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螺旋—官办经济感染世界和全球化的破灭 -- 慕飞
我在大中华经济圈里，提到的就是这个。把东盟先连起来，人民币结算。
搞贸易保护主义,最后是自己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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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革命党的志向完全死亡，TG就泯然众人亦，转变为完全的利益集团，和其他统治阶级就毫无区别了，非中国人之福，毕竟绝大部分人是分不到利益集团的一杯羹的，两级分化一旦失控，两个人的笑话就不再是笑话了。
所谓公有制的公，可以这么写：皇。
封建是指牢牢树立在大部分人心底的意识形态。
搞研究，献花鼓励。不过别学老萨，他那挖坑挖得太臭了。
上面两段说了下国际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几年以内，中国和西方的脚步应该会按照这个逻辑进行下去。下面聊一下两个阵营的一些内在因素。
tg其实对发展模式的认识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具体的表现可以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先解释一下，tg在这篇文字里，一般是指中央的那批police maker们，党内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很多时候可能正相反。地区和中央的矛盾自古有之，也没什么可讳言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2003到2004年。当时众多的数据和实际情况都反应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短视的政绩冲动，在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所造成的副作用也同样巨大。简单来说当时有这么几个方面：
1．资源和环境。维持前一段时间高速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限制，难以为继。这个也是最主要的问题。
2．人口和就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或者说城镇化的问题。同时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3．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等。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贫富差距也在拉大。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等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
中国从来不缺人才。既然发现了问题，下一步就应该是解决问题。
03年换届，有一个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权势熏天”的超级部委挂牌成立。虽然这个部门有着若大的权力，但是不关心经济的人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这才是“低调”的真谛啊。其实对于发改委，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为什么用“发展和改革”这样的字眼。发改委的前身主要是计委，挂牌后的发改委的工作主要也是这个。所谓的“宏观调控”，其实就是计划，就是“鸟笼”。那么为什么要改名？又为什么要改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呢。发展，要如何发展？改革，要改革什么？
然后，应该是在2004年，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能不能这样猜测，科学发展观就是tg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提出的解决方案。
科学发展观在2008年再次高调提出，并且是以一付一号政治任务的姿态。这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它承载的是tg目前的一个政治理想。不处在具体操作层面，不面对具体问题的办公室官僚们，希望能以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从上到下的转变官员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从而改变国家的发展模式。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不同位置的官员们自身利益的不一致，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科学发展变成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在体系内，各个位置的官员们（必须）很会做这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tg的事情好像怎么做都能找到依据，即：一件事，干也有政策支持，不干也有政策支持；往快了做有文件，做慢了也有说法。事情做成这样，在国际上还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就这点留意一下，国际上对于一些时间对我们有利的事情，tg的办法就是着重强调对我们有利的政策，把事先做了再说。但是用在国内，往往让人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事后真要追究起来，纪检的总能找到理。事情拿到手的时候还很急，搞的所有人屁股后面都不干净。所以慢慢的，很多时候，就是上面说上面的，下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把名头换了罢了，反正口号是一直有的喊的。就好像丁丁在非洲里面，无论哪个上校上台，我们都喊万岁。。。
扯回来。本来tg是想用科学发展观把风气正一正的，不仅在经济上，包括政治上。“以人为本”本来也不是只打算白说说的，结果赶上了金融危机，用人之季，也只好先缓一下了。希望这一缓，别就此偃旗息鼓，因为，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实到实处，能否让广大的从上到下的官员们明白了解，了解原来模式的缺陷和科学发展的必要，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的“大中华经济圈”里，科学发展观就是活化酶，是润滑剂，直接影响着圈内经济的水准和活性。这个东西本身还是很有料的，建议对祖国经济感兴趣的同学都去看看。
下一回目，想聊聊外国专家和国内官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判断，不同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制度是有封建残余，等主导的却是全球领先的社会主义制度。
请您继续往下看。在系列4里面，我希望能够阐述下这个问题。
崇洋媚外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咳，或者说外国专家的意见一直是我们注意的。现在岁数大一点的官员大都不是专业科班出身，所以见到顶着各种头衔的国外专业人士总有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开开眼界提高提高自己，一方面有点怕怕不想露怯，说白了就是对自己不够自信，又不想被人瞧不起。直到目前，这种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地区（沪深）的一些领域的官员可能好一点：或者也是名校出身，手握实权，双重光环笼身；或者是长年在一线身经百战，早就成钢成精，荣辱不惊顾盼自若。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对外的不自信和对内的自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谓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这类事件，大都是这么来的。前面我说现在的中国是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是指存在在心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国内官办体系里从上到下的一种对上级无论对错一味逢迎，对下级无论对错一律无视的封建官僚作风。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提供让人才发挥的舞台的机制。
当然，既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杰出人物成功的展示了他们的才华，跟中华历史上无数让我辈后人景仰并依为榜样的前人一样。对于这些人，除了敬佩，还有一种嫉妒：能够发挥自己的辛苦所学，为自己，为组织、为国家都做出一份成绩，让自己生活的更好，自己的同胞生活的更好，自己的祖国更加富强，是多么的让人舒畅啊。
然后是本回目的正题，国外专家和国内官僚们不同视角。
前面说了，由于一点历史原因，国内的很多官僚对国外专家是又爱又恨。爱他们能给自己出主意提高自己的权威，狠他们的主意总是削弱自己的实惠。后来情况在慢慢变化，西方专家的意见渐渐和“上级”的意见同质化了，即：捡对我有利的实施，对我不利的回避。本来主张“要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一直就存在，后来这个提法更成为各地官僚们娴熟运用的理由之一。当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很多方面是确实存在的，特别是当各地各行业的技术官僚们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而老外们的意见又不是特别统一的时候，大家就自觉的找符合自己想法的观点，在加上“经过国内外专家论证”等字眼后，实施。
为什么说外国专家和国内官僚，而不是国外专家和国内专家？这是中国官办经济的性质决定的，国内实际的经济控制者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决策的制定主要是依靠负责部门领导个体的判断，然后是和其他相关部门官僚的利益交换和相互妥协。决策的制定，特别是地方决策和行业部门决策的制定，是不需要专家的意见的（除非有专家的意见和官僚的意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专家”都去研究一些无聊的问题去了：在哪怕是很专业的领域的政策制定中，专家的意见是可以没有的。决策权在直接负责的的官僚手里。而如上面所说，现在的这些大小官僚里，受过专业的，现代化的教育的人比例不高，一些基本的道德素质和专业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这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也不是集中起来学习一周科学发展观能改变的，这需要下一代人的努力（如果下一代没被感染同化的话）。
在科学发展观里的一些问题是国外专家一直在絮叨的，比如环境，比如卫生，比如人（民的）权(力)。国内的技术官僚听是听了，但是一开始并不重视这个问题。国内的官僚们想的很现实：先要有钱，有钱了才能谈其他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在发展的三要素里面，tg对资本的饥渴程度是最高的。现在看起来最后决定的办法，是先用垄断的方式达到原始资本的积累。但是这点是没法公开说的，只能在小范围的圈子里心照不宣。所以早几年说什么环境保护的，贫富差距的，行业垄断的，都只有舆论市场，没有实行市场的。
现在情况又有了些变化，在螺旋（三）里写了一些，这一届zf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资本积累了不少，环境也确实破坏的差不多了，贫富差距也够大了，再这么下去有点危险，再加上国际上压力也有，开始重视发展模式的问题了。但是怎么走，怎么做，还是要自己决定。国外专家参谋权可以有，决策权还是我的。
决策权还在前面说的这些官僚手里，不同的是这些人手里的权力更大了，钱也更多了。有的人在连长的位置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连长，但是让他去当军长，可能对他本人，对这个军，对整体都是一个悲哀。中国很多官僚不愿面对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自己能力和权力的不匹配。小孩舞大锤，开始能虎虎有风，然后呢？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的经济危机和我们的4万亿投资。4万亿算个P啊，一季度就放贷就超过4万亿了，前4个月超过5万亿了。往后的推演呢，国企和国有银行推演的过程肯定和我的不一样，但是结论没准差不多：国企没事，国有银行也没事。谁买单呢？有先例的。
最后说一下个人认为正确的态度。简单说就是自信不自大。能做到这点的tg官员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觉得“你们老百姓懂得什么”和“不愧是美国的专家，一下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这种自觉的把自己当作下级（和老百姓）的主人和上级（和外国专家）的仆人的封建官员。当然这又和我们官员的选拔制度有关系，不过这个不是本文的范围。自信不自大不是说说就能够做到的，要做到这点，即需要对专业的研究，也需要第一手的经验。对新的不了解的理论，要花功夫去了解，对平时所做的事情，要有总结和改进的想法。只有这样成长起来的官僚，才能真正的把握这个领域的本质要求，自然也就达到了自信不自大的境界。而这类官员的数量，对我们发展的轨迹可能起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作用。
下一回目，想说下金融和财政。
一个最简单符号归类打倒了一批人，抬起来一批人，哈哈。是很简单省事吸引眼球，几句话就能站到道德制高点上，但是就是永远看不到你想看的事情本身。
或者说你觉得太复杂，不想看只能用几个简单词来给你那个所谓的理论找点所谓的依据
情景1，是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即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这是最理想的。但结构调整会涉及许多难题，并不容易。同时，不能根据刚拿到手的短期数据，就认为这个问题能轻易得到解决。
情景2，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需要那么多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将更显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降低，就业下降，使中国进入GDP低增长阶段。我们应力争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情景2的一个变种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整。
情景3，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够，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两者之合力使过剩储蓄及其外流充分下降。在此过程中，可以设想城镇设施、住房和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对未来的消费和就业形成支撑。这也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要对城镇化的投融资方式和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多年来都在讨论的市政债券等议题。
情景4，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一部分产能，包括制成品出口产能。从南北关系来讲，这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未来消费的提升。这一情景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届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再是主要矛盾，而美国是否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持大额贸易逆差将成为一个重大考验。
情景5，美国总储蓄率的提高并不那么顺利和持续，包括健保改革或许会不顺利，公共消费仍居高不下；而中国的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对外贸易实现比较平衡，或者尚存的过剩储蓄不再流向美国，而是分流到其他国家。此时，美国可能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和产油国仍存在贸易不平衡和储蓄流动问题。
情景6，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当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格局还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总之，可能还有多种多样的情景，我们不一定都能穷尽，最后也可能出现某些情景的混合。我个人认为要看到难度，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我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同时我们也强调，这种增长应是绿色的增长。另外，从人口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也将是全球总需求的重要来源。
五、倾向性的个人认识
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需要重视、同时也是有难度的议题，但在解决金融危机时，千万不能忽视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以及改进监管的作用，防止聚焦跑偏。
二是要分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特征，它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各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互作用关系。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轻易实现结构调整。
三是沿着上述情景分析，应力求情景1，避免情景2和6，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情景3、4、5。为此，还需要沿着可选的方向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并推动改革，以实现相应的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多年来创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已涉及到这些改革和调整的方方面面，包括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内需、环境友好、城镇化、发展服务业、投资贸易便利化等等。危机以来，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为减缓危机的负面冲击、维系可持续发展做了大量的努力。尽管在具体规律和路径上还需不断探索、试验和认识，我深信，世界各国共同探索，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途径并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樊纲是少数几个能说上话的明白人。
资本为安全寻求权利庇佑
权利为利益寻求资本谋财
不管披上什么样的羊皮 狼还是狼
官办经济的主事者，对于所控制的资产是没有所有权的。
所有权就变成了分配权。
其实质是一样的
有分配权的，第一是国资委。
中国的官僚阶层，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代理人阶层一样，对于经济资源是有支配权无所有权。这并不能阻止他们自肥，问题在于，这种自肥和把财产纳入囊中，在数量上的差异太大，法律上的性质也不同。
具体事例可以参考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和解体后的新贵的区别——苏联时代的特权阶层，其实际收入水平，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水准，都比新贵要差老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