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 虚放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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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6～1945)，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12月7日生。父郁士贤曾为塾师兼中医,后在富阳县衙当小职员。郁达夫3岁丧父，家道衰贫。7岁开始在家乡受启蒙教育，继到嘉兴、杭州等地求学。1913年即随长兄郁华赴日本学习，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郁达夫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小说、戏曲，对中国古典诗文和小说戏曲有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广泛涉猎了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从而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他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同时创作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3年又完成第2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震惊了国内文坛。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的编辑工作，并先后在安庆政法学校、北京大学任教。1925年又到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课。1926年3月，同郭沫若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同年12月回上海编辑《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并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事务。这时郁达夫的思想比较激进。1927年 1月，他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广州政府的窳败。3月,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并敏锐地感到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卖革命的危机，指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英雄主义"。由于《广州事情》一文的发表，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不同意见，复因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所产生的纠纷，郁达夫于1927年 8月脱离创造社。同年秋，参加革命政论性刊物《民众》的编辑工作。1928年 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主编《大众文艺》，并与钱杏□一起为中国革命济难会编辑文艺性半月刊《白华》。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初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威慑下,同年4月他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着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1936年 2月，就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又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1936年冬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学，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侵华之非计；并专程探望亡命日本已近10年的郭沫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奔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末，由于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及家庭发生变故,客居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并任《华侨周报》主编，在海外坚持进行抗战宣传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华侨文化界的抗日工作。日军逼近新加坡后，撤退到荷属小岛石叻班让，后又辗转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在该地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下来。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军胁迫，到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当翻译约达7、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后,在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
郁达夫一生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沉沦》、《茫茫夜》、《茑萝行》以及《采石矶》等小说问世后，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些创作虽然充满感伤情调和变态性心理的描写，当时被认为有"颓废派"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色彩，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他在思想上、创作上受到卢梭、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作家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影响，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表现自我的真挚感情。在倾诉对旧社会的反抗情绪以及反映青春期的苦闷心理方面，充满大胆的自我暴露手法和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在小说创作上成为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为一些后起的作家所仿效,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在20年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艺术流派。1923到1927年间,他还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和《微雪的早晨》等自己认为"多少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小说。但在参加进步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仍然在1927年写了《过去》、《迷羊》等刻画病态心理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32年发表了《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她》），小说反映了从"五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31年日军在上海发动淞沪战争期间，在社会大变动中的三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遭遇，并控诉了日军侵华的罪行；同年末又发表了在思想上艺术上最具有他晚期创作特色的小说《迟桂花》。以后，除在1935年发表最后一篇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出奔》外，他主要以写作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为主,如《钓台的春昼》、《移家琐记》及《寂寞的春潮》等，以闲适的笔调寄托自己感时忧国的心情。和小说一样，他的散文表现出直抒胸臆的率真，行文跌宕多姿,宛如行云流水,很有艺术魅力。晚年则主要写旧体诗抒发爱国的情感，其中《毁家诗纪》、《离乱杂诗》曾被海内外文坛传诵。在新文学作家中，他是以擅长写作旧体诗著称的。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论郁达夫》、《再谈郁达夫》）。
郁达夫才华洋溢,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虽身为"五四"新文学健将，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上接受了不少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本人又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深深沾染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因此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全部著作反映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富有才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艰苦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1928年起，郁达夫曾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全集》包括《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线集》，加上《忏余集》共 8卷。还有《日记九种》、《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达夫自选集》、《达夫所译短篇集》、《徒然草》（所译日本兼好法师的随笔集之片断）、《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及《闲书》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长兄郁华(在日军占领上海时期为日伪杀害)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1981年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他在国内外大部分尚未公开发表过的《郁达夫诗词抄》。198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研究资料》2卷。在日本,则出版了有关郁达夫的资料性专著《郁达夫集》（上、下）等。
我一直以为这句来自一首古诗。
“生怕情多累美人”，嘉木小识，觉此句气格太小，难配“曾因酒醉鞭名马”，全诗嘉木以为该句为败笔，尤其“生怕”二字，反不如不怕见不羁，才子多情，美人既累，何怕哉？何悔哉？
（个人之见，虚放兄勿怪呵
）
这句“生怕情多累美人”，意思是用情如此多而专一自然让女方很难。
相反你所提倡的“才子多情，美人既累，何怕哉？何悔哉”。才子一旦多情，恐怕届时不唯独一个美人悔。应该改为“曾因酒醉鞭名马，唯恐多情负美人”。
其实郁达夫的私生活用"糜烂"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而他在自叙性质的文章中也不讳言这些东西。
鞭名马何必酒醉？武则天岂不就想做这事？误美人无情何妨？历来成功业的又有几个不误美人？
郁达夫的私生活其实相当糜烂。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又有什么怕误美人呢？如果是实写，他早误了无数美人了。这里作者无非借此表示自己的推辞之意罢了。
这首诗的题目是《题钓台壁》。钓台：相传为汉严子陵垂钓之地，在桐庐（今属浙江）县东南。西汉末年，严子陵与刘秀是朋友，刘秀称帝（汉光武帝）后请严做官，被严子陵拒绝，隐居在浙江富春江。其垂钓之所后人称为钓台，亦名严滩。
诗的原题解为“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
一首旧友重逢写的诗，和严子陵有什么关系？这里就如楼主所说，是借此表示自己不愿做官之意。
当然，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来谈这两句诗当然就有不同理解了。现在引用这首诗往往只有上半，往往用在言情小说里，意思自然完全不同了。
比较搞笑的是，两个朋友失恋醉酒后，都和我念叨过这两句诗，都是浪子......他们大概从没想过美人有别的意思。
“曾因酒醉鞭名马、常为情深累美人”
每次一群人酒酣耳热之后吟诵起来，颇觉得有一种书生意气、少年风流的感觉油然而生。。。
——不过这个改法似乎和郁达夫君当年的思路、感觉完全不搭界啦。
负都负了，还说什么生怕呢，所以我觉得这句少了真正地走马章台之气，反有欲推还就之意。真要借严子陵之典并用美人之意表推辞，可用的词句也多得很吧（困惑地问大家，真没觉得该句气格太小么？.......
），更何况严子陵实在不是个好典，不是也有人笑他反穿皮袄么？
因为觉得你要不就别累，要不就说自己累了美人，别明明累了美人还装不忍心状，太假。
即使美人指当时的政府也是一样的，要不出仕，要不不仕，有什么好又想累又怕累的？
（不过郁达夫那样的性格，才有他这样曲折哀婉的心思，我不该以我的眼光来要求他的，呵呵，乱放厥词了）
“生怕”二字确有考究之处，但若用“不怕”难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嫌疑。“生怕”二字似乎更能体现其才子多情。
呵呵
无论如何，嘉木兄的观点，可以说是另一个亮点。省下的留给“大家”研究吧！ 花了。