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喧嚣的90年代 -- 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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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原创】喧嚣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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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新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在09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府不应该出手拯救银行。他说：动用国库资金，把银行烂帐国有化的做法，无异于现金换垃圾（“cash for trash”），垃圾买家是政府，但最后还是纳税人，为什么要用大家的钱给金融精英们的错误买单呢。

斯蒂格利茨的批评，锋锐直指奥巴马最近推出的“坏账银行计划”，这个计划来自奥巴马的经济团队，成立国有坏账银行（所谓的”bad bank”），用这个坏账银行去收买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让各大银行重获新生，轻装上阵，去引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恢复。

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因其天文数字的财政开支，以及社会资源向金融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的明显倾斜，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饱受争议。昨日，看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件事，大唱奥巴马的反调。但是，不可否认，很多人相信治乱世需要这样的一剂猛药。所以英国政府现今也要学奥巴马了。

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美国或者英国政府如果一定要干点什么，倒不如把投入金融业的这笔巨资投给社保系统，因为这是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策略：1，社保利益可以由绝大多数国民（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分享，而不是被某些利益集团独吞；2，社保改善可以让国民无后顾之忧，有助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扩大消费需求。

不管是银行派，还是社保派，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们的逻辑都有很好的自洽性。到底哪贴药方更管用，更适合当前的美国，我想，现在很难给出完全肯定的结果 – 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时滞，改变经济体的运行轨迹更涉及多个政策之配合。单拿出一个坏账银行方案，灵不灵，要时间说了算。

以上都是题外话。我想到写这篇小文章，倒不是为着讨论奥巴马经济政策管不管用的问题，而是想借此，介绍一下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所谓美国左翼经济学家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也很有听一听的价值。

斯蒂格利茨写过很多经济学著作。他的书，有本事将复杂的问题拆解得极通透，文字偏又狠辣锋利，以至有恃才傲物之感。虽然斯蒂格利茨一向特立独行，也放出过不少狠话，但是，凭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履历，恃才傲物，也变得理所应当了。

我推荐的这本斯蒂格利茨的书，叫做《The Roaring 90s》，国内有译本，我没有见过，似乎是叫作《喧嚣的90年代》。

此书2002年出版，跟经济学教材那种动辄上千页的砖头比起来，此书只是一部小作品。虽然小巧，但内容丰富。斯蒂格利茨的经济政策理念，在这册书中，可以清晰看见。

本书回顾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经历的大起大落，从中应当汲取的教训，在今日美国经济危机之下，更有特别有益的意义。

在克林顿主政的90年代，当时名声大噪的斯蒂格利茨离开学界，前往华盛顿，担任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个人生路线，在中国被称作“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旧时知识分子的那份内心激动，居然，我在斯蒂格利茨身上也见得到。在书的序言，他不无感慨的回忆道（大意）：十年前，我离开在斯坦福平静的教书生活，来到华盛顿。在这里，我不愿意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作壁上观，而是希望帮助这一届政府去改变世界。(他的原话是，"I wanted to be more than a fly on the wall.")

这样的兼济天下的抱负，早在他读大学时就产生了。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工业小城，很多人口是蓝领工人，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斯蒂格利茨很早注意到社会公平的意义。谈到抱负，斯蒂格利茨说（大意）：我想要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贫穷、失业和歧视。我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一些事情。

斯蒂格利茨虽有大抱负，又有克林顿的知遇，但是在华盛顿那样的名利场、是非乡，他的施展空间并不大。国会是共和党的，美联储是格林斯潘的，财政部是鲁宾的 – 总之，想要改变世界是很难的。斯蒂格利茨虽给克林顿献出种种经济政策，终究是一介书生，国家机器的枢纽，他哪儿按得动。

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者，这段从政经历，给了他难得的机会，观察到美国官商两界的最高层运作。这本书中，颇有些华府轶事，以及月旦人物。比如1996年12月，作者在一次华盛顿的会议上，听到格林斯潘的一次演讲。那一天，格林斯潘以他特有的含糊不清的讲话风格评论日本的房地产暴跌现象，创造出了一个经典词汇“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会后，斯蒂格利茨找到格林斯潘，他知道，格林斯潘必定是在隔山打牛，言指日本，意在美国的市场泡沫。

奇怪的是，格林斯潘在96年用非理性繁荣这样的词语暗示了市场泡沫（那时S&P指数只有700点），但是美联储一直未有加息或者提高margin的作为，放任市场自由，一直到2000年S&P涨到1500点，诞生了一个更大的泡沫。泡沫越大，破裂的成本越高。格林斯潘的“无为而治”，并不能让他成为所谓的圣徒。

格林斯潘身上，反映出9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在华盛顿的盛行。美联储，以及其他的监管机构，相信自由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那只“无形的手”是分配资源和创造增长的最优方法。这种理念的历史溯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种理念的现实背景，是90年代初冷战结束而造成经济学界主流鼓吹“自由市场制度的胜利”。

斯蒂格利茨以他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获得诺奖），极力反对自由市场学说。他说，因为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一个不受约束的所谓自由市场，绝非一个有效的经济引擎。90年代，因为政府过度的放松管制，而造成的种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现象，验证了斯蒂格利茨的观念。

在《The Roaring 90s》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写到，正因为对无形之手的迷信，我们看到了美国市场的失控，放松监管导致了利益集团的冒险、会计欺诈、当泡沫破裂必定有安然这样的丑闻付出水面。斯蒂格利茨不无讥讽的说，当华尔街投行的分析员们为着个人利益而向资本市场提供虚假信息之时，他们甚至可以不必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说的，you advance the common good by making money for yourself!

资本主义周期性、信息的不完全、以及非自愿失业的大量存在，这些让斯蒂格利茨相信，政府需要干预私营经济和加强监管。在自由市场派的“小政府”和社会主义的“大政府”之间，是斯蒂格利茨的“第三种道路”，这条经济路线其实就是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

而斯蒂格利茨对于社会公平的怒吼，则是最令我尊敬他的地方，这代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在他的书中，在他的很多评论和演讲中，斯蒂格利茨无数次抨击美国经济政策背后所隐伏的社会不公。

一个典型例子是布什上台之后的减税，先是资本利得税，然后是遗产税，受益的都是美国人口不到5%的富人。穷人既没有股票，更没有遗产。减税的代价，是布什一年之内就耗光了克林顿政府积累的全部财政盈余。

布什减税的内在逻辑，是所谓“利益均沾“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意指通过向富裕阶层倾斜的政策可以恢复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大部分人群分享经济红利。--- 结果呢，减税并没有给布什带来预期的经济恢复的局面，而少数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巧取豪夺却是现成的事实。

如今斯蒂格利茨拿奥巴马的坏账银行说事，也还是这个道理。这老头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利益均沾！

中国发展到今天，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城市繁荣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已经到了考验我们的社会能否做到利益均沾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斯蒂格利茨对社会公平的呼喊，何异于一声声的警世钟。

1997年，斯蒂格利茨离开白宫，到世界银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The Roaring 90s》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便与他这段经历有关。世行有众多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如果你要观察全球化和新兴市场，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平台。

在世行的三年间，斯蒂格利茨不改其狂人本色。这次他的矛头直指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IMF的后台老板—美国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发展中国家抛出的很多市场原则，斯蒂格利茨干脆直斥其为伪善，因为那些政策，其实发达国家自己是不去做的。因为词锋太盛，得罪了IMF，斯蒂格利茨终于在2000年离开世行。--- 离开华盛顿，未始不件好事，对一个正直学者而言。

斯蒂格利茨注意到，IMF和美国财政部所鼓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那些发展中国家按照美国模式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监管自由化，是一种基于market fundamentalism的错误的理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危机已经显示，IMF推销的美国经验并不管用。学习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穷国，不仅失去了增长资本，即便当增长出现时，经济利益也被权势阶层取走了。

于是，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写到：阿根廷是最听话的IMF的小学生（他用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词是“poster child”），结果恰恰是市场失灵，损失最惨的一个。而中国是最不服IMF管的，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最成功的一个新兴大国。

附：斯大爷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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