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34 “卫星”升天？

那些年，人造卫星刚上天，于是形容创造高产纪录，通常讲“放卫星”。比如人民日报报导水稻亩产多少万斤，大标题就叫“放卫星”！

别小看“放卫星”只三个字，对中国人的影响可大了。紧接着问题来了，粮食多了咋办？会出主意的人多哟！什么“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中国三分之一的农田“休耕”、三分之一养花，只用三分之一种农作物，够了。

真的一亩地能产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粮食吗？咋不是真的？开了现场会，大家眼见为实嘛，稻穗上坐个小娃娃也掉不下去。你没去开会，没看着吗？没关系，报纸上刊登有照片，该信了吧！

信了，咋办？人家能种出来，你为什么就种不出来？从哪去找原因？“思想”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右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反右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抓“政治挂帅”，任务就奇迹般地完成了。变的什么戏法，能变出这么多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你敢说、敢报，统计数字就敢公布。

难道就没有人作调查吗？调查过，斗满仓盈，到处粮食都没地方装了。你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吗？那个库里装的是假的，库上面是有粮食，可下边是空的呀！这叫“虚报浮夸”，“泡沫”是吹出来的。

难道没有人讲真话吗？有呀，谁？你敢讲真的？不是我，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什么下场，知道吗？

批彭德怀，全国三百多万人受批判。上面安排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超英赶美，你还敢说不？大炼钢铁，一喊就上。谁都学乖了，“高指标、瞎指挥”，应付你还不容易，要什么指标，报什么指标，我天天放卫星，天天受表扬，还不发迹？

我写这些干什么？我是说，我们这修铁路的，和这搞农业的一样，有的事，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有我这“斗室中人”，孤陋寡闻，大惊小怪！

我在贵阳时，局里曾开展过“新萝村运动”（新萝村是施工地名）简称“1―6―0”，即一个人一天完成六方土石方任务，“0”代表无安全事故。当年施工水平低，有个扒杆、滑板、小推车就叫“小型机械化”，一天一个人完成六方，在个别施工条件好，小型机械配套的地方，有可能，但要大面积完成这个指标，现在我都敢断言：“悬！”可后来，有的工程处报的资料，全处平均达到1―10―0，见怪不怪！

都贵线有三个相近的重点工程，“上坝、铁冲、沙子坳”。有次，我有幸随领导到铁冲去“抓关键”，怎么抓？大爆破。这大爆破可不能乱爆呀！炮眼打多大、多深，怎么布置，才不会伤害边坡，才不会超出需要面，这都得有设计。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挖大爆破的炮眼，有的眼子有八、九米深，不挖到设计深度，爆破效果不好。为了抢这个炮眼进度，我们工作组的人还值夜班。夜里，冷飕飕的，炮口上安个木架子，挂盏小灯，下边的工人用个土箕装碴，装满往上拉，你说小小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只能一个人在下边作业，他这一天的进度能有多快？神仙也快不起来呀！

可那时有的领导有办法，什么法？把队上的教导员、队长喊来开会，问：还有几天能完成？队长鼓起勇气说了个：五天。不行，干劲到哪去了！限你两天内必须放炮。我当时心里都为队里的干部捏把汗！不想，人家才不虚呢！当场拍胸膛，保证完成任务。我还真以为他们队上想出什么新的开挖方法来了，我到工地一看，什么都照旧，我心想：“这咋能完成任务呢？”你信吗？按照领导要求的期限，大爆破炸了，诺大个山头垮了下来，把个路槽堆得满满的。当队领导陪局领导参观工地时，队长一再表示，这次效果很好，完全符合要求。领导表扬他们执行指示坚决，思想端正。

我呢？脸都吓白了。我问设计工程师，我说：“炮洞至少还有一米多没有打到设计要求，就放了？”他答得轻松：“反正，石碴没清理，你怎么知道达到要求没有？唬弄一次算一次，不知哪年哪月，局领导才会再来，怕什么？”我这个“斗室人”，哪知道现代人的规矩呢？接着，他告诫我：“有啥法，上边逼出来的！你别乱讲哈！”今天可以不保密了。

我写这事，没旁证，可以算我乱说。下边讲一个有旁证的事。我的老同事龚焰，他下放在五处505队当工会主席，有次，处里让汇报工作，遇上队长、教导员不在，他去讲：“完成任务1―4―0。”被副处长狠批了一通：“人家能完成1―10―0，你这不是‘右倾’是什么？回去好好检讨。”

教导员、队长回来，听了龚焰汇报“挨批”的事，他们说：好办，报他个1―20―0得了。龚问：“上面来查怎么办？”队长说：“讲我们放大炮就是，他们要的是1―20―0，哪会来查呢？”果然，由忧转喜，505队受到了表扬。

那时，完不成高指标，反右倾“有人管”。至于你“放卫星”，谁来问？谁想管！

35 重回通锦路

“一省一局、工管合一”的体制，试行了三年多，这种以省划界，铁路分界交接口增多，限制了运力，造成运量和运能的矛盾。1961年8月，铁路体制再度变革，由“工管合一”改回“工管分立”，撤销贵阳铁路局，10月8日在成都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

贵阳铁路局撤销，局机关一部份人分到柳州铁路局，一部份回归西南铁路工程局。我们政治部办公室的人员，因为要处理分家的一些工作，为了体现公正，我们这部份人，都属于待分配，要等到分家结束，再决定去向。

我分到哪里呢？我因为老妻在成都工作，长期分居，分回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事情却出现在情理之外！

一天，龙书记找我谈话，他很诚恳地给我讲：“我原来不知道我会调省委工交部，现在才知道，可干部已经分光，只剩办公室你们几个人，没法，我只有把你带到省里去。”我那些时候，对“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这种论点，奉为经典。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听天由命！心想，我这人呀，“命”该如此。共产党员相信起“宿命论”来了！

龙书记为了安抚大家，我们办公室几个人，专车去游了一次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那时候，不兴旅游，景点很冷清，只有一个商贩在碎石公路上，堆了一堆广柑在卖。看不见什么游客，我们站在公路边，远远望了望，表示“到此一游”，就回来了。龙书记在局党委经管的党费内，“救济”了我二百元钱。特批我乘飞机回成都探亲。

这次回家带什么礼物呢？不久前，我从农场分了一些茄子，我找工友老熊帮忙，切成片，在会议室晾干，做成茄片，装了一书包。现在，谁稀奇你这干茄片，可能扔了也没有人捡，那时不一样。

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只有二十多个坐位。现在看，是个很小的小飞机，飞机上只有五个乘客，全都是贵阳铁路局的职工。这可以看出，能够乘飞机出行的人，很少。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钱乘飞机哟！

当年，通讯很不发达，妻不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仓促回家，她以为我是分回工程局来了，特兴奋高兴。她说：“我猜你也要分回成都！”我愁眉苦脸、实话实说：“我这回是‘假释’，是回来探亲的！”全家高兴的气氛，一下象冰冻了似的，妻咋相信我们会是这个命运呢！悲惨世界。

我家住铁路新村，离通锦路局机关很近，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一个人到局里来了。局大院绿化很好，进门有两棵大铁树，葱茏依旧。我在大门口碰见政治部伏主任，他笑嘻嘻地招呼我：“老胡，你终于回来了呀！”我很不耐烦地回答他一句：“回来探亲的。”说到这里，伏主任乐了，他说：“你早该回来了，明天来上班！”他的意思是，谁让你自己不走呀，这边有我们哩！前边我讲过，不几天，铁道部政治部的同志，给我直接来过电话，让我就在工程局上班，不要回贵州去了。

这次分家，不光贵阳铁路局分家，成都铁路局也有一个分家的问题。因为“工管合一”时，铁二局调了部分施工队伍给成都铁路局，这次决定归队。

贵阳铁路局党委书记龙光沄，调到贵州省委，成都铁路局党委书记谷燕民，调西南铁路工程局。伏主任给我安排的工作，就是给谷书记当秘书。这种安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领导秘书是机要人员，天天接触机密，我自己就认为“条件不符”；再说，将来万一有什么“泄密”的事，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我，挨整怕了，不想沾这个边。

谷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屋内窗台以下，是装修过的。早上上班，去到谷书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特大，我坐在他桌子的对面，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对这个安排，心里本来就窝火，他一问，我马上回答：“这工作我不合适，我不会侍候人！”天哪，这叫什么话？再不懂事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我就说了。你猜，谷书记怎么回应？他笑了笑，他说：“这好办，我这人就烦人侍候，没关系！”万万没想到，我反而被将了一军，弄得很尴尬，半天讲不出话来。还好，谷书记给我解了围，他接着说：“我晓得，你在贵阳挨批了一下！没事。我对秘书只要求一件事，我这人有点冒失，我要求秘书私下专门和我唱反调，让我遇事冷静，不过头！”这天下还有专门要“唱反调”的秘书的吗？谷书记这番言论，打消了我大半的顾虑。

这天回家，我和妻谈了我的顾虑。妻讲：“这好办，以后，凡是有关你单位的事，回家一律不准谈，我也不问。”

我在谷书记外屋没上几天班，我俩就去第五工程处蹲点。五处，在沙河堡狮子山，成都近郊。

这里，大树不少，象一把大伞，把整个五处机关罩得密密实实的，空气挺好，就是道路泥泞难走，蚊子多得吓人。工棚当招待所，设备简陋，蚊帐又短又黄。吃过晚饭回房，我看蚊帐已经放下，扎得紧紧的，我说：“这小服务员想得真周到！”谷书记说：“什么小服务员，是‘大服务员’。”我看他神情，一下就猜出是他干的。

晚上，已经12点过了，旷野一片漆黑，远处亮出点点昏暗的灯光，万籁俱寂，不时地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吠。他拿着手电，我俩朝狮子山病号工点走去。这里是沙河堡车站，路基老往下沉，站不住。施工队长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不断向工人介绍：“局党委谷书记看望大家来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谷书记反复关心地问大家：“夜班饭吃什么？吃几两？”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高一脚、低一脚，他一个劲地在念叨：“这夜班饭，怎么让大家吃好点呢？”这晚上我睡得很死，一觉醒来，大天白亮，睁眼一看，谷书记已经不在屋里了，我赶快起床，一盆洗脸水，已经从老远的食堂打回来了，摆在床边。我想，糟了，这准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轮到我们回局了。早饭后，我急急忙忙赶到食堂算伙食账。那年月，吃完饭、算清帐，可是件重要的事呀。“我来算伙食帐,”我说。“算谁的？”事务员问。“算局里谷书记的。”他看了我一眼：“刚才有个人不是来算过了吗？高高的、胖胖的。”我明白了，糟糕，这又是“大服务员”干的。

这一次蹲点回来，我心里已经不是会不会侍候人的问题，而是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了。回到机关，我碰到政治部韩副主任，他关心地问起我：“还习惯吧？”我说：“给谷书记当秘书，可以，没问题！”

就这样，我重回通锦路。

36 难得平静

中国人爱讲“难得糊涂”，我那个年代，“难得平静”啊！

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毛主席说：每隔四年，党内就会出现一次路线斗争，叫“规律”。

我给谷燕民同志，担任两年秘书，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两年。

全国正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超英赶美”的热度，降了点；工业化的步子，慢了点。西南铁路工程局施工的川黔、川豫两线停工，成昆、广旺等线，压缩重点工程七十多处，1962年局精简三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60%。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省、地、县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再加两句：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现在，看资料，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临时离开稿子，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我心想，不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大概是中央对形势的评估？文革中，刘少奇成了全国“头号走资派”，会不会和他讲这八个字有关呢？

谷书记他们开了七千人大会回来，没搞运动，没抢工期。一是采用各种形式，请各级干部“出气”。他因当过铁二院、成铁局的党委书记，还到各地做些调整关系的工作。二是精简队伍。黄新义局长有经验，他说：无论怎么简，干部骨干和技术队伍不能减，以后迎接上马，轻而易举。

精简队伍，说这是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以后上马，再回来就是。以后，我修成渝路时的两位老测工张维祯、王文华来找我，希望复职，这曾经许诺过的诺言，我能兑现吗？

这两年，我大都干些日常工作。

准备召开局党委常委会。我先征求议题，议什么？拿个方案。先打出来，发给每个常委。开会时，拿着方案发言，不放空炮，很快形成决议。会议完了，我整理决议，打印分发，大家有数。有的放矢，效率高。

准备全局性的大会。起草文件前，谷书记召集办公主任等开会，他讲文件中心、重点，分头去写，形成文字稿。讨论时，大家拿着文稿发言，每讲一处，谷就作个记号，等到大家发完言，他的草稿上作满了记号，他再一条一条地讲修改意见，很快一致通过。会议总结，要不要我准备呢？不要。我只负责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看他们希望领导在总结时讲些什么？收集完了，交给谷书记，我完事。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不参与。我还干什么？负责记录、整理、打印、散发。就这么轻松、简单。

管机要文件。送谷书记签批、及时清退。有次，一个需要批的材料，被我疏忽积压了。我给谷书记讲，他批了个：“此件是我耽误！”与秘书无干。

处理人民来信。谷书记对人民来信，历来亲自处理。他说：“从来信中，可以发现倾向性的问题。”他怎么批，我怎么转。

安排接待来访。对来访者，他来者不拒，每次都要求我参加。有回，一位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见，她爱骂人是出了名的，我怕人搅和，把门反锁了。她一讲一个多小时，我都听糊涂了。等到她不讲了，谷书记问：“还有吗？”讲光了。谷只讲了几分钟，讲了个一、二、三，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觉得奇怪，她咋就走了呢？谷书记笑着问我：“我让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他讲话很乱，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她梳辫子，看她到底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怕你嫌她罗嗦，思想开小差，答非所问，不骂你才怪哩！”原来就这么简单。

政治部韩副主任跟我交待过：“你星期天要来啊，怕谷书记有事。”以后，我每个星期六下班时，就要问谷书记明天有事没有？多问了几次，他象感觉到了点什么，他问我：“你觉得我们还有事没办完吗？”我说：“没了，一扫光。”他问我：“明天你爱人上班吗？孩子上学吗？”我说：“不！”他嘲笑我一句：“明天，你不知道陪他们出去玩玩吗？”两年中，谷书记没有在任何节假日，找我去办过事。

我曾经说过：“这里，有秩序、有效率、有团结、有信任、有友谊。”这种“难得平静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两年！

37 我牵上“伊犁事件”

我有个堂弟，叫胡永诚，是我伯父的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在重庆井口机械学校毕业。困难时期，有一天夜晚，他忽然来到成都我家中，因我在贵阳，妻从未见过面。听永诚讲：他有个同学在新疆，说那里有工作、有饭吃，当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有饭吃”三个字。妻历来为人厚道，礼貌地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送他十五元钱路费。从此，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妻也没告诉过我。

在我任谷燕民秘书期间，有天，忽然接到一封来信，信是从苏联寄来的，寄信人就是胡永诚。信的内容，除了讲他在苏联一个集体农庄工作，“吃得饱”，有牛奶喝外，希望我给他寄一本中俄文对照的字典去。

当时，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一边倒，我有一个亲属在苏联，谁也不认为是个问题。可“组织观念”时刻提醒我，把原信立刻上交支部审查。大家还说：“好哇！你有光沾了！”皆大欢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过不了多久，我在收发谷书记的文件中，看到了一份机密文件，说新疆发生了“伊犁反革命事件”。苏修煽动几十万边民外逃。看了后，我几乎是本能反映，不问青红皂白，把胡永诚和“伊犁事件”联系起来，给自己戴了顶“反革命亲属”帽子，向谷书记写了请调报告。

谷书记这人办事，从不拖拉，他看完报告，马上到屋对面找黄局长商量，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他拿着我写的那张纸，边指边讲：“他又不是你亲兄弟，很长时间和你没有联系，到苏联又不是你喊他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说完，他把我的报告扔了。

谷书记认为没事，可这案子省里都挂了号，有人多次建议另换秘书，相关材料还塞进我的档案。

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事，老妻遭到大字报揭发，罪名是：“支持兄弟叛国投敌！”谁叫你给胡永诚送路费？你早应该预见会发生“伊犁事件”！

文化大革命后，该没事了吧？哪能呢！我在资阳431厂无意中和同事谈起过这件事，整人有术，有人用八分钱邮票向铁道部寄信，揭发了我这桩“罪行”。好在，信转回厂办公室，我拿去找厂党委书记岳异。我说：“劳你帮我查证一下，这事是谷燕民、黄新义同志处理的。”不久，岳异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把我喊到办公室郑重宣布：“你的事我查了，谷燕民同志已写了证明，北京市委盖了章。”他拿手比划成一个圆章的样子。“这回你该放心了吧。”谷那时是北京市经委第一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他哪能不记得呢！

后来，中央给“伊犁事件”平了反，大批外逃的人回来了。胡永诚曾三次回国探亲，我详细问了他离开祖国的经过。

他确实不是“伊犁事件”的参加者，即使是当时，我也确实算不上反革命家属。他离开成都到他同学说的一个煤矿当工人，虽说生活不太好，但确有饭吃。在矿上干了一个冬天，等到春暖，他离开煤矿，出来另找工作。新疆地广人稀，交通很不方便，有汽车过路，他要求捎个脚，被拉到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一个县。这时，他才知道，有许多新疆人逃到苏联去的事。一听说逃过去“有饭吃”，他就往边境线走，那时边防军已经撤了，只有少数民兵把守，民兵把他和另外一些人挡回来，交给派出所，在空地上站了一会，没人管，大家散了。他又向边境线走，第二次挡回来，还是没人管，因为派出所知道，这只是些饥民，怎么管？他又走了，路过一个四川人开的饭馆，听他讲四川话，给他吃了碗饭，然后告诉他，从哪里走，可以越过边界到苏联去。这次路走对了，苏联在边境上设了个“收容站”，说是红十字会收容中国的“难民”。他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中国人，等在那里。一会，又来了几个人，才一块送到一个集体农庄。一年后，他到斯维尔德诺夫斯克的工厂当工人，后在乌拉尔工学院毕业。

听他讲了这个经过，我长长叹了一口气，我说：“你连累我，还是小的，你好几弟兄，十多个侄儿、侄女，他们知青回城、升学、就业，样样受影响，你作孽啊！”

你猜他怎么说：“我也是没法，饿疯了，逼出来的！要有吃有喝，谁愿离乡背井，活受罪！”他忽然反过来责备了我两句：“我和你有什么直系关系？你为啥要去自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家属？”

天哪！他还责备起我来了！我说：“那年月，挨整怕了，吓出来的！”

38 难忘空谷燕鸣

因为我牵上“伊犁事件”，建议来接替我工作的人的档案材料，一个又一个地往谷燕民书记这里送。可谷书记到北京开会，还是我一路随行。

开会地点，在北京饭店。怪了，铁道部这么多招待所，为什么到北京饭店开会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困难时期，在这里开会，生活好一点！我呢？住铁道部招待所，平时在北京饭店休息。这里，经常有中央首长来往，有一次，我准备上电梯，看见附近有很多穿白衣服的“服务员”，一会从电梯中出来个人，好面熟呀，在哪里见过呀？等我回过神来，才想起这不是陈毅元帅吗？第二天见报，原来尼泊尔国王住在这里。多几天，和保安同志混熟了，我问他们，店里这么多客人来往，保安工作咋作？他们说，这靠记人，你来过一次、记着，下次再来就不挡驾了，这叫职业修养。后来，过道上的保安，象熟人一样，和我打招呼。

有天，谷书记开会回来，看见我在房里，很高兴，他说：“我正要找你哩！今天加餐，走，我俩一块吃饭去。”谷书记掏出餐券，撕下两张，让我改善一次生活。

有个晚上，谷书记到西单看一个亲戚，谁？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让我一块去。这行吗？谷书记看我有点犹豫，拉着我就走：“对秘书还信不过呀？局党委常委会哪次你没参加？”

有个星期天，谷书记要去看他妹妹，他说：“走，到我妹妹那去，你还没吃过小米哩！”

散会后，顺路，到正定看他哥，我们一块去看了河北梆子戏，参观了正定大佛，还千方百计包了一顿羊肉饺子。他哥把我当客人招待。

从北京回到成都，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铁道部政治部工作，他说：“你一道去，你爱人、全家都去。”不是要换秘书吗？怎么要换我去北京？不去，我出了事还会连累谷书记哩！

谷很失望，哪有不愿去北京工作的呢？他无可奈何！又给我重新安排，他说：“我走以前，总得把你的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吧！到工程处当政治处主任去？”让你这个正科级升副处级，总可以吧？不！我不领导人，领导我的人只能有一个。哪有这样的岗位？我早已给自己安排好了去路：“回政治部当研究员”。

1964年2月，谷书记走时，让我专程陪送。在车上，他以一种惜别的心情问我：“这两年有收获吗？”我说：“收获可大了，你的修养、水平、素质，我学不到，但在你身边，有信任、有友谊，终身难忘。”

以后，很多年，我和谷书记没有任何联系。有次，我到北京出差，这时他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我给他家打了个电话，他一定要约我到他家吃饭，他告诉了乘哪路车、哪站下。下班时间，很拥挤，挤下车，他在站上等着我哩！一到家，孩子们围上来问：“胡叔叔，让你到北京来工作，你不来，你要来了，该多好呀！”谷书记接着话，加了一句：“你胡叔叔比过去开朗多了！”听懂了吗？

又是若干年，没有联系！一次，他的三女谷莎莎（现名谷放），到成都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读书，他委托我就近关照一下。所以，在谷书记这四个孩子中，莎莎和我最熟。三年照顾不周，但我真佩服她是个语言天才，她那一口道地的四川成都话，让我都听傻了、惊呆了！

以后，偶尔，孩子们来成都，他们总会来家看我，他们说：“再忙，胡叔叔总要来看的。”今年是他大儿子谷建中的60岁大寿，四个孩子事业有成，要到成都来怀旧，难得的聚会，我要请大家吃顿饭，想不到，客人一定要招待我这主人。在去餐厅的路上，蓉蓉扶着我缓缓前行，我说：“当年，我在送你们回北京的车上，那时你才七岁，我说长大了还认得我吗？”蓉蓉说：“记得！胡叔叔，当然记得！”孩子们，感谢你们了！

1980年的一天，我在资阳431厂一连接到四次电话，传来了同一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噩耗，谷燕民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要赶去北京参加追悼会是不大可能的，可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一再鼓励我去，他说：“我派你去！”我当晚打电话给铁二院工会主席蒋广茂，托他代我买了飞机票，在北京机场，铁道部办公厅和政治部办公室的两位处长朋友，亲来机场接我，第二天铁道部派车送我去八宝山公墓，那天沿路增加了许多警员，北京市委、国家建委、铁道部、铁道兵来了许多领导同志，礼堂小，大概有一半的人进不去。他大儿子谷建中出来接待了我，他说：“胡叔叔，今天这会上我只接待了你一个人！”追悼会由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主持，我站在他们家属的行列里，饱含热泪和深情，向我的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一别近30年，空谷燕鸣早已沉寂。我曾经说过：飞燕的勇敢和高尚、飞燕高吭的歌喉，仍激励着我，不断去呼唤正义，呼唤美好的明天！

这是誓言，矢志不渝！

39 一个萝卜过大年

我前边说，“难得平静”的两年，是指政治上没人“运动”你。那“生活”呢？这一段如果不说，比“背叛”还背叛。

那年月，粮食定量不说，蔬菜，也只能到国营菜店去买。有一年春节，全家分配到一个四斤左右的大白萝卜；另一年，白萝卜外加几斤红萝卜。

你也许会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叫做“一个指头”。只三年吗？放屁！都七十年代，有年我在431厂过春节，好容易才分到半斤肉。

这是大城市、大企业，农村呢？重庆有个“肖李廖反党集团”，为民请命，向中央上书，反映四川非正常死亡千万人。

农村，大搞“高指标”、“反瞒产”，把农民留的种子、口粮，翻个透。农民没饭吃，逃亡，火车顶上，坐满了逃荒的人。一次，老妻收了一个从火车顶上摔下来的农民伤员，他是从农村弄点土陶器，钵钵缸缸什么的，到城市去卖，没钱买车票，爬火车，上顶棚。过隧道咋办？人摔下来了不说，陶器全摔了！幸好，铁路上有条规章，这类伤员，铁路上负责免费医治。伤员鞋子都没有，一身很脏，怎么上病床？老妻给他找了双鞋来，洗了洗，勉强可以躺下。病房的医护人员，觉得这种病人，难护理！不多久就要他出院。老妻想：住在院里，总还三顿饭有吃的，出去，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养伤？老妻要多留他几天。不知道是开会还是什么事，老妻有几天不在，等她回来，病人走了。为这事，老妻一直心里很歉疚！人家错在哪里？他的遭遇谁造成的？农村这样，城市呢？自己在口粮定量里，节约点粮票，总可以节约归己吧？四川省一夜之间，宣布省粮票作废，活抢人！

成都，大人口粮廿一斤，小孩十几斤。全家按定量吃饭，掉了一颗饭在桌上，孩子们要争抢“是我掉的”。走亲戚，回家来要欢喜两天，说是不定量“随便吃”！这样的“好日子”，人人都说“吃得饱”！

“票证”满天飞，节日，供应几两粉丝是几号票，木耳、黄花……多供应一样，票证多一个号。这下热闹了，到处排长队。单买一次米，我就到粮店排过几个小时。当家的，苦啊！

粮食到哪去了？有人说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受难”兄弟，据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难弟”的日子比“慷慨富兄”好得多。有人说是“苏修逼债”，债从何来？谁能向老百姓说清楚？

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讲：还是那个“私有”改“公有”，“家庭经营”改为“农业集体化”惹的事。

据说，这是我国那个天才理论家陈某人的一大创造。工业化大生产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农业咋不也可以搞集体化大生产呢？工人是无产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有土地、农具，是小私有者，怎么办？简单，集体化以后，农民什么都没有了，不就成了农业工人，成了农业无产阶级。不是可以和工厂一样，搞成社会化生产的大农业吗？

他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个“实践”支撑，你看农业学大寨，农民坡地改梯田，成绩大大的。这里，他把搞农业相关的建设工作，和农业生产本身混为一谈了。比人海战术、比大干苦干，那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不也成了搞社会主义？

农业生产本身，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你不能把土地搬到工厂里，由你支配；你不能命令老天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它怎么可能象工厂那样，只要有专业分工，就能多打粮食呢？电视里演几十个人，在一块地上，干一样的活。这是磨洋工、养懒人，不是集体化的优越性！

规模经营和集体化是两个不同概念，美国即使是12000亩地以上的大规模农场，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世界上，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苏联从1929年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三十年代出现了严重饥荒。直到1953年，谷物产量还低于集体化前的1913年。

过去大讲特讲，人民公社是奔向天堂的桥梁。桥是走过去了，天堂呢？现在呢？就是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处仓盈斗满，我没有过桥，似乎已到了天堂！

如今我到食堂吃饭，剩菜剩饭，带回家，晚上再吃。寒碜吗？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扔了，我心疼！

40 三次巧遇

1964年开始，经过调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西南铁路再次上马，先后修建川黔、贵昆、成昆三条铁路。铁二局职工由二万多人增加到四万多。1964年9月中旬，铁二局迁贵阳。

这次回去，我没住“斗室”。人多房少，宿舍、办公共用。碰巧，我和何益同志同住一屋，他比我小十多岁，和气、含蓄、干练，不跟风，平等待我。有什么任务，我俩轻松就应付过去。晚上没事，他爱人从成都捎来的食物，我们“共产”。我调离贵阳，他和王朔中同志，在狗不理包子店，为我饯行。

贵州产煤，冬天，局拉回许多煤砖，各室抢来堆在过道上。我俩学会生铁炉子、晚上封火、晨间开火，其暖融融。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特地去过两次电话，对何益当年的关心，表示谢意！心里仍象当年小屋那么暖和。

一次，我在河滨公园附近，看见一位女同志，提个小包，赶去上班。我贵阳没熟人呀？这人好面熟！这不是陈文若吗，我一个很熟的好朋友。

你怎么到贵阳来的？重庆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任教，后因政治原因，1958年调贵阳八中作语文教师。

我？四海为家，修铁路修来的。

我那次在贵阳，曾经处境不好，被“网”上了，差点“自绝于人民”。她也遭厄运，丈夫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劳改，可她却顶住了狂风巨浪。

什么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今天懂了。胡风给周扬送了个《万言书》，讲了对文艺领导的一些意见，触动文艺讲话。周扬把《万言书》、胡风和朋友交往的一些信件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时，他写了按语，钦定：“胡风反革命集团”。举国哗然，周扬都讲他没有想到。开始，揭发出一批和胡风有牵连的，再揭和有牵连的人的“牵连”，滚雪球。可能，陈文若丈夫就这样“牵连”上了。

经组织查证，这案件纯属子虚乌有。“大干将”绿原，说是证据确凿的“中美合作所”军统特务。绿原本名周树凡，从没进过中美合作所，有人只知道他现在的名字，张冠李戴，错了。

陈文若两个儿子，学业、事业有成。夫妇晚年，生活幸福。她是我几十年来敬佩的好朋友，顽强，勇敢！

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长六公里多，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关村坝傍大渡河，彝族地区，人烟稀少，从洞底到山顶，高差一千多米，山势险峻，悬崖绝壁，可比三峡。我奉命去那里出差，住在进口的工程队。

工程队几百人，日夜三班作业。有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买饭，看见有个穿得整齐的女同志，哪来的女隧道工？原来是我修成渝铁路的老同事林茹蕴。我那时在十九分段管炸药，她是民工中队指导员。我雷管放在抽屉里，她领的雷管装在挎包里，叮叮当当背起就走。我俩都在拿生命开玩笑。成渝铁路修通后，十多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在这隧道工程处机关材料室工作，难得来工地，今天是下来查料库。只要有瞬间之差，这一辈子可能也碰不上她，巧遇！

她在成渝路通车后，调去当列车员。她的那个民工大队长，一个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看上了这个不到二十岁，还是大学肄业的漂亮姑娘。

林茹蕴愿意吗？年龄大十多岁不说，还有烧伤残疾。你不愿意？有组织关心。组织出面找她谈话：“照顾老干部，这是革命的需要！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这是阶级感情问题，年轻人应该多为革命作奉献！”

你听不进吗？你还要不要工作了？这不是逼婚么？

婚后，林茹蕴和这老干部生了三个孩子。老公一张口就是：“你这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臭婆娘，还要和别的男人抱着跳舞，你敢！”

“臭婆娘”不信邪：“你开口讲出身，你老家那个贫下中农妻子，咋不要了呢？”

那年月，动员机关合适的干部上大学，组织上保送林茹蕴到清华大学学建筑，好事吧？老干部丈夫闹翻天！“到北京上四年大学，跟别人跑了谁负责？”上学的事，吹了！

在宝兰工程处工作时，吵架变成打架，林茹蕴到河边坐了半夜，想了此残生。想到几个孩子，她回来了。林茹蕴拿起法律武器，上法院，单位领导都站在她这一边，法院判决：“离婚！”

老革命“丈夫”要复仇，文化大革命中，他向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揭发林茹蕴是地主，被抓关押，后幸获救。这老革命还要把林茹蕴往死里整。

几十年来，我认为林茹蕴是一个敢于和粗暴、愚昧、自私的封建卫道者作斗争的人。晚年不幸，已瘫痪三年。

说实话有时候就是不招人待见。您老爸胡崇俊老伯是响当当的好汉！

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但是文革前后那段时间逃难到北方的到处都是。要不是人祸，还真的难以说通。

他和周是老对头，这种信不太可能往周扬手上交。

花真实。

不过建议发帖时注意一下节奏，要让网友有时间消化啊。

建议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河友都来看看,就知道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

里面讲到了三年饥荒时期四川的极左政策,特别是李井泉作废四川粮票,很多人省吃减用攒下来的救命的粮票一夜之间就一文不值.

GCD控制人的手段里,户口,档案还是小儿科,粮食凭票(本)定量供给更黑.

很感动，握手老乡。

虽然曾经有过艰难，有过挫折，遇过宵小，但依然矢志不渝，这就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吧。

铁二局曾经是很吃香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