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香港的故事(3) 保守主义江畔的灯塔 -- 风雨声

在谈及港府如何回应这场半个世纪未曾见过的危机之前，有必要回顾港府的基本经济理念。

近百年来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围绕着平等和自由两大理念分成了左右阵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半个世纪的较量已经悲壮地落幕，而这场理念之争在各个社会内部仍然在以相对文明的方式在继续进行。这场争论不乏智慧、机敏、情绪甚至仇恨。

左方的人对右方的人说：你们要的不过是富人的自由。

右方的人对左方的人说：你们要的不过是奴隶的平等。

很少人比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市场经济中的“罪恶”批判得更加体无完肤。很少人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把政府权力扩张带来的“人祸”谈得更加悲悯痛彻。

考虑到这场辩论的全球范围是西方语境，有必要对一些被滥用的术语进行定义。为免于英语翻译混乱而造成的歧义，我把左派的liberal / progressive 称为进步主义者，把右派的conservative称为保守主义者。这两者的基本分野是，进步主义者主张通过政府积极干预；规范各种行业；增加税收转移支付来实现平等和自由，其现代的精神领袖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

保守主义认为政府在人类可知的历史中是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扩大政府干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异于引狼入室。基本主张是放松管制；还市场自由；税收越低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它的思想来源远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的精神领袖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刚刚过世的里根。

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因为它的经济决策人对自由经济政策和保守主义理念坚定的支持，香港成为了保守主义的一只小白鼠，自由经济的实验场。

近半个世纪以来，港府奉行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对市场近乎零干预的政策；

--低税收政策，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15%，最高公司赢利税为16%；

--对外国资本的流动和投资没有任何限制；

--外国公司利润自由回流；

--市场来设置工资和价格；

--没有对外贸的本地内容的限制；

--严格限制政府开支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预算历来赢余没有赤字；

--维护分权与治衡的体制，保障透明公开的法治，激励竞争；

这一政策为香港赢得了一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的称号。半个世纪的保守主义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个弹丸之地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虽然有不少巨富阶层的存在，却并没有产生自由经济体制下通常产生的大面积的贫困。人均收入为24000美元左右，GDP增长保持在5%，失业率长期低于3%。这些是西方任何一个财长和央行行长梦寐以求而不可企及的高度。

这个昔日荒岛成了亚洲最耀眼的明珠，一只小白鼠长成了一只蛟龙，一个空白的实验场上建起了保守主义理念的一座灯塔。如果这是一个欧美的城市，它已成了保守主义者的麦加。

1997-1998年的香港面对着金融危机最严峻的考验。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为香港捏了一把汗，出于对市场逻辑和香港基本面的信心，期望香港用审慎的保守主义原则处理这一危机。

就在东南亚金融市场已经尸横遍野，香港风雨飘摇的时候。朱容基出任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香港讲了一句话：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这话在西方社会里是不太敢讲的，有点没头没脑，纳税人的钱凭什么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话在东南亚的小国里，威权的领袖诸如马哈蒂尔倒是喜欢随便讲，可是讲完了没有作用。

而这却是一场在华山顶上的论剑。

只可惜高手过招的时候普通观众大多听不出所以然，听明白了的是电视机前面的索罗斯和他的伙伴们，有谣传说索当时茶喝到一半的时候杯子掉在地上，他感觉到朱的话里寒光闪闪的杀气，但是马上镇静地说了一句：他那些钱能做什么？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大约一千四百亿美元，如果要是香港股票和货币市场象泰国一样全民大逃亡，这点钱也是够在市场上支撑两三周用，所以这个谣传编的也不是全离谱。

香港的报纸传统对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有诸多非正面的看法，但是朱却是在香港口碑最好的政治人物，有着无人可比的影响和魅力。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港人说：1998年听到朱的那句话，他周围的人眼睛中都闪着泪光。因为香港人对他的信任，朱在此时此地是东亚金融市场上唯一一个还有credibility的人。此时的香港，真是象一个在梦魇中哭泣的孩子，终于感觉到母亲怀抱的温暖，慢慢地开始平静下来。

然而从1997年8月7日的１６６７３点，到１９９８年的８月１３日，此时的恒生指数已经是６６６０点。单凭朱的不时喊话还不够，曾荫权和任志刚同学终于决定要配合朱的喊话，逞着月黑风高的时候他们悄悄摸进了股市，就象几个月前索罗斯们悄悄摸进汇市一样。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大规模收购股票。

应该说很少人想到，肯定是出乎了索罗斯的想象，这个奉行零干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港府，在面对是守汇市还是股市的艰难决定的时候，携带98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400亿朱老板承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后盾），决定同时进入两个市场进行大规模的保卫战。

战斗过程基本是惨烈的，可比做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这是一场智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民间意志和精神的较量。1998年8月14日港府入市，半个月之内港府与国际炒家较量了十个回合。8月27日一天投入200亿港元，承接炒家抛出的期货，把恒生指数推上88点到7923点。8月28日港府一天动用了280亿港元托市，交易量达到创记录的790亿港元，几乎是前一天229亿港元交易量的3倍，同时也是一年前1997年8月29日所创下的460亿港元最高记录，但是在炒家和从众心理的夹攻下，恒生指数退守93.23点，闭市为7829.74点。这场拉据战中，才两个星期，港府入市干预就投入股票现货与期货市场的资金至少达970亿港元（约合125亿美元），相当于香港外汇储备的13%。

剩下的故事只是坊间的传说了，港府大规模入市，据说一度持有整个股市的10%以上的股份，最重大的因素是香港市民的神经和心理也从崩溃的边缘渐渐回到平和。与此同时，曾荫权和任志刚同学发现了一系列的对冲基金的在汇市和股市上的double play并摸出了他们的痕迹，考虑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交易量的浩如烟海，至于怎么发现的，至今还是个奇迹。索罗斯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港府守汇市，则利率狂升，他们可以在狂跌的股市用SHORT SELL的恒生指数合同挣钱。如果港府弃守汇市而保股市，港币狂跌，他们SHORT SELL的远期港币合同则可以稳稳当当地挣钱。因为发现了索罗斯们的SHORT SELL合同的到期时间，在索罗斯同规定的时间，指数没有降到他规定的点上，坊间传说索罗斯和伙伴们损失了约十亿美金在香港市场上。因为对冲基金没有向公众公布财务的义务，除了索罗斯等亲自的参与者,无人能确认。我一直希望能看索本人写出自传，他是二十世纪金融舞台上的一个重大的角色，看他怎么看待这场风暴一定是个独特的角度。

这场万圣节才放的惊险电影终于渐渐落幕，东亚开始在残墙断壁中重新修复。

这场香港保卫战多年以后要是拍成金融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歌可泣之处之多，一定让人赞叹。这个世界历次金融危机中导致政府破产例子比比皆是，大者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韩国等，近的如马来西亚等等则除了拒绝还债宣告破产以外，还冻结了私人帐户。而香港却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反观历次金融危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从理念的角度，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却痛心疾首，香港大规模干预方式背离了保守主义的重大原则，在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港府基本上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政府炒股炒成了最大的股东。在几个月之内比英国工党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十多年间国有化的程度还大。如果股票长期低迷，下一步就变成新加坡，再走下去很快变成了中国大陆的全民所有制。“一国两制”也用不着吵了，几个月之后就成了“一国一制”……这江畔的灯塔，怎么能够如此慢慢地熄灭？

后来的故事世人皆知，股市恢复元气，1999年恒生回到10000点以上，港府的从股市上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金。

港府所做是否是最佳选择，至今在经济学界分歧很大,尚未能有结论。而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争论，似乎人类还没有看到可以超越的智慧。

但是从量子基金们进场，到港府的全面退出，作为一个金融案例，却有前无古人的精彩。

• 一点参考资料

其实争论的关键在于经济系统和子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系统。如果是负反馈的话，系统自动恢复平衡，人为的外加干涉只会带来灾难。反过来的话，政府的干预或许可以减少震荡。

现在的经济愈来愈复杂，政府的经济管理条例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心态使这个系统愈来愈复杂。所以把它量化的难度剧增。听之任之的办法是不负责任的管理。过激的市场调控也会适得其反。

回到香港金融风暴，很明显这里的变量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系统，干预是必需的。关键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干预，在哪里干预。汇率要不要调，调多少。股市要不要托，托在哪里，托多久，需要多少资金。港府的入市干预是对的，但光靠港府的储备能顶多久，就很值得怀疑。索罗斯等对这种必然肯定有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在欧洲就干过，而且大赢。他们的漏算可能在没有估计到中国会硬顶，更大的，或致命的漏算是中国股市不对外开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依样画葫芦把中国的储备减少并沽空。否则的话，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依我看，这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险胜，不是胜在自己有必杀无解的正解，而是靠对手的漏算。等中国入世，股市对外开放完成，那时的风险会更大拉。

打字好慢，不多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