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安九年：河北群贤 -- 李靖岩

就是填坑速度太慢，虽然知道催稿不是件好事情，但是也请老兄稍微快一点，这样子看的不过瘾啊。。。。。

兄弟我对道教的历史很有兴趣，希望靖岩兄能稍微多讲一点，谢谢。

dreamflyer之《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

———————三国中享国最久的皇帝于此年诞生，他将统治三国中持续最短的王朝。

建安十二年荆州新野，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当时无论婴儿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婴儿将会成为三国时代享国最久的君主。这就是刘禅，字公嗣。日后的蜀汉后主。刘禅十七岁继位登基，居皇位达四十二年之久。三国之中人莫能比。孙权虽然在实际执政时间上还长于刘禅，但成为皇帝却是四十岁以后的事。

刘禅的降生使他父亲刘备的脸上稍添一丝喜色。这年年初，曹操北攻乌桓，后方守御空虚。王朝末年的夹缝生存大师刘备迅速的捉住了难得战机，并且立即建议刘表出兵攻击。然而刘表正苦于荆州内务不清，长幼争权，妻族秉政，弄的乱七八糟。自己尚且自顾不暇，哪有闲心发动战争。刘备再三劝谏。仍然没有效果。刘备的内心不免也对刘表糟糕的家庭情况发表过无声的抱怨。但当他自己的儿子降临人世，他仍然十分高兴。

因为其年刘备已经四十七岁。

刘备前半生备极坎坷，虽然有关羽、张飞两位世之名将相辅佐，终因实力不济机遇不佳而找不到可以使他雄心壮志起飞的平台。相反却打了不少次败仗，以致于此时才有子嗣。他给儿子取名为禅，或许别有他的含义。但后来蜀汉末年著名的史学家兼乌鸦嘴谯周则因此而作出“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的不祥预言。其中的“具”和“授”分别指喻刘备和刘禅，意为刘备虽然将蜀汉的基业“备”好，但刘禅终将把蜀汉“禅”与旁人。和一切乌鸦嘴的共同特征一样，这一次他又说中了。

王朝绵延至今，历经西汉东汉季汉三个朝代，长逾四百年的光阴中。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第一次著名的名字与预言相符合是“公孙病己立”和汉宣帝刘病已。此后是刘秀的“刘秀发兵捕不道”。第三个应验者是灵帝的两个儿子少帝和献帝。他们分别有史侯和董侯的小名，后来果然都没做稳皇帝。刘备父子可以算是王朝的第四宗。

如果知道从此十四年后自己将成为皇帝，刘备也许将后悔自己为什么如此之晚才有儿子。四十七岁这个年龄已经过大。诸葛亮四十六岁有子诸葛瞻，但此前的长期无子是因为其妻黄氏。纳妾之后，情况数年内就有改善。而刘备则已成亲多年，且从刘禅降生可证夫妻双方均无问题。十四年后，刘备已六十一岁，而刘禅尚是弱冠少年，其智商和教育或者优于普通少年，但在处理国家事务这样高级别的领域里单靠书本智慧决不足够。类似的例子看王弼可知。一个并不明显的事例常为人所忽视。当蜀汉著名的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相继谢世后，刘禅即取消丞相一级的职务而改由自己亲秉政事。但对于一个强敌环嗣的弱国的君主，十七岁只能是不得已的代名词。倘若刘备当时已有如孙策、曹丕那样比较成熟的皇储，情况就又不同。

但刘禅真的是刘备的第一个儿子么？

多年以后，魏太和二年，即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的北伐计划因为街亭失利而饮恨告终。魏明帝曹睿去长安溜达一圈，然后发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被魏略所记载，因而为我们所知。其中有如下的字句：“……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己。”

这个刘升之，是什么人？

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有如下几种猜想：

一，是魏略作者的误写。这种说法虽然是主流，但未必准确。因为这一段内容并非是鱼豢自己手写，不是“魏略曰”或“鱼豢曰”，而是“魏略载帝露布天下”。露布，此处应属王朝名义发出的公告，况且用上了这个载字，应该是全文照搬才对。魏武故事载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又于陈思王传载帝三诏。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内容置疑过，那么为什么就认为鱼豢这里就“载”错了呢？即使有错，那也是明帝和草诏官员的错。跟鱼豢有什么关系。问题复杂，解释不了，索性抹去，归罪于古人，此我之不取。

反过来，则如这个魏略所载确实是当时明帝露布天下的诏文，那么刘升之就应该是一个现实存在而非错笔——太和二年的探子纵然比不上詹姆士邦德，也不至于糊涂到将敌国元首名字都弄错。况且按露布中意，既有言责葛氏以擅权，那么这刘升之按理说就该是刘禅。但刘禅字公嗣，而且从没有相关记提及他曾改字。

二，则刘备别有子入蜀，且这个人可能字升之。

无独有偶，三国志中有这样一段奇怪的记述。

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魏略：“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於政，遂总内外。”

又：“臣松之案：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於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於长阪，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於小沛，禅时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败於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二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馀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

裴松之在这里论述了魏略所记载的刘备失子绝非刘禅。这个证明过程是合理的。但他没有再往下推论。在刘禅之前，刘备有没有儿子的？若有，这个（或者尚且不止一个）儿子最后哪里去了？究竟是不是象魏略中记载的那样回到蜀国，且若回到蜀国，此人是谁？为何蜀书对此一字不提？

先主传“……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

古时的妻子是今天妻和子的统称，这样看来，至迟建安元年，刘备是可能有一个儿子的。那时侯刘大耳朵很是不顺，天天被人东赶西躲。老婆孩子所以也经常保不住。至少在跟吕布的纠缠中就丢了两回，很侥幸都还了回来。（布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敦往，不能救，为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擒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这是第二次）然后终于有了个了断：“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武帝本纪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基本相同：“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

刘备的妻子在建安五年被曹操掳去，顺便还有关羽。此后关羽在刺良之后逃归刘备，没有只言片语记载关羽将刘备的妻子一并带走。当时战阵杂乱，关羽也没有机会再回头去找刘备的妻儿。据三国志关羽传，“及羽杀颜良……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这些彼此印证的记载可以证明，在建安元年之前，大耳朵刘备至少可能有一个儿子。刘备的妻儿老小这次被捉了去，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她们有回来的机会。因此刘备的后裔大概是落到了曹操的手上。我们都知道刘备眼睛很毒，所娶皆是美女。甘，糜之上他还娶过哪些女子，基本上成了一个谜。陈寿说蜀汉国不置史，因此史料多阕，这个评价倒也不是完全屈枉。就蜀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来说，里边隐藏的谜团实在太多了！

假如刘备的这个儿子真的象魏略里所说的那样生还了蜀汉，那么问题变的相当复杂，因为按三国志的相关记载，这个儿子要比刘禅更加的根红苗正。因为我们所知刘备的老婆当时无非是甘夫人糜夫人。

据糜竺传：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糜家财雄势大，童仆万数，此时对刘备的支撑当然是刘备得以喘息甚至重振的重要力量。所以小糜在刘备那里是妻即夫人这个等级。但吕布后来又将刘备妻子还了回来，刘备前边那个夫人入门既早，又有子嗣。小糜没有机会爬到她头上去，只能算次妻。小甘则更弱。二主妃子传：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小甘后来是母以子荣，属于以常务妾代理夫人。但倘若不是刘备的正式妻儿一去不复返。她终究只是妾室。三国立嗣常规是立嫡以长不以贤。作为母亲，甘夫人没有刘备正室身份高，作为儿子，刘禅比他那个哥哥至少小十二岁，。因此，从礼数和惯例来看，即使刘备这个儿子在外流浪多年，但一旦他回到蜀国，刘备身后的第一继承人仍然是他，而不是刘禅。

又、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即汉中王位。而先主传中却没有记载当时王世子所立。观之前后，曹操即魏王位时，武帝纪“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孙权即吴王位时，吴主传：“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立登为王太子。”只有先主传却没有应该有的那句：立禅为王世子。这是不是说明当时刘备心里还有犹豫？

此处特别提出一个字：丧。这是个多音字。读一声的时候是名词，如葬礼。读四声的时候是动词，如缺失。因此这里说先主数“丧”嫡室。并不是说这些嫡室都死掉了，而是说刘备几次失去了嫡室。后出师表中有个所谓时间上的大破绽可能就是这个字的理解上出了问题。建兴六年十一月写就的出师表中提到“然丧赵云、阳群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而按赵云传，云卒于建兴七年。傅斯年先生把这里当作一处硬伤，说“尤与史不合”。我以为未必。因建兴六年十一月与建兴七年相差无几。倘若赵云暮年缠绵病榻，则极有可能在尚未逝世的建安六年十一月就已经丧失出兵作战的能力。是时亮出师在即，对大军来说，赵云这个将领事实上已经损失掉了，因此用“丧”字也还说得通。

但推论虽如此，蜀志以及我们所见一切相关记略中，关于此事，一片空白。刘备的这个儿子，似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湮没在历史里。如果不是局外人鱼豢不经意间的只言片语，也许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可能还有这么个人存在。

那么，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又真的如魏略所言回归蜀中？他究竟是谁。

裴松之在对魏略有关记载的反驳中，只证明了这个人不会是刘禅。但假如这个人是刘备丢失的长子，则上文既已证其可能存在。那么魏略上的记载就不应该被全盘推翻。从蛛丝马迹中，我们或者还可以探知当时所发生的秘事之一二。

记载中的这一句话相当关键：“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

刘备的手下姓简的又为我们所知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简雍。

按蜀书卷八：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先主入益州……拜雍为昭德将军。从中可以看出，简雍完全符合魏略中所说的那简姓舍人的特征。虽然不能就此指定这个姓简的是简雍。但从同姓和相似的经历来看，无疑很有可能。

但奇怪的是，简雍传有头无尾。蜀书前后十五篇中有记载的人物列传里，没有交代人物后事如何的，统共只有三人。除了杜聋子杜微之外，另两人就是简雍和就排在简雍下边的伊籍。做为一部专业的史籍，居然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蜀国固然国不置史，史料多阕。但三国志著者陈寿以及他的史学老师谯周皆是蜀人，应当可以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个不足。那么这奇怪的空白预示着什么呢？

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摘到这里，聊做陪衬。

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和吴将军有这样一段渊源，朝中大臣对吴将军倚畀正殷，吴将军出面给伊璜先生说项疏通，朝廷非卖他这个面子不可。”吕留良道：“黄兄所见甚是，只不知陆，范二人，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说是'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难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为疏通吗？”黄宗羲道：“吴将军替伊璜先生疏通，倘若单提一人，只怕惹起疑心，拉上两个人来陪衬一下，也未可知。”吕留良笑道：“这等说来，范陆二人只怕直到此刻，还不知这条命是如何拾来的。”

猜想一下，既然范骧和陆坼可以作为查某的陪衬被饶了性命，伊籍自然也可能为陪衬简雍而被截断列传后半段。当然这些自然只是一种可能。但假如我们把它推到极端，即简雍的空白结局中，当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又会是什么？

倘若这个刘备长子真的有机会回到蜀中与刘备团聚，后果之一是，刘禅基本上很难承继刘备的帝位。

因为刘备长子既然在建安元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即使那时候他刚出生，只在襁褓之中，到建安十九年刘备拿下益州，他也是近二十岁的人了。那时候刘禅只有七岁，尚处于顽童时期，无论是学识才干还是对父亲的辅佐，七岁对刘禅对这位已经成年的长兄均无任何优势可言。假如刘备长子还是个有政治意识和手腕的人。刘备辞世之前，他已经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基本构建起一支自己的亲信队伍，而刘禅此时还一无所有。就算加上母系势力，甘夫人和糜夫人的政治影响力也相当有限。

但最后的结局是：刘禅是皇帝！

那么倘若这个刘备长子是存在的，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从“下边没有了”的简雍传里，我们充其量只能看出简雍具备魏略中所记载的简氏舍人的特征，其余更深入的，并看不出来什么。但即使只以常理测度。以刘备的性格，假如他的长子真的回到他的身边，他几乎不可能将这个“长子”清洗掉。而长子假如有机会跟从刘备，以其身世，必不至于湮没在碌碌之中。而我们素知的刘禅之前刘备的子系只有义子刘封一人。

三国志刘封传：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

关于刘封的出身，三国演义里基本遵循了三国志的说法，认为他是罗侯寇氏之子。而魏略中的记载：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基本没任何联系，除了“罗侯寇氏”和“刘括”的谐音。

时间上就更不对。三国志记载刘备收刘封至少要在生刘禅之前，不然，“未有继嗣”四字就根本无从谈起。而魏略中所载的简氏舍人认刘备长子是在建安十九年。但刘封那时“年二十余”，而刘备长子自建安元年到十九年，那时至少也是二十岁。假如刘备长子生年更在建安以前，自然会更大。也就是说，刘封和刘备长子的年龄是很相近的。

即使如此，他们之间的相似处也仅这两处而已，假如我们认定三国志刘封传的记载是完全准确不容更改的，那么刘封决不可能是刘备长子。况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既然是一种假设，本已出于无奈，必然要以典籍中相关记载为旁证的，如何可以推翻？因此迄今为止一切推测仍然只是推测。于史无征，聊做戏说。

但同时，在蜀书十五篇中，只有一个人的表字没有记载，这就是刘封。以刘封的地位和年龄，我以为无字的可能性极小。众所周知，刘备四子的名字连为“封禅永理”，据说其意深焉。那么刘封的字为什么会被抹掉？难道他的字就是升之？从名和字的关系来看，这也并非全无可能。

无论这个刘备长子究竟是不是刘封，他的回归对蜀国来说，都意味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起于青萍之末。只要他事实上存在。无论自己主观与否，残酷的夺嫡斗争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这场争斗终究没有出现。对刘备长子来说，或者他根本没有回来，或者他因为什么事情死掉了。对刘封来说，那只是因为他死掉了。

刘封这人很不争气。他不发救兵营救关羽，跟刘备旧部武将如张飞的关系自然是差到极点。但他又藐视孟达。间接得罪了益州土著势力。这人倘若参加夺嫡，看起来似乎不会有任何一股势力会支持他。但即使孟达把成破利害说的那么清楚，他却偏不投降魏国。他对蜀汉和刘备的忠诚却值得肯定。而诸葛亮这时给刘封定的一条罪状正是“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好象不“因此”以后就很难再除掉刘封了似的。又好象处死刘封的理由，主要的倒是这个，而非刘封所犯过错。

对诸葛亮的公正清明，我们不应该加以怀疑，而刘封也确实有可死之道。在蜀书中找不到围绕刘封有小势力的相关记载。他就只是刘备义子的，没有正式地位，没有高官，没有重兵，没有辅弼。他有什么“终难驾御”的地方？

设若刘封并非刘备义子而是刘备亲子的话，那性质就又完全不同了。

而刘封不救关羽也就很好作出解释。因为他很可能将早年失散的责任归于关羽、张飞。而关羽因此也将倾向于刘禅。既然两不相合，迁延时间借刀杀人也就不是不能考虑的了。但建安十二年，刘禅刚刚降生，诸葛亮也正在这一年加入刘备军团。是年刘备四十七，诸葛亮仅二十七，此前若干年发生的关于刘备家庭的秘事，诸葛亮未必清楚。即使刘封其实是刘备亲子，但诸葛亮很可能只当其为刘备义子。因此而产生的差距是巨大的。

魏国的露布诏于魏太和二年，是时蜀国刘封已早死。倘若露布上的内容与刘封有关系，那么其用意就很可能是象蜀国以司马懿之名贴露布讨伐太后，以引起敌国内部的矛盾分歧。刘封之死，诸葛亮颇有关碍。倘若刘封有遗留政治或军事势力，当然会目诸葛亮为首敌。无论如何，能够提前消弭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祸延良久的政治的风暴，对人对国，都是好事情。

建安十二年也即公元207年。这一年，刘备有两件喜事值得铭刻终生。一则是儿子刘禅的降生。另一则是军师诸葛亮的出山。他不会料到的是这两个人此后将毕生纠葛在一起。建安十二年，刘备已在荆襄盘桓数年，逐渐得与本地大族如蒯氏蔡氏建立了良好关系。而自己也在本地拥有了一定人望。是时荆襄和平已久，是天下难得的避世之地。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如司马徽、庞德公、诸葛亮、庞统、徐庶、石韬、孟建、蒋琬、廖立等等，各有擎天之志，各自待人而辅。刘备对诸葛亮的拜访充满了传奇。日后，当即将远征南蛮的前夜诸葛亮在油灯下专注的写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否也有莫名感动。关于这段传奇事迹，三国志诸葛亮本传中记载的更加简略。“凡三往，乃见。”仅仅五个字，诸葛亮就许下了自己二十七年的余生。当季汉章武三年刘备在白帝城即将逝世时，永安宫星夜托孤，刘备曾对兼程赶来的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取。”

季汉建兴十二年秋八月，诸葛亮奄然归天。此时刘禅已二十九岁。各地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的章表络绎不绝的呈上，刘禅一律束之高阁。直到又二十九年之后，刘禅五十八岁！为诸葛亮立庙的建言才最终获准并以皇帝诏命公布天下。是年，邓艾入蜀。国灭！

没有人能说清刘禅的想法，以及他和诸葛亮之间半生的纠葛难明。蜀国有些事，其实很复杂！

——————历史并不需要英雄，但时代需要。

建安十三年对曹操和曹丕同样记忆深刻不可磨灭，只是父子二人的记忆未免侧重不同。这年年初，武陵才子周不疑遇刺身亡。周不疑是前一年随其舅父刘先一起从荆州归附朝廷的。这个幼有异才聪明敏达的少年迅即引起曹氏父子的注意，并且几乎成为曹操的女婿。——五年以后曹操的两个女儿成为汉献帝的贵人，其中之一在建安二十年成为皇后。——倘如此，则周不疑日后的仕途发展几乎不可限量。周不疑的猝然遇刺使曹丕心生疑虑。也许曹丕曾有过将周不疑扶助成智囊或臂助的计划。他随即从曹操那里得知刺客的确是得到了曹操授意才出动的。曹丕不解的询问曹操，答案是：仓舒已死，周不疑日后不是你能驾驭的。与其如此，不如早些杀掉。

仓舒，即曹冲。一向被视为曹操最杰出的儿子。建安十三年，曹冲病死，时年十三岁。十三岁的曹冲已被曹操视为曹氏诸子中唯一能抗衡并驾驭周不疑的人。所以一旦曹冲病死，曹操也就迅速杀死周不疑以免除后患。而此时曹家诸子中阴柔多智的曹丕，惊才绝艳的曹植与能手格猛兽的曹彰已均成人。建安十三年曹操已五十四岁，其二十五子中除少数夭折或尚未降生者此时均已茁壮成长。和前一年刘禅的孤独的降生不同。曹家诸子之间明与暗的争斗更加激烈。但这一切在建安十三年前仅仅只是谋划。因为其时曹冲还在。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曹冲相对他诸位兄长的长处，但仅仅十三岁的曹冲被父亲宠爱和重视的程度的确令诸兄望尘莫及。当建安十三年曹冲病死时曹操极之哀痛。不久之前，曹操还破例为这个年轻的儿子向上天请命！其时曹操的头风症仍时常发作，每一发作就是一场折磨。但天下唯一有能力治好这痼疾的神医华佗已被曹操下令处死，理由里华佗竟敢利用头风来挟制曹操。曹操半生戎马，扫平无数群雄，早已养成关键问题绝不妥协的性格。即使以自身的健康来威胁，仍不能使其流露丝毫软弱或屈服。但此时望着病榻上曹冲尚未僵冷的尸体，曹操不禁平生第一次后悔处死华佗。否则可能还有些许机会能将曹冲从死神手中拯救。

在痛失爱子持续良久的悲痛中曹丕作为长子曾经试图劝慰父亲，得到的回应是这是我的不幸，而是你们的幸运。为了使爱子在幽冥的生活美满温馨，曹操还空前绝后的动起了结阴亲的念头。理想中女孩儿的家长是著名的“三人一龙”中脾气最刚直的龙腹邴原，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被坚拒。若干年后，经历了许多波澜终于如愿以偿继承了父亲宝座的曹丕回首往事，曾经不无余悸的想起他的哥哥即曹操长子曹昂。曹昂在随曹操的征讨中死于战阵。曹丕对这个哥哥至少表面上很有感情。因为曹昂的战死使他成为曹操的长子。凭借这个身份他在夺嫡中占据不少便利。在五都官员的请会中曹丕曾因此当众责问当时杀死曹昂的部队长官张绣。但倘若曹昂生还，曹丕对他并不会比对别的兄弟更仁慈。因为继承人身份的取得非只权谋，抑且天命。否则只要上天从容的使曹冲生命得以延续，曹丕本人就也希望渺茫。

虽然在其中隐然流露出一种对曹冲的忌惮。但这种自述可能只是托词。因为有传言说曹丕在与两兄弟曹植和曹彰争位中采用了一些很不光彩的手段。因此曹丕适时提出曹冲以表示自己的继位也是天命意志不可抵抗。据坊间传闻，曹丕曾经逼迫曹植七步成诗。其诗至今流传天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另一则传播并不是那么广泛的传言则指当曹丕与曹彰单独相处时，他将盘中的枣子一半放置了毒药。曹彰对此懵然无知。他们共同的母亲卞太后得知后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前去制止，结果还是晚了一步。中毒的曹彰口吐白沫，但当地却连一点能漱口的水都找不到。曹彰痛苦的死在母亲怀里。官方对于此事语焉不详。曹彰传里关于曹彰的结局很简略：“（黄初）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

建安十三年曹冲的死使曹家兄弟之间夺嫡争位的斗争无形中开始。建安十六年，曹丕以曹操长子的身份成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先下一城。然而此后曹植的衔尾急追不能不使其感到压迫与危机。曹植方当年少，文采精华。出口成章，援笔立就。建安十五年铜雀台的落成使曹植才华有用武之地。一篇富丽精妙的《铜雀台赋》迅即成为五都人们的焦点。虽然其时赤壁之战结束已久，《三国演义》中将其发表时间提前并隐喻曹操对江东二桥的野心不过是戏词。曹操容或真有其心，但也不至于由其少子如此明显的提出引诱。相比之下，曹丕虽然也善文辞，但其诗歌中既无其父的沉郁磅礴也无其弟的风发意气，而是犹豫感伤。这与他的形象定位 “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却也颇为相符。

如果曹彰在黄初四年的猝死果然与曹丕有关，那么曹植的反而幸存并不一定是其母卞夫人的极力保护。曹彰在三兄弟中出道甚晚，但一开始就掌握军权。并且成为以黄须闻名的猛将。直到后来夺嫡尘埃落定，曹彰辞都就国，王朝中的官员们还因忌惮他的威势而在出行时有意避免经过他的领地。曹彰身在如此敏感位置上，则即使其无伤人之心，人也会自然对其产生防备。况且有不确切的传言说，当邺城传来曹丕继位的消息时，当时还手握重兵的曹彰对曹植说，“杀过去，我会支持你！”

与曹彰相比。曹植和曹丕均无实际领兵作战的经历。虽然根据记述，两人少年时均曾跟随曹操部队行军。当曹操被张绣偷袭时，曹丕年仅十岁，在乱军之中乘马逃生。但从两兄弟所曾展现实力上看则只是武勇上颇有锻炼。秉性阴柔的曹丕以武功高手自居。他的《典略》自叙中曾提到少年时与另一个有高手之称的奋威将军邓展交手并获胜。因此而不由对自己武术之精强产生自矜。但建安十六年曹操被推为魏公之时，邓展是其中列名劝进者之一。显然当属曹氏亲信。则其即使真有空手入白刃之能。鉴于曹丕的身份却不能不稍留几分情面。因此此战也不能作为曹丕武功高强的确切证据。曹植能跳丸击剑，又有诗言“仰手接飞猱，俯身没马蹄”，则其也应有一定武术基础。至于真实的领兵作战则无其例。曹丕曾经作为留守而挫败过魏讽的谋反，但是因为魏讽集团内部的泄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战斗。曹植则在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起兵攻打樊城之时，被曹操动念委派为司令官率兵救应。命令已经发出，曹植却在当晚据说被曹丕蓄谋灌醉，以至误了大军行程。曹操听说后只能含恨而止。

倘若传言属实，则直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还在曹丕和曹植中举棋不定。虽然他还不知道是年他已时日无多。关羽的进攻一度给王朝带来相当强烈的威胁。但在幕僚们的极力劝说下，曹操稳定心神开始反击。东南一带所有预备兵力几乎已被调空。在倾半国之力的反击下关羽偏师被击退是迟早的事。而曹植作为最后救应的部队可以避免主力的损耗而从容赢得击败关羽的美名。设若此举成行，于曹丕当然大大的不利。

然而曹丕虽不善于武事却颇善于文略。相比之下曹植则只文而不略。以曹丕为中心而建立起的政治集团包括了不少当时的文武俊彦。这些人均与曹丕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并且倾向之。这种政治投机的好处不言而喻，倘若曹丕果真夺位成功，这些当年的辅佐即将成为他日曹丕殿前的文武名臣。这些人中包括日后在朝廷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陈群、司马懿、曹真和曹休。前者是具有深厚影响的富于谋略的世家大族的代表，后者则是曹氏宗亲中掌握军权的新锐力量。这个班子的建立使曹丕在与曹植争位时心有定数。相反曹植的幕僚们不过是丁仪丁巽这样的狂悖文人。勉强有些政治意识的杨修也被曹操杀死。此后百余日中，曹操病死，曹丕夺位成功。而二丁兄弟给曹植的建议只是每日酣醉，醒时痛骂。大局已定，二丁兄弟虽然并无实学，但也作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被处死已绝后患。曹植孤家寡人，纵为蛟龙，却无海水可供飞腾。因而生命得到宽恕也就不足为奇。

太子或世子往往有正当的理由组建直属于自己的预备臣僚势力。倘若其身份合法，则这些预备臣僚对他的效忠也即合法，并且可以得到道义的支持。王朝末年的著名直臣崔琰是曹植妻子的叔父，但当曹操向他征询建储意见时，他却坚决死保曹丕。江东孙权的长子孙登曾经长时间身为太子。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以张承、诸葛恪、顾谭和陈表为首的宾友，这些人后来均成为吴国的名臣。孙登素有知人爱士之名，除四友为其亲随膀臂，此外著名卓越者尚有数十人。这样完整而成体系的人才储备和长时间的预热足以令孙登的接班顺理成章，阻力减到最低。但可惜天不假年。孙登竟死在了孙权身前，年仅三十三岁。临死之前，孙登给父亲留下一封感人肺腑的奏章，恳请父亲注意他所提出的人才。孙权为之深深感泣。

就个人才智而言，孙登无疑远不如曹冲。孙登虽然素有贤名，但却从未表露出特异的聪明颖达。只是在他的角色上算得循规蹈矩而已。作为储君，则孙登所达到的高度与曹丕相伯仲。当孙登和曹丕都已死去若干时日以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依靠他们生前所聚集起的那些人才才得以运转。然而孙登的离世却使吴国的权力层猝然出现真空，因而引发的反应甚至比曹家兄弟争位更加激烈。几乎倾动国体。东吴在并不漫长的历史中经常出现关键人物猝然离世的不幸事件。但倘若以后果来论，则孙登的离世是其中最令人扼腕之一。

既然争位有时竟至如此残酷，失败者的命运也就可以想像。曹植虽然幸运保住性命并且仍然保有王爵，但他所谓国家的属兵则从数目而言不过五百人，而且因为特别关照的缘故，其中颇多老弱病残。即使曹植果有异心并且能征善战有如曹彰，面对这一群虾米豆腐军也只能徒呼负负。

当大汉王朝初建之时，刘邦曾经惕于治下异性诸王以及名臣悍将的实力太强而大举提拔本宗族子弟以抗衡之。刘氏诸王各居大国。国中并有强兵，武将有尉，文臣有相。俨然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小朝廷。相和尉通常由朝廷派遣忠直而有才能的大臣担任。从制度上说，虽低于本国的王，但因是朝廷所差，则与王互有牵制作用。以使双方均不能轻易坐大。如是，一旦某地有警。则天下刘氏诸王共讨之。刘邦逝世后，他的后代朱虚侯刘章在反击吕氏擅权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朱虚即成为王朝内对忠且有能的王族成员的褒奖。汉王朝两代四百余年，中间经过无数变迁。到此时王族势力已无如此强盛，但仍保有相当规模。如刘虞、刘焉、刘表皆以王族而掌大州。但曹丕既经残酷争斗才得延续大统，倘若再采用这种强大宗族的举措不免养虎遗患。即使以自己之积威可保一朝无事，他年倘若亡故，幼子孤弱，则自己的辛苦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曹丕宁可信任自己亲手培养起的师友集团而不相信兄弟。所以曹植有此尴尬处境不足为奇。

然而后果仍不只此。建安十三年，司马懿只是与陈群、曹真、曹休相交的曹丕的亲信少年之一。虽然之一。虽然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大好，但其兄司马朗仍然不相信司马懿有一天会创造超越自己的成就。但数十年以后，曹丕甚至曹睿均已死去，曾与之并列的陈群、曹真和曹休也相继谢世，司马懿环顾四周。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那个活的最久站的最高的人。

他将无敌于魏国。

建安十三年的后几个月，一场战争在长江流域爆发。这场以发起地赤壁命名的战争日后传诵千古。只要是稍有学习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背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丽词章。战争的结局是曹操失败。胜利方孙权和刘备将其归结为自己的勇猛坚强，而曹操则推以瘟疫流行。这只是他本年两大失败之一。尽管本年中绝大多数目光注意的都是这场战争。

另一场不显眼却意义深远的失败则是曹冲之死。即使曹冲有神童之称，假以天年，他也未必真会成为一个好皇帝。但问题在于曹操显然对曹冲期望过高。曹操共生有二十五子，曹冲年龄在其中只能排到中游。但既然曹操已有很大可能属意于曹冲，他就不可能给这些已经成人并堪培养的孩子太多机会，并将他们各自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否则曹冲的继位将会充满波澜。结果诸子之中只有曹丕、曹植和曹彰三人成才。其余人等大多碌碌。当数十年后司马氏逐渐崛起时，曹氏宗族中已再无才能堪与相敌者。

倘若我们将时光速推一千五百年来关注另外一场同样引人注目的夺嫡，就会发现康熙诸子间的争斗虽然也残酷剧烈，但直到雍正即位甚至乾隆即位时，康熙诸子中的二流人物比如允禄、允礼等仍能作为国家元老在朝主政。相比之下曹操则因为把机会抓的太紧而使诸子中罕有成就。与之相比的是司马家以司马朗为首的号称“司马八达”的八兄弟。这个人才鼎盛的家族在司马懿父子夺权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以至于尝到甜头的司马炎一口气封了数十个司马宗族为王。有鉴于当年曹植幽居藩国有名无实的窘迫。晋室诸王都是有兵有钱的实力派。以为天下镇守。虽然结果适得其反。

此间有一个意外的人物值得重视。即曹植幼子曹志。一生以文采辞章名动天下的曹植在太和六年即将辞世本年之初，明帝曹睿发布了一件诏令，内容如下：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但曹植已不能为这迟来太久的宗子维城所动。他选择的世子竟是与他个性并不相合的曹志。也许十余年的抑郁生涯已使曹植得到了某种切实的感悟。而这个选择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早在司马炎尚未成为晋朝开国皇帝以前，曹志已经通过社交场合与之接触。史载，“帝（司马炎）与语，从暮至旦，甚器之。”通宵密谈总是容易激起人们的想像。面对父亲曹植抑郁不得志的一生，曹志或者默默无言，但心里并非没有想法。或许在这一晚密谈之中曹志向司马炎所建言的正是将来司马炎假以分封同姓诸王的理论根据。或者曹志的意见使司马炎本已模糊形成的倾向更加坚定。当时高贵乡公曹髦已死。虽然名义上作为魏王朝的皇帝，但留下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冲动皇帝曹髦被司马家家臣杀死时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大的社会反响。仅仅是在事后象征性的处置了亲手杀死皇帝的武官。而该军队的指挥者贾充不但安然无事，并且成为日后晋国肇始功臣之一。

当时的形势对曹家万分不利。曹真之子曹爽在没有充分抵抗的情况下就向司马懿宣布放弃，而后曹家和其姻亲夏侯家身居显位的人遭到司马家的清洗。原魏国名将夏侯渊之子夏侯霸被迫逃往长期的敌国蜀国。从军事上，曹氏几乎已无一争之力。曹植虽然十余年幽居藩国不得施展，但他无数次激扬刚烈的奏章不可能对曹志毫无影响。

“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将，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衂，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奏、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乾，而身名并灭。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免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者也。”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志有多大可能在家族遭受灭顶之灾时曲意逢迎仇家宗族？或者也许其虽不自知，但其对司马炎的建言终于在数十年后为曹家发起一次迟来的反击。最终使晋朝天下重新陷入八王之乱的危局，并且从此进入前所未有的残酷乱世。即使是天才，这样的复仇带来的后果，也太惨烈了。

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于建安二十五个年头里恰排中央。这也的确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就在这一年，曹操攻陷荆州，刘备不敌而走。名将赵云怀抱幼小的刘禅在乱军中逃生。天才军师诸葛亮出使江东。卓越政治家鲁肃开始发挥作用。孙刘联盟形成。赤壁战役胜利曹操败北……这一年有太多的事可以写。甚至可以单独成书。但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情节我却轻轻绕过。同样是在这一年，天下正式进入三足鼎立时代，真正的三国至此方始。这一年的年初和年终，许多人的身份地位心境看法均有巨大改变。建安十三年，曹操五十四岁，是为汉朝丞相。刘备四十八岁，豫州牧。孙权二十七岁，讨虏将军。从此五年以后，曹操加魏公，又三年晋位为王。又四年曹丕受禅为魏国皇帝。于此前后刘备先自领汉中王，又即真为蜀汉皇帝。时称季汉，以表三代一统之意。而孙权也自封为吴王，后称大皇帝。三人以及三方势力都不断向更高更强跃迁。当时虽还有边缘势力如刘璋张鲁韩遂存焉，但无论政局还是实际影响均已不足跻身此三人之列。赤壁之战的胜利使得三方同时澎湃起了强烈的权力欲。于孙权和刘备，是因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和希望，于曹操则是蓄意于败战后立威。只此一端即可知曹操拖言其败由于瘟疫，虽然有实际因素，却并非主因。

但于当年，无论孙刘曹中哪一人均不能想到匆匆十数年后自己的至尊之位。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则此年年初，曹冲病死。本文的相当篇幅即在论述曹冲之死对曹氏诸子以及对此后大魏王朝的影响。但反过来说，是年曹丕已二十一，曹植十六，年纪均已大于曹冲而曹操尚无刻意栽培之意，其余更自碌碌，似乎也可表明直至建安十三年大汉王朝丞相曹操心中并无异志或无过多异志。否则虽然孙刘两家后裔此时均年幼，但曹家诸子已然成年，足以放出历练。曹操是何等精明果决之人。宗子维城，邦国运命之所系，如何至此尚按捺不发？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十六年，三家的势力均在急剧膨胀，渐渐均有裂土分茅之势。曹操的思想也可能就在这三年中彻底转变，终于从犹豫不决变成默认事实。虽然如此，终曹操所生，他仍然没有亲自戴上皇帝的冕旒君临天下，苟天命在孤，予其周文王欤？

可惜他年的幻梦，今朝已经决定。

——————有些事与乐曲不同。即便有误，却无法回顾。

桂阳太守赵范对自己的前途十分迷茫。本年年初，刘备的军队南征四郡。而此时王朝所任命的荆襄地区拯救者曹仁本身也在被拯救之列。以周瑜为首的江东大军正在轮番向他的南郡发起轰炸。虽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最终也抵抗不住，由乐进接应撤退了事。

刘备军初经大难。但两个原因使荆南四郡即长沙、武陵、零陵与赵范的桂阳仍然顶不住刘备攻击。一是本郡承平日久，主官战斗经验和兵员素质都亟需考验，无法与久战之师的刘备相抗。二是刘备虽然新败，但赤壁之战并无多大损失，又接收了刘琦的江夏旧部，本人又素得士众之心，因此仍然保有一支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

刘备所派来接替赵范的是一位勇猛而刚毅的将军赵云。赵范曾经试图利用主场优势用各种潜规则腐化瓦解之，其中甚至包括美人计。但赵云的私人道德之谨严高洁即使在日后的季汉王朝中也是模范一级，赵范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担心受到反击，仓皇而走。

事实上刘备并没有想过收拾赵范。虽然已南克四郡，但从刘备之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上就可看出四郡对他而言远非全部，而只是后勤基地和外交筹码而已。握有四郡，则在日后的事实占据中可以多数派占领上风。四郡太守在名义上虽为汉臣，实际则已在刘表统治下各若干年，没有必要象宗室曹仁一样死据南郡。唯其如此，这些人才有在凛冽寒风中左右摇摆的机会。时为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而两家盟友刘备和孙权却已心怀龃龉。这种分歧此刻尚未引发严重矛盾，但最终在荆襄九郡领土争端问题上将使两家的关系出现深不可愈的伤口。并以此为孙刘同盟反目的契机。直到若干年后才因彼此伤的太深而黯然收手。而为时已晚。江东损失了多员战将，刘备也将在白帝城死去。

翻回头说荆州问题。如此重要的领土问题当初居然没有成文的契约，虽然口头协议也有法律效力，但在发生争端时就给了双方互相推搪的借口。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无法可依。倘若按照汉王朝的法律，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孙刘两家最多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也就无所谓“借”或“还”。汉王朝的丞相曹操便执这个观点，倘若理想的话，孙刘两家应当被消灭。他们占据的汉朝领土也应被收回。各打三十大板了事。但事实证明这板子不是那么好打的。倘若是在明朝，则有些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官员宁可被打残打死也选择板子而不是策略的与政敌相斗，可惜这里乃是三国。

因此首先的问题是确定法理上的朝廷默认诸侯事实上占据土地。但这恐怕也应有若干限制。第一、诸侯占据土地既已构成事实，则其占据的时间当有一个度。如刘焉、刘虞、刘表等均据本州数十年。至于刘璋之代刘焉，刘琮之代刘表，可以看成是对占据权的因袭。第二、诸侯在所占据土地上应已建立统治秩序且这个秩序已经基本取代了王朝的统治。第三则诸侯本人的占据权或统治权应得到王朝的确定。

那么就荆州而言，首先刘表的事实上占据并无问题。刘表既死，即位者便是刘琮。引刘表传，“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刘表之位来自王朝授予，在本地已垂数十年，形成事实占据。则刘琮的地位就也无问题。然而“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刘琮已是降了的。所以这个“事实占据”等同放弃。刘备是时兵微将寡，虽然不赞成，却也无力阻止。刘琦虽系刘表长子，但却非刘表嗣子，政治上继承权是靠后的。倘若刘琮束手，刘琦起兵占据荆州，则还可以作为事实上占据荆州的延续。然而刘琦也没能力。

所以这个权力已经没有了。刘表是刘表、刘琦是刘琦，刘表的事实占据荆州的时期结束了。从这一点来说曹操不杀刘琮是对的。倘若刘琮身死，则刘琦作为独子，在刘备等亲族的斡旋下也未尝没有法理上继承刘表的希望。但刘琮既在，这就无从说起。刘琦就没有在法理上继承刘表这个事实占据荆州的权力。他当时是江夏太守，充其量可以保有一郡。

然后曹操铁骑南下，刘备刘琦均遁走。曹操是王朝的丞相，代表着朝廷的意志接受了刘表嗣子刘琮的事实占据荆州权。荆州现在是朝廷治下，即所谓“不意李立为贵人。”刘表传注引搜神记，“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表当又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谷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这个李立的资格然则也无问题。他只是任期短，根底浅，尚未形成事实占据而已。但法理资格是没问题的。从刘表这方面说有刘琮的归政，从王朝正统方面说有朝廷的授予。

因此建安十三年时孙刘两家对荆州其实均无占有权。刘备与刘表有旧，且同为汉室宗亲，然而是两码事。曹操的谋事刘晔也是汉室宗亲，并不因此而对荆州有继承权。而且法理上的博弈是没希望的。因为刘琮在朝廷手里。刘表这个权力弄不过来。那就只能形成新的事实占据以抗衡之。说白了，就是用兵再抢回来。

于是从十三年往后，孙刘两家均频繁的对荆襄诸郡用兵。引吴书吴主传：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同书周瑜传：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淩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按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

又蜀书刘备传，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

同书引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

这几段资料有点乱，慢慢分析之。

首先，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刘备和孙权基本在做两件事情。一、事实上抢地盘。二、政治上积极寻求合法性。先弄了个荆州刺史，然后互表为荆州牧和徐州牧。大家一看，哎呀，荆州牧啊，那荆州还不名正言顺是刘备的？

问题是这得报到上边批准才成。本朝虽然已默许某些强盛牧守事实割据，但表面上还是要走朝廷这条路线的。不然就不是割据，直接是反叛了。但此时朝政的实际掌管者乃是曹操，刘备和孙权的这几个表举是否能够通过实在成问题。

刘备和孙权也并非没有对策。对策就是质疑曹操的执政权是否合法。倘若把曹操弄成一个权臣，胁迫主上把持朝纲，那么一切上奏朝廷的奏章不被获准的责任都可以推给曹操。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因此而上了一篇奏章，后世称为让县自名本志令。曹操笔力沉雄，三国中罕有人匹，这篇奏章写的感人肺腑。但同时期刘备和孙权则在戮力同心的联手将曹操抹成篡逆之臣。双方不但从兵事上交手，于道德上也在互拼。因为本朝的惯例是道德倾向可以影响法理判定。这场暗战漫长而焦灼。当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终于代汉而自立时，刘备和孙权才终于等到迟来的胜利。所谓习凿齿评价刘备：“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而孙盛评价孙权：“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於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这时候两个人一度在道义上才占有优势。

但即便如此，刘琮的在世也是刘备孙权两家的重要隐患之一。因为即便曹操是谋逆之臣，但刘琮的继承权直接得自刘表，而刘表已死，遗嘱没有更改的可能。倘若连刘表一起推翻，则不但工程量浩繁，而且实际上也并无好处。连暂推刘琦假以顶缸的依据都没了。

因此从法理上说，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孙刘两家包括刘琦均没有对荆襄九郡的占据权。虽然做了不少努力，然而作用甚微。正如曹丕代汉时群下曾提出数量壮观的诸般祥瑞和劝进文书。然而即使数量再多十倍，也挡不住蜀中或江东轻轻两个字：篡逆。因为事实昭然。

所以孙刘两家争端还要从事实占据说起。

王朝末年，荆襄实际并无九郡。充其量只有八郡，即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章陵郡。所谓九郡也不过是今日约定俗成的称谓而已。而后八郡分被三方所分，各自增加建制。如曹操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孙权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刘备则除占据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之外尚分临江郡为宜都郡。一时建制之乱五光十色。

诸郡之中，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乃为刘备自取。按蜀书先主传：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同时期周瑜则在南郡与被赞为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恶战。南郡地势险要，为诸郡中兵家必争之地。两家均有不得不休之心。曹仁武勇将略只此可见一斑。当刘备已攻取南方四郡的时候周瑜倾江东之力仅仅刚将曹仁逼退。因此从事实占据上说，刘备所得诸郡数量尚在孙权之上。因而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名义上承认刘备对荆州的占有。虽周瑜诸江东人而领诸郡太守者位份亦出其下。

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刘备之所以如此轻易的攻克四郡，军事上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周瑜的江东军在抗着曹军的荆襄主力。因此攻克四郡纵不能说取巧，至少也是两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倘若说建安十四年的周瑜攻打南郡完全或首先是为已方利益因而刘备方无须领情，那么数年之后关羽对鲁肃所坚持的“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的说法也就变成空谈。因为即使赤壁之战刘备毫无保留，首要的目的也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势力，因此江东方也不必为这种“戮力破魏”而领情而付出代价。何况据《江表传》，载刘备尚从周瑜处取得南郡的土地。

而江表传所谓周瑜借南郡南岸于刘备，则亦不尽不实。事情容或有，但难以想像是周瑜。周瑜对刘备的印象很明确。“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这正与曹操听到刘备自领荆州牧时的惊愕遥相呼应。

周瑜的作用在这乱局中越加明显出来。

即便江表传所言周瑜分南郡地与刘备是实，但周瑜传既云“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鲁肃传又云，“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又江表传“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则借地之行源于孙权，充其量其中有鲁肃推动。然而南郡本是周瑜从曹仁手中力战而得。此战战事激烈，甚至周瑜本人也至于中箭受伤。周瑜当然不可能将以血换来的土地轻易让出。

是时周瑜刚刚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若干年后，苏东坡用他充满浪漫胸怀的笔意重新描绘出当年风度翩翩的青年儒将形象。周瑜之声威已远出同时代他诸位同僚之上。八年以前，他与张昭同受命辅佐时尚年幼的孙权。张昭威严刚直，但用兵之道则远不如周瑜，且在赤壁战前极力主降而遭失败。直到日后孙权称帝之时，还向张昭提起当年的往事，“如张公言，今已乞食矣。”

这句半真半假的斥责令张昭顿时汗流满面。

三国时期曾有过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如董督荆州之关羽、荷国之重的诸葛亮、司马懿和陆逊。这些人虽然是时均非本集团内地位最高人物，但往往均掌握相当独立权力，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可以竟行已意，其权甚至可与君主相抗衡。远高于同时代其他臣僚，这些人我称之为副君主级。建安十四年，周瑜声威已足以跻身副君主级人物，所差者唯管辖范围及独立权力。

因此周瑜对南郡的领土欲望可能出乎常人想像之外。

一年以后，周瑜黯然病故。周瑜的英年早逝日后引动无数人的嗟叹，而却并未改善其子弟的处境。周瑜之子周胤不久便因罪夺兵。即使诸葛瑾、步骘、朱然及全琮先后劝谏也未改善。其侄周俊兵权也一传而止。

又江表传：“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我们无法估量这“疑谮”的有效与否或程度深浅。但同年江淮之间著名有才辩的士人蒋干的确曾造访周瑜，试图诱说周瑜归附曹操，然而被周瑜谈笑之中婉拒。

建安十五年，周瑜曾经有一个远征计划。引周瑜传：“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这个计划的微妙之处在于其每一步均能对孙刘双方势力产生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影响。而这影响甚至超过计划本身的军事意义。事实上虽然周瑜提出这个目标，他的内心中也未必希冀计划完成。因为转驱驰千里而攻拔州郡，且不说军事上的难易，后勤已先就成为大问题！从地理形势来看，指望江东往复运粮在效率上远不如从荆州本地运粮，是时这个艰巨任务就将不动声色的转嫁到盟友刘备头上。倘若刘备照计行事，则于本身实力是重大的消耗。倘若不从，则立时面临孙权周瑜两面夹击的危险。所以殷观明确的告诫刘备千万不要附和孙权和周瑜伐蜀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必要和精妙就在于需要刘备方的配合。一旦应手，则立入对方太极局中，借力打力，永不能回环。不如不理，一了百了。没有荆州的配合，孙权和周瑜独力是拿不下蜀中的。即使是刘备得地利之便，日后取蜀还要借助汉室宗亲，蜀中内应以及结盟反噬多般手段，绝非一蹴而就。

即便邀天之幸，一切全部如意顺遂，孙权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副君主级人物周瑜的生成。以周瑜在军界的地位和赤壁、南郡、伐蜀三重功劳，其威足以震主。周瑜时年三十六，比孙权虽年长，却远在曹操刘备双雄之下。倘若一时有不臣之心，则对孙权而言后果无比严重。作为一个政治家，必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懂得适可而止。

好在，不久以后，这个问题便将随着周瑜的死亡而终结。

建安十四年于公元为209年。这一年中，日后成为鼎立三足的刘孙曹三家都在围绕荆襄九郡或兵戎相见或钩心斗角。虽然颇有难度，但任何一方均不肯放弃其对荆州的经营。这里是命脉之地。对荆州的争执没有结束，相反，刚刚开始。

——————我们总是忽略这个时代不止男人存在。

汉王朝建安十五年冬，铜雀台成。这座以本朝传说为名的高台气势恢弘，巍峨嵯岈。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栋，侵彻云汉。楼巅有大铜雀，舒翼奋尾，势若飞动，因此甫一建成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台既建成，曹操于其上大会诸子群臣，欢宴极乐，觥筹交错。饮宴间曹操诸子各领命作赋颂扬之。曹植时年十九，援笔立就。这篇《铜雀台赋》一旦草就立即成为天下名篇，千古脍炙人口。

“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原得而获逞。扬仁化於宇内兮，尽肃恭於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於东王”

其文倘若出于曹丕，则其技术含量当打一折扣。因为铜雀台落成是中外耸动的大事。曹操喜好文学，当其大会时必有笔墨歌赋之令。此事不难前知，以曹丕的谨慎，很难想象他不会预先准备。实则曹丕这赋倒也是作了的。全文如下：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嫺，飞阁嚬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於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但曹植却无此虑，因为他根本不屑于宿构。早在数年之前，他就已发出“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的豪言壮语。

此赋日后在《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假诸葛亮之口移花接木，添上“揽二桥於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不怀好意的话，以激起周瑜的抗曹怒火。实则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纵然曹植真正写了那两句，周瑜也要有未卜先知之能。

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这场日后沸沸扬扬的绯闻的女主角之一小桥却已无“乐朝夕之与共”之心。就在本年，她的夫君周瑜猝然离世，年仅三十六岁。周瑜的死对江东和小桥都是致命打击。此时夫妻结缡已逾十年，苏大胡子的“小桥初嫁了”也是文人凑趣。然而对以美貌著称的小桥来说，过早失去周瑜就等于生命结束。之前，小桥之姐大桥的夫君孙策也英年早逝。孙策与周瑜情同骨肉，他们的妻子竟也是同一命运。

与我们通常所想的不同，二桥姐妹很可能并非江南美女而是河南美女。因为她们并非土居江东而是来此避难。以当时中原的纷乱局势，两个绝色美女的处境和落入狼窝的羊羔并无二致。

关于二桥身世的全部推导过程如下：

一、《三国志周瑜传》：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令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同书引《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二、《后汉书桥玄传》：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玄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岁余，拜尚书令。时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玄奏免升禁锢，没入财贿。帝不从，而迁升侍中。玄托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玄以光和六年卒，时年七十五。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俭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当时称之。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东郡太守）桥瑁字元伟，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

又同纪：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引《三国志刘繇传》：繇兄岱，字公山，历位侍中，兖州刺史。

四、《后汉书郡国志》：梁国秦砀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

辖〖睢阳〗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

则梁国睢阳本属豫州，即今河南商丘附近。桥玄致仕后一直在老家，因此大桥小桥姐妹只能在河南出生，并且应当长到一定年纪，按今天的评判标准她俩是彻头彻脚的河南人。

桥玄虽然曾任国家的三公，然而其脾气并非温和蕴藉，又不擅长拉帮结派，因此致仕之后后代混的并不出色。桥瑁先任兖州刺史，已是不错。后迁东郡太守，而桥玄之子桥羽任城相，任城东郡皆属兖州，族兄弟守望相助，是时桥家在此地应有一定势力。然而初平元年刘岱杀桥瑁。桥瑁于桥氏宗族中官位最显，他一出事，桥羽和桥家势不能再安然处之。只有逃走。刘岱掌握兖州，北方没法去。东南有刘岱之弟刘繇任扬州刺史，治曲阿，虽然刘繇颇有贤名，毕竟是他哥的兄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而从睢阳往南正是庐江，皖城即庐江治下。

这大概能解释河南美女大桥小桥姐妹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南的土地上。

是时庐江太守乃是陆康，也即陆绩之父，陆逊的从祖。陆逊实际比陆绩还大几岁，辈分小而已。陆家是江东大族，诗礼传家，陆康治下的庐江治安比较好，因此中原之人颇有来庐江避难者。比方孙权的步夫人。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看来孙策打破庐江一举解决了至少三人的婚姻问题。

但有一节必须注意。桥玄卒于光和六年，而孙策周瑜得二桥在建安四年，屈指算来其中十六年。而是年孙策周瑜都二十五岁，倘若小桥当年二十岁，则就是桥玄七十余岁时才生。虽然七十岁生子在王朝末年并非绝无仅有，然而考虑到还有大桥，这个难度系数很高。因此倘若说二桥是桥玄之孙女可能更合情理。

建安十五年，小桥对影自怜，慨叹红颜薄命。然而她毕竟还好，与周瑜一起度过十年时光，其姐大桥则与孙策只共同生活不到两年。能留下子嗣已是万幸。然而史载孙策至少有一子一女，其女即陆逊之妻。之前孙策虽已二十余岁，但始终做为雇佣军在袁术手下东挡西杀，似乎并无安定成亲机会。然则大桥在不到两年时间连怀两个孩子，夫妻生活可说十分和睦。

汉朝虽然尊重传统道德，但对女人礼法之约束并非后世一般严苛。照常理而说，即使结婚的女子倘若夫死或失散也可再婚，时人绝不以为奇，更不会用异样眼光看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权和步夫人的两个女儿。长女鲁班，字大虎。先嫁周瑜之子周循，后嫁吴国名将全琮。幼女鲁育，字小虎，先嫁朱据，后嫁刘纂。本朝这种自然的寡妇再嫁还曾有过一个很好玩的典故。光武帝刘秀之姐看上一位将军，于是托刘秀代为周旋。刘秀依言试探，那将军答以糟糠之妻不下堂，于是刘秀回身对着屏风后面说，阿姊，事不谐矣。

这两位公主和她们的名字一样彪悍，后来各拥一弟为夺嫡而战，举国文武为之中分，险些弄成倾覆吴国的大内乱。终于两败俱伤，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然而大桥小桥虽然也是寡妇，或者因为身份实在太过显赫。江东并没有身份地位堪与孙策、周瑜伯仲的人物。因此也只好恪守妇节，孤单的渡过一生。好在日后三个女人一台戏，无聊时倒也可以自遣。这第三位寡妇乃是大桥的小姑，也即吴太夫人之女。此时还没成寡妇。建安十五年，她刚刚出嫁。丈夫是时年已五十三岁的刘备。

孙权这位妹妹相当了得，姓名则已于史无征。有人说这位公主名叫孙仁。按《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志林》：坚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则孙仁另有其人，而且此人后来作战时犯错被黜，改姓为丁，跟孙小妹没什么关系。《志林》的作者虞喜是吴国名臣虞翻之后，其家又与陆家交好，家学渊源，耳濡目染，连孙策的死年月日都弄的一清二楚。区区一个孙朗的名字不会冤枉孙小妹的。

孙小妹之所以了得，不在于这场婚姻是政治婚姻，即所谓“权稍畏之，进妹固好，”而在于她一意要将其改为军事婚姻。据说，这位姑娘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以至于诸葛亮都把她归成刘备当时三大顾忌之一，即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声威之所远及，以至于刘备和诸葛亮不得不动用王牌来对付她。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

赵云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演义中那么光芒万丈，但也是所谓“统时选士，猛将之烈”的蜀汉爪牙大将。以刘备之英雄，赵云之勇猛，诸葛亮之多谋，尚且如此大张旗鼓的对付孙小妹，这丫头也的确算个人物了。

可惜如此巾帼英雄，后来竟也默默无闻。建安十五年，孙小妹的年纪还远在大桥小桥姐妹之下，多年以后她们将同作为英雄的未亡人安静的生存下去，等待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结束。

第四个出场的女子很可惜也是寡妇，没办法，乱世也许能带给男人光荣和前程，但留给女人的往往只有伤痛和默然。这位女子姓甄，据说名宓。本来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河北既定，袁熙远走辽东。甄姬即被曹丕所有，号甄夫人。日后生下了曹魏第三位皇帝魏明帝曹睿，被追封为皇后。甄姬身上有许多传说，恍如烟雾，令人不能窥其真容。传说曹植流传后世的《洛神赋》中托已寄意的洛神原型即甄姬。甄姬后与曹丕不睦，而被赐死。事后不久，曹丕心中恍惚，于是召请本朝著名占梦大师朱建平，问他梦到青气自地属天为何意，朱建平道，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曹丕默然惭悔……

倘若说甄姬还有一半真实一半传说的话，第五个女子至少八成传说，那就是貂禅。本朝著名有国色姿容的女子并不少，二桥姐妹、甄氏、秦宜禄妻、冯方女等都是的，然而却只有貂禅这个于史无征的人却成为日后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然而貂禅的命运却不见得比上面四位更高明。演义中她虽有倾城之貌，地位却只是妾，而吕布有二妻。历史上则根本无此人。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是有的，然而并未纪录结果。后来白门楼吕布遭擒，曹操还指责他“卿背妻，爱诸将妇。”虽然说妾不如偷，然而倘若貂禅只有这个魅力，未免令人伤心。

略可宽慰的是，虽然乱世之中女性往往因柔弱而遭受更大伤害，但并非所有人都只是这般被动忍受。本朝至少有两位女子聪明智慧不下于同时代的智谋之士，而且终于凭借智慧得以安身立命。其一便是辛毗之女辛宪英。其事见于《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注引《世语》，文多故不载。其二是镇北将军许允之妻。辛宪英长于谋划，许夫人则巧于应对。两人均有知人之名，虽然闭门不出闺阁，却竟可指点天下于纤手之中。两人均间接对钟会占了上风，时有评云，虽会之识鉴，而输贤妇之志也。

建安十五年也即公元210年，这一年铜雀台成。十年之后，曹操病故。这个一生挥戈立马平定过天下的人，临终前的遗言至为简单甚至琐碎。他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为，学作履组卖也。”以堂堂魏王之尊，而计算到如此之细，曹操并非无情之人。实际上，对女子而言，曹操根本可以被归为好色一流。因此有分别由十三位夫人所生的二十五子的庞大后裔团。然而虽然一生坐拥美人起聆歌舞，直到临终之时，曹操忽然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付出什么。他甚至难以说清一生这许多女人当中，究竟谁是他最钟意。倘若德行贤淑堪与其匹的，则当然还是后来的太后丁夫人，但只怕两人间感情虽深厚，多半已是相濡以沫。

多少年来，本朝太多的女人变成寡妇。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均和曹操有关。她们的父兄或夫君也许就死在曹操的手上。这是一个离乱的时代。忽然想起汉献帝的伏皇后披散着头发光着脚被御林军拖出去处死的场景。出乎意料，汉献帝表示的却相当冷静，也许是已见惯不惊。“天下宁有此事。”据传说本朝头尾两帝相合，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意狠心毒，残害忠良，所以若干年后转世回头，化成献帝和伏皇后，将四百年施加于人的痛苦亲身尝受。然而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四百年，还有什么仇恨至今消解不了。倘若历史本身需要把这些仇恨历历在目的永远纪录下去，那么是历史本身经历了太多伤害和痛苦。

历史也是女性……

——————口舌的力量，有时更甚于刀剑。

魏朝的直臣们大多性格鲜明，刚正敢言。然而象杨阜这样一句话就戳的皇帝脸面险些挂不住的愣头青还绝无仅有。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容忍直臣是有道明君应尽的义务。因此皇帝即使十分不悦表面上还要温颜做出应有的姿态。实际上，不仅是囿于道德的皇帝，连身为魏朝宗室贵戚向来肆无忌惮的武将曹洪也惧杨阜三分。以至于杨阜在场的时候曹洪不敢轻易召集歌舞。这些重量级人物对杨阜的谨慎并非没有原因，此人脾气一旦爆发，是那种杀人一千宁可自毁八百的人物。若干年前，威震天下的西凉猛将马超就在他手下碰过钉子。马超的勇武天下闻名，但之前藉藉无名的杨阜却敢死咬住他，甚至亲自交锋。交锋的结果是杨阜竟然奇迹般的从战阵生还。此后此人名满天下，再没有什么人敢轻撄其锋。

马超的郁闷不在于他没有杀死杨阜。杨阜这个级别的人物存活或死对整个天下格局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然而马超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天下的公敌。不只是事实上的而且是舆论上的，真是岂有此理。建安十七年，马超军攻陷历城，抓到了死敌杨阜的姑母。姜老太太面对马超凛然不惧。用不了几句话就把马超脆弱的心灵伤的千疮百孔。“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这十个大字如十块大石一样沉甸甸的镇压着马超。姜老太太手无缚鸡之力，弹指之间就可以杀她。但正因她手无缚鸡之力。倘若天下百姓都和她一个看法。那么天地悠悠将无马超容身之所。

而这十个字还不是全部。因为当马超攻袭历城的时候，暴起反噬的杨阜和他表兄姜叙的联军也袭击了马超家属所在的冀城。马超几乎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若干年后，羁旅蜀国的马超孤单的度过一个春节。他的一名妻弟来向他庆岁。马超骤然想起当年满堂百口的热闹融洽和今天对坐两人的孤单冷清，愤懑捶胸至于吐血。

这一切噩梦般的变化，是从建安十六年开始的。

那年春天，曹操麾下的两大重臣钟繇和夏侯渊并受命讨伐汉中张鲁。夏侯渊是曹操亲族中屈指可数的猛将，善于迅速突击。有“三日五百，六日一千”的称号。他对汉中的讨伐被西凉诸将认为不怀好意。因为此举势必要经过西凉的领地。

西凉军此时的统领是马超和韩遂，而马超之父马腾则已在数年之前被朝廷征辟为卫尉，即九卿之一。一度，西凉和中央朝廷的关系是温和的。马腾就曾经与朝廷相配合，派出以马超庞德为首的大军帮助长安的钟繇扫荡叛乱郭援。勇猛的将军庞德在这次战役中亲手砍下郭援首级。郭援虽是国家叛逆，却是钟繇的外甥。钟繇看到首级后为之含悲。

然而就《三国志》本传及裴松之各家注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马腾作为卫尉被提到的记录。一般来说，以这个级别的官员，倘若在历史上竟然没有一丝相应影响。其中必有诡异。从汉王朝末年到魏朝初建，卫尉一职颇有名臣，如辛毗等且在本传中有一席之地。相对而言马腾的默然则令人心生疑窦。这并非捕风捉影。当日后吴国初建时，史书上关于吴国首任丞相孙邵的记录便寥寥可数。以至于孙邵以开国首相的地位竟至于在吴书中无列传。是时外患未宁，内乱将生。孙邵得据此位，如非有过人之能，便必有过人之德。而两样任有其一便足以在吴书中列席。但当时负责史籍编写的张温等人与之关系不睦，所以故意在史籍中抹去他应有的政治地位。马腾的情况倘若不是属于这种，那么至少也是近似这种，

马腾在建安年初崛起于西凉。虽然据说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代，然而时已二百多年。正如孙坚从容称说其孙武子之后的出身一样，源流已难以查考。而且即或身份真实也往往难说明什么。对世家大族而言，倘若生性谨慎，不被查抄灭族，则数代之后后裔就将繁衍出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最著名就是刘备其祖中山靖王刘胜。刘胜在其位时表现出异常的对权力的漠然和对女色的热中。这未必不是韬晦之计，但附加的后果是他因此而拥有一百多个子嗣。这些子嗣繁衍到王朝的末年，总数当不下数万。从这一点来说，刘备选择这个祖先无疑经过慎密考虑，刘胜这一支的谱系庞大足以令本朝宗正为其叹服束手。证明其非的难度比证明其是的难度还要大。同样的例子常见于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代繁衍至明末时总数已逾四十万。这些人都是皇族，他们的生活理论上则需朝廷财政供给。以至于明朝虽无八旗子弟而照样被这群朱氏子孙吃的盘光碗净。而其中最令人叹服的则是成吉思汗。他的后裔随着诸子的东征西征而遍布整个地球。带有他血脉的人数今天已经超过一亿六千万。

但马腾的母系是羌族这一点则疑问不大，因为统共望上推两代就够了。而且羌族当时也罕有马援孙武这样有名的或刘胜这样腐化的人。这个实际身份比他的虚名更加重要。日后马腾马超两代父子深得羌人之心，绝大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半个羌人。西凉土燥风烈，生长出的战士骁健而精锐，他们组建的军队一直是中原朝廷的忌惮之一。马腾和韩遂先后在西凉土地上脱颖而出，并且据说彼此相互攻击，直到建安年中才相与缓和。即便如此，马腾和韩遂的联军势力只要仍然存在。对朝廷而言就始终是一个潜伏的威胁。建安十三年曹操讨伐荆州时就曾担心过背后伺伏的马腾与韩遂。此后不久，马腾入朝为卫尉。

我们已知马腾的卫尉不过是优容之职。即使身居其位，作为长久的政敌，曹操也不会令其实居其职。魏朝人撰写的《典略》中记述这一段，说，“十三年，征为卫尉。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初，曹公为丞相，辟腾长子超”，看上去雍穆和平。日后一切兵凶祸结均起于马超的狼子野心。然而关于这件事另一人的记述则颇有不同。

张既是继钟繇以后戍守长安的名臣，素以娴于政事而扬名魏世。在他的传记中也有对此事的记述。

“太祖（曹操）将征荆州，而腾等分据关中。太祖复遣既喻腾等，令释部曲求还。腾己许之而更犹豫，既恐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太祖表腾为卫尉……”

这一段既已被堂而皇之的记载于《张既传》作为功绩，则与《魏略》稍相对照便可得出其中的不同。马腾对入朝为官的意见从“自”而变为“不得已”。则其最终成行也并非真实意志的反映而是在犹豫中被张既的政治逼迫推了一把。马腾的思想之犹豫我们也可稍推一二。当曹操征荆州时，大兵出动，西北空虚。是时马腾韩遂的势力在战略上居于优势。马腾即使从容入朝，迫于形势，曹操也绝不敢对其稍动。但倘若荆州战事结束，朝廷兵力回溯，则马腾孤身入朝就不但起不到原有的作用，反而有尴尬的人质之虞。此时形势已然改变，但前言既已许出。张既终于还是将他请上了这条不归路。“不得已”三字即是明证。

马腾的入朝与曹操的优容既已是政治博弈，则曹操对马超的垂青也就不见得是真实意志的反映。马超的实际地位由其手下雄兵决定，官职只是形式，而作为征辟的对象。前一个被曹操征辟后打的无处存身的袁谭血尚未冷。

建安十六年，夏侯渊的军阵终于要缓缓推进过来。面对这一可能的战争威胁。马超和韩遂势必作出相应反映。虽然名义上的敌手乃是汉中张鲁，然而五百里天狱的险峻地形日后也令善于突击的夏侯渊捉襟见肘。即使真正交锋，战事也决不可能迅速得出结果。那么曹操的后续军队便将有充足的借口源源不绝的开拔进西凉这个中原与汉中的缓冲区。一旦变起，西凉军将无措手之力。因此马超和韩遂都感受到了扑天而来的强大压力。他们必须作出抉择。

此事与同期刘备借攻打汉中为名暗袭刘璋的最重要区别在于，面对不怀好意的来者，刘璋的态度是松弛而不设防的。因此给刘备以喘息立足的机会，并且从容发起挑战，一点点的吃掉整个西川。因此刘备虽然在战事上占据优势，但在道义上却显然落于下风。面对这一点，即使是谋主诸葛亮也没有更好的措词可以掩饰。只能寄希望于攻克刘璋之后对其优容待遇以为补过。方当群雄并起的乱世，机遇可能稍纵即逝。千余年前周文王那种渐渐蚕食的方法显然不切实际。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必要采用一些暴力和阴谋。资本主义中有所谓原罪的概念。而此即争霸天下的原罪。刘璋在道义上并无过错，然而却被灭国，而且甚至连诸葛亮所设想的优容也未得到。如此则道义上的优越实际于事无补。不但如此，他的犹豫和暗弱还因此成为天下的笑柄。他的部属和臣僚们大多数在没有实质抵抗的情况下就归附了刘备。没有任何势力拔刀相助应援刘璋。即使孙权曾有动作，客观上其趋利性也十分明显。他是为了荆州，不是为了刘璋。这是一个公义很难被执行的年代。倘若还固守道义上的信条就可能遭受实际中的灭顶之灾。

有先验性的感觉灵活敏锐的人或许会提前数步就对此作出反应，以提前封住敌手尚未落下的棋子。此即传说中的医于未病之时。作为起自草莽的军阀，韩遂马腾以及他们的部下均不具备这种政治素质。但西川刘璋的属下们则已纷纷进谏，请刘璋拒绝刘备所谓假道入蜀的提议。因为刘备心意未知。倘若刘璋接受其入川的请求，则在道义上理所应当为地主之谊，刘备可以因此狮子大开口向刘璋索求各种需求。一旦需求得不到满足刘备即能找到理由发难。即使谁都能看出所谓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倘若不顾宾主之谊抢先发难制住刘备，则在道义上又陷入强主欺宾的不利境地。无论哪一边对刘璋和西川的实际利益均甚不利。但刘璋力斥众议，仅出于对刘备贤名的仰慕和同为汉室宗亲的交谊而断然促其入川。日后，刘璋将为自己的轻率痛悔不已。刘备素以仁厚待人，这是他数十年来仗以取得天下贤名的法宝。但是贤名既不能助其取得天下，也就难怪刘备为巨大利益引诱而背叛道义。

因此建安十三年马腾的入朝即可被看成西凉祸乱的前兆。从此西凉的统帅马超和韩遂将面临两难境地。只有相信曹操会谨守道义与西凉始终保持友好互不侵犯才完全合乎道义。但已经相继在大地上消失的那些星辰——吕布、袁绍、袁术、刘表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这种信任事实上不能存在。然后，选择保护西凉即等同于舍弃马腾。因为马腾现在京师。即使马超有掀天之力也不可能在曹操的手中先将父亲救出。一旦发生争执，马腾就会是曹操用来制约西凉的人质。而选择保护马腾即等同于舍弃西凉，理由前已叙述多番。面对巨大的利益，刘备尚且反目，何况曹操向来并无刘备的仁厚之名？

建安十六年对西凉来说，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后世的典籍中对马超此时的痛苦抉择均缺乏记载。有一些来自魏国的传言说马超轻而易举的抛弃了他的父亲，象掸落袍袖上的烟尘一样。然而倘若马超果然能够如此薄情，他就不会在思念亲人的愤懑中捶胸吐血，他就不会以天下勇将的身躯而仅活到四十七岁。迄今为止没有充分的史料可侧面证明来自魏国的传言的虚假。但同样，也没有任何旁证可证其真实。马超既与曹操交锋，双方已成劲敌。敌国的传言虽然不见得尽属空穴来风。但对己方的渲染和对敌方的贬低则是最严谨的史学家也难免为之的。

最终。马超选择打。

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和痛苦不言而喻。而且从事实上说这就是对他父亲的背叛。一旦西凉与朝廷交兵，马腾不可能还有生还的机会。作为儿子而将父亲陷入如此险恶境地，在道义上还有什么可说？

然而对西凉而言，这却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即使朝廷迅速抓住马超这一道义上的弱点广加宣传，其力度甚至使妇孺也知道天下又出了个不孝的枭雄叫做马超。但西凉的羌人和氐人却坚决的站在马超一边，鼎力支持他。矢志不移。当日后马超兵败而走，本地氐人势力遭到夏侯渊铁骑近乎绝灭的屠杀。然而马超在羌氐中的声望却并未因此而稍减，他还是他们的神威飞将军！

因为他们坚定的认为这块土地归他们所属。即使是朝廷也不可以凭借虚无的借口轻易抢夺！

而曹操的真实用意，也就在于这里。

建安十六年从三月到七月之间，曹操按兵不动。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已经知道夏侯渊的军队必然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两年来边境无事，兵力渐雄。从纯粹军事因素上说，曹操完全有料敌机先抢先平叛的能力。但是他不动，他在慢慢的等西凉诸部兵马齐集，势力逐渐养成。为此不惜先让长安附近部属受点损失。因为他在等机会。一个彻底将西凉平定的机会。而这不是仅仅消灭马超和韩遂就能了事的。倘若他以巨大兵力一开始就将韩马击溃，则当地少数民族必将因为缺少领袖而四散。但此地还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军对分散势力的征剿既有难度消耗且高。与其留下后患，不如在一役之间将主要的不安定因素尽数扫平。

因此曹操与马超的战争，其本质是汉民族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与兼并。至于因此而精心准备的对马超的不孝和不义的宣传，不过是将这场征伐局限在君臣不和与道义纷争中的借口而已。因此不得不越将马超抹黑，以使其征伐越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

是时汉室虽已衰微，但王朝毕竟仍然保有相当实力。只是这些实力平时彼此内耗因而难得显现。但偶尔稍露峥嵘，还是可以震慑住四野群氓。曹操和他的以勇猛闻名的儿子曹彰就曾多次主持过对少数民族的征讨。相反被征讨的少数民族则极少向王朝提出领土要求，而仅是作为祸乱的肇始或耀武的对象而加以攻杀。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的是，仅仅数十年后，中原大地就将相继被各少数民族的复仇铁骑吞没，因而产生的乱世相承近四百年。史称“五胡乱华”，那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充满争议和疑问的混乱年代。

马超所聊以自慰的是，他的军队渐已齐集。这些聚集了西凉诸部战士的部队战斗骁勇，善于使用标枪和长矛。他们的身量跟中原人比多半稍高。虽然西北天风凛冽，他们的皮肤却不但不因此粗黑反而泛出一种白色。据充满想像力的传言说，这支军队的先祖并非生于这片土地。

大约数百年前，当时西方的大国罗马执政官们经常率领部队发动远征，从异域夺取奴隶和金宝。在其中的一次远征中，曾做过罗马执政官的司令官克拉苏不慎战败，他率领的部队也在败军中纷乱。数十年后的典籍中记载了一批不明来历的奇怪人种的出现。他们特殊的相貌，肤色，头发以及对长矛标枪鱼鳞阵等的应用令日后的历史学家们眼前一亮。这批人在汉朝的边陲筑城而居，并且世代繁衍。因此马超的军队中很可能也存在着这批罗马战士的后裔，甚至他们的作战也是罗马式的。

该传言在最近数年得到历史学家的批驳。熟习经典的人并且仔细计算过克拉苏失散军队的数目以及汉朝进攻西域的大将陈汤所掠夺的俘虏的数目，从中得出结论所谓罗马马超军恐怕多半是一种浪漫的想像。即便如此，正统史学界对此事的认识和反映也足以证明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

之前，曹操的两个反应使他的臣下愕然不已。一是群臣建议西凉军善用长矛，应以弓弩对付。曹操答道西凉军虽有长矛但不见得能刺到我军。二是在战局已形成相持的时候西戎各部援军仍然相继前来，每一部援军都会使曹操倍感欢悦。

既然曹操与马超之间的冲突其根源是中原政权与西戎的冲突。那么随之而来的战争就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西谚有云：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中原政权无论人力物力地力在西戎的冲突中均占上风。西戎虽然作战勇猛，但单凭几次作战决不可能就此压服甚至威胁中原政权。虽然发动战争，但对西戎而言最奢侈的目标不过是自保。倘若这一点能达到，则试探性作战之后双方将恢复和平。即使军队的领袖马超本人因此背负不孝罪名也是一样。但倘若连一点也不能达到，那么无疑西戎势力将团结在主战派身边，将战争继续下去。

曹操深悉其中的奥秘，所以主动退避三舍，给西戎集团留下考虑和自相分裂的时间。倘若仓促交战而不胜，自然并无好处。但曹操已命徐晃朱灵部渡过蒲坂津占据了关右要冲，巩固了后防。因为韩遂的犹豫，马超的半渡之击未能实现。此刻在军事上已无过多优势。如果能将曹操逼到战略决战，那么凭借精锐兵员素质或许还能取得胜利，但是曹操显然并没有那么单纯莽撞。

这样一样，西戎军的精锐战力被轻描淡写的卸掉。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相持拼的是资源和耐性。这两方面，西戎显然都不擅长。西戎各部来自西凉的各个角落，而今却要靠一隅之地供给十万大军的兵甲粮秣，所以在几次交锋没能扩大战果之后，西戎果然如曹操所料的提出求和。

此中曾发生过一个插曲。当曹操单骑驰出阵前的时候，马超曾经计划突然冲上去将他捉住。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并不是炫耀其勇武。而是要以曹操挽回本来对西戎太不公平的舆论。即使拿曹操换回马腾，则“背父之逆子”的罪名便可以悄然化为乌有。据说，为了这场突袭，马超之前曾经反复刻苦练习，足可见其并非一时之冲突。只是因为有担任曹操护卫之职的许褚的干扰才临时取消。许褚是曹操帐下号称虎卫营的精兵的首领，向有勇名。他所领导的虎卫之中后来出了数十位将军。在这样的猛士保卫下，马超生擒曹操的机会几乎是零。即使代而将许褚杀死对整个局势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但倘若自己略有疏失，则西戎局势岌岌可危。这个险马超不能冒也不敢冒。虽然并没有灵魂附体。但那一刻。马超的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然而即使是求和也是陷阱！在曹操的诸谋士当中，贾诩以损人而不利己知名。这个领域比他更甚的只有刘晔。若干年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求生欲望，贾诩就使整个王朝几乎被董卓的余部掀翻，天下为之搅乱。这次他提出的建议是：离！

离，也即离间。

曹操假装同意求和的态度蒙蔽了西凉群雄，使他们的离间计划有充分时间开始。西戎大多性格直爽，不谙阴谋诡计。曹操的贾诩的离间应验如神。不久以后，西凉群雄就开始了分裂。而且是两个领袖马超与韩遂之间。马超攻击了韩遂，并且在曹操趁势发起的掩击面前不敌而走。倘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这次战争失败推本溯源不过是西戎政治失败的延续而已。

建安十六年也即公元211年。这一年年末，马超战败，曹操取得胜利。从此年算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实已经持续十六年。但十六年来从没有任何一场战事能象建安十六年西凉联军失败一样明显而深刻的昭示出这一政策的优越性。曹操是可以如此巧妙的通过朝廷诏令一步步将他的敌手逼到进退不能的窘境。稍一举动便会被他找到道义上的借口。这是因为，四百年来王朝习惯将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则他的诏命当然也被视为绝对真理。在政治博弈当中永远是掌握绝对真理的人掌握话语权。马超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在曹操掌控下的朝廷从容画为“背父之逆子”，不久又将加上“杀君之桀贼”的称号。理由是马超攻击了凉州刺史韦康。但对马超而言，无论是形式还是本质上韦康什么时候成为他的君主了？然而朝廷不会给他辩解的机会。他被一点点抹黑。在语言和行动上斥责他的老妪和主妇都被朝廷隆重表彰并且加上绚烂的道德光环，而等待马超的唯有黯然而已。一直到今天，一千八百年过去了，因为话语权的关系我们在正史里所看到的仍然是一个顽固的仿佛天生不孝不义的被描黑的马超。昔日有人说孝子曾参杀人，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曾参之母并不相信。三次之后，曾母逾墙而逃。舆论的力量有时就是这样可怕。在完好运用下竟能补兵势之不足。马超，倘若我打不死你，那就骂死你吧。

好在曹操的好时光也已不多。两年……确切的说一年半之后，曹操将成为魏公。而此举将使他苦心维护的忠臣形象第一次遭受沉重打击。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变成一句世人皆知的口号。舆论开始在即将发生的重大时代转折前彷徨、默然……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曹操兵下濡须口，与孙权隔江相持。几乎是同时，因病留守寿春的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收到一个从前线寄给自己的食盒。然而打开后却空无一物。空白的食盒似乎预兆着什么。于是荀彧饮药而卒。终年仅五十岁。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来说，也算英年早逝。

荀彧死亡的消息迅速被江东探知。孙权随即贴出布告，指斥曹操因为荀彧拒绝执行他杀害伏皇后的命令而迫害荀彧致死。布告贴到蜀中，刘备给了八个字评语：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是时三方鼎足之势已成，彼此再无顾虑可言。横竖二五也是一十，以炎汉正统自居的刘备干脆就将曹操比做汉朝的庆父，也即祸乱根源。历史学家们认为关于孙权指斥曹操一事证据不足，以荀彧之聪明智慧，便有此事也不会落到如此狼狈。但江东并不在乎给政敌曹操多加一条哪怕虚拟的罪状。何况迫害伏皇后实在是有的。而且是有大贤之名的“龙头”华歆亲自带队执行。虽与荀彧无关，却同曹操有碍，也不能说绝对冤枉了他。而荀彧之死也的确与曹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曹操逼死了荀彧。

而这两人彼此的推诚相待亲密合作至今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以来，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取代荀彧在曹魏集团中的作用或对曹操的影响。虽然曹操麾下谋臣如云，尽有奇思妙策人所难及者。但是荀彧只有一个。所有谋臣之中，只有荀彧被敬称为令君而不名。这不但是曹操也是许都所有名儒文士们的共识。二十一年来，每当曹操领兵出战时，留守根据地负总责的一般总是荀彧。曹主外，荀主内，曹操是大汉王朝的丞相，而荀彧却是曹操的丞相。荀彧道德厚重，学问渊深，忠正老成，政事通达，爱才善举，能识大体。许都冠冕之中他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因此有所谓五百年间命世者之称。曹操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司马懿说，“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然而事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竟已不能再容忍这个贤才大德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之前不久荀彧曾反对过曹操晋爵魏公的建议。虽然措辞并不苛刻，语调也并不激烈，但反对的意见既出自荀彧之口，就绝不能小视。曹操为之很不高兴。

公爵的取得非同小可。因为这已超越了寻常所谓臣僚的范围，而有开府建国之权。之前，曹操也可以将贤人们招揽进丞相府以便为自己服务。比如杨修或七子们。但从体制来说，丞相本身即是汉臣，因此他的僚属们便也均为汉臣。而倘若跃升为公，则可裂土分茅，建立自己的国家。定都并且组建从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子。汉朝初肇始时，诸王威权极大，在各自的领地上行政、军事、财政一总统之，虽有朝廷派出的相和尉加以匡扶，但仍经常出现诸王权力大到破坏平衡的程度。因此本朝中后叶尽管名臣辈出，如国公级别的大人物却极罕见。之前建安元年时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从此开始建安时代。但也正在这一年，王朝的实际权柄即归于曹操。因此一般公卿官佐们都在努力的揣摩皇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以求在两者中寻找到平衡。因此曹操倘若晋爵为魏公，威权并重，在礼法制度上已可稍与皇帝抗衡，而远在其余大臣之上。这无疑是一个破坏平衡的信号。

荀彧因而反对。但即使以他的远见卓识也未必想到数年之后满朝公卿真的已被架空。随着曹操晋爵为魏公不数年后又晋爵魏王，在制度上享有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天下贤才名士文武将佐便蜂拥而上的去魏国求一官职。以至皇帝刘协手下的汉官们无论名义还是实际上均已成为一种摆设。著名的猛将夏侯敦先时曾任汉朝伏波将军，然而当魏国肇建时他却迟迟不得封号，于是不满的向曹操抗争。曹操的答复是以夏侯敦的功勋威望，在新创建的魏国中任职不免屈才，因为按本朝的礼节。臣僚可以分几个等级，而最高等的臣子可以为君主之师，即所谓“太上师臣，其次友臣”。汉朝成立垂四百年，明主贤臣不胜枚举，自然有资格用夏侯敦这样的臣子，但魏朝初建根基尚浅，所以不敢贸然将夏侯敦纳入自己治下。但夏侯敦坚辞要求，于是得封为魏国的前将军。此时本朝名士已基本都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人在汉中王刘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

因此当建安二十三年许昌发生叛乱时曹操才盛怒几乎将汉官杀光。以至于当时有朝中又换一面目的慨叹。但即使真正杀光，于时也已无碍。正如建安元年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到许昌一样，此时已从许昌倾斜至魏国的都城邺城。曹操将许昌的汉官们都召集到邺城，然后令当晚出门救火的汉臣出列。汉臣们觉得救火应该有功无过，于是纷纷出列，而曹操将他们都杀死，理由是在许都混乱之时出门救火，纵无附逆之实，也有添乱之嫌。此刻实际上处理国家大事以及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已全在邺城。许昌诸汉官虽然体系完备，却已全被架空。此举令我们联想到千余年后明朝的两京之制。虽然永乐皇帝朱棣迁都至北京，但南京首都的资格并未废除。在南京也有一个体系完备的和北京一一映射的官吏系统。但因并非政治中枢，实际上无权无钱。国家的基本俸禄只能糊口，以至于南京官吏们只能另想出路谋财。以梗直闻名的副都御史海瑞去南京赴任时，惊讶的看到官吏们在街上横征暴敛，宛如抢劫。

建安十七年，荀彧虽然想不到日后的情况比他曾设想的还要糟。但曹操晋爵魏公之事却已被提到日程之中。荀彧并非不知即使自己出头反对多半也于事无补，因为这件事背后实在有很深内涵。于曹操，则十余年来把持朝政，根基已稳，是时机将自己的统治进一步纳入正轨。同时也可试探一下朝野反应。而于群臣则均想借拥立之功再进一步，谋求更高的职位。因此日后当刘备拒绝担任皇帝时，诸葛亮的劝说中便提到这点，倘若群臣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则于事业必有极大损害。因此即位有时也的确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虽然所谓“坚辞不就”也是烟幕。

反例则可举出宋江。之前，李逵曾经多次拥护其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做皇帝。宋江囿于“忠义”钳制，始终不敢应口。实则梁山众将所以不满招安，其根源并非对忠义的坚持或对起义的忠诚而是对利益的坚持。倘使宋江做了皇帝，则诸将当然可从草寇提升到朝廷重官大将，好处自不待言。否则即使投降朝廷，也要有必然的政治待遇和安全保障。是时蔡京高俅把持朝政，皆与梁山有旧仇，即使招安，日后的升迁之路也必然艰辛。果然所谓一百单八将中得任官职的极少超过上梁山前级别。以前是中级，现在还是中级。招安丝毫无利益可言，又不如在山寨时的痛快淋漓，倘若不是愚忠贯顶为博声名不惜性命的人，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因此梁山招安各领官职之后，宋江、卢俊义一死，便涣然冰散，兄弟彼此再无往来。并非当日忠义而今淡漠，而是已经形不成一个聚合的利益共同体，涣散是必然结果。

因此荀彧的出头几乎是挑明了和曹操以及以曹操为首的利益共同体为仇作对。本来，倘若荀彧拥护甚至默许，当曹操顺利晋爵魏公或魏王时，辅弼大臣之首仍然是非荀彧莫属。是时荀彧本人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声名，前景之美好触手可及。

然而荀彧还是毅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理由很简单。虽然二十一年以来荀彧和曹操几可称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但荀彧的心里始终将自己摆在汉臣的位置上，而非也决不是曹操的附庸。

这就是荀彧！

如果说之前汉臣荀彧与汉臣曹操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辅佐汉朝皇帝，那么本年之内汉臣荀彧便要站出来面对昔年的同志而今身为汉臣却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的权臣曹操。利益的共同已经转变了。曹操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荀彧就要勇敢的站出来矫正它。

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曹操对其汉臣身份的背叛。原本，以曹操只手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晋爵为公并非不合情理。倘若本朝皇帝此时并非献帝刘协而是高祖刘邦、武帝刘彻抑或光武刘秀之类本朝明君，则荀彧不但不会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很可能还会第一个站出来为曹操声援。但建安十七年本朝皇帝却是献帝刘协。刘协幼时聪明稳重善于应对，然而毕竟只有九岁，从昔至今二十三年以来皇帝均没有亲政机会。所以也就说不上好坏。当年皇帝幼小，曹操的专权当然可以被视为权宜之计，但现在皇帝已年过三十，幽居深宫状如囚犯，曹操尚未归政，这本身已失人臣之节。古时著名的贤臣周公辅佐幼小的成王时也曾擅权专政，但当成王成年时，周公不但立时归政而且退居群臣之列，举动揖让恂恂然如臣子。因而才被千古传诵。数年以前，曹操也曾在大会群臣饮宴时微醺中随口吟出一篇诗歌，末后的四句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荀彧相信彼时的曹操自况为周公时心态是真诚的。而曹操若干年来餐风沐雨东荡西除的功劳也的确可与周公相比。建安十五年乙亥令的自陈也颇为实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并非一个人。他身后是一群已和他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臣僚。即使曹操并无谋篡汉朝之心，这些人为了私利也会不顾后果的把曹操推到前台与皇帝对抗。数年之后，江东孙权上表与曹操，言及劝进，曹操曾大笑道，“是儿欲居我于火上烤”，实则想把曹操扔到火上的远不止曹操一个人，有些更近在肘腋。因此为了防微杜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曹操晋爵魏公之前便将此路封死，以打消无数逐利者不怀好意的念头。

而实际上制度的确立也正为此事。献帝刘协半生中并没有亲政的机会。但即使一朝刘协亲政，其治理政事或用兵的本事也必远逊于曹操。然而不能因此就肯定曹操的篡权或即将篡权是正确的并支持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本朝制度本就鼓励君主任命有能力的贤臣而达到垂拱而治的境界。这理所当然的也被视为君主的成绩。因此判断君主的标准往往不在于其个人才能强弱而是在于其任人成事的能力。舍此之外倘若君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臣子优容以使臣子发挥其能力，便可称为贤明。比方本朝高祖刘邦的著名的三句话，“使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而个人能力颇为出色的如纣王、炀帝、徽宗、后主、明正德却皆非令主。正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突出，诚所谓文足以饰非，武足以拒谏。因此在与臣下的联系中越走越远。终于导致君臣利益共同体的崩溃，朝纲随之而乱，天下随之动荡。因此即使献帝刘协其人一无所成，只要可以放手使用曹操，则照样可称一个不错的皇帝。

汉王朝此时已历二十四帝四百余载。树大根深，制度之确立迥非一日。献帝刘协本人并无失德。既不残暴，也不荒淫，也不猜疑。虽然曾有外戚影响而使皇帝对曹操心生不满。但当时荀彧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支持皇帝。因为刘协本人才能既不足以涤荡平乱，则放手使用曹操据前所述是正确的。即使皇帝做不到这点，曹操以及曹魏集团略施手段使之维系在轨道之内还是合理的。虽然对皇帝本身略显冤枉。但站在四百年历史长河上回溯，则大体仍对王朝有利。但此时曹操既有晋爵魏公之心，而身边群臣的贪欲不问可知，历史正在向另一个趋势发展，汉臣的身份已经制约不住曹操。

荀彧绝不主张曹操废汉自立，正如他默许曹操拥兵擅权一样。因为后者是不得已的举措，即使曹操自己也坦陈诚恐一离权柄便被人害，这既是自卫也是工作需要。倘若苛求曹操谨守臣节罢兵归国，则的确有可能出现曹操被害的情景。那时虽然献帝刘协可以亲政，但刘协能力既不如曹操，王朝就仍然会面临危机。因此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拥兵擅权看似不臣，实则却是两个极端当中唯一的平和。荀彧身为汉臣，举动思想皆以大汉王朝为准，而非皇帝刘协个人。

或问，既然曹操能力远胜刘协，就此废帝自立有何不可？这是因为，一个王朝的正常运转必然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皇帝虽然无能，却并非残暴到民不聊生或专横到臣子无法工作的程度，道德上也并无缺失，因此尚在制度容纳范围之内。相反臣子即使再有能力，废帝自立也会破坏制度。因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想法，废帝自立本质上都代表着暴力对帝制的践踏。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动机。即使臣子功德再高，此衅一开，也未免瓜田李下之嫌，你既可以暴力推翻此时的皇帝，我自然可以暴力推翻彼时的你。至于你是真正德行高洁能力突出而我是横蛮残暴穷兵黩武，均改变不了暴力废帝的事实，因此在道德上也就居于同一起跑线，事实上就是枪胜于法，至此原有的制度体系便已形同虚设。西方某政要曾有名言：发动战争！而理由总是找得到的。若干年后，曹操的曾孙辈所谓三少帝纷纷被司马家废除，曹髦竟至于被当场杀害。这些即位初文武才智得到满朝臣僚交口称赞的少年，事后总被一系列谴责的文牍涂抹的好像天生荒淫的花花公子。实际上则决不如此之甚。内中的奥妙，大家都能觉察出来。

因此若干朝代以来，皇帝们总是奉行以武定国以文治国的法则。承平年代，则将领再有才华，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常被抑制。因为军事只是政治的一种保障而非可代替政治。一旦曹操率先开了这个头，则汉朝本已积弱，魏国本以强大。以强凌弱，又兼博取功名，其势必不可挡。曹魏用暴力实质上当然可以推翻汉朝皇帝，但同时也将本朝延续四百年之久的体制全部推翻，而这种体制又不可能是仓促之间便能重建的。因此失去制度保障后新建立的王朝的盛衰将极大取决于皇帝本身。倘若曹操能活一万岁，那以他的才智钳制群臣保证新王朝正常运转问题不大。但实际上谁能活一万岁？一旦能稳定住局势的皇帝死去，而保障王朝的制度尚未重建，新王朝就将立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后便将重复大汉王朝之前的悲惨命运。

荀彧深知利害。因此他的反对不但是为了维系汉朝，实际也是为曹操的魏国着想。但其用意已深，而且谋及后世，所以对眼前矛盾却照顾不周。以至曹操暗生恨意。对荀彧来说，矛盾既已激化，可走的路已不太多。

曹操虽然英明果决，却决不是宽宏大量的人。荀彧至今还能很清楚的记得孔融、崔琰、娄圭、毛介这些曾与曹操执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既然自己表示出对曹操晋爵魏公的反对，则指望两人还象之前那样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已是梦想。而倘若发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士族势力与曹操硬加抗衡，又于大局有损。曹操虽然有不臣之心，但此时毕竟还直接肩负着王朝的安危。荀彧虽然不历战阵，但以他在士族中的声威以及颖川荀家数代不坠之声名。虽然仍是众寡不敌却并非没有一拼之力。只是那又何必？

于是，建安十七年十二月。荀彧在接到空白食盒之后沉吟了很久。此时寿春已是深冬。枯树萧瑟，晚来风急。荀彧从容的找出毒药化到水里端在手中。身为曹魏集团长久以来的第二号人物，荀彧曾经听到过司空椽何夔的故事。据说何夔性情刚烈，司空椽职在下僚，经常遭到司空曹操的训斥。何夔随身便携带毒药，一旦受训立即服毒，宁死不辱。当时他听到之后一笑置之，而今却将毒药端到自己唇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如果说何夔是为了个人尊严，那么他荀彧便是为了大汉王朝。可能本朝的一些佼佼者会明了他的深意，但应当不会再有人用生命去捍卫它了。荀彧端起水碗，一饮而尽。水碗落到地上，碎片四散。

汉朝的最后时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总论：

来自各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起初或许是细微的，但逐渐深远，到此时已经促成了汉王朝的崩坏，表现在外界就是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争。在此之前，大战并非没有。比如建安五年的官渡和建安十三年的赤壁，都是三国时代屈指可数的大战役，其中牵涉人物之多，变化之剧烈，影响之深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乐道。相比之下，建安十七年以后的王朝末世里的汉中争夺战和荆州争夺战并没有前者那么耀眼。然而，正是这两个而非前两个战役更多的推动了王朝崩坏。因为只有到这时，所谓“三国”的三方魏、蜀、吴才真正强大到足以站在相似的高度运筹博弈。

假如我们稍微回首前尘，就会注意到无论建安五年的官渡还是建安十三年的赤壁，对敌双方实力差距都相当悬殊。当袁曹两家在河北争霸时，蜀汉的肇建者刘玄德虽已有英雄之名，却尚不足以参与如此高级别的博弈。八年以后赤壁之战之时，孙刘两家联手实力也远过曹操，不降即战，严峻局势使得他们没有更多选择余地。而在三方三国基业最终创建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不得已的“时势造英雄”的事情，三方都灵活敏锐的勇敢或自由的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各种手段，权术纵横，机谋变化。三方均是独立的，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信他方同时也不会被他方轻信。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吴和蜀在之后数十年间基本一直保持着名义同盟的关系，但双方隐藏在戏言嘲噱后的严密戒备始终没有撤去。以白帝城一线为界的蜀汉防线一直保持到数十年后蜀汉灭亡，即使其间东线无战事——事实证明那是有必要的。当蜀汉灭亡时，以名将陆抗为首的吴军曾经对这个防线展开猛烈攻击，以期趁机取得蜀汉部分领土。但东线的守将们坚决的顶住了东吴，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下投降晋国。任何一个同盟都不是也不会是理想主义的。和中有打，打中也有和。和和打打，打打和和。所谓“联吴抗曹”即使出于蜀汉贤相诸葛亮，也只能注定是指导策略而非一以贯之的真理。

这三方争夺最激烈也是这一章高潮之处，就是建安二十四年的荆州攻防战。围绕着这一战略要地，三方几乎可以说都是殚精竭虑精英尽出。最终结局虽然要在二十四年结尾那几天才落定，但争夺早在建安十九年就已明朗。这就是十九年关羽濑和二十四年的荆襄两章。而在这两年之前发生在建安十八年的濡须口战役和建安二十三年的阳平关，则是三方势力最雄厚的曹魏分别向孙吴和刘蜀发动的攻击。我们可以从这两组对照中充分感觉到当时时局变化的激烈程度，甚至体察到其中复杂难言的微妙。

年已六旬的曹操时日无多。虽然仍然亲赴戎马，但他的意志已经明显消沉下来，或者带有一些极微妙的顾虑和隐忧。建安二十年，曹操拿下东川，汉中五斗米教的领袖张鲁归顺。其过程颇富戏剧性，我们可以在“鹤鸣山上张天师”一章中看到。一年以后，曹操晋爵魏王，达到了人臣的极限。他的各揣心腹的臣僚们趁机鼓动他“再进一级”，曹操婉拒。倘若把这个拒绝和一年前他拒绝他的谋士们如司马懿和刘晔鼓动他趁势席卷西川的劝谏对照来看，其中意味深长。军事只是政治的工具。曹操说，苟天命在孤，吾其周文王欤？

曹操寄托重望的继承者曹丕，并不能算是军事的门外汉。然而与曹操的期望相反的是，想成为“周文王”的他的庙号是武帝，而他期许以“周武王”的儿子曹丕的庙号是文帝。虽然他的弟弟曹植文名更盛于他，然而曹丕也以七言诗发明者和文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不失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家。所谓“建安七子”的提法也取自于他与吴质的书信。“七子”中除孔融外的六人均是亲曹系。建安二十二年的著名的瘟疫使之遭受重创，七子几乎一时皆空，曹丕为之深深叹息。倘若说军事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文学何尝不是！这一章的各节内容彼此交融，以至于竟不能拆分。

18、建安十八年

濡须口：文武之道，赤炎白羽

————隐藏在英雄传说下的，是谨慎的犹豫与逡巡

在曹操一生之中，曾经不止一次被迫在感情和权力中做出抉择，这种抉择有时是艰难的。从他起事以来，如张邈、袁绍、陈宫、许攸、娄圭等人，无不曾是他骏马轻裘时的莫逆之友。然而在争霸天下的征途中，历史一次次的将他们推到对立面，而曹操的应对也总是冷静决绝。在这个层次的人物之间，任何纠纷争斗都已不仅是个人问题而还必然牵涉到他们身后深邃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一个指令或判断的给出，有时甚至不取决于领袖人物个人。建安十七年末，当荀彧继前述诸人之后起而反对曹操，曹操几乎是本能的拿掉了荀彧，象搬开挡在前路的石头一样。然而一旦失去荀彧，对曹操的打击也远非前述诸人所能企及。这个被称为五百年来贤哲的荀彧几乎伴随曹操走完了整个称霸路程，并且比其他人更贯注心力的辅佐之，股肱之，直到道不同不相与为谋。这是来自汉朝臣子的最后反击。这一年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第二年春，曹操进兵濡须。

江东的孙权立即警惕起来，并且迅速应对。建安十八年春，孙权的七万军队开到濡须口，与曹操据说总数多达四十万的人马隔江相对。战争的气氛悄然浓重起来。敌我的实力差距是鲜明的，因此尽管孙权和曹操可能比任何人更深刻的了解这场战争本质，孙权也不得不小心谨慎防范以免弄假成真。能够轻易取得江东重镇的话，曹操是不会客气的。

但战争的肇始却仍然是基于一些隐晦难明的原因。比如说因为荀彧之死而带来的曹魏内部集团的种种裂痕。这个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没有一个阵营纯然无瑕，它们都由极多的细小而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交织而成，某一条不起眼的暗线或许不久就会成为决定即将到来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契机。不久以后，曹操就以相似的罪名制裁了崔琰等其他一批人。兵进濡须口虽然是十七年已经既定的方略，但在此时，其政治作用远大于军事作用。这一点，孙权也心知肚明。孙权此时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所谓“年少万兜鍪，坐乱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他很清楚曹操这一仗的目的。所以双方总和近五十万的大军在长江两岸僵持月余，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长久僵持以后，双方都开始缓慢的试探。据说，孙权曾亲自乘一叶轻舟探看曹营水寨的虚实。曹操也相应的礼貌对待。仅在孙权船退走时象征性的射了一阵乱箭。，因为箭只都射在船的一侧，以至船只发生倾斜，于是孙权命令将船掉头，使另一边挂上同样的箭以保平衡。这就是“草船借箭”在历史上的原型。总之，双方都表示了足够的默契。而后曹操军马攻破了孙权的江西营，擒杀都督公孙阳，于是孙权准备发动另一场袭击。这袭击本身和它的领导者日后都成了传奇。

让我们设想一下。那是一个沉静的夜晚。没有月亮，星光也阑珊。篝火在四周点燃，映的中央反而更暗。酒和肉食川流不息的运送上来，又在众人的狼吞虎咽中川流不息的被消灭掉。甘宁站在队伍前面审视着他的士兵，士兵们也审视着他。这位东吴著名战将个子并不高，黑而瘦弱，然而精壮，仿佛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他的眼睛很深，瞪着眼看人的时候锐利的眼光仿佛月夜里井中的水纹一样闪着光芒，令人不敢轻视。

这些人都是甘宁素日里培养起来的精锐，而今聚会在这里，总数大概百人左右。虽然对自己和将军都充满信心，他们心里仍然不免忐忑。因为他们即将去执行一个看起来很疯狂的计划。趁黑夜冲进驻扎在濡须口的曹操的大营屠杀一气然后撤回，而敌军的数量据说是四十万。这些士兵虽然每人均已有低级军官的资格，但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然而四十万比一百的比例用不着计算也知道象水滴进海里一样。但甘宁随即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说起。

甘宁是四川人，准确的说是巴郡临江人。这个中年将军半生转折之丰富为江东诸将中所仅见。虽然多年以前周瑜曾经提出过千里取蜀的计划，但实际上江东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到达过成都。不但如此，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失败的抗争才使甘宁走出蜀中，登上天下的舞台。虽然甘宁的祖先应该是汉人，但他的话语中却经常带着一种少数民族般的奇怪的语调。然而听起来冷酷而残忍，很有职业军人味道。

甘宁说：“卿等见知于至尊，孰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

士兵们屏息肃立，几乎纹丝不动。于是队伍趁着夜色悄悄出发了。这是一支精锐的步兵，然而为了节省时间，来回都要骑马，每一匹马都有一片白色的翎羽作为标志。冰冷的风象水波一样吹过皮肤。甘宁忽然想起少年时被人称做锦帆贼时的事，那时他的船队在长江上往来驰骋，船割裂江面，那感觉也就象现在一样。

临近曹军的大营时，众人勒住了马，将马远远赶开，然后象风一样向大营掩袭过去。飞快的翻过鹿角，曹营的值夜兵卒还未发出警告就被背后猝然伸出的短刀割断喉咙。一只火把落下去，几乎是在瞬息之间，腾腾的火焰从曹军的营帐中蹿起来。大营之中随即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叫声。一座又一座军营燃起灯火。甘宁和他的百名精锐象水一样在大海里消失不见，每一出现就带走敌人一颗头颅。曹军大营终于混乱起来。百名精锐迅速的撤离，当他们退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时，发现几乎没有损失。他们迅速的跨上战马消失在黑夜里。那时曹军的大营已经完全惊醒，火把纷乱的闪着亮光，远远望去，象星河一样……

在关于三国的各种记述中，甘宁百骑劫魏营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桥段之一，而且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在这场战役中甘宁所表现的坚忍和冷酷令人惊叹，当他凯旋而归时，孙权十分高兴，并且评价道：“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

实际上，甘宁的战绩并不出色。作为以个人武力见长的斗将，他并没有象关羽那样策马刺颜良于万军之中的骄人战绩。也没有象许褚、典韦、文鸯那样突出的武力表现，甚至连史书上仅有的几次单挑纪录——吕布对郭汜、马超对阎行、太史慈对孙策中也没有他的份。然而人们一想起甘宁，仍然会感到一种透骨的锐利。

那是因为甘宁虽没有象以上各战那样确凿的战例，却有比以上各战更锋锐的表现。比方说百骑劫魏营。比方说关羽濑。面对天下闻名的武将而笑谈咳唾即擒之，整个江东也只有甘宁一人做得到。而甘宁之所以这样做也不完全是出于自信。和一般的印象不同，甘宁并非只是粗暴好杀的匹夫。虽然粗暴好杀的确是他性格特征之一，但甘宁的另一面竟还颇有谋略。若干年前，甘宁就曾向孙权提出过一系列完整的战略部署。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

事实上这个计划虽然简略，但步骤却已与日后周瑜提出的伐蜀计划相当接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敢以数百兵马去对抗关羽。因为他料知关羽身为大将，必不肯轻易犯险与之相斗。同样的计策程昱也曾用过。

“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

但程昱是曹操部下屈指可数的谋士，而甘宁则是猛勇将军，有此见识则更为难得。然而孙权虽也有混一宇内问鼎之志，却因客观环境所限总不能如愿。建安十八年春，曹操兵临濡须口。然后有甘宁百骑之事。实际上，一百个人的武勇再为出色也不能左右战局的胜负，百骑劫魏营隐含的内在意义是对战局深刻而准确的把握和精密的计算，而甘宁只是作为一个过渡出现在恰当的场合。此举使甘宁博得声名，然而就整个濡须口战场而言，毋宁说甘宁百骑只是个台阶。以使曹操明了双方的默契程度进而退兵——因为在这个级数的对手之前，曹操是没什么便宜好占的。而假借战争转移集团内部矛盾，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双方集团之内各自尚有无数微小矛盾，有些甚至尖锐而意义深远。比如甘宁的以非江东系将领而在江东称雄。即使在武将之中，也往往会分成若干派系而相互争竞，这一点，孙权和曹操皆有深刻体会。

与甘宁相提并论的张辽在魏国五子良将中排名第一。他的长处和弱项均与甘宁颇为相似。因为邺城和江东都面临一个世族的问题。所谓的五子良将张辽、徐晃、张郃、于禁、乐进就均是无世族背景而靠个人卓越能力得以出头的人。相反另一些将领如李典、李通、臧霸、许褚等则或拥有千百亲族，或能影响方面城池，纵非世族，亦属豪右。因此君主们才越加看重他们的能力并将其树立起来以为屏障，也是政治上的缓冲。实际上这种先天存在的裂痕很难弥补。张辽和乐进就与李典不睦。而李典有恂恂然如君子的美誉。很难这样一个有君子之风的儒将，一般而言，表面上总会和光同尘，不至于卯着劲跟自己的主将过不去。而张辽和他的护军武周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可侧面说明，这位魏国大将的脾气并不怎么好。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与张辽及徐晃交情深厚的关羽也是“刚而自矜”的脾气。当年，这三人同为降将而在许都，自然因身份地位的相似而比较容易接近。相反李典乐进虽然并非曹氏亲族，却是与夏侯兄弟、曹氏兄弟共同起兵的宿将。六人之外，第七个大概就是于禁了。然后夏侯敦引荐典韦，典韦牵出许褚。这是个很明确的关系网。也都是根底清白无其他政治背景的。但是后来曹操集团不断扩大，降将越来越多，而且都不是一个人。张辽有臧霸、徐晃后来吸收了朱灵、史涣，张合有高览，其余象宋宪魏续马延张凯之流一堆。联起来足可以与曹操的老班底们较较劲了，那么矛盾自然生成。曹操用将，千古莫及。部下们只要保证对他的忠心，彼此有点小矛盾有利于竞争，反正敢公然打起来的还是少数。当兵的一点个性没有怎么出来混？郭德纲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厨子不是好裁缝！

由此可见，政治斗争一抓就灵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曹操旧将之中，无论先时后来，恐怕都是夏侯敦领头。降将之中当年关羽要留下肯定是首领，关羽走了就轮到张辽了，所以李典这样的大好人才与张辽不睦。甚至乐进本身也是五子之中，跟这个五子之首也不对付。大概也就是为此，曹操才特意把这几位安在一起。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很标准的搀沙子行为，三结合队伍。曹操总是善于利用矛盾的。但是当矛盾显著且尖锐到一定程度时候，不管就不行了。

所以日后的人事调配总是把两系人马打乱。降将系的老大张辽就带旧将系的李典乐进。旧将系的曹洪节制降将系的张合，旧将系的于禁统率降将系后来的重要人物庞德。庞德打关羽时候其子庞会尚未成年，考虑到马超马岱的年纪，庞德很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岁，在当时已经属于少壮派，正是前途无量。倘若真叫庞德杀了关羽，抢了于禁风头倒是小事。所谓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五子中二张一徐都是降将，乐进还受张辽节度，于禁再被庞德盖过，整个旧将系一败涂地。从博望坡之后，旧将系老大夏侯敦自重身份，已经不大插手军务了。宗族新血象曹真曹休们恐怕干不过庞德。宗族老将夏侯渊战死，曹洪一直不上不下的，也就是曹仁还能咬咬牙撑撑门面，充当事实上的旧将核心。所以傅子说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过也，张辽其次焉。这是一句投机的话。因为旧将系打架虽然渐渐打不过降将系，但因为根基深厚，政治影响力还是高的。所以总体仍能持平。旧将系的夏侯敦夏侯渊曹洪许褚典韦哪个没救过曹操命？降将系在这方面是不能比的。

这个平衡要直到曹丕即位才被打破。曹丕不喜欢旧系老将，收拾的曹洪灰头土脸。虽然是本宗一点没给面子。他好歹也是帝王之尊，根本原因绝不是为了当年曹洪没借他零花钱，而是因为当年曹操给旧将系选定的新核心大概是曹彰。旧将系仅存的三巨头夏侯敦、曹仁、曹洪之中选曹洪来敲山震虎显然是最恰当的。然后打发于禁去守陵。但曹丕也不喜欢降将系。张辽已时日无多，曹丕弄个大帽子把臧霸从军旅中拿下来绑回朝廷做个闲官。

张辽以下，降将系的首领大概就是徐晃了。徐晃当年战败关羽解了樊城之围，相对张合在汉中被张飞痛打，声价要高些。为了谋求政治平衡，徐晃自然的向可以与旧将系诸曹以及曹丕扶植起来的新旧将系诸小曹们抗衡的另一政治势力司马懿倾斜，以至有请缨做先锋事，其实就是表忠心，然而命不好，刚表示依附就被孟达射死了。虽然如此，旧将系第三任核心张合还是与司马懿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友善合作关系，直到发觉司马懿志不在臣僚。旧将系和降将系彼此再怎么斗，奉曹操为主这一个中心是不变的。于是司马懿设计借诸葛之手杀了张合。之前曹丕废了臧霸，降将系已经没有领军人物了，于是斗争转为司马直接面对曹。派系都已不在，平衡的消亡也就是自然的事情。曹魏的英雄时代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前文说过的“没有一个阵营纯然无瑕，它们都由极多的细小而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交织而成，某一条不起眼的暗线或许不久就会成为决定即将到来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契机。”即使是看似最不谙政治的将领之中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某些关系。从细部来看，往往还是由某人的品格决定的，似乎完全是主观，但是联合起来综观，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矛盾和分歧的最终指向与历史的大势竟是一致的。这也就更进一步的使我们体会到历史大势的无处不在和不可抗拒。

建安十八年，曹操对濡须口的用兵虎头蛇尾。实际上，就是旁观者也清楚曹操不可能轻易打下江东，否则也不至于保持若干年鼎峙局面。本年之后，曹操尚有若干大事要做，因此对江东的用兵目的不过是耀威而已。虽然甘宁的百骑白羽应该给曹操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但更重要的态度配合只能由孙权来做。孙权亲自执笔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指出继续缠战下去对曹操的不利。此外又附有两行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后也许会心微笑。

这一年，曹魏和孙吴两家打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架，各自收兵回去暂歇。这一架使得双方阵营中的内部矛盾暂时收敛，但它们还存在，还延续，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还会发挥作用。刘备则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面临的外部矛盾如此明显，以至他蜀汉阵营中的内部矛盾这时还不足以暴露。刘备取蜀的战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离成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最后一关雒城的坚守者刘循防守的异常坚强，硬是攻不过去。倘若仅是迁延时日，那还没什么。毕竟西川的取得基本已是时间问题。然而庞统的战死令他十分恼火。

和甘宁或张辽不同，庞统没什么高强的武力，然而在争霸天下的棋局已至中盘时，他的损失比之甘、张更令人惋惜和不可弥补。甘、张最多只能在一路发挥作用，而庞统则可在一方面发挥作用。从建安十六年刘备与刘璋反目并开战起，庞统一直担任谋主。此人与诸葛亮并称为伏龙雏凤，是颖川诸贤中年轻一代最卓越者。有些人曾经好奇庞统为何享有如许声名，因为史书上记载的庞统献计也无非中规中矩，并不出奇。或者《彧别传》中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此中奥秘。“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事实上不单是荀彧或庞统，绝大多数当时的机密文件我们是绝对看不到的。尤其当时天下纷乱，数十年间天下屡变，蜀汉竟有“国不置史”之嫌，即使国有史官，实际上也不可能象和平时期那样将千头万绪分别统筹规划后归档。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几乎就是前一代历史资料的毁灭性损失。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之上言行，并不能代表真实人物的全部。刘备素有知人之明，而进攻西川时带庞统而非诸葛亮，则诸葛亮虽长于治政，相应来说庞统也当娴于兵事。而诸葛亮的水平已足以抗衡司马懿，并被称为天下奇才。因此庞统的真实水平应是汉朝末世所罕见人物。只是发挥空间太少，以至并未建立奇功。

庞统如此突然的死去给刘备的人事造成一个巨大的空白。这又与甘宁不同。因为庞统无法替代，象他这样的人在刘备麾下一共只有三个，即诸葛亮、庞统和法正，而目前刘备需要掌控的摊子就有西川和荆州两块。因此不得不调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入蜀助战，而荆州只留关羽一人。虽有马良辅佐，但关羽傲上而不忍下，马良的温顺的性格后果可想而知。倘若情况理想，诸葛亮或庞统之一本应常驻荆州。

此外尚有一节，即庞统才是荆楚集团士人的领袖。这是由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身份决定的。庞家在荆州属于世家大族，虽然诸葛亮才干殊不在庞统之下，但毕竟是外来户。所谓诸葛三杰龙虎犬，倘若细排脉络，则魏朝的诸葛亮族弟诸葛诞才是诸葛一族的嫡系。日后也正是他这一系演化成了晋朝影响深远的诸葛世家。而诸葛亮这一支则不得不通过与荆襄豪族蒯家、蔡家、庞家等彼此联姻才得立足。庞统应当是比任何人更适合主持荆州的内政和文事。可惜天不假人寿。庞统号称雏凤，据传说，凤凰每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后于火中更生，毛羽新鲜，宛如洗濯。但当建安十八年凤雏庞统在雒城的箭雨中黯然落马时，没有赤炎从他身上燃起，他毕竟不能更生。

——————民事纠纷有时也后果严重。

我们时常能听到一些庄严的规模宏大的歌曲，往往是大合唱，而目的则是通过纪念某个重要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时期来鼓动我方斗志，凝聚士气，回溯昔日的不凡成就而再接再厉争创新高。一千八百年前的群雄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王宫中配备完整的礼乐班子，他们的作用并不只是为君王取乐，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体现国家庄严。因此魏王朝著名的音乐家杜夔就曾屡次拒绝曹丕请他在筵前献艺的要求，并因曹丕对他职业的藐视忿忿不已。

若干年后，杜夔的弟子们代表大晋王朝接收了来自吴国的一批礼乐。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批描述建安年中后其吴蜀荆州攻防战的乐曲。这些乐曲所表达的情感从名字上就能直接看出，比如《关背德》。晋朝的音乐家们接收了这批来自吴国的乐曲，重新填词，使之充满晋朝的荣光。从此这批乐曲将作为晋朝礼乐长期流传下去。当时倘若朝廷组织的大型饮宴中有原属吴国的臣僚，比如孙秀之流。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弦裂，然后悠悠乐曲仿佛往日年华一样倾泻而出。一时恍如再世，不知今夕何夕。

而在这个乐曲中被斥为“背德”的关羽此时尚未料到自己的命运从此将与音乐纠缠不清。建安十九年，关羽考虑的并非音乐问题。就在本年，在益州迁延三年之久的刘备终于攻破成都，取代刘璋而为蜀中之主。对关羽来说这无疑是个喜事，然而紧接着他就将面临一系列的民事纠纷问题。问题的首要则是荆州的归还。江东方面提出，当年之所以暂借荆州与汝等立足只是因为同盟关系。但荆州是“借”而非“给”的性质非常明确。现在刘备已有益土，不能再说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应当适时考虑荆州归还问题。

关于荆州的归属认定问题，历史学家和爱好者们一直吵到今天也无定论。荆州土地肥沃，地理重要，且有良好的人才储备，无论归属于谁都将带来莫可名状的巨大利益。因此虽然汉王朝末年仍然推崇谦让之风，但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寸土不让，曹操也来插一杠子，这个古代版“斗地主”给我们留下的后果是无数个江夏太守南郡太守武陵太守的诞生。基本上刘孙曹三方面各有一个荆州管理班子，但土地只有一块。所以名头确立与否尚在其次，关键是能否抓住切实管理权，这就还要枪杆子说话。三方面所任命的这些荆州诸郡太守几乎全是武将，罕有文人。

而借与还的本身提法就充满了模糊和推搪。汉王朝末年的法律远未成型，经济法和合同法尚未创立，即使廷尉们对刑事案件的审理也经常会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和分析。因为不能以确切的法律含义解释法条，因此具体审理过程往往变数甚大，所谓官断十条路。魏朝著名廷尉高柔就曾不止一次费心的纠正下属的错误。

严格来说我们对于过去很多事件的法律描述并不严谨，因为大多数人的认识还很模糊。数年之前，曾经有两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半夜潜入农科所，因为这里的葡萄长的很好。然而他们吃掉的是农科所专家们耗费数年时间的研究成果。结果两个青年面临数十万元的经济赔偿，并且可能追溯法律责任。不但是青年，而且他们的亲朋均对此判罚表示不理解。不过是葡萄而已，难道偷吃几串葡萄就要赔几十万？掰两穗玉米至于拿炮轰么？

他们没有意识到此案中的葡萄除平常葡萄身份之外还兼有科研成果载体的身份。葡萄本身并不值钱，最多几十元足够赔偿，另外几十万则是破坏研究成果的经济赔偿。一张光盘的成本价不过几元，但倘若是微软公司新研究的系统母盘，则价值无穷。一堆稿纸倘若卖废纸不过三五元钱，但倘若是作家的书稿，则破坏稿纸无疑是对作家事业的致命打击。据传说施耐庵的水浒原作便曾被盗。

由此联系到另一起著名的与水果有关的案件，即猴子偷桃。严格的说，这个法律认定同样不恰当。因为孙悟空当时并非无业游民而是与桃园有关的工作人员，且是直接领导。因此猴子对桃的攫取不应属偷而应属职务侵占，即猴子侵占桃。其中重要的区别是，当猴子为吃桃而将土地天丁纷纷赶出院去的时候，他利用的是自己的职务权力。象以后偷老君丹才构成真正的偷盗。原则上职务侵占的处罚上限还没有偷盗重，但天庭后来统计孙悟空的若干犯罪事实时，职务侵占和偷盗都已退居其次，猴子已经开始暴力抗拒天庭政权了。这才是死罪。数罪并罚，则天庭的从重处罚也并不逾限。

因此虽然早在建安十四年，三方便已围绕荆襄九郡的归属而激烈博弈。但此刻却不得不旧事重提。江东的领导者们对刘备方已取得成都还占据荆州不还的事实感到痛心与愤怒。好在此时江东鹰派首领周瑜已亡故多年。但糟糕的是新鹰派首领吕蒙正在成熟，而且看起来比周瑜还“鹰”。即使著名有长者之风的鲁肃也终于沉不住气，约请关羽单刀赴会。鲁肃此时虽然谨严忠厚，但少年时却是有“族中狂儿”恶名和发矢穿盾武力的人，而考诸古代兵器史以及锻造工艺历史，是时关羽也不大可能拥有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结果是老实人的偶尔露峥嵘吓住了关羽。

在此之前，孙刘双方曾就荆州的土地归属提出过外交上的意见。而刘备的答复是取得凉州之后才将整个荆州奉与。建安十九年攻克成都的同时刘备得到著名战将马超。马超此时虽已羁勒异乡，但在凉州仍具有相当潜力，因此取得凉州恐怕的确不仅是一句托词。但孙权则观感迥异。因为倘若取一份三国地图便可看到，虽然所谓天下十四州吴三蜀一魏十，但吴国三州的面积并不比魏国十州小多少。然而面积不等于实力。吴国虽然占有广大领土，但大多是没有控制意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是时东南乃蛮夷之地，这使孙权对所谓形式大于本质有着积极的认识。建安年中人们的分布范围尚不广泛，因此对外界的探查也极有限。倘若是在唐朝，孙权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备的借口会从取凉州变成去西天取经。因为那个无疑路程更远更曲折，时日迁延更久。倘若途中再碰见妖怪，孙权纵然高寿七十一岁也不见得能等到刘备的胜利班师回来。因此孙权勃然大怒。他所派出的接收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领导班子也都被刘备方在荆襄的最高军政长官关羽逐回，这无疑火上浇油。孙权决定打一打了。

这是孙刘同盟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动手！

此时江东第一能战之将是吕蒙，而吕蒙手下第一斗将是甘宁。

甘宁对关羽的反感似乎由来已久。这或许是因为刘备侵袭了他的故土。虽然他并不是素性温和的人，即使在江东内部也经常与人相处不融洽，即使吕蒙自己也曾发怒要攻打甘宁，幸好吕蒙深明大义的母亲竭力劝止。但毕竟关羽是有匹马刺颜良的勇名的人。许多与他曾经有过接触的人如曹操以及曹军诸谋士均对关羽给以极高的评价，认可他为世之名将。但甘宁不信邪。数年之前，鲁肃和关羽隔江而治时，关羽即扬言要发动一次突袭。甘宁闻言主动要求担任阻击任务，并扬言“保羽闻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擒！”关羽并非知名能忍耐的人，然而竟的确没有来，于是吴人便将此地命名为关羽濑。

然而建安十九年在以吕蒙为主将的战斗序列中却并没有甘宁，直到本年年末，甘宁才作为随队成员一起征伐合肥。之前，孙权曾赞誉甘宁“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然而此役江东非只甘宁一将，照样被张辽以一郡之力打的几乎倾危。这或许也说明前者江东对荆州三郡的取得事实上并没有力度。这也限制了诸将真正实力的发挥。或者江东其实也未尝想在合肥取得甜头，只是兵势既出，不稍做耀武便平淡撤回于军威不力，可是没想到在合肥竟有一场大败等待着他们。

事实上对荆州三郡的攻拔的确没有用到多少武力。虽然吕蒙引三万大军，而鲁肃万余兵马亦屯巴丘，但其作用仅为煊赫而已。据史料记载，长沙和桂阳是时都没有成规模的军事抵抗便告投降。有楚之良材之名的长沙太守廖立弃城而走。零陵太守郝普则试图坚守，然而吕蒙军迅速包围城池，黑云压城城欲摧。郝普情报不通，不知道其实当时不但关羽的三万精兵已逼近益阳，远在蜀中的刘备也已引大军飞骑南下，已至当年的荆州治所公安。强援在彼，只要稍一坚持，局势也许便可改观。但吕蒙也正是抓住这点，所以并不起大兵攻打，而是以虚假的情报和巧妙的心理攻势令郝普崩溃屈服。日后郝普为自己轻率的放弃惭悔不已。

然而也正是三郡兵不血刃才使这次冲突出现一个奇观。关羽统三万兵在益阳，刘备五万众在公安，吕蒙三万众取三郡，鲁肃万余人戍巴丘，孙权也亲自率领江东大军为其后镇。十数万人披坚执锐等候厮杀，其规模为荆州建安十三年来仅见，但却竟没有打起来。因为谁都明白如此大规模冲突一旦爆发，后果不堪想像。所以江东虽有甘宁那样的精锐，此役中竟隐藏不出。

而三郡的丢失之迅速也颇出于刘备和关羽的想像。从建安十四年初得四郡，至此已经五年。但令人尴尬的是三郡的丢失几乎和取得一样迅速。只是取得时毕竟尚有刘备的大军攻袭，以至于武陵太守金旋殒命。而此刻竟无一位太守为刘备表现出如此忠诚。虽然荆襄的军事长官关羽是著名的刚而自矜之人，许多贵戚名流都和他搞不好关系，但三郡的责任不能推到关羽头上。因为一直以来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皆归诸葛亮管理，并且从中调拨军实，供给前线。诸葛亮明于治国，因此管理策略上不应当会有大的问题。三郡人物如廖立素有才名，潘浚、郝普等日后在吴国也历居显位，并非无能之人。而五年间刘备在三郡仍然恩信未立，以至吕蒙兵到望风归降者，应当是刘备方持续的战争将三郡压的太狠了。一直以来这里就是后勤补给中心。诸葛亮日后治蜀严刑峻法，并非一味宽厚和善之人，以至于在长达五年的事实占据中三郡士众竟未归心。

因此孙权才选择这三郡而非其他战略位置更显要的州郡作为收复对象。虽然当建安十四年时攻克南四郡乃是刘备独力完成。然而毕竟可以说因为周瑜在南郡绊住曹仁刘备才可以如此轻易得手。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孙权方认为对三郡还是有一定掌握权的。而且倘若直接索取战略要冲，关羽未必会给。三郡看似地位较次，实际上却是关联益州荆州的一条后勤补给动脉。虽然此刻益州已得，刘备势力已拥有新的战略后方。但也可借此稍为向刘备示意。此时正是合适时机。倘若孙权方将进攻时间稍微移前一年，则是时三郡尚为刘备命脉，关羽这边非拼命不可。

即便如此，三郡的轻易失去仍然令刘备很不愉快。围绕于此刘备与孙权展开谈判，最终确定新的双方统治范围。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于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于刘备。孙权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不少土地。虽然其中大部已被刘备数年间压榨的有气无力，并且随着益州的取得而失去战略意义，变成鸡肋。然而这个谈判结果仍然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于是矛盾貌似解决。刘备忙着收兵返回蜀中——此时已是建安二十年中，曹操的兵锋直指汉中，来意不问可知。孙权则在志得意满之后率十万大军取道合肥，想调戏一下张辽的七千人马，结果被反咬一口。收获土地的喜气顿时荡然无存。

历史留给甘宁的时间已经不多。在随后的日子里甘宁一直慨叹曾经有一个珍贵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却没有珍惜。作为江东首屈一指的斗将，甘宁却没有太多建功立业的机会，象江东另一位著名勇将太史慈一样。太史慈与孙策之间充满英雄气质的交手相斗和惺惺相惜至今仍令人慨叹不已。但太史慈也没有等到江东终于锋芒乍现的那天。在建安十一年即英年早逝的太史慈半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和刘表之侄刘磐作战。刘表素有八俊之名，从其单骑入荆州从容主政就知道此人昔年也有勇略。他这个侄子素有骁勇之名，并且拥有一员日后名声远震的部将黄忠。然而太史慈和甘宁一生中均未与更高层次的武将交战，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遗憾，也是江东的遗憾。

甘宁在吕蒙日后的计划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建安十九年，这个计划已经拟好。虽然表面上看矛盾已经缓和，孙刘双方恢复和睦。但是至少在吕蒙这里并非如此。虽然计划还没到公布之时，他却已按照既定方针一步步推行开了。

此后三年，鲁肃病逝。

鲁肃是孙刘联盟中极重要的人物，甚至可说是整个联盟创建之功臣。因为是时刘备新败，即使诸葛亮舌灿如莲花倘若江东无人配合也终属枉然，而这个人物就是鲁肃。及至联盟形成，鲁肃也是唯一一个（甚至包括刘备方在内）站在同盟角度谋定战略并维持联盟存在的人。建安年中并没有雷锋。鲁肃人品是好的，但也不至于大公无私到如此地步。必须明了鲁肃之主张创建联盟并竭力维持联盟的存在，主要目的仍是对抗曹操，而保护自己。因此当刘备方屡次在荆襄九郡问题上摇摆不定时，鲁肃也曾据理力争，并且约关羽单刀赴会，慷慨陈词，问的关羽竟无所答。然而鲁肃的意图仍是在矛盾并未彻底爆发时先行平息之，以免表面姑息，而内里弄的不可收拾。这是他和吕蒙的根本不同。

鲁肃能持大略，但具体到攻取战守则颇不如吕蒙。而孙权此时正是盛年。先时父兄遗留的领土，在他手中并未增长几分。这当然是孙权不能容忍的。而实际上，王朝末世仿佛一台极其精密的仪器，此处的齿轮转动便会带起彼端的履带飞驰。故步自封即等同于自我放逐。当年刘表雄居荆州，麾下带甲十余万，倘若稍微动作，便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天下局势，但固守不动，最后终于星落云散。因此孙权的思路逐渐倾向于鹰派也并不奇怪。何况鲁肃也不是鸽派，而是鹏派。虽不象鹰般爪扬翅打，却可借九万里长风直入青云。只是鲁肃没有能等到那阵长风出现。江东四英中周瑜三十六，鲁肃四十六，吕蒙四十二，三人均有影响时局之能，而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四岁，而他们的同事吕岱一人就寿长九十六岁。比对之下实在令人叹息。

因此当鲁肃逝世后吕蒙的秘密计划实施就再无障碍了。同盟将被撕裂，而后在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后痛楚的复合。从而粉碎孙刘两家数十年的称雄之梦。这个结果鲁肃于未临终时便已睹见。之前，鲁肃与吕蒙的交友过程颇为曲折。吕蒙中年方在孙权督促下折节向学。以武将而论学问，决不能象周瑜、鲁肃等富贵之后系统学起。而是观之大略，融以自悟。因此虽从勇决之将而渐变为谋略之士，根本的知识体系却尚不完全。然而也并不重要。圣人知兵为凶器，暴徒则不知。然而平手打架，圣人胜利的场次很少。宋襄公是仁慈的，后人称之为蠢猪。吕蒙的知识的利弊都在于实用当先，因此鲁肃与他会面后大称其善，即与订交，并留下成语吴下阿蒙。但即便如此，史籍却没有记载鲁肃向孙权举荐或推重过吕蒙。即便日后鲁肃病危，也并未向当年周瑜临终举荐自己一样举荐吕蒙，以鲁肃胸襟之开阔，不得不说是一个异常。

吴书及吴主孙权对陆逊评价三人的内容均证明了在此事上孙权的态度倾向于吕蒙，因而有“肃造次言曰”或“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或“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之类的于鲁肃不利的话。实则鲁肃用兵可能的确不及关羽或吕蒙，但对世事的洞明则尚在吕蒙与孙权之上。他也并非不能分辨贤愚。吕蒙是了得的奇才，这他是清楚的。然而这个奇才有时缺乏大局观意识这他也是清楚的。孙权方当盛年，建功立业之心迫切。一旦疆场上不能得志，有时竟然亲自射虎为戏。因此也劝不得。但倘若鲁肃尚在，则可就中斡旋筹措，将来的联盟即便分裂也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鲁帅吕将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象布莱德雷谨慎的指挥巴顿一样。由此可以推算出无数结论，而一切结论都自建安十九年始。

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是年刘备攻克成都，取得西川。久困蛟龙终于得水。由此引发一系列复杂问题。有些看来琐碎近于民事，然而影响之深远却可决定日后三十年历史之走向。即以一个微小的例子来表达。同样是关羽这个人，在魏，则是勇冠三军，世之名将。在蜀，则是“髯之绝伦逸群者也”，而在吴则是关羽濑。三方的分歧，于此可见一斑。

——————在信仰里，信仰击败现实。在现实中，现实击败信仰。

许都著名方士，号称已逾三百岁高龄的甘始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听到一个不大好的消息。这使他行气导引时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韵。

甘始的出现最初曾在许都轰动一时。无数达官贵人争着败在他门下厚礼卑辞希望得到传授，然后在甘始三言两语的解释下豁然开朗，兴冲冲的离去。一时间许都大街小巷上全都是那种微闭眼睛端着架子修心养气的人。王朝的末年并不缺乏追求流行的风潮。只是这种风潮往往都以哑剧结尾而已。甘始的行气导引说最终毁在了一个虔心过头的人手里。军谋祭酒董芬因为呼与吸的间隔太久而导致闭气，通俗的说就是自己差点把自己憋死。甘始表面莫测高深心里不免狼狈。还好后来另一个真正的猛士出现救了甘始，那就是左慈。

王朝末年的左慈并不象日后《三国演义》中形容的那样仙风道骨和正气凛然。他来许都的目的和甘始大致相仿，都是曹操下令延请而来。常言说术业有专攻。左慈的专业令甘始的行气导引都黯然失色，却令更多的达官显贵心向往之的同时暗揣鬼胎，那就是房中术！但左慈之所以是猛士，并非因为他的功夫比甘始更见效，而是因为他栽的比甘始更暴。一个叫严峻的人慕名前去拜会学习，等左慈弄明白这个严峻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寺人阉宦或者死太监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还好虽然这些笑话和内部消息已在王朝的五都中传的沸沸扬扬。延请他们的主人：曹操和他的儿子们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礼貌的态度。虽然若干年后，这些花边小笑话被皇帝兼作家曹丕正儿八经的写到他的典论里，其影响甚至远播异国。而皇帝的弟弟兼作家曹植则直白的写道，“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没有典籍记载这些著名方士们听到这两段评价时的面部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久以后左慈就离开了许都。因为武帝曹操一共生了二十五个儿子，文帝曹丕九个，明帝曹睿则为零。以至于王朝中的直臣如杨阜高堂隆之流三不五时就上奏折请皇帝注意这个问题。倘若左慈还在，他毕竟懂些房中术，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糟糕。但左慈已经另有要务。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叫做葛玄的晋王朝中级官员正在等候着他。

葛玄有个孙子叫葛洪，继承了他的事业，这祖孙二人后来开创了道教一个重要的分支即金丹派。葛洪并且雅擅文字，道教传承至今，只有零星几部经文，其文字体系大不能与经典浩繁的佛教相抗衡。葛洪开始用自己的笔给道教史留下第一批有意识的文献，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创出一个规模庞大的无所不包的混乱的体系。在这祖孙二人的记述中，他们这一派的始祖是左慈。虽然他们并没有解释房中术大师左慈如何成为了金丹派始祖，并且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对这位初祖的鄙视。若干年后，道教将葛玄正式请入神仙谱系，成为四大天师之一。而左慈就此藉藉无名。

但这些均已是后话。建安二十年的导引大师甘始、房中术大使左慈和善能辟谷的郗俭对他们听到的传闻反映相仿，均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这三位大师的真实年龄倘若如其所述，加起来已有九百岁。世人目之为神仙一流。但他们仍然感到不宁，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听到的消息是：汉中张鲁投顺了曹操。

张鲁，字公祺。父祖三代雄居东川已垂数十年。其父张衡，其祖张陵。若干年以后，道教中又称为张道陵，乃是道教四大天师之首。而从张陵起始的张家也和山东曲阜孔家并称为天下两家半——另半家是每朝的皇家。一千八百年余势不绝。起身自鹤鸣山，后来世居龙虎山，每代长子均称真人，有祖传符录，手生雷纹，掌管剑印，为天下道门之宗，号称张天师！

坊间传闻随即飘来。据说这位张真人真是猛的不得了，本朝魏王曹操统重兵前去攻打。人家真人哪里跟你动手，只要稍稍念动法诀，顿时风云聚合，丘陵突出。满天尽是神兵天将，魔王恶鬼，各拿雷火刀剑望下乱打。要不是真人大发慈悲，将手一招，须臾云开雾散，风和日丽，兴许本朝多少万雄兵就此全军覆没。真人于是传下法谕说，我若凭借法力将汝等尽数诛却，倒也不难。但我上应天命，自然不愿做这无谓杀戮之孽。为了保这无数军民的性命，也罢，我就卖个面子随便投顺了吧。说者言之凿凿，仿佛亲眼目睹。瞧这意思张真人是懒得动弹，不然一时兴起就此取代曹操自己当魏王也是小事一桩。

接下来的两则消息则显得并不那么戏谈。第一则，魏王府传出话来，说魏王亲口承认：“汉中五百里真如天狱！”，第二则，据说本朝将给予这位张真人的封赏是“阆中侯，邑万户！”且真人的五个儿子全部封侯。

倘若觉得这个消息也没什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本朝诸名将。

夏侯敦：“建安十二年，录敦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

曹仁：“及（曹丕）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益扬州诸军事，进封陈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户。”

张辽：“文帝践祚，封晋阳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

徐晃：“明帝即位，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户。”

除此之外象李典三百户，李通四百户，吕虔六百户，许褚七百户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

这么一比，张真人的地位立时就出来了。享邑万户！几乎是本朝四大名将之和。就是曹操诸子也只有曹丕、曹植和曹彰三人达到过这个级别。名副其实的万户侯！

这么个超重量级人物，道教大宗师，万户侯只要轻描淡写的望许都一戳，真是秋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应声，还有其他方士们的活路么？建安二十年的这几天里，甘始、左慈和郗俭都做好了见势不妙赶紧撤退的准备。而在他们胡乱揣测的同时，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汉中张鲁正在苦笑。只有他才清楚的知道。所谓手指一点惊散无数兵马的传说根本是鬼话。自己的疆土已经丢失。坚持武力抵抗的弟弟张卫也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尽管汉中的确地势奇险，曹操也的确说过“汉中八百里天狱”之类的话。但战斗仍然继续。其中唯一跟灵验沾边的事情是：当张鲁之弟张卫凭险据守打算把曹军补给耗光使其自动退兵时——其实也几乎成功——几千只野鹿在夜里袭击了张卫的军营。军营被冲的乱七八糟，惊慌失措的张卫军还以为曹军神兵天降扑上来了，于是放弃抵抗。

倘若说真的有神灵相助，这次相助的对象显然不是自己……

在绵延良久的群雄争霸中，张鲁的东川一直显得平静甚至超然。这在一方面是由于宗教的力量。张鲁承继祖父的遗传，在东川散布五斗米道，至此已经三世。任何人只要出米五斗就可加入。加入后倘有疾病，则由祭酒写三通书信分别呈递给天神、地神和水神，倘若病人真心祈祷，神灵得到回音并且证实，就会显出神力将某人的健康恢复。王朝的一贯做法是以道德观念为准则管理人民，而东川则代以神鬼。这些神鬼于若干年前张陵亲手收服于鹤鸣山。此后张陵得到太上老君简拔而白日冲空化为神仙，他和他的子孙自然也就具有相应的与此地或与天庭诸路神鬼相沟通的能力。此时这种管理已经三世，东川人民早已习惯。而且跟外界兵荒马乱的年景相比，此中足以避世，真可称安乐净土。在这种平和的气氛中，张鲁的秩序逐渐稳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此以前，同为道教事实肇造者的张陵和张角名声都不甚佳，但张角爆发后迅即湮没，没有象张陵这样三世缓慢沉积的机会。因此黄巾的名声就象日后的白莲教和天地会或某匪一样，提起来就觉得是坏蛋。而张陵正在通过家族持久的努力慢慢将其洗白。并且终于在若干年后达到天下钦敬的程度。

另一方面，则争端也不是没有。东川险要的地势也决定了其善守而不善攻。张鲁并不是一个雄心万丈的人。能够继承父祖的事业对他来说已经满足。但他唯一的死敌就是与他共享益州的刘氏父子。因为张鲁的母亲在向西川推行五斗米道时意外的被刘璋杀死，传闻中还带有某些隐晦的桃色。这当然是张鲁所不能容忍的。

刘璋是前任益州刺史刘焉的儿子，汉朝宗室。所以后来刘备自荆州入蜀刘璋与之兄弟相论。当王朝的末世，有识之士均已看出天下将有大变，为求避祸，纷纷远出。其中就包括汉朝宗室中颇有影响的刘虞、刘焉和刘表。而就朝廷而言，这些刘氏宗族倘若能真正掌握一州一郡，也能与中枢起到彼此呼应守望相助的作用。于是两相欢喜。诸刘之中，刘虞最有谨厚仁德之名，人望颇高。所以当董卓拥兵自重擅行废立时关东诸侯组成的讨董卓同盟曾经想过推刘虞为代皇帝以对抗董卓，但刘虞坚辞拒绝。不久以后刘虞便因领土的争端被正在崛起的公孙瓒杀死。刘表和刘焉则均有自己的一盘棋。刘表在迅速笼络荆州大族蒯氏和蔡氏之后开始着手自己的事业。一时称为天下之强。而刘焉则与益州本地豪强打的不可开交。在异志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黯然病死。接替老爹刺史之位的刘璋继续跟益州豪强钩心斗角——此举使一名年轻将领失去在蜀中发展的信心而后跳槽到荆州又跳到江东。这个年轻将领的名字叫甘宁。

基本平定眼前局势之后，刘璋就开始和张鲁交手。两人互有新仇旧恨，一交手就天雷勾动地火。面对张天师的神军绝大多数凡人都会感到一点压力，但刘璋显然并不吃这套，因为他离张鲁实在太近了。但真打起来才知道政教合一的队伍果然不好碰。从古至今，这种组织体系培养出来的战士都令人感觉到不寒而栗。某著名教派的格言说，为教主作战而流血，血色如玫瑰般嫣红。张鲁父祖在此地积威已达三世，而刘璋刚刚从焦头烂额的本地纠纷中挣扎出来，所以很吃了些亏。但张鲁也并没有反扑击溃之的实力。两人间的冷漠的僵持长达十年之久。

益州在天下十四州中地位特殊。一半是因为地大物博，一半是因为地势险要。凭借这两点，自古以来占据全部益州的政体都是朝廷头疼的来源。王朝的中叶曾经发生过剧烈动荡。王莽企图改制。然而他迂腐的令人吃惊的举措迅速激得天下群雄并起。数年之后乱局被荡平，只有统治中原的刘秀和占据益州的公孙述两雄并立。益州在天下的西方，属庚辛之位，金色尚白，所以公孙述自称白帝。谶纬爱好者刘秀试图劝说公孙述放弃未果，于是只好出动大兵，最终虽然勉强平定，但损失了军队的指挥官来歙将军。时为建安二十年，张鲁或许已敏锐的感觉到益州的土地将不再宁静，于是选择飘然而去。若干年后他的子孙将在江西龙虎山开辟张家新的基地，并且将绵延两千年的伟大家族持续下去。而在此之间，益州经历了数十年持续而惨烈的厮杀。荒草连天，白骨遍地。或许是对伐蜀不祥的再一次验证，晋王朝进攻蜀汉的两位指挥官邓艾和钟会后来均遭灭族！

在建安二十年最终选择投顺之前。张鲁曾经在他的东川接纳了一支疲惫的军队。这支军队自上至下满脸风尘之色。显然是经历了激烈战斗和长途的跋涉。张鲁温颜慰藉了他们，并且委任这支军队的指挥官马超为他的治头大祭酒。这是五斗米道里屈指可数的重要位置。马超是西凉的猛将，素有神威天将军之称，或许是在这时张鲁就对给马超以如此沉重打击的曹操怀有一丝惮意。

曹操并不是寻常人物。虽然其真实出身殊不可知，但他和他的幕僚群从起初就注意对他形象的营造。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对袁绍作战取得胜利，有人因而提出五十年前来自辽东的神秘预言，并且以预言中的真人暗许曹操。以示其战事上如此辉煌的胜利既非来自本人的英明决断也非谋士们的辛勤帷幄与将领们的英勇厮杀，而是天命。这就使他的胜利越加带有一种不可抗性。长期以来，神秘主义作为一种屡试不爽的武器被用以领袖的包装。马超或许向张鲁提及过当四年之前他与曹操在渭水列阵大战时。他手下的劲卒对那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充满好奇，以至于挤乱了队形争先恐后的想一睹其真容，并在发觉这位丞相其实貌不惊人既矮且胖后仍表示出相当的畏惧。至于其他的别有用心的利用谶纬而邀功或献媚者，曹操已经可以礼貌的劝其闭嘴。马超的祖上虽然也能追溯到本朝中叶一位威名赫赫的将领马援，但在神秘色彩上则显逊之。

因此当建安二十年曹操的旌徽终于指向张鲁时，张鲁并不想与这个人在战场上相搏。胜利固然有益，但不用说是极为困难。但倘若轻率的投降，则不但父祖营造的基业至此毁于一旦，自己身上包裹的神圣的外衣也将逐渐褪色。东川既有天狱之称。熟悉地理的本地土兵若不抵抗即俯首投降也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倘若于此时失去汉中，则再无乱世中独立生存的本钱，政教合一的理想国也将不复存在。于是张鲁在其弟张卫的竭力鼓恿下决定一试。战争持续了十个月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凭险据守。几乎成功，但终于功亏一篑。张卫请求张鲁焚毁此地的粮秣宝库与曹操坚壁清野打游击战。尽管常规战争不是敌手，但张氏毕竟在此地三世，即使偶一失败，在民众中仍然拥有相当的潜力。但张鲁则选择放弃抵抗。他封存了所有的粮秣不动。当终于踏进汉中的曹操得知所有仓库封存完好未遭破坏时，曹操决定主动向张鲁发出和平的讯号，于是战争结束。

我们不认为张鲁对粮秣仓库的保护是基于本朝臣子对国家财产的保护心理。因为张鲁并非寻常国家臣子。虽然表面上他也接受了汉朝的官职与封号，但那不过是鞭长莫及的王朝对既成事实的一种默认而已。宗教思想此时还未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进入历史舞台，五都的贵族和官员们尽管平时动议黄老之学或浮屠之道，但并不真正将其看做与儒家经典等而齐观的可对社会道德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对五斗米教的征伐在精神层次上并不会比清剿黄巾有更多负担。但作为道教大宗师之一的张鲁则比当时绝大多数人更清楚事情的本质。宗教领域里国家的概念并不重要。即使是人间的帝王，在天庭可能不过是趋走小臣。因此作为天庭高级神祗的直系后裔，张鲁没有必要向本朝的统治者们尽忠和负责。建安二十年以后，张天师的谱系仍然会排列下去，并且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变革。几乎每一次变革，前一代的皇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一千八百年的时间足以使这样一个古老世家对任何朝代的更迭产生漠然。尽管无论任何朝代张天师都会享受相应的绝不算低的政治待遇。但对于天师张家，则尽量客观而不莽撞的与本朝涉及太深。因为张家已经成为天下道门之宗，宗教史上空前绝后的世家，其现实地位已然确立。不可能再随朝代的变革而有大的浮动。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家将与孔家一样作为宗教和文化上的两尊图腾而始终屹立。

因此，张鲁觉得，目前最重要的并非保证此地政体的运行不倒，而是在维护宗教体系运转的同时保证家族血脉可以持续流传下去。只要张家子孙仍在，则张家在宗教界中的地位必将代代得到延续和巩固。他深知即使王朝灭亡，统治更迭，但宗教必将作为千万百姓的精神寄托而长久流传下去，这就是张家得以立身的根基。因此在战事上他选择放弃抵抗。他的有意的示好使对手曹操心有灵犀。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家和军事家的分歧即在于军事家从现实上击败对手，而宗教家从精神上击败对手。在这场不动刀兵的较量中，张鲁并未落败。千余年后，落魄才子蒲松龄撰写的《聊斋志异》中将存在不止一则叙述曹操在地府受到折磨或者托身为犬的故事，而彼时张鲁已作为张家的重要先驱进入神坛歆享香烟。

建安二十年，时为公元215年。在这一年的年末，汉中张鲁正式归顺曹操。曹操代表朝廷给予其的封赏也是前所罕见。虽然曹操东荡西除有廓清六合之功业。但他和张鲁都清楚在另一个领域谁才是真正的下风。此时即使从肉体上消灭张鲁也要遭受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阵营的指责与叱骂。何况汉中五斗米道既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则在正式战场上虽然未必可以建立功业，在庭除趋避间横刀游剑则不见得绝无还手能力。建安五年三名刺客的逆袭便使江东英杰孙策失去生命，曹操也不敢太过冒险。毕竟，实际上，是他胜利并取得了汉中。

而败者张鲁却取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