力布署部队、调整战术，也没有时间去筹集船只。
当初“先厦后金”的选择是错误的，应该“先金后厦”才对。先打金门、锁住厦门，就把粮食的大难题留给了国民党。如果先金后厦，不仅金门不会输，而且厦门也不用打，因为只要拿下金门，守厦门的曹福林部队到时候肯定就会主动投降……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马甲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在集美、在厦门、在鼓浪屿，许多地方矗立着解放军的纪念碑，但在金门却没有这样的烈士陵园。
我知道的是，10月17日是厦门的解放日。在1949年的那一天，厦门解放了。
家园 顶一下,也算纪念.伯父是打金门的第二批的,在等着船回来. 后来在做炮兵侦察,差点被对面的炮打死.
家园 登陆战实在是太不好打了 如果是登陆漫长海岸线还好一点，可以选择敌人防守薄弱处出其不意... 像登陆金、厦这样的坚固预设阵地，真是无异于自杀... 火力上没有十比一的优势，真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家园 何况对手还有海空的绝对优势 唉，华野的领导轻敌到了可怕的程度。
家园 好文章那！提个小意见 感觉一开始解放军打得很艰难，后来又很顺，这之间的转折好像没说明白
家园 送花。抓只小虫。 十兵团的大部队、南下工作团、支前民工和那些成群结对的俘虏兵，林林总总将近二十万人，平均每天要消耗50万斤大米，厦门解放后，岛上数十万居民的生活需求立刻又压到了军管会的头上。
家园 唯有送花 29军85师253团，这支曾经驰骋华东、突破长江、鏖战上海、挺进华南的钢铁劲旅，告别了自己刚刚用热血和生命保护过的美丽校园、告别了牺牲在集美的战友们，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走上了他们绚丽人生中最后的征程……
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看到这里，心中黯然。还有以前看过刘惜芬的事迹，一直以为是送传单，传消息之类，现在才知，远比这厉害，敬佩！
家园 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马甲兄在文中称“29军伤亡两千、31军伤亡六千”，而我看到的书籍多称10兵团攻击厦门伤亡人数为三千余人，两者的数字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 复 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家园 坦白讲，我的数字是蒙的，不一定准 厦门战役后，29军报告该部85师254团、255团和86师256团共伤亡1303人、失踪746人（见胡炳云的报告）；31军报该部91师271团伤426人、亡367人、失踪411人（见31军战报）。因此伤亡及失踪总数为3253人——这就是通常所说“厦门战役我军伤亡三千余人”的由来。
这个数据中没有包括29军于10月17日凌晨增援上去的86师257团、258团（这两个团的伤亡不大，不计算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包括31军投入鼓浪屿作战的93师277团和投入厦门作战的92师274团、275团（这三个团的伤亡是很大的，不算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一直认为29军的报告比较可信、31军的统计并不完整。
据当地传言，战斗结束后，31军的各个兵营哭得很惨，他们的损失怎么看都应该比29军大得多（29军的三个团中有两个团的登陆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而31军的四个团中没有一个能够顺利登陆）。虽然拿老百姓的传闻作为证据并不合适，但“龙溪支前办”确实有一篇表彰支前模范的文章，说他们为了抢救伤员简直累得不行，因为“29军伤亡两千多，31军伤亡六千多”，工作量很大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数字或许还比较靠谱，所以就采用了。
当然我这个数字是蒙的，不一定准，只能当个参考吧。
家园 员外考据严谨，条分缕析，当然以您为准了。 天气炎热，请您多注意休息，挖新坑之前先好好调养为上。
家园 永远怀念这些英雄们 行进的队列里有253团的团长徐博、政委陈利华、参谋长王剑秋，有1营副营长杜柏林、2营长王开德、2营教导员赵树荣、2营副营长李金玉、2营副教导员沈捷、3营长李子元、3营教导员季伯明、3营副营长刘德培、3营副教导员唐余鼎（1营长沙杰和教导员李克成因伤未能归队）……三千将士军容严整、步伐坚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